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上海一處弄堂裡，韓慧英一邊哄着兒子睡覺，一邊和丈夫低聲聊天。
丈夫陳為人之前被抓進牢裡，受了重刑，好不容易得救，身上的傷還沒痊愈。
天氣寒冷，孩子在母親的懷抱裡漸漸睡去。
就在這個寂靜的夜裡，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
韓慧英和陳為人猛地一驚，自從陳為人出獄後，這裡隻來過兩個人，一個是來看病的醫生，一個是房東。
如果是房東來收房租的話，人還沒上樓，聲音就已經上樓了。也不可能是醫生，因為夫婦倆并沒有叫醫生來。
韓慧英和陳為人對視一眼，心中已經有了猜測，她輕輕打開門，一個瘦削、留着一臉大胡子的男子帶着一身寒氣走進來，陳為人夫婦吃了一驚：“胡公！”
1
“胡公”就是周恩來同志。
他深夜突然來訪，為的隻有一件事：将守護黨中央“一号機密”的任務交給陳為人。
所謂“一号機密”，其實就是中央文庫。
随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央和各級黨組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頻繁，各機關積累的檔案自然也越來越多。
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産黨員，黨組織的許多據點被毀壞。
為了避免機密檔案落入敵人手裡，1930年，黨中央下達訓示，讓各機關把暫時用不着的重要檔案上交到檔案保管處，由中央進行統一保管。
這就是被視為“一号機密”的中央文庫。
第一個負責保管中央文庫的人是張唯一。
張唯一老成持重，是位久經考驗的黨員，也是周恩來同志親自挑選的保管人。
張唯一和兩位可靠的同志一起，一邊接收各地黨組織送來的檔案，一邊整理，截止到1930年底，已經整理出來了20多箱。
這20多個箱子中，儲存着從中國共産黨建黨之日起的所有重要資料，包括會議記錄、黨中央給各地的訓示、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報告、共産國際的訓示、紅軍軍事檔案，還有瞿秋白、澎湃、羅亦農等革命先烈的遺墨和照片等，比黃金還珍貴。
1931年，顧順章叛變革命後，向國民黨供出了上海黨中央的辦公地點和上司人位址，很多同志是以被逮捕。
好在張唯一在黨内職務不高，又極少與外人聯系，是以并沒有暴露。
接到周恩來同志的緊急通知後，張唯一迅速雇了兩輛黃包車，和交通員一起，先将重要檔案運到自己家中，他的家位于法租界的一棟獨立小樓裡，此時也成了中央文庫的避險之地。
當時的情況極其嚴峻，在前往法租界的途中，張唯一受到外國巡警和國民黨特務的數次盤問，但是都被他機智地一一化解了。
經過兩批次的轉運，中央文庫這才轉危為安。
這年年底，張唯一被安排去上海執行局秘書處，他的新工作需要和外界頻繁聯系，是以不适宜再繼續保管中央文庫。
于是，周恩來在前往江西蘇區之前，決定重新找一個人負責這項任務。
這個被選中的人，就是陳為人。
陳為人
陳為人是1921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湖南、北京、黑龍江等地開展革命活動，還擔任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雖然一度被捕、受盡嚴刑拷打，卻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從來沒有動搖，也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可靠同志。
陳為人心中明白，黨中央将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自己，是對自己的莫大信任，他沒有絲毫猶豫，毅然接過了這個重任。
按照黨組織的規定，中央文庫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
陳為人是湖南人，他的妻子韓慧英早在五四時期就追随李大钊參加革命活動，也是一位優秀的革命分子。
為了掩護中央文庫，陳為人開設了一家湘繡店。白天，他以商人的身份在湘繡店裡忙活，到了晚上，他關緊窗戶，拉上窗簾，借着昏暗的燈光通宵達旦地整理檔案。
沒錯，“保管”有兩個含義，一是保護，二是管理。
陳為人要做的不隻是避免這些機密檔案落到敵人手中，還要對它們進行整理。
在此之前，由于黨内沒有專門的檔案管理人才，同志們收到這些檔案，隻簡單地做了個登記之後，便一包一捆地堆放着。
這顯然是不行的。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陳為人便開始了他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
他把原先寫在報紙、厚紙上的檔案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裁掉紙張四邊的空白。這樣一來，檔案的體積便減少很多，自然也更便于保管和轉移。
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剪、抄，陳為人将原本的20多箱機密檔案壓縮到6箱，後來又變成了4箱。
為了便于調閱，陳為人把這些檔案按照地區、時間、作者等編号分類，然後将它們重新分箱。
那個時候，國民黨特務盯着共産黨員不放，黨的活動據點頻繁遭到破壞，陳為人夫婦警惕心極強，一察覺到情況有些不對，便立即搬家，轉移檔案。
短短幾年時間裡，夫婦倆也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
有一段時間，陳為人在法租界霞飛路租了一處高檔住宅，房東是個白俄老太太，她的兒子在法租界當巡捕，每天都忙着在外面抓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敵人說什麼也想不到，數量龐大的機密檔案就藏在他們租界警察的家裡。
無論搬到什麼地方，藏着中央文庫的房間裡總會安置着一個火爐，不管春夏秋冬，爐火始終不熄。
夫婦倆早已想好，一旦出現最壞的情況，就一把火燒掉這裡，哪怕全家喪身火海，也絕不能讓黨的機密檔案落在敵人手中。
韓慧英
按照規定，中央文庫的保管者不能參加任何會議、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和黨中央的聯絡隻能由妻子韓慧英負責。黨組織也隻派一名上司和韓慧英單線聯系，這個上司就是張唯一。
換句話說就是：知道中央文庫下落的隻有三個人，一個是陳為人，一個是韓慧英，一個是張唯一。
他們三人事先已經對各種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做過預想，并提前想好了應對之策。
1935年2月，因為叛徒出賣，上海中央局秘書處機關遭到敵人的襲擊，多名地下黨員被捕，張唯一也是其中之一。
事發突然，張唯一沒來得及将挂在晾衣架上的衣服取下來，這是他和韓慧英約好的示警信号。
兩天後，尚不知情的韓慧英按照原計劃去和張唯一接頭，因為沒有看到示警信号，韓慧英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抓了個正着。
韓慧英每次出門前，都會和丈夫約定好傳回時間，當陳為人發現妻子沒有在說好的時間回來時，心知一定是出事了。
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妻子，而是迅速轉移文庫。
要存放檔案必須找獨棟房子，可是，這樣的房子并不好找，幾乎每處房子都要求有擔保人。
陳為人既不能找黨内同志幫忙，也不能找外人，他想盡辦法，找到了一處免擔保的房子，但是這個房子的租金非常昂貴，每個月要30塊銀元。
那時候，陳為人已經和黨組織失去聯絡，自然也不可能有經費來源，可是沒有别的辦法，時間緊迫，他隻能不顧一切地租下這個房子，迅速将文庫轉移到了新地方。
妻子被抓、經費斷絕，陳為人一個人既當爹又當媽，除了擔負保衛中央文庫的重任外，還要養活三個孩子。
家裡最大的孩子隻有6歲，最小的女兒還不到兩歲，三個孩子嗷嗷待哺。
陳為人的身份是木闆行老闆，在明面上，他要維持講究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出去找工作。
那幾年，沒有收入來源的陳為人和孩子們吃盡了苦頭。
為了省錢，一家人隻能以蕃薯充饑，就連最便宜的蕃薯，每頓也隻能吃一點點。
有一次吃午飯，孩子們沒吃飽，看見鍋裡還有一點粥，哭着鬧着要吃，陳為人哄道：“我們是吃點心，點心，就是隻吃一點點，不能吃飽的。”
孩子們追問父親：為什麼我們每天都是吃點心？
陳為人隻好轉移話題，直到把孩子們逗笑，不再嚷着吃粥。
其實，那一點粥是陳為人打算留着當晚餐的。
為了不讓外人察覺到自己的生活過得艱辛而産生懷疑，陳為人每次做好蕃薯飯之後端着上樓時，都要在飯上蓋一片幹魚。
這片幹魚是做樣子的，快到樓上的時候，陳為人還得将魚片藏起來，怕孩子們看到了之後鬧着要吃。
魚片是個“道具”，第二天還要用，要是被吃了，就沒有了。
就這樣，那片幹魚片硬是用了一個月之久。
實在迫不得已，陳為人隻好給妻子的妹妹韓慧如寫了封信，信上說韓慧英病重，請她快點來上海。
韓慧如當時正在河北的一所國小當教員，收到姐夫的來信後，韓慧如趕緊前往上海。
韓慧英（右）和妹妹韓慧如的合影
到了之後，韓慧如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刺痛了：
姐夫雙眼凹陷、面帶菜色，渾身上下隻剩下皮包骨頭，除了身上穿的，其他衣物都已經賣掉，孩子們穿着抽了棉線的破背心......
直到此時，韓慧如才知道姐姐已經被抓走，也知道了姐夫一直在做的是什麼“生意”。
韓慧如雖然不是共産黨員，但是她在姐姐的影響下，早就心向革命，是以，韓慧如幾乎沒有猶豫，立即接下了照顧孩子們、掩護中央文庫的重任。
生活上可以千省萬省，但是房租說什麼也不能斷交，這關系到中央文庫的安全。
韓慧如拿出自己積攢了多年的300銀元，讓姐夫交房租。
可是，這些錢隻是杯水車薪，為了維持生計，陳為人不得不積蓄變賣家具。
最後，除了一樓依然維持着一個木材行老闆的“表面文章”，樓上的家具幾乎被變賣一空，就連罐頭之類的雜物都被賣光了。
陳為人的肺病一天比一天嚴重，他沒錢醫治，實在頂不住的時候，隻能買兩個蘿蔔潤潤肺。
另一邊，韓慧英被捕後，裝成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婦女，聲稱自己是經人介紹來上海做傭人的，因為丢了寫有位址的紙片，走錯了門，其他一概不知。
國民黨特務雖然不相信韓慧英的說辭，但是關押了韓慧英一年之後，也沒查到什麼破綻，再加上黨組織的積極營救，韓慧英終于被放了出來。
張唯一在獄中受盡酷刑，沒有暴露半點黨的秘密，他一直被關押到國共二次合作期間才被組織營救出獄。
張唯一
韓慧英出獄之後，費盡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陳為人和孩子們，一家人終于團聚。
為了養活一家老小，姐妹倆一起外出教學謀生。
巧的是，韓慧英在培明女中附小做教員期間，敏銳地察覺到校主任羅叔章是地下共産黨員。
她料得不錯。
在羅舒章的幫助下，韓慧英終于和黨組織取得了聯系。
1936年秋天的某日，陳為人戴着一頂禮帽，穿着一身灰色長袍，走進一家飯店。
樓上等着的是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
兩人對上接頭暗号後，徐強仔細打量着陳為人，隻見他臉色蒼白、身體瘦弱到了極點，一咳嗽就吐血。
因為常年擔負着地下工作的重擔，陳為人的精神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态。
他和徐強原本可以在家裡見面，但是陳為人很警惕，徐強幾次問住址，他都不敢講。
不過，從接頭的小飯店回到家中後，陳為人明顯輕松了很多，和黨組織取得聯系，讓陳為人終于放下了心上的重擔。
考慮到陳為人的身體狀況和文庫的安全，徐強決定立即轉移檔案。
那一天，韓慧如打扮一新，帶着兩個大箱子上了一輛黃包車，好似要出遠門一樣。
陳為人則裝扮成送行的樣子，另外攜帶着兩個大箱子緊随其後。
黃包車停在預定的接頭地點。
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年輕的闊太太，她其實就是徐強的夫妻李雲。
李雲
陳為人的大兒子陳愛昆也跟着一起來，孩子不知道爸爸和小姨來這裡的目的，還以為是真的來探望親戚。
多年後想起來這一天，陳愛昆依然記得很清楚：那個李阿姨格外疼愛他，抱着他又抱又親，還塞給他兩塊銀元。
将中央文庫安全轉移後，陳為人一直強撐着的身體也到了極限，剛回到家，他就暈倒在地。
黨組織立即将陳為人安排進廣慈醫院，這是當時上海最好的醫院，組織上囑咐韓慧英：隻要能治好為人，不管花多少錢都沒關系。
可是還沒住幾天，陳為人便對妻子說，醫院裡好像有幾個人在議論他，再住下去可能會惹來麻煩，得趕緊出院。
之後，黨組織又将陳為人送進另一家醫院，可是沒多久，他又堅持非要回家，理由還是怕引起懷疑。
其實，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隻有徐強和李雲知道。
和陳為人第一次見面時，徐強就已經發現他的病情極其嚴重。
徐強勸陳為人接受治療，但是無論怎麼勸，陳為人都不聽，他說：“我這個樣子已經無法工作了，怎能繼續花組織的經費？”
實在沒辦法，徐強隻好安排黨内的醫生去家裡為他治療，可是，在家的治療效果怎麼能比得上醫院？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陳為人的身體再也撐不下去了，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彌留之際，他還強作笑顔，用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安慰陪在身邊的妻子、妻妹：“我不會死，我還要工作呢。”
就在那個晚上，陳為人與世長辭，年僅38歲。
韓慧如忍不住失聲痛哭，韓慧英卻一把捂住妹妹的嘴：
不能哭，一哭鄰居就知道我們家裡死人了，一定會來看，到時候，一看咱們家這個寒酸樣子，他們肯定會懷疑。
那是個連悲傷都無法宣洩出口的時代。
姐妹兩人含着淚，強忍悲痛，悄悄安葬了陳為人。
陳為人一共守護了中央文庫四年，這四年，他耗盡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甚至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接下來，守護中央文庫的重擔，繼續在其他人手中傳遞着。
2
接替陳為人管理中央文庫的是徐強和李雲夫婦。
不過，徐強是中央特科上海情報系統的負責人，需要經常和外界聯絡，文庫藏在他們家肯定不安全。
是以，徐強把保管文庫的任務交給了周天寶。
周天寶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員，在上海灘也算是一位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光是在法租界的一條弄堂裡，就有20多棟樓房是他的私産。
周天寶“仗着姨父的權勢”，将中共“一号機密”藏身在高檔住宅區。
那時候，大上海的黑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所住的公館和中央文庫的藏身地近在咫尺，可他們誰都不知道這個秘密。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之後，沒過多久便占領了上海，不過，即便是上海淪陷，租界裡的這些上層人物也沒有受到太大波及。
中央文庫安然無恙地藏身于日軍統治之下的上海。
但是，兩年之後，周天寶姨媽家租給電影廠存放膠片的房子突然着火，燒毀了樓房一角，事情發生的太過突然，為了避免租界警察調查時發現這些檔案，周天寶緊急将它們轉移到其他地方。
接下來的幾年中，中央文庫被頻繁更換位置。
檔案的直接保管人和地下黨組織負責人一直是單線聯系，這幾個人中，隻要一個人的工作發生變動，中央文庫就要立即轉移，保管人也要和之前的聯系人切斷聯系。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中央文庫實在經不起一絲一毫的疏漏。
1939年，徐強被調往延安，随後，中央文庫的負責人變成了吳成方，直接保管人則是老地下黨工作者缪谷稔。
和陳為人一樣，缪谷稔也患有肺病，身體狀況并不好。
盡管如此，他仍然堅持像陳為人那樣細心保管檔案，每當天氣晴好，他就将這些檔案一捆捆翻曬，以免黴爛、蟲蛀，在陳為人整理出來的條目基礎上，缪谷稔又将内容進一步分門别類，把它們排列地井井有條。
在保管中央文庫之前，缪谷稔和吳成方都是已經在上海潛伏多年的秘密戰友，但是自從接手中央文庫之後，由于吳成方聯系的情報關系較多，為了不将危險引向中央文庫，吳成方不再和缪谷稔直接聯系，兩人之間全靠一個叫鄭文道的交通員聯絡。
危險發生在1942年夏天的一個夜晚。
當時，由于缪谷稔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吳成方已經決定另外找一個同志來接替他。
那天，吳成方趁夜急匆匆趕到缪谷稔家中，告訴他一個壞消息：交通員鄭文道被日本人抓走了。
小鄭為什麼被捕，他們暫時不清楚，但是，小鄭不僅知道缪谷稔，也掌握着接替缪谷稔的人選和聯絡方式。
一旦小鄭經不住酷刑，洩露機密，中央文庫将會陷入極大的危險之中！
是以吳成方連夜趕來通知缪谷稔，讓他趕緊轉移。
正當缪谷稔急急忙忙進行轉移時，又有新的消息傳來：危險解除。
隻是，這并不是一個好消息。
鄭文道被押送途中，趁敵人不備，一個縱身跳出了車廂，身負重傷，當即昏迷。
在醫院養傷期間，日本特務也不忘對他進行酷刑逼問，鄭文道不肯松口，日本特務隻好将他從審訊室押回病房。
途中，鄭文道提出要上廁所，趁敵人不備，他從四樓病房視窗跳下。
就這樣，為了不洩露黨的機密，鄭文道以極其慘烈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僅28歲的生命。
鄭文道
這年7月，缪谷稔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接替他保管中央文庫的人，名叫陳來生。
缪谷稔強撐病體，在家人和黨組織的協助下，将7大箱檔案重新整理、包裝好，順利轉移到了陳來生的妻弟家中。
卸下肩上重擔之後，缪谷稔做出了和陳為人一樣的選擇。
他決定放棄治療，帶着一家人離開上海，吳成方不同意：“你的病隻有在上海才可能治好，回到老家隻能等死。”
缪谷稔何嘗不知道這件事，可是每次接到吳成方送來的治病錢，他的心中都會湧上一陣陣歉疚，自己已經沒法繼續為黨工作，又怎能再繼續用着黨組織的經費呢？
缪谷稔強打精神，帶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江陰老家。
他沒能撐太久。
彌留之際，缪谷稔對妻子說：“我最遺憾的，就是沒看到日本鬼子投降，沒能看到我們的天下建立，沒有看到将中央文庫交給黨中央......我相信你和孩子們一定會看到這一天。”
當天晚上，油盡燈枯的缪谷稔滿懷對未來的希望，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缪谷稔
從缪谷稔手中接過中央文庫的陳來生是最後一名保管者。
在曆任保管人中，陳來生是最年輕的一個，也是保管文庫時間最長的一位。
他接手中央文庫的時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統治最嚴酷的時期。
那時候，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更加瘋狂地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在上海，日僞憲兵、特務、巡警在街頭巷尾設定了層層崗哨，瘋狂鎮壓抗日分子。
按理說，最安全的地方是在租界，但是，陳來生長期以來的身份都是勞工和小手工業者，他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是以，他隻能帶着檔案生活在租界外面。
起初，陳來生一家人住在一個弄堂裡，陳來生在弄堂口擺了個炒貨攤子，夜間，兩個弟弟就睡在閣樓上，和文庫寸步不離。
後來，黨組織認為弄堂口閑雜人員太多，風險較大，陳來生隻好尋找新的住處。
他向嶽父借了一大筆錢，租下一個房子，底下做面坊，上面是陳來生親自改造的閣樓。
陳來生将檔案沿着牆壁整整齊齊地碼起來，從地闆一直碼到頂棚，然後再在外面釘上一層木闆、糊上報紙，讓人看不出有任何改動過的痕迹。
這面夾壁牆裡面塞得嚴嚴實實，就算用手敲，也聽不見是空心。
那時候，正值抗日戰争最困難的時期，吳成方把任務交給陳來生的時候，就跟他明說：現在組織上也很困難，經費得靠自己想辦法。
可是，陳來生上有老、下有小，家裡早就一貧如洗，上哪兒湊經費？
實在沒辦法，隻能跑單幫。
跑單幫，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倒爺”：
日本人搞經濟封鎖，不準城鄉物資交流，城裡人便想方設法地将鹽、香煙、火柴等帶往農村，再從農村帶些米面、菜、油等物品，這樣既可以賺些差價，又能讓一家人有吃的。
陳來生做的就是這個。
跑單幫，風險很大，一旦被日本人抓住，就要掉腦袋。
但是，為了養活一家老小，陳來生不得不冒這個險。
1942年2月，延安開始進行整風運動，陳來生接到指令，要将一些“曆史問題”的原始記錄調出來。
他小心翼翼地拆開儲存着中央文庫的夾壁牆，當時正值盛夏，閣樓上沒有窗，房門又必須緊鎖着，陳來生悶頭在堆了整整一面牆的檔案裡一點點地翻檢着。
由于資料實在太多，陳來生足足用了十幾天時間，才能中央需要的幾十件檔案找出，抄出副本後，由地下交通員送往延安。
這些檔案在延安整風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通過這些檔案，黨總結了曆史經驗，為黨的曆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做出了結論，通過延安整風，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抗日戰争前夕，吳成方遭到逮捕，陳來生立即轉移中央文庫。
他借來僞警官服，讓弟弟們穿上，一趟又一趟地搬運檔案，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将中央文庫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抗戰勝利後，周總理率領中央代表團奔赴南京，和蔣介石展開談判。
那些年，周總理一直牽挂着陷在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庫，在談判期間，他專門派代表團成員劉少文親自去上海。
以中國共産黨談判的身份，劉少文可以乘坐國民黨方面的飛機來往于西安、重慶、南京之間。
是以，黨組織決定趁這個機會，将中央文庫轉移到延安。
接到指令後，陳來生再一次打開夾壁牆，劉少文裝了滿滿的兩隻航空皮箱，帶走了5000多份檔案。
陳來生
不過，很快，國共談判破裂，大規模内戰開始，中央文庫的轉移計劃隻能暫時中止。
陳來生按照原來的樣子，将剩下的中央文庫重新封存在了夾壁牆裡。
這一封，就封到了上海解放。
1949年9月，陳來生冒着蒙蒙細雨，親自護送着所有檔案，将它們安安全全地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在組織給他開具的驗收證明中，清楚地寫着：......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損傷。
陳來生從1942年夏天接手檔案，到1949年移交給黨組織，整整保管了7年之久。
就在陳來生移交檔案的當月，毛主席、周恩來、朱德親自批閱簽發了一則電報，要求對儲存檔案有功的人員，給予特别獎勵。
電報中，原本是“有功的同志”，毛主席提筆改了兩個字，改成“有功的人員”。
毛主席認為，中央文庫得以安然無恙，不僅僅是黨内同志的功勞，他們的家人、朋友也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是以，應該受到表彰的不止是陳來生這些黨内同志，還有他們的家人、朋友......
如今，這批蘊含着一代又一代保管人心血的機密檔案，已經完好無損地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中，被稱為鎮館之寶。
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從曆史中總結經驗、認識規律，才能推動事業發展。
中央文庫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是研究黨史和軍史的第一手材料。
為了保管中央文庫，十多位地下黨員接力保護傳承，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生命，他們的紀律觀念和铮铮鐵骨讓人敬佩不已！
緬懷先烈、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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