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女性學者，你會想起誰？
這份名單一定不長，這是因為——
女性，
從來不是學術界的主流。
無論是高校教席，還是學術成果發表，越往象牙塔的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
事實上，當一個女性決定從事學術事業，她所面臨的限制無處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種人類……”
“曆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
“讀書有什麼用，女孩子總歸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階段，諸如此類的聲音試圖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門。而當她們進入高校系統，生育、家務勞動等“天職”，則将她們擠出更多的機會之外……
然而，即便不斷遭遇貶抑與打壓，我們依舊看到，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學術志業，彙流進學術共同體。對她們來說，學術研究不僅是事業、愛好，更是體認自身，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于是，我們有了一個樸素的想法：讓更多女性學者被看見。
當女性決定投身學術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是否存在屬于女性的學術傳統？在“重男輕女”的學術體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學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參照？她們的同行者又是誰？
帶着這些疑問，我們邀請了來自社會學、曆史學、新聞傳播學、文學等不同領域、不同國别的女性學者，有些是大衆所熟知的，更多的則還在聚光燈之外。她們的經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們代表了不同代際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知識懷有熱情，也曾經曆困惑與挫折。她們的故事講述了大部分現代女性的不滿與困惑，野心與夢想。
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必在「學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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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将于今年夏天由新星出版社正式結集出版，書名暫定為《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第一輯）》。除了已釋出的六位學者（按釋出順序，依次為賀桂梅、黃盈盈、陸晔、張莉、毛尖與包慧怡）之外，後續将會釋出的學者名單包括（以下按年齡排序）：
-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榮休教授，著有《故土的陌生人》《職場媽媽不下班》等）
-上野千鶴子（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厭女》《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等）
-鄧小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著有《祖宗之法》《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等）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浮出曆史地表》《涉渡之舟》等）
-梁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梁莊十年》《出梁莊記》等）
……
這是“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的第六篇。受訪者是複旦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受新媒體篇幅所限，本文為節選，完整版本将收錄于新書《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第一輯）》，希望大家持續關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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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學者訪談系列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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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慧怡
■ 青年作家，1985年生于上海，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中世紀文學博士，曾任教于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現為複旦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
■ 已出版評論集《繕寫室》、《沙侖的玫瑰》(合著)、《青年翻譯家的肖像》，随筆集《翡翠島編年》，英文學術專著《塑造神聖：“珍珠”詩人與英國中世紀感官文化》，中文專著《中古英語抒情詩的藝術》，另出版《唯有孤獨恒常如新》《愛麗爾》《好骨頭》等譯作十餘部。
采寫 | 肖舒妍
“盡管她在狹窄的學術研究領域是個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為自己選擇了怎樣一種奇怪的生活：禁閉在圖書館和地窖的小房間裡，埋頭于逝者的手稿，一種在無聲的塵埃之領域裡度過的職業生涯。”
十幾年前，包慧怡在翻譯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的小說《隐者》時，讀到了這樣一段話。她曾經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被所有人看作書呆子的女孩會如此打動她，後來才知道，這是一種同情，情同此心，或說是同病相憐。這段話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形容包慧怡自己，當她埋首于珍貴的中世紀手抄本，在羊皮紙上一筆一畫地臨摹時，當她沉浸于詩人天馬行空的瑰麗詩篇，在腦海中字斟句酌地轉譯時。
對于讀者而言，包慧怡有着多重身份：她是一位詩人，著有詩集《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也是一位作家，文學評論集《繕寫室》曾收獲好評無數；更是一名譯者，出版譯著十餘種，包括伊麗莎白·畢肖普的《唯有孤獨恒常如新》、西爾維娅·普拉斯的《愛麗爾》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好骨頭》……相比之下，她作為複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以及中古英語、中世紀手抄本研究者的身份反而鮮為人知。但所有的身份，歸根結底，都和語言有關，都和語言的美妙有關。
包慧怡在伊朗德黑蘭馬萊克圖書館，查閱9世紀波斯手稿《道裡邦國志》。照片由被訪者提供。
“詩人的工作是使語言成謎，譯者的工作是解密，并在此依據上編寫新的謎面。”（《青年翻譯家的肖像》，包慧怡）若果真如是，那麼她既是一名優秀的出謎人，又是一名敏銳的解謎者。
“詩人是語言的提純人……提純語言就是提純我們的生命經驗，提純所有未經同意注入我們骨髓的眩暈、歡欣、痛苦、羞恥、執念、神秘……要把所有被磨損和侵蝕的語言抛光，讓公共化的語言再次個人化，讓籠統的語言再次精确化。”（《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包慧怡）是以她無感于“公知”式的搖旗呐喊、輸出觀點，不喜歡“女性主義作家”等政治化的文學标簽，隻想用細膩幽微的文字，推動潤物細無聲的改變。
“一方面，翻譯中近乎體力勞作的部分，那份類似于打坐的心無旁骛，在學術科研和個人創作的疾風暴雨間穩穩托住了我，使我免于難以避免的挫敗感所帶來的頻繁崩潰。另一方面，作為一名寫作者，翻譯優秀作品的過程對我自身語言感受性的侵略、擴充與更新，以及我的語感精靈們同這類侵略之間看不見的角力或和解，是我懷着興奮，樂意看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青年翻譯家的肖像》，包慧怡）翻譯不曾是她的主業，盡管她筆耕不辍，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便有10部譯作出版。但也正是以，翻譯得以成為她在繁重學術壓力之外喘息片刻的閑暇勞作。而在典型的中世紀作者觀中，翻譯者是比原創者更接近“作家”的存在。
《青年翻譯家的肖像》，包慧怡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
難怪包慧怡會感慨，天堂是中世紀繕寫室的模樣。
可21世紀的大學校園，畢竟不是中世紀歐洲教堂的繕寫室。
走出自己的書房，包慧怡要站上英語語言文學系的講台傳道授業，作為一名“青椒”（青年教師），同樣也要接受現代高校“非升即走”制度的殘酷考驗。盡管教室中象征權威和等級的講台設定始終與她心中理想的教學觀念有悖，盡管标準化、快節奏的學術生産并不符合人文學科，尤其是中古英語和中世紀手抄本研究的學術規律。在讨論現代高校困境的美劇《英文系主任》的豆瓣頁面上，包慧怡留下了一句自嘲：“課上隻有三個人的中世紀文學老太是我的未來嗎……”
但作為一個現代人，包慧怡隻能在既定制度之下，作出她小小的改變。
她和德語語言文學系的青年教師姜林靜、法語語言文學系的青年教師陳傑因詩、酒和“青椒”的共同困惑而結緣，成立了“沙侖的玫瑰”文學小組，又因着這困惑讨論起文學傳統和文人浪漫，最後演變成一個有詩、有酒的非正式課堂。
她盡情享受學校教務處賦予她的權利，把《進階英語》的教材換成翁貝托·艾柯的The Book of Legendary Lands，在《英國文學導讀》塞進來自不同地區16位作家不同題材的作品。
包慧怡在複旦六教《英國中世紀文學導讀》課堂，2018年。照片由被訪者提供。
她不願讓自己的寫作循規蹈矩、闆正機械，哪怕是學術論文也希望在語言風格上能符合自己的審美标準，一如她給媒體和大衆撰寫的文學評論一般“好看”。
教學上的改變，加上學院晉升制度所要求的論文數量，再加上她個人奔流不息的創作欲望，再再加上她為了釋放論文寫作壓力而投身的翻譯工作，代價便是她的睡眠時間。多數時候每天睡三到四個小時，遇上趕稿便壓縮到兩個小時。上晚課前實在沒有精神，便買一杯雞尾酒悄悄倒進咖啡杯，借着酒精的幫助醒腦提神。
“我已經成了眼皮日常一直在跳的人，”勉強睜開雙眼接受采訪，包慧怡卻把這種感覺形容為“我的眼睛裡好像住着一個精靈在那兒搗蛋一樣，你也馴服不了它。有時候我忍不住激動地想找一個人，讓人家看看我的眼皮跳得多明顯。”
就在這種狀态之下，她一聊就是三四個小時，直到夜幕降臨，這間學校附近的咖啡館變成酒吧，侍者端上應季的雞尾酒以供品嘗。她忍不住多嘗了一小杯，再次打開話匣。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包慧怡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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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包慧怡
所有的靈光，
都出現在精神放空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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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學術與制度
1.1
就像一個手裡抛着球玩雜耍的人，
一篇論文在改，一篇論文在投，一篇論文在寫
新京報：看你的狀态，是不是早上過來挺辛苦的？
包慧怡：我現在比較恍惚，剛上完五個小時的課，處在一個妝也花了、人也昏着的狀态。主要是睡太晚了，大概（淩晨）五點半睡、七點半起。如果坐十分鐘我還緩不過來，可能就點一杯酒精飲料，振奮一下。
我真的睡太少，眼皮一直在跳。周末要報複性睡覺。我基本上每隔十天能有一天是睡上一天一夜，其他九天可能就睡三小時、四小時，昨天就兩小時。睡四小時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但兩小時還是不行。
但這已經比我剛入職的前四年，也就是拿到終身教職之前，好很多了。那個時候經常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睡着。沒有想睡，隻是跟自己說，就眯一會兒，睡半小時，還定了鬧鐘，每隔一會兒就響一下。但是太累了，直接就睡過去了。經常淩晨一兩點突然醒來，但也不能在那裡睡，因為第二天上課的東西都沒帶，也沒辦法洗漱。辦公樓十一點半就關門了，我隻能下樓敲門房的門，想起來都比較内疚。
相對來說，現在已經細水長流很多了，但好像還是不夠。我一直希望再慢一點，希望找到自己的節奏。現在可能還有點慣性吧，雖然外界的壓力可能沒那時候那麼大，但是真的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
其實挺吓人的。一方面覺得自己效率好高，每年可以寫一兩本書；但另一方面這的确是以長期的睡眠不足為代價的。這直接導緻我處在對身體的透支狀态之中，明顯可以感覺到記憶力的減退。
但是怎麼辦？昨晚熬夜，熬到今早五點鐘，是因為我終于還上了一部50萬字的書稿債，拖了兩年的一本書。昨天晚上我就想過許多次放棄，我想明天還有五節課，還有采訪，放過我自己吧，晚這一天世界也不會塌。但又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明天你其實還會再放過自己的，不要再拖下去了，弄完就算了吧。
我現在處于一個回光返照的狀态，你見證了兩年半來的曆史性時刻。但是現在還掉2018年簽約的書，已經不能帶給我任何狂喜。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新京報：一個結束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又要進入新的寫作狀态。
包慧怡：之前一直被“非升即走”的制度抽成一個陀螺。就像一個手裡抛着球玩雜耍的人，一篇論文在改，一篇論文在投，一篇論文在寫。現在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可能還是每年三篇論文，但我覺得應該要慢下來一點。
但在慢下來之前，先要把原先的賬還掉。我隻能克制自己不去簽更多的新書合同。2020年交了兩本新書翻譯，2021年沒有翻譯新書。翻譯的流程也很漫長，我2016年翻的一位愛爾蘭作家的中篇小說集，到現在還沒有出版，作者版權期已經過了，譯者版權期也過了，出版社要重新簽。是以你不能老想着它，交完以後就忘掉，過了五年看到還有一本沒出的譯著突然出了，就很高興。
我非常喜歡科研、讀書和寫作，對我來說工作也是很開心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不斷激勵自己，現在雖然沒有外界的硬性标準非要我一年出多少學術成果，但我有一個内在驅動力。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新京報：這種長期焦慮和忙碌的狀态，會讓你忘了曾經對這份事業的喜愛嗎？或者讓你需要重新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包慧怡：我這兩年也一直在想這件事情。但我真的想不出什麼結果。
之前不是有一個笑話嗎？有人組織一場線上學術會議，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參與，歐洲學者的回信大多是，“我現在要去一個洞裡度假，無信号，不穩定，但我9月份回來會盡快回複的”。美國學者的回複都是，“很抱歉，我現在辦公室事務較多，最晚兩天之内我一定會回複的”。一個惡搞的版本是，有位美國教授設定了留言自動回複：“我現在正在做腎髒摘除手術，但是你可以在某某時間段給我的病房打電話，我可以随時從手術台上翻下來接電話……”好可怕。
尤其對于人文學科，這種節奏我認為是緻命的。人文學科沒有那麼多全新的、開拓性的研究，許多重要的想法和靈感需要在後期慢慢醞釀。
1.2
所有的靈光、所有的洞見，
都出現在精神放空的片段
新京報：之前人文學者可以花十年、二十年在大量積累之後做出一項研究，但現在如果6年内沒有學術成果，就會失去教職。是以更多青年學者會選擇短平快的研究項目，而更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就沒人做了。
包慧怡：尤其對于青年學者而言，這種思維模式是很緻命的。我一開始以為“非升即走”隻是一個傳說，“我那麼優秀怎麼可能被趕走？”有兩年時間，我就在慢慢寫一本專著，也按我自己的方式寫給媒體一些介于創意寫作和學術寫作之間、可讀性比較強的關于中世紀的文章。但我根本沒有想過，後者都不算學術成果，譯著也不算，都是為愛發電。後來我被好心地點醒了，“你的專著最多折算成一篇論文，如果隻有書而論文不夠，是連名都不能報的，走定了。”（于是我）痛定思痛，把書丢下。
人文領域中，成果的誕生是很緩慢的，中世紀研究更是如此。要心變細、手變慢，整個過程不能急，因為寫錯一個字，你的羊皮紙就白費了。恰恰需要屏住呼吸，在高度的專注中與虛空博弈。而且許多時候需要精神放空，感受宇宙的節律，感受吹到身上的風。這樣的時刻讓我覺得，我又是一個“人”了，意識到這一點會讓我有想哭的感覺。而所有的靈光一現、所有的洞見，都是在這種時刻出現的。可這些放空的時間曾經是多麼理所當然。
現在想想博士期間是天堂，在愛爾蘭沒有那麼多分心的事情。雖然讀博士也很辛苦，但跟工作以後一個人被掰成三個人、五個人相比，博士期間就純粹隻有科研這一件事情。現在每天會收到少則50封、多則三位數的郵件，還不包括廣告，當下要回複的是8封、9封、10封，光回郵件就要将近2個小時，有些要提供物料，有些要提供寫作内容。
包慧怡在都柏林住處邊的森林，2014年。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微信更是邪惡的東西，把郵件緩沖的時間都去掉了。我一直在鬥争，真的沒辦法做到及時回複。我現在找到的辦法就是下班回去的路上在車裡集中回複，保證回到家前把微信上的事務處理完畢，到家就可以開始有所産出；淩晨再回郵件。一天這兩撥其實是非常消耗的，等于每天有三四個小時是在做，不能說是瑣事，但的确是打斷思路的東西。
我感到沖突的也正是這一點。教學本身是非常有趣、帶來收獲的事情，但是它涉及的那一堆表格和那一堆沒有靈魂的工作也一定會随之而來。我又沒辦法切割，隻上課而已，下課就消失，不可能的。
最近因為畢業論文，淩晨兩點還有大學生給我打電話。學生很急，也知道我肯定還沒睡，問我能不能現在打個電話，她的焦慮會立刻感染我。她說論文碰到了大問題，但是明天就要交了。碰到了大問題，一晚上能怎麼解決呢？但還是要聊，一聊2個小時。學生也是一時情緒，他眼中很大的問題，在理清思路之後，其實就能解決。但在那個時候，如果我不接這個電話，他可能就卡在那裡，做出諸如延畢之類的沖動決定。
為什麼曾經在愛爾蘭的時候，我的靈光、我的洞見會每一天、每一天密集地出現？我還是希望能有大段的放空。放空不等于躺平，它很重要，我們所有重要的智識活動都誕生于事與事之間的間隙。但現在的問題在于，這種間隙不被允許，每天隻有這麼多的時間。我不知道是不是隻有我這樣。
1.3
獨立學者，既不以學術研究為生，
也不放棄學術研究，
這本身就是一種尊嚴
新京報：人文學科不一定是有直接、明确的研究成果的，但你花費的精力、所做的功課，可能會在另一個方面呈現出來。可是你必須有一個可以預見的研究成果，才能申報課題、申請經費。
包慧怡：這是一個悖論。尤其是田野研究，出國确實需要經費支援。我做抄本研究，羊皮抄本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再比如我們要檢視手稿，有時如果沒有經費支援和推薦信，對方圖書館是不予準許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學術的勢利”，卻也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許多很好的獨立學者會是以受到限制。
在我們的語境中，獨立學者，或者“民科”（民間科學家），帶有一種貶義或嘲笑。但我本身認為這個詞是非常好的，你既不以學術研究為生，也不放棄學術研究，這本身就是一種尊嚴。獨立學者，本應該是高尚者的通行證。但現在沒有學術機構的依托或學術基金的支援，研究便很難開展。
我在愛爾蘭的同僚們也是一樣的，天天都在問，“今天讨飯讨得怎麼樣了？”“今天填了13頁表格了”，“今天在做示範用的PPT”……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在研究開始之前的研究計劃都已經詳細到會有哪些成果産出、可以分為哪些章節了。隻有奔着最後可見的、确鑿的書目章節，才能申到基金。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理想情況下，審批應該首先看你的學術水準是否過關，這通過你以往的學術成果很容易判斷；接下來再看你對某一學科是否有足夠的熱情，你應該送出的是一份個性化的材料；最後是你的專業背書，這是由你曆來的學術履歷構成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家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其實都知道實際研究不一定這樣開展。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新京報：不少女性學者提到過，剛進學校這幾年不敢生孩子，害怕因為産假錯過“非升即走”（短聘轉為長聘）的期限。好像很多時候，在學術系統裡，女性學者尤其容易被忽視、被限制。
包慧怡：雖然我因為丁克沒有這個困擾，但很能了解這一點。德語語言文學系的青年教師姜林靜這學期不在，去休産假了，她生了二胎。其實國外都在提倡，如果女性要休産假，應該将期限延後一年。姜老師正好是生老大的時候享有終身教職了，否則壓力真的會特别大。但她比較優秀，三四年就拿到了終身教職，這可能不是常态。大部分有生産計劃的女性學者，是會有這方面的顧慮，就更不用談二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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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語言與寫作
2.1
教學本身可以是對寫作的刺激
新京報：你開的第一門課是什麼？
包慧怡：我最早同時開了兩門課，一門是給留學生開設的英語寫作，一門是英國文學導讀。我選擇的文本是一半小說，一半詩歌，8+8，這樣可以涵蓋到16位作家。因為是“英國文學”導讀，我還特意選擇了不同地區的英國文學，愛爾蘭、加拿大、美國、英國，還有華裔和一些少數族裔。如果隻是西方正典就沒什麼意思。而且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文學史。
但這樣上課自己挺累的，因為每周都是全新的東西。剛回來的時候，基本整個星期都是備課、上課，基本沒有自己寫作、科研的時間。可能一年之後才逐漸勻出時間來。
新京報：這會打擊到你自己的寫作和翻譯創作嗎？
包慧怡：确實有打擊。看你什麼态度，教學本身也可以是刺激。因為我經常“夾帶私貨”，比如進階英語，可以用統一教材，但我給他們上的是翁貝托·艾柯的The Book of Legendary Lands，講述文學中虛構的地理。一方面我認為大三的學生讀艾柯是沒問題的，雖然是英譯（由意大利語譯為英語），另一方面這樣能把一門所謂的精讀課同時變為藝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課，就比較有意思。複旦這點還是比較好，教師能夠自由選擇用什麼教材。因為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家、喜歡的文本，是以備課本身也是一個刺激，刺激我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進而去寫些什麼。
但這也是我逐漸琢磨出來的，“原來可以這樣教”。實踐了幾年以後，學生回報也挺好，是以永遠不要低估學生的學習能力，要試了才知道。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新京報：在你的專業領域方面，從愛爾蘭回國之前，你知道國内的研究狀況大概是怎樣的嗎？
包慧怡：我的研究涉及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詩歌、中世紀文學中的地理想象、中世紀與文藝複興博物志和感官史、手抄本中的圖文互動。出國之前，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很欠缺的，因為資訊比較閉塞，無論是讀書資源、教學資源還是學術共同體，基本不太足夠。但回國以後我發現，這幾年是有所改觀的，原因之一是更多出國留學的博士回來了，他們有的比我去得還早，在那兒讀的時間更久，7年、8年，再往後兩三年才回來。
在今天，許多人認為在繪本或圖像小說中，圖像是為文本服務的，是illustration，是示例，是說明。但在中世紀，雖然有些手抄本的圖像是出于裝飾目的，但更多手抄本的圖像和文字是各自為政、各有各的生命的。盡管文本處在中心，圖像是包圍文本的，但圖像經常會對文本的含義發出挑戰，是以不能純粹把圖像當作裝飾，而要結合文本統一考量。它還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解釋空間，這種開放精神我本身也比較喜歡。
阿蘭·德·裡爾（Alain de Lille）有一句我特别喜歡的拉丁文名言，大意是：世界萬物，如我們，像一本書像一幅畫，在鏡中。這個斷句，可以了解為“像一本書、一幅畫或一面鏡”，可以了解為“像是鏡中的一本書或一幅畫”，因為書和畫是互為鏡像的，我個人更喜歡後者的闡釋。書是文字，是我自己更習慣的表達方式，但畫向你舉起了一面鏡子，讓我看看我自己。
其實整個人類曆史就是在書和畫對峙的過程中不斷推進的。逛博物館時最迷人的也是這一點，有時候一件器物上一本正經寫的文字，與圖像呈現出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今天儲存差異越難，我們就越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這點。至少在這片自留地中，不要提“邊緣叙事是為中心叙事服務的”之類的理論，允許多聲部的存在，讓一座花園裡的植物同時開口，這不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嗎？
2.2
當這些詞彙密集出現時，
這種文體就像在你面前放煙火
新京報：除了古英語、中古英語、拉丁語、蓋爾語，你對不同的語言還是始終保有熱情和好奇嗎？
包慧怡：語言還是非常迷人的，因為語言不隻是一套符号體系而已，語言背後永遠是了解世界的方式。多解鎖一種語言就多一雙看世界的眼睛。
比如古英語和古冰島語中的“迂回表達法”（kenning）是非常美的，話不說直，完全以謎語去陳述：大海叫“鲸魚之路”，戰士叫“戰鬥的蘋果樹”，特别形象。而寶劍是“亮晶晶的蔥”，這會有點陌生化：為什麼？他們對蔥有迷戀嗎？蔥怎麼殺人？但是我能感覺到一種奇異的美。
他們對雪花也有幾十種不同的說法。為什麼不用snowflake（英語中的“雪花”）呢？其實snowflake本身也是一個複合詞，但它比較直白，而冰島語會用一些不相幹的詞彙組成複合詞來指代雪花。當這些詞彙密集出現時，這種文體就像在你面前放煙火一樣。不光是修辭上的愉悅，你會想象這種語言背後是怎樣一種心靈，怎樣一種生活方式，使得他們圍繞在篝火邊時要用這樣一種表達講述他們的人和事。這麼一想，這些人就都活起來了。你就立刻脫離了當下所身處的現實，進入語言中的“更為真實”的世界。
《繕寫室》，包慧怡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
每種語言背後都是這樣的奇妙世界。雖然波斯語我學得很淺，但也被迷倒了：它們的核心動詞很少，就百來個，是以需要用許多動詞組成一個動作，比如“站起來”這麼簡單的動作，在他們的表達中就成了pull yourself from chair，把你從椅子上拉起來。其實波斯文難在它的字母書寫體系，因為它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阿語我學過一個多學期，但我的圖形記憶能力不是特别好。現在的确很多都忘了。
但不是說忘了就等于白學了，即便最後沒有熟練掌握，它為我想象力打開的口子也是很珍貴的。我被語言中暗藏的思維方式迷住了。起先隻是對異域文化的獵奇，之後它所描繪的藝術傳統還有建築形态我都想去進行整體把握，由此進入了一個不斷求知的過程。雖然我終其一生也沒辦法成為阿拉伯語言文學大師，但在這個過程中我被帶着去了很多漂亮的地方，異域的曆史、文化、心靈都吸引着我，而串起這一切的正是它們的語言。這趟旅程無論如何都是值得的。
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能讓你那麼耐心而紮實地進入，給你特别平靜的感覺，讓你與生活重新發生連接配接呢？雖然是通過比較抽象的方式，但你會覺得蒙在表面的霧氣在一塊一塊被擦去，世界會一點一點亮起來。學語言的過程本身就是很開心的。
新京報：在使用不同的語言時，你會呈現出不同的性格嗎？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遭受性侵後寫了一本書講述自己多次起訴的經曆。她曾為遭受性侵感到羞恥，沒辦法用日語啟齒，但用英語她卻可以更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包慧怡：會的。其實我們是impersonating（扮演，模仿）了，你會想象，在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中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ta是你外在表現的一種，ta是你同時又不是你。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雙語寫作非常重要。雖然小說和詩我都用雙語寫作，但英語創作幾乎完全沒有發表過。它對我來說是一個分類，有一些表達用中文太難處理。當中國文化中的恥感和我的分寸感糾集在一起的時候，用英文寫作就能獲得極大的自由。
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解放，把之前自己加給自己的、沒必要的鐐铐松掉了。成年之後為什麼生命力會萎縮？因為你在自我規訓的過程中不斷給自己戴鐐铐。小孩特别開心，看姜老師家裡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在那兒跳芭蕾舞，轉20圈，直到把自己轉到地闆上。而成年人可能轉到第15圈或者第5圈時腦子裡的叫停機制就會出現。其實讓自己跌倒，也不會跌死。這個姿勢應該維持終生，我們才能夠不虛此生。
最可怕的是，我們本來就在寫作裡求自由。本來想好了，作為一個社會人，我要活下去就有一些鐐铐不可避免，但我要在鐐铐上求自由——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們的幸運之處是還有另外一層現實的生活，這一切都可以化為隐喻的語言在作品中呈現。本來寫作就是我們一退到底不能讓渡的自由。如果人在長大的過程中，在寫作上也進行自我設限，這是很可怕的：在你覺察之前，有些東西你已經寫不出來了；你還沒有意識到，你的一部分自由已經被奪走了。
有個聲音在你寫出來之前就在那兒，一旦那個聲音開始出現，寫作就被殺死了。
往積極的方面想，這是把寫作者一步步逼向本質，逼成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如果你的故事對你足夠重要，無論如何你都能找到一個辦法把它講出來，而不違背真相。要繞過的障礙越來越多，對寫作技巧的要求就越來越高。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2.3
沒有一個學科可以獨立于潮流之外
新京報 ：當下學科分類的趨勢，就是不斷細化，把原本的學科不斷切分。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包慧怡：這種細化與切分，不斷具體化你的學科，确定你的研究對象，然後把它固定下來，成為可被量化考核的内容，學術生産說到底可能就是如此。
很可惜，二十世紀的文化原本理應承接中世紀傳統的三藝四術。文藝複興時期還有“全才”“通才”的說法，達芬奇便是通才，但在中世紀，不需要強調“通才”，但凡你說自己是一個“學者”，又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音樂，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繪畫，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星相？這都必須是終身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沾沾自喜地說，“我是做這個專業領域研究的，那個研究我不做”。但在今天，如果你不做這個劃分，就顯得你不專業。如果你在學術會議上說，“我是做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那你就位于鄙視鍊的底層，這麼粗略的方向一聽就過不了開題，當然要具體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一年某本書的某一份手稿中的某個問題，這樣一來，在座的大家一聽，“我們是同類人”。
原本我以為中世紀研究被這種學術潮流侵蝕得比較少，可以守着我們自己的堡壘，但後來發現，沒有人可以獨存，沒有一個學科可以獨立于潮流之外。這是時代的烙印，它留下來的罪惡更多還是福佑更多，隻能留給将來評判了。
新京報：你在2015年回國時，是希望在中古英語研究方面作出一些改變、一些推進，現在回過頭看，你覺得當初的目标實作了嗎？
包慧怡：肯定沒有我希望的那麼……我也不知道我在希望什麼，我其實沒有對自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自己能夠憑一己之力作出多大的改變。我能做出的推進都在很小的地方，比如外文系圖書館這幾年都在訂購中世紀相關的書，雖然系圖書館訂書很慢，要一年時間，但至少現在的學生可以找到我在博士期間用過的參考書。
此外還有活生生的人。每年至少都有3到5個學生開始喜歡中世紀，改變“黑暗中世紀”的偏見，擁抱和進入這個異域，為它做出更多努力，無論是通過語言學習還是旅遊觀光，他們有各種不同的介入方式，但至少我能看到他們眼裡的光，看到他們打開了新的大門。這讓我又看到了在愛爾蘭的自己。
至于我個人，我也在不停寫作，雖然遠遠沒有我希望的寫得那麼多。但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太快了，接下來反而需要緩慢一點。因為寫作、閱讀以及傳播知識不在于一朝一夕，需要保持一個持續的狀态，一輩子做這件事情。在中文語境裡，也并不隻有我個人的力量，許多留學回國、或在海外用中文寫作的研究中世紀的學者——比如我在《翡翠島編年》中提到的邱方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推動，哪怕是以科普的方式寫一些中世紀相關的專欄，哪怕一般讀者一開始是因為想聽獵奇故事進入的（坦白來說這是最容易産生誤解、最狹隘化的方式），都沒關系，沒有什麼唯一正确的進入方法。隻要進入之後，他們不滿足于隻聽狗血的故事，就會自己主動去了解更多。這談不上是什麼“啟智”，我隻不過想通過這個鍊條，把以前獲得的靈感啟發擴散出去。我不能說做到了多少，但至少我做了。
《翡翠島編年》，包慧怡著，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
新京報：有時候一顆種子播下去了，雖然它特别小，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它可能發芽演變出很大的影響。比如我們采訪某位學者或者讀某一本書時，也可能回想起求學期間聽過的一場講座或旁聽的某一節課，然後獲得新的滋養，這種感覺是很奇妙的。
包慧怡：對，意外發現收獲的時刻才是真正值得。我們現在太看重KPI了，做什麼事情都希望立刻得到回報，這怎麼可能呢？這是違背人類認知規律的。雖然我完全不懂腦神經原理，但我大概知道每個神經元儲藏的資訊不是立刻就能激活的。觸發點未必操縱在你手裡，可能某一天陽光很燦爛，某一天溫度很适宜，它突然被激發了，這才是人之為人最開心、最值得雀躍的事情。
新京報：這很像《心靈奇旅》這部電影。在電影中，人類的靈魂需要在一個稱為“生之來處”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個性和興趣，才能獲得身體前往地球。有一個靈魂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天職”，無數科學家、音樂家、文學家想要培養他，他就是提不起興趣、過不了關。最後他被地鐵歌手賣力的歌聲、理發店贈送的棒棒糖和秋高氣爽中飄落的一片銀杏葉點亮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靈魂。
包慧怡：這些都不是雞湯，雖然聽起來很像，但我的切身體驗告訴我确實是這樣的。人性的尊嚴不在于你計劃什麼就能立刻得到什麼，這是人的自我機械化，隻有機器才是絕對可預測的。就連扭蛋都不知道會扭出來什麼，個人心靈的生成難道不如扭蛋複雜嗎？為什麼要把自己預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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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文學與公共
3.1
好的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
新京報：你翻譯了大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伊麗莎白·畢肖普、西爾維娅·普拉斯等女性作家、女性詩人的作品，你覺得女性的身份會讓你對女性作者有天然的親近或更深的了解嗎？
包慧怡：因為我沒有當過男性，我從小就是生活在這具皮囊裡（是以我沒有辦法判斷）。我一直在想，大家口中所謂的“女性”是什麼？小時候我會有點焦慮，覺得自己女性氣質缺失，性格比較野，跟着男生上樹撒野，打群架，如果不是成績好，老師應該會一直請家長，隻不過我的成績掩飾了這些事情，讓我可以繼續無法無天下去。
到底如何定義女性氣質？長大之後我發現，和男性氣質挂鈎的都是褒義詞，勇敢、決斷諸如此類，與女性氣質挂鈎的褒義詞也不是完全沒有，比如溫柔。但在我看來，一個人，首先應該是一個“人”，ta為什麼不能既溫柔又果決，既善解人意又殺伐決斷？涉及寫作，尤其如此。我翻譯過的男性作家中，例如我喜歡的F.S.菲茨傑拉德，他們最吸引我的那部分都是有點雌雄同體的。假如我們把“對于外在世界的敏感性”稱之為“女性視角”，所有作家都必然擁有女性視角，否則他們就沒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這又好像歧視男性了，為什麼男性不能敏銳地觀察外在世界？是以怎麼走都是一條死胡同。不應該讓某一個性别壟斷某些優點或缺點。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們自己說話。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新京報：在你較為熟知的作家中，安吉拉·卡特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時常被貼上女性主義的标簽，但你好像不是很認可這種做法，包括阿特伍德本人似乎也不願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的作家。一方面我認為她們的作品是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另一方面也覺得，貼上女性主義這個标簽是不是把她們的作品窄化了？
包慧怡：其實我是在替她們辯護。我沒有覺得不能給她們貼标簽，但她們倆都激烈反對這一點，尤其是安吉拉·卡特，在訪談裡尤其強調這一點，而阿特伍德則是用一種調侃的語氣回應。包括202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露易絲·格麗克，她們作為作家都不希望自己被标簽化。因為一旦進入了“主義”，就意味着你可以被當作刀槍，用在文學之外的地方，之後就沒辦法寫作了。作家對此在意、愛惜羽毛，我是可以了解的，我也認為有時候是必要的。如果隻在純文學的領域探讨，其實别人貼什麼标簽，自己是不必在意的，反正我不在意，但因為你無法帶着文學史的後見之明看待自己。考慮到她們倆所處的特定的年代，（貼标簽）可能意味着像普拉斯自殺後被造成了一尊神，多出許多粉飾，用在本人原先預料不到、違背本意的地方。作家在這方面可能有一些警惕，不喜歡被歸類，但這并不意味着她們不是女性主義者。當然，這也取決于你怎麼定義女性主義。
3.2
你不能把消除偏見的過程從他們手裡剝奪
新京報：是否可以說，對她們而言，“女性主義”這個标簽的内涵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學的？
包慧怡：我覺得阿特伍德還是挺介入政治的，除她以外，大部分作家，尤其是詩人、小說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政治方面都不太在行。當然我也意識到，無論我介入與否，我都已經生活在它的結果裡。但是作為寫作者，我隻能用自己在審美上能接受的方式去介入包括女性主義在内的政治議題當中。
我個人最反感的可能是以“公知”的方式，當然“公知”這個詞本身是中立的，隻是我不喜歡直接搖旗呐喊這種方式，我不喜歡這樣使用語言。在能力上，我存在知識盲區，要補課的東西太多；在審美上，我對語言可能有點潔癖。如果别人沒有我這個潔癖，能夠以這種方式起到好的效果，那也挺好的，我有時候也會轉發。
我覺得如果發表斬釘截鐵的判斷和觀點，那麼潛台詞就是希望别人也像我這麼想，借此吸引同類，或者把異類争取為同類。可這與我所相信的是相悖的。在我看來，每個人得要得出自己的結論，“意見領袖”這種詞在我這兒就是一個悖論，意見為什麼會需要領袖？
包慧怡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有種說法是，對于一些自己沒有能力形成判斷的人，需要正确的觀念引導。可我總認為，每個人都能形成自己的意見，盡管現實中我也看到了許多盲目、偏激的觀點，仿佛是未經思考說出的。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剝奪他們試錯的機會，他們也許會為自己的偏見付出代價，從中吸取教訓，你不能把消除偏見的過程從他們手裡剝奪，告訴他一定要像我這麼想才是對的。人不應該通過這種方式完成自我實作，或者說代替他人完成自我實作。
歸根結底，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世界的真相？對我而言，這個真相是存在的，但它是在流動的，真相對每個人都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我也會反思，如果想要改變世界，是不是這種直白的方式确實更加有力？但我又對隐形的力量充滿信心，文學作品也許并不比搖旗呐喊弱，隻是它作用在更幽微的方面，不那麼容易用關注度來量化，需要給它更長的時間，更多的耐心。
假設我寫了一部作品，裡面有獨當一面的女性角色，或者描寫了屬于女性自足的世界，盡管我傳遞的資訊不夠明晰，但是我相信，讀者了解了這部作品，也就了解了作者的立場。
新京報：女性拿起筆寫作本身就是力量，隻是方式不同。胡安·巴斯克斯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曾說過：寫小說和寫評論屬于完全不同的寫作，寫小說是因為對人生有困惑，寫評論是因為對人生很确定。當然，他說的評論特指社會評論和政治評論。
包慧怡：反思他的這個觀點之後，我覺得我永遠不會寫評論。我可能隻有一瞬間的确定，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太不可把握了，我對“存在的自信”本身都感到不确定，這方面伊麗莎白·畢肖普等詩人是我的同類。
不要說五年、十年，就連一年之内，我的一些想法也在不斷自我修正。我的理想是當一輩子學生，我更享受在講台下面不斷被打開、不斷被刺激、不斷突破自我認知的過程。在講台上面，我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因為我如果磕磕巴巴、不停自我修正，學生的聽課體驗會非常糟糕，我不得不呈現得非常确信，但我内心都在為自己打問号，你有那麼确定嗎？你真的相信剛剛說的話嗎？在這個意義上，我還是更适應學生這個角色，我不害怕邊界被打破、重新去嘗試，但我會對保持一個無懈可擊的姿态感到恐懼。
每一代人的具體經驗都是在改變的，能傳遞的隻有會自我生長的東西，就像播撒種子，直接給人一盆花也是不對的。教育是很難的事情，真正理想的情況是像蘇格拉底那樣，擁有始終處在對話中的生命。但在今天，那樣一種對話已經不可能了，你沒有辦法讓五十個人同時參與到你的生命裡。講台的設定本身，就已經違背了教育的理念，因為它代表着一個自上而下的單維傳播方向，而能夠自上而下傳遞的，要麼是事實性的東西，要麼是太過武斷的觀點。事實性的東西，學生通過自學一樣可以掌握，教師要做的，是激發，而激發隻有在雙方平等的情況下才可以發生。是以，我對教師這個身份一直有一些懷疑，在我的理想當中，教學不是知識點的傳遞，而是一個點亮和邀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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