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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年華》的靈感之源-劉以鬯與他的對倒時空丨連載(第六章)

作者:時間的河啊
《花樣年華》的靈感之源-劉以鬯與他的對倒時空丨連載(第六章)

《花樣年華》劇照

對倒的時空

——劉以鬯與他的文學世界

作者 唐冬眉

第六章 結束語:遙望星空的智者

想着過去的種種,淳于白再也不能安睡。翻身下床,走去窗邊。太陽已升起,窗外有晾衫架,一隻小鳥從遠處飛來,站在晾衣架上。

稍過片刻,另一隻小鳥也飛來了,站在晾衫架上。然後兩隻鳥一同飛起,一隻向東,一隻向西。一一劉以鬯《對倒》

劉以鬯是個現代小說家,更是一個現代型的人物,他立志于文學的創新,像沉緬遊戲于沙灘的孩子,用海水與砂子,堆砌着、擺設着,建築一個又推翻一個,然後再去建設另一個更新鮮、奇特的“城堡”。

如果把他創作的那些小說比喻為“城堡”的話,他沉緬其中,卻又能抽身,反過身來去描寫這沉迷。

小說中的結構、文字,甚至标點符号,在劉以鬯手裡都是“城堡”建設所需的各色各款形狀不一的元素:他從不重複自己,也絕不沿襲别人的作品;他不陶醉也不輕狂,不自恃清高,專注卻不癡迷。

同時,他又是一個郵票和陶瓷的收藏專家。除此之外,他還喜歡逛街,散散淡淡一路走來,卻記住了市井中不同的方言和俚語,看見了裙裾冉冉的缤紛衣着;時而有透視現實的睿智,時而有悲憫的人性見證。

從創作第一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到今日《酒徒》、《對倒》等小說蜚聲海内外:從1948年告别上海來到香港,在漫長的人生曆程中,劉以鬯以他的熱忱、辛勤和嚴謹,無論是在他報刊編輯生涯裡,還是在他不斷探索和創新的文學創作中,都在海内外享有極高的聲譽。

如今,曾受過劉以鬯扶掖的作家,正活躍在香港文壇和海外華文文壇,并成為當地主力。二三十年來一直活躍在香港文壇的如西西、李英豪、也斯、漢聞、楊明顯、李遠榮等作家,都曾受到劉以鬯的幫助。

倪匡的第一本小說《呼倫池的微波》就曾得到劉以鬯的支援和幫助。他說:“我自覺運氣相當好。《呼倫池的微波》還未完稿時,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之下,我提及有這樣一篇小說,然後送給他指正。當時寫稿,寫完了又改,改完了又再謄清一遍,字字求清楚,劉以鬯先生看下來,點了點頭,就這樣。小說就上報上了。”(倪匡:《(呼倫池的微波)自序》,香港博益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西西在她的散文和小說合集《交河》的《後記》中寫道:“感謝剀以鬯先生,因為他一直鼓勵我寫作,現在又為我出一本書。”

“沒有劉以鬯先生的關懷指導,在香港文壇就沒有李遠榮。”(見漢聞《名家筆耕度春秋·劉以鬯:默默筆耕六十春》),這是李遠榮的心聲,也是衆多香港作家的共同心聲。

加拿大華裔作家盧昭靈(筆名盧因),在談到劉以鬯先生對他的關心、培育時,感激之情無法抑制,有十多分鐘泣不成聲。(見漢聞《名家筆耕度春秋·劉以鬯:默默筆耕六十舂》)

也斯在《現代小說家劉以鬯》一文中這樣寫道:“許多年來,劉以鬯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現代小說家。這‘現代性’不僅來自作品,也來自他生活的态度。我七0年開始在《快報》寫專欄,跟編者并不認識,第一次去領稿費還要被會計部的人認為年紀太小,不相信我寫的而不願發稿費,這樣寫了幾個月,然後有一次去領稿費的時候才碰上了起先我還不知同電梯的這位穿夏裝白皮鞋的就是我心儀的小說家。他坐下來說話,一邊用漿糊粘起稿紙發稿,拆閱來稿和來信,校閱排字房拿過來的大樣,勾出錯誤,一面就天南地北地談文壇掌故。即使日常瑣事,比方來時路上遇見的車禍,他可以三言兩語生動地把它說出來。他對生活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反應靈活,而且有難得的幽默感。有時他壓低聲音,說一兩句挖苦報館的笑話。”

這是也斯眼裡的編輯小說家劉以鬯先生,也是最具文人風采又絕無舊式文人的迂腐的現代主義作家,灑脫幽默,洞悉世相,卻又對生活有着強烈的參與意識。

他創作的小說,一直秉承着關懷社會人生、采求物象内在真實,注重民族化和現代化的結合。劉以鬯将自己生命的精華,奉獻給了文學事業。

半個多世紀的藝術實踐,劉以鬯以他的人品以及他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成果,超越了時代,穿透了時空,滋養了華文文學世界。

可以說香港文學因為擁有劉以鬯這個人而熠熠生輝,是劉以鬯的實驗性小說光大了香港文學并與世界文學接軌,使其一點也不遜色和落後于世界前衛文學。

劉以鬯的存在,為文學領域重新界定了小說家的内涵。在半個世紀的香港文壇大量生産流行小說,奇俠言情泛濫于市場的時期,劉以鬯仍高舉嚴肅文學的旗幟,左沖右突為嚴肅文學争取一席之地。

同時,在生存危機當頭,在他迫不得已也加入制造“通俗小說”的縫隙中,仍頑強不懈地探索着小說創新的可能,創作了大量的“實驗性”作品,這在香港這個商業之都尤其難能可貴,即使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寥若晨星的。

這種堅持并不是盲目的固執,在其堅持的背後有一種非同一般的見識和智能,而這見識和智能,來自于劉以鬯對世界文學的把握和對人性的洞悉。

是以,劉以鬯所具有的,是即使全世界都如此也絕不附和盲從的自信。

古希臘大哲學家德谟克利有一段著名的哲言:人有兩隻眼睛。一隻可以看腳下的陷阱,一隻可以遙看天上的星星。

這是對智者的贊美和定義。劉以鬯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曾經因病失業過,他曾經為了生計一天寫十三個專欄,但他并不抱怨生活,也不曾後悔過寫了七八千萬字的通俗小說。生活該給予他的,他都微笑着一并接受着,而生活中他曾經祈求的,他一直都在默默地争取着。

于是,在一天要寫七、八千字,最多寫一萬多字的為生活“賣文”的間歇,在疲勞極度之後,劉以鬯仍筆耕不辍于實驗性小說并不斷創新。

以“内在真實”的方式,既描述了中國文學的過去,更預言般地展示了中國文學界令人尴尬的今天,1962年,劉以鬯寫出後來震動海内外文壇的獨特叙述方式的——意識流小說《酒徒》。

1964年,創作以小說形式寫詩體小說《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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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内》出版時劉以鬯與夫人

1965年10月1日,為《新生晚報》寫《有趣的故事》,至1966年5月20日寫完,共二十三萬字。将寫作人的願望、回憶、情緒、生活細節、内心活動與虛構的情節結合在一起,展示一些“快樂的或不快樂的”事件。

十年後,将其中有關蟑螂的一段抽出,改為四萬字的中篇。1990年再一次删削《蟑螂》為兩萬字的短篇。

從1967年到1969年,他曾經應雜志之約寫過六個短篇小說,其中頗有獨創性的:《鍊》是沒有故事的小說,用鍊的結構将幾個人物連接配接在一起,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複雜。

《動亂》以物為主,用物的獨白紀錄1967年香港“五月風暴”的動亂。

《春雨》用雨比喻思想的活動,是一篇政論體的小說。

《吵架》是沒有人物的小說,從另一視角寫家庭糾紛。

《除夕》用幻想與現實構成凄惘氣氛。

1970年至1971年,香港治安混亂,到處有人持刀搶劫。鑒于此,劉以鬯創作了以搶劫為題材的小說《刀與手袋》(出單行本時改為《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寫一個無業青年走上歧途的經過。

小說采用混合描寫的方法,一方面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叙述事件:一方面用直接内心獨白寫小說人物與自己的“對白”,将人物的思考與事情發展交替進行,藉此開拓傳統現實主義寫法的涵蓋面,加強虛構情節的真實度。

1972年,劉以鬯由一張雙連“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産生了用“對倒”方式寫小說的概念。于是《對倒》采用雙線并行發展的格式,叙述兩個陌路人(一男一女)在同一個生活場景中的行動和思想。

1973年至1975年,劉以鬯寫長篇小說《島與半島》,企圖用小說藝術這種藝術形式為香港曆史加一個注釋。

1980年11月2日,為《明報晚報》寫連載小說《躊躇》(1985年,華漢文化事業公司為劉以鬯出版小說集《春雨》,作者修改後的《躊躇》收在該集裡,題目改為《猶豫》)。

該小說的創新在于為了表現“内在真實”,作者着重寫小說人物的内心活動。他的寫法與“狀态小說”不同。“狀态小說”排斥情節與事件,寫《躊躇》不但不排除情節與事件,而且用小說人物的思想推動情節。

對作者來說,寫這篇小說是一種嘗試。

1983年,劉以鬯用複式叙述結構寫微型小說《打錯了》。

《打錯了》發表後,因為叙述結構由兩種假設組合而成,引起相當強烈的反應,被人認為是一篇極有創意的小說。

1991年,劉以鬯為了表現自己的創作個性,創作《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發表在《香港文學》第八十四期。作者構思這篇小說是利用黑白兩種顔色突現社會的真實面,将黑與白作對比,清楚區分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

另外,劉以鬯将新酒斟在舊瓶裡,創作了《盤古與黑》、《寺内》、《除夕》、《借箭》、《孫悟空大鬧尖沙嘴》、《蛇》、《蜘蛛精》,《追魚》,屬于故事新編這一類頗有新意的短篇小說。

2001年,八十三歲的劉以鬯創作《這是一幅用文字描繪的抽象畫》。

這些是半個世紀以來,劉以鬯探索小說藝術如何表現人類内在真實的主要作品,它們代表了劉以鬯的創作理念和他對香港文學的貢獻。

可以說在劉以鬯的實驗性小說裡,幾乎篇篇不同,從内容到形式都在求新,他一直在尋找“别有風味的表達方法”,使小說具有創造力。

追求新異,在劉以鬯的創作中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所深深癡迷的。劉以鬯并不拒絕傳統小說的一切表達方式,在創新的前提下,他仍然堅持現實主義的基本原理。

但在寫作技巧上,卻大膽創新,絕不雷同别人也不雷同自己。劉以鬯以《酒徒》、《對倒》等一系列作品,向讀者說明了小說是一個心靈的世界,是一種心靈景象。

這種心靈世界的藝術雖然有片面性,但他以作家自己深切的人生體驗為基礎,把自己的情感、思考、智能融入作品中,在自己的創作實踐裡,強調發揮想象力和潛意識,把筆端轉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讓千變萬化而飄怱靈動的自我意識,從心靈深處傳達而出,将生活中體驗到的感受提到一種形而上的、人類感情體驗的高度去品味,去進行靈魂的探險,因而形成了他的創作在内容、技巧與形式上的獨創性。

《花樣年華》的靈感之源-劉以鬯與他的對倒時空丨連載(第六章)

劉以鬯先生

劉以鬯對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斯對劉以鬯有過中肯而貼切的評價:“不光是我,我們整代人恐怕都受惠于劉先生的‘固執’與‘堅持’,他孤軍一人從文學和政治媚俗控制的大局下救出了篇篇作品,令我們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有新的認識。”(見也斯著《現代小說家劉以鬯》)。

劉以鬯所開拓出的獨特的小說創作之路,引來香港文壇文學的百花齊放,他所蘊藉的文學藝術創新理念足夠涵養幾代文學人的成長。

劉以鬯的作品内涵浩大而寬泛,不僅僅是他的作品寫作風格在現實與現代之間“對倒”,它們所容納的一種精神底蘊,也即被人稱為現代精神的,不是一代人,幾個評論家所能完全明白和領悟的,那種穿透人們内心世界的光芒,早巳跨越了時代和地域,在時空對倒中,人們愈加青睐于劉以鬯的小說作品。

而他的那些嘔心瀝血之作--實驗性小說,将在現在與未來的時空中一次又一次上演着“對倒”,因為劉以鬯對文學探索的成果,不僅僅屬于現在的華文世界,更屬于未來的人類文學世界。

(全文完)

(注:此文曾連載于香港文學評論雜志《香江文壇》2002年4至7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