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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化中尋找中國交響樂的無限可能

【熱點觀察】

作者:張珊珊(臨沂大學音樂學院講師)劉香(臨沂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4月8日,散發着濃濃中國風的“國風雅韻”交響音樂會,為國家大劇院首屆“國樂之春”藝術節拉開序幕。這個春天,這樣的交響樂演出真不少。鄭州、拉薩、上海、成都、杭州等很多城市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線上或線下)的交響樂演出。

提起交響樂,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上”,認為自己很難走近它。交響樂的确是一門高雅藝術,但随着大陸藝術事業的發展和全民藝術普及的開展,這門高雅藝術也逐漸走出殿堂,來到尋常百姓身邊。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至少有七八十支交響樂團。交響樂團不僅成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标配,也開始出現在一些縣城,甚至重慶市南岸區迎龍鎮北鬥村這樣的村子都組建了農民管樂隊。

近些年,不少樂團已形成比較完備的音樂季制度,交響樂的觀衆群體在穩步擴大。同時,交響樂的觀衆也日趨年輕化。比如,在國家大劇院43萬名會員中,交響樂愛好者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國家大劇院觀賞交響樂的觀衆中,45歲以下的觀衆占比達69%,其中26至35歲這一年齡段觀衆購票最多。随着交響樂在國内的快速發展,“交響樂民族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在民族化中尋找中國交響樂的無限可能

4月8日,中央民族樂團以一場特别策劃的“國風雅韻”交響音樂會,為國家大劇院首屆“國樂之春”藝術節拉開序幕。光明圖檔

照搬外國交響樂技法行不通

人類的交響樂發展史至今将近300年,而交響樂進入中國才100年左右。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由于樂團偏少、欣賞難度高、作品多是外國題材等原因,交響樂在大陸始終屬于相對小衆的音樂類别,無法獲得廣泛普及和突破性發展。

交響樂要在國内獲得長足發展,必須在本土化、民族化上下功夫,正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所指出的,“照搬外國的交響樂技法是行不通的,我們的音樂語言應該民族化”。

其實,自從傳入中國那天起,交響樂就開始了本土化、民族化探索。蕭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黃自的《懷舊》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不過,從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前,大陸作曲家自主創作的交響樂作品,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藝術層面都不太成熟,整體帶有鮮明的歐式色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大陸民族交響樂快速發展的一個時期,湧現出李煥之、王雲階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以及《梁祝》《春節組曲》等優秀作品。其中,《梁祝》可謂是民族交響樂的裡程碑式作品,它将中國戲曲藝術完美和諧地融入西洋音樂形式,二者相輔相成,獲得了驚豔的藝術效果。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大陸交響樂大步踏上民族性與國際性相融合的新旅程。通過将現代作曲技法與中國民族精神、音樂文化、審美風格相結合,民族音樂人創作出《納西一奇》《太行山印象》等優秀作品,為交響樂民族化開拓出新的空間。

近年來,以中央民族樂團為代表的音樂團體,大膽創新,不斷突破,不僅打破了國樂總以獨奏這種單一形式點綴交響音樂會的傳統,還持續為交響樂注入中國元素,創作出《印象國樂》《又見國樂》《紅妝國樂》等經典作品,讓國樂與交響共奏出和美之音。

結合今古 融彙中西

坦率而言,過去百年,中國交響樂人雖然在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上一直在探索,但更多時候還是在做“描紅”工作。學習借鑒外國的演奏技法、創作經驗是必要的,問題是學完之後如何化為己用,如何實作本土化、民族化。

從交響樂在中國的百年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優秀的民族交響樂作品,大都勇敢吸收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藝術精華,能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機融入交響樂的演奏技法中。是以,推動交響樂的本土化、民族化,總的原則應該是,創作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要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善于借力民族音樂語言,同時還要觀照中國觀衆的審美口味。在技術層面,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在選題上可以從中國曆史和傳統文化中取材。無論是《梁祝》,還是《新霓裳羽衣舞》,抑或是《霸王卸甲》,都取材于中國傳統故事,僅從名字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在文化和情感上能大大拉近交響樂與本土觀衆的距離。

第二,在結構上可以學習借鑒大陸傳統古譜。古譜的價值之于音樂,猶如古籍的價值之于曆史。它把轉瞬即逝的古調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刻寫下來,使後人可以部分地恢複原曲。民族交響樂創作,有時候完全可以“舊調重彈”。不過,古譜上的音樂與現代交響樂畢竟不同,是以創作民族交響樂時,如果借鑒使用古譜,要取其精華,舍其不足。

第三,作曲時可以适當融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音調、音色、旋律。比如,朱踐耳創作《第二交響曲》《第十交響曲》等作品時,在交響樂隊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古筝、古琴、銅鑼、唢呐等中國傳統樂器,還巧妙使用了平劇、昆曲這些極富中國文化意蘊的音樂資源。朱踐耳等人的創作經驗告訴我們,隻有深入吸收中國傳統和民間音樂的養料,才能實作中西方音樂文化的深度融合。

上述這些雖然是技術層面的操作,但要做到絕非易事。作曲家隻有熟練掌握西方交響樂的技法,又深刻領悟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藝術内涵,才能真正做到結合今古、融彙中西,才能真正實作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除了好聽還要提升文化内涵與精神氣質

“天籁之音”不僅要好聽,還要有文化内涵。推動交響樂的民族化,不僅要在作品的内容、形式、旋律上下功夫,還要努力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與精神氣質。

近年來,很多本土音樂人創作了不少講述中國故事的交響樂作品,認為自己的作品已經完成了民族化、本土化。其實,這些人對交響樂民族化的認識并不全面。正如著名作曲家關峽在接受媒體采訪中所言:“我們經常聽到的有些作品隻是采用了民間音樂主題,随意簡單地加以重複或變奏。它們隻是單純地運用民間音樂素材,用民族樂器演奏,與民族化相去甚遠。”

交響樂民族化包含很多内容,除了曲子的旋律要有民族特色,更重要的是通過作曲家創作上的深化,讓作品從内到外散發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為此,除了掌握先進的創作技法和豐富的民族民間音樂元素,創作者還要在多彩而複雜的生活中磨煉一番,因為作品的精神氣質如劍锷刀鋒,不是簡單增加一些材料就能獲得,而須經過火與水的反複淬煉。

最近這些年,很多樂團加大了下生活的力度。比如,中國交響樂團在雲南、福建、重慶、内蒙古等地建立了多個采風及創作實踐基地,經常組織作曲家赴各地采風,創作了《哈尼印象》《彜鄉情幻想曲》《哈尼紀念冊》《哀牢山狂想》《“雲之南”第二組曲》等一批頗有地方風情與民族特色的交響詩篇。浙江交響樂團紮根吳越大地,創作了大量以浙江當地風土人情為題材的交響樂作品,如《山海經》《唐詩之路》《社戲》等。這些創作實踐,發出了中國聲音,講述了中國故事,是交響樂民族化、本土化的生動寫照。不過,一些作曲家仍然有些浮躁,為了快速生産出民族交響樂作品,采風走馬觀花,創作流于形式,作品缺乏對國家民族曆史、文化的深切觀照。是以,特别優秀的民族交響樂作品目前還是比較匮乏。

總之,廣大藝術家要背靠中國文化與經驗,大膽吸收外來觀念與技法,摒棄無病呻吟和故弄玄虛,在作品中融入自己對時代、民族、命運和人性的思考,隻有這樣,交響樂才能走上“中國創造”之路。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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