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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聽本書:《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葉子的精神家園

金秋十月,自古是收獲的季節,不僅處于中美貿易戰漩渦中的大豆終于可以興奮地搖起飽滿的鈴铛,各路專家學者也都開始翹首以盼今年的諾貝爾獎桂冠将花落誰家。

截至 2017 年,在 49 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79 名獲獎者中,若論誰對人類做出的貢獻最大,可能很難有定論,但是若論誰的影響面最廣、争議最大,關于這個問題答案的争議可能就小很多。很顯然,答案就是哈耶克。197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哈耶克和岡納·缪爾達爾,獲獎理由是「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币理論和經濟波動,并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這一結果讓很多人幾乎驚掉下巴:哈耶克獲獎了?!而且一同獲獎的是缪爾達爾?!且不說當時哈耶克已經長達三十年不再怎麼研究經濟,其最主要、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也不屬于傳統的經濟學領域,其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也已經被其學術對手凱恩斯主義壓制了近四十年;更讓人不解的是,他的獲獎夥伴,曾經的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瑞典學派的代表人物缪爾達爾,一向高舉「左翼」、「進步」的大旗,幾乎可以說與哈耶克勢如水火。

怒火中燒的缪爾達爾,在頒獎典禮上壓根兒不搭理哈耶克;而更使他火上澆油的是,兩年後的諾貝爾獎竟然又頒給了哈耶克的同道中人弗裡德曼。忍無可忍的他,以筆為槍,化憤怒為炮火,立刻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投下了一篇批判檄文,直接呼籲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他曾經付出過巨大努力才得以設立的獎項。

在經濟學聖殿的角落裡,如同醜小鴨一般栖息了近三十年的哈耶克,對這頂從天而降的桂冠,雖然頗為欣慰,但對冷落了他那麼久的經濟學界,甚至諾貝經濟學獎本身,卻并無太多敬意。他給自己獲獎演說的題目,毫不掩飾的貫以「知識的僭妄」之名,他鮮明的指出,自由世界當時所面臨的,無法擺脫的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威脅,正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曾經推薦甚至極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所帶來的必然後果;而那些經濟學家中的一部分已經獲得了該獎,還有更多将在未來繼續獲得該獎委員會的青睐。他在演講的最後甚至大聲呼籲:社會研究者認識到自己的知識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便應懂得謙卑為懷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當那些極力想控制社會的狂妄之徒的幫兇;這種做法不但會使他成為自已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為一種文明的毀滅者,而這種文明不是來自任何個人頭腦的設計,而是通過千千萬萬個人的自由努力才成長起來的。

前面說過,哈耶克影響最大的著作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著作。那本書到底是什麼呢?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推薦的這本曾影響深遠、又曆久彌新的經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

下面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創作背景。該書出版于 1944 年,主要創作于 1942 年。從學術思想背景看,就在 1942 年,奧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殺于巴西;1945 年,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的著名寓言小說《動物農莊》,及奧地利裔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于同年出版。順着思想史向前追溯,從 17 世紀下半葉的約翰·洛克到 18 世紀的大衛·休谟與亞當·斯密,尤其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 1776 年橫空出世,傳統的重商主義經濟理論逐漸讓位于以自由經濟、自由貿易為特色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幾乎成了經濟學界認可度最高的信仰。随後,現代經濟學開枝散葉,逐漸成為顯學,甚至實作了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在亞當·斯密之後的一百多年,經濟學主要沿兩條路線發展,一方面,自由市場經濟在大衛·李嘉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等人的筆下不斷成熟與完善;另一方面,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開始形成巨大影響力。1890 年第一次出版的兩卷本《經濟學原理》與 1867-1894 年間出版的三卷本《資本論》,大體代表了 19 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兩條路徑。進入 20 世紀,身為馬歇爾的學生,凱恩斯于 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以及哈耶克于 1944 年出版的這本《通往奴役之路》則成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兩座山峰。

從經濟活動實踐來看,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之後,德國在極權主義的操控下,将整個西方世界裹挾進二戰的噩夢之中;美國則熱情擁抱凱恩斯主義,積極投身于「羅斯福新政」中;一戰期間成功實作革命的俄國,實作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并在對抗德國法西斯的入侵中,迸發出強大的能量;彼時的法國,仍處于被納粹德國占領的狀态。在那種國際環境下,自由市場經濟的核心國家,英國的學界,經過凱恩斯主義在近十年來的發酵,對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已經孕育出各種思潮出來。無論是面對自身的經濟危機,還是面對納粹德國或蘇聯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曾經無所不能的「看不見的手」,正變得無所适從,力不從心。

國家主義是走向富強之路嗎?不難想象,在那個特殊的時代,這一問題,在不少人的内心深處盤旋過,遊移過。

不!那是通向奴役之路!一個聲音出現了,曾經論戰敗給凱恩斯的哈耶克,這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厲聲回答道。

話說,哈耶克到底是誰?哈耶克于 1899 年出生于奧地利維也納的知識分子家庭。此前一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世長辭,德意志帝國如一艘馬力十足的戰艦,正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駕馭下,全速沖向一戰的曆史旋渦。德國史學家們普遍認為,從俾斯麥下野到他去世的八年間,是整個德意志曆史的關鍵時期。正如德國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其著作《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一書所描述的:

「在那個時代将德意志帝國推向嶄新外交路線的因素,并非國内的不幸福或内政上的危機,反而是當時德國人對自身力量與内部和諧所産生的過度信心。……俾斯麥時代及以前的德國人,在本質上是一個謙卑樸實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團結在同一個屋檐下,而且他們已經如願以償。可是,自從俾斯麥下野以來,他們産生了一種大國的心态。各個不同階層的德國人,突然在眼前浮現一個偉大的國家願景,一個全國性的目标:我們要成為世界強權,我們要向全世界擴張,德國必須在全世界享有優先地位!」

而正是這一心态或者說思想上的轉變,引發了一戰、魏瑪共和國的超級通貨膨脹,進而走向納粹極權主義的罪惡深淵。而這一轉變曆程,也正是哈耶克在本書中主要的批判對象。

一戰期間,1917 年,18 歲的他加入了奧匈帝國陸軍,并在意大利戰線服役。這段經曆讓哈耶克決定在學術界發展,希望研究出如何導緻未來戰争悲劇的發生。哈耶克後來說道:「讓我決定成為學者的最關鍵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争讓我開始重視政治結構的問題」。也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在瑞士那片和平孤島中,蘇黎世科瑪特河後面的一個破敗巷子内的一個修鞋匠家裡,茨威格筆下那個作息規律又極其低調的小個子男人,在往來圖書館的路上,正在絞盡腦汁尋思着回歸他的故土沙皇俄國的理想路徑。德國的列車帶領這個小個子一路穿過德國全境,像一枚威力無窮的炮彈,射向俄國城市彼得堡。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後,世界秩序徹底重構。那個小個子當然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列甯,而他治下的俄國及後來的蘇聯,則成了哈耶克筆下另一個靶子。

一戰後,哈耶克分别在 1921 年和 1923 年在維也納大學取得法律和政治學的博士學位。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他結識了對他學術思想影響極其深遠的米塞斯。作為奧地利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米塞斯曾親眼目睹「整個局勢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淵」,但是,當與他同年同國出生的茨威格,選擇以自殺來捍衛内心的美好時,米塞斯以筆為槍,向殘酷的現實展開了殊死的搏鬥。「面對不可避免的巨大災難,人們将會怎樣生活?這是一個關乎性情的問題。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按照慣例,選擇維吉爾的一句詩作為我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

米塞斯傳給哈耶克的衣缽中,不僅有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更有一顆絕不向邪惡低頭的決心。他一方面繼承了由卡爾·門格爾傳承下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不放過任何機會與他認為邪惡或者有可能走向邪惡的理論開戰。1932 年,年僅 33 歲的哈耶克與年長他 16 歲的凱恩斯在泰晤士報上展開了一場辯論,駁斥凱恩斯透過政府出資的公共建設計劃的提議。1938 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侵吞後,哈耶克放棄了奧地利國籍,并終其一生都以英國公民,活躍在英國、美國和晚年時的德國。1944 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1950 年,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自此之後,他的研究範圍也逐漸偏離經濟學,而以哲學、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等為主。在戰後二十多年西方經濟的黃金發展期,哈耶克及其代表的奧地利學派,都落寞地隐匿在凱恩斯主義巨大光環的陰影内,主流經濟學理論界,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與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20 世紀 70 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與石油危機的接踵而至,西方世界第一次意識到,哪怕在長期,曆史并不會終結,短期很美好的凱恩斯主義,長期來看,或許還很殘酷。曆史的車輪終于來到 1974 年,成立僅僅五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準确把握到曆史的脈動,天才般地把該屆的獎章連同巨額獎金頒給了哈耶克與缪爾達爾這一對兒冤家。盡管這一舉動并未換來兩位獲獎人的善意,甚至二者都揚言該獎壓根兒就應該取消,但是,至少于哈耶克來說,恰恰憑借諾貝爾獎,他所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才曆史上第一次迎來了黃金發展期。五年後,他的國籍所在國,也是凱恩斯的故鄉,迎來了奉他為導師的撒切爾夫人,而如果對比當年丘吉爾因為引用他這本書的語句,而導緻競選受挫,意義就尤為凸顯;再兩年後,他任教超過十年的美國,也迎來了裡根新政。

好了,本書的創作背景和作者情況就介紹到這裡,下面就打開書本,重新回顧那條通向奴役之路吧。

全書共 15 章,下面簡要介紹一下各章節的主題内容。

在第一章被離棄的道路中,作者不無憂慮地指出,我們所有的努力和希望的目标就是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榮,但通向這一目标的道路,不僅僅受到二戰的嚴重破壞,更是早在二戰之前已經面臨嚴重威脅。事實上,「至少在歐洲極權主義的魔影變成真正威脅之前的 25 年中,我們已經日益偏離了作為歐洲文明基礎的基本觀念」:古典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與利己主義或自私自利完全不同,與自由放任也存在本質性差別。所謂自由主義,是指「在安排我們的事務時,應盡可能多地運用自發的社會力量,而盡可能少地借助于強制,并深思熟慮地創造一種使競争能盡可能有益進行的體制。」

在接下來的兩章中,作者進一步通過比較分析指出,真正的自由主義,是贊成盡可能地運用競争力量作為協調人類各種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張讓事态放任自流。隻要能創造出有效的競争,就是指導個人努力的最好方法。自由主義并不否認,甚至還強調,為了競争能有效運轉,必須有一套精心設計的法律架構;而且,在不可能創造條件,使競争有效運轉的地方或領域,政府就必須采用其他指導經濟活動的方法。

然而,經濟自由主義堅決反對限制甚至取締自由競争。在作者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競争不僅是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有效的辦法,更是個人活動在沒有當局的強制和武斷的幹預時,能互相協調的唯一方法。成功地将自由競争用作社會組織的一般原則,就排除了政府對經濟生活毫無意義的強制性幹預。政府所需要強制的,是市場的有序運轉和個體間公平的自由競争。這些政府行為不僅可為,而且尤其必要。比如貨币、市場體系和資訊管道等不大可能由私人企業提供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以及一套适當的法律制度及其強制執行措施。隻有法律制度的強制限制力,才能確定自由競争的良性運轉,使競争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法律僅僅承認私有财産和契約自由是不夠的,還有賴于對财産權的明确限定。

在寫作本書時,哈耶克對于貨币必須由政府提供這一觀點仍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進入 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他已經對此産生了懷疑,1976 年,他出版了 1945 年以來唯一的一本經濟類著作《貨币的非國家化》,試圖把貨币這個政府的天然盟友,拉攏到市場的一方。盡管他剛在兩年前加冕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這本書在當時并未收獲太多的關注,因為他的理念實在太超前了。直到 2008 年,以比特币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币的橫空出世,科技進步為數字的非國家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這本書又突然像他很多曆久彌香的著作一樣走俏起來。

總之,政府之手應該創造條件使競争盡可能有效,同時在競争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為其提供補充。除此之外,政府之手應盡量受到限制。

在第四章中,作者駁斥了計劃的「不可避免性」的幾個理由。其中一個理由認為,技術的改變已經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使競争沒有可能,而留給我們的唯一選擇,無非是由私人壟斷組織控制還是由政府控制。但是,作者發現,一些權威部門的研究顯示,這種認為大規模生産具有更高效率的觀點是使競争消失的原因,在當時的任何證據中都很難得到支援。另外,競争的沒落與壟斷的興起在各國出現的曆史順序,同樣不支援計劃經濟的「不可避免性」。

在接下來的兩章,作者重點探讨了自由國家與法治的關系。自由國家的一個顯著标志正是嚴格遵循法治這一偉大原則。所謂法治,在哈耶克看來,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的限制,這種規則使個體能夠預見到政府在特定情況下,會怎樣使用它的強制權力,進而規劃個人事務。真正的法治,應将留給執掌強制權力的執行機構的行動自由,減少到最低限度,以防止政府采取特别的行動破壞個人的努力。

在接下來的兩章中,作者駁斥了有關競争的一些異議。作者指出,競争類似于正義,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在競争過程中,無論是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還是受到不可預期的災難的打擊,都僅僅取決于他們的才幹和運氣,而不會受到某些權力機構的特殊照顧或非法迫害。另外,作者認為,在競争社會中,相比富人所受到的限制,窮人獲得的潛在機會要多得多;而且,在競争社會裡的窮人,比在其它社會裡擁有很大的物質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雖然在競争制度下,窮人緻富的可能性比擁有遺産的人緻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有可能緻富,而且他隻有在競争制度之下,才能夠單靠自由而不靠權勢者的恩惠獲得成功,也隻有在競争制度下,才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撓他謀求緻富的努力。

在接下來的第九章社會保障與自由中,作者辯證地指出,政府越試圖用幹涉市場體系的方法來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在作為一種特權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沒有這種特權的人日益增加的無保障之間的對立也變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權的性質,沒有特權的人所面臨的危險越大,保障就越為人們所珍視。随着有特權的人數的增加,在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無保障之間差别的增加,就逐漸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會價值标準。給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個青年人擁有領得年薪的确定權利比對他懷有飛黃騰達的信心更是其結婚的資格,而無保障則成為賤民的可怕處境,那些在青年時就被拒絕于受庇護的領薪階層之外的人,要在這種處境下終其一生。

在接下來的兩章中,作者指出,使智識自由對知識的進步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根本之點,不在于每個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寫點什麼,而在于任何人對任何事由或意見都可以争論。隻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着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并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使思想獲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個人之間的互動。理性的成長就是一個以這種差異的存在為基礎的社會過程。這種成長的本質,就是它的結果難以預測,并且我們不能知道哪些意見有助于這種成長和哪些意見不會有所幫助。

在接下來的三章中,作者分析了實作物質目标的經濟政策的局限性等問題。他認為,無論是财政政策還是貨币政策,或者産業政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如果我們不惜一切代價,通過各種經濟政策來降低失業率,它們不但不能帶來持久的解決效果,反而會嚴重妨礙我們生産性資源的最佳使用。作者特别提出,貨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治這種困難的,它力所能及的無非是實施一種普遍的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相對于那部分無法降低的工資而把其他一切工資和物價擡高到足夠的程度,而且,即使這樣做,也隻能用一種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實際工資,進而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結果。而要把其他一切工資和收入提高到足以調整有關群體地位的那個程度,就會帶來通貨膨脹的極度擴張,它所造成的動蕩、困苦和不公正将比那些所要救治的問題本身要大得多。

關于貨币政策這一點,我相信,哈耶克肯定對當年德國魏瑪共和國的超級通貨膨脹深有體會,也是以滋生了深惡痛絕的感情。戰敗後新組閣的魏瑪共和國政府,為了避免戰後大規模失業,以及變相縮減戰争賠款,讓所有印鈔機開足馬力,從 1919 年開始,一美元可以兌十德國馬克;到 1923 年 1 月份,已經可以兌換兩萬馬克;到 8 月份,突破百萬大關;11 月份,突破千億大關;到了 1923 年底,一美元所能兌換的德國貨币,已經高達 4.2 兆馬克。哈夫納在其著作《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中形象地描述道:「結果,連印鈔機都不敷使用了。在 1923 年的時候,光是想印制足夠數量的紙币也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難題。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動用民間的印刷機來幫忙印鈔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問題: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貨運火車必須被用于運輸,以便及時将剛印好的紙鈔運送出去。」德國廣大中産階級面對貨币财富被如此史無前例地蒸發,或者更準确地說,被洗劫,前文提到的茨威格曾經痛苦地寫道:「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像 1919 年至 1923 年之間的通貨膨脹那般,将德國廣大中産階級調教得願意接受希特勒。」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把分析的視角從國内上升到全球治理,認為通過某種超國家主權機構搞「國際性」的經濟計劃,相比國内層面的計劃經濟,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困難和危險。相反,一個有效地限制國家主權侵害個人權力的國際機構,才是對和平的最好保障。國際範圍内的法治必須保障國家不對個人、同時保障這種新的超國家主權機構不對各個民族國家施行暴政。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哈耶克的學術老對手,凱恩斯勳爵,正在帶着由他一手炮制的戰後國際秩序治理體系的「凱恩斯計劃」,拖着病軀往返于大西洋兩岸,與「想要把大英帝國的眼珠子挖出來」的美國人懷特團隊進行着極其痛苦的談判。談判的結果我們現在都知道,老辣的凱恩斯敗給了此前一直寂寂無聞的懷特,在本書出版四個月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建立。據說,美國人給予了談判失敗的凱恩斯一種特殊的尊重,關于開會地點,凱恩斯特意寫信希望不要放在華盛頓,以免進一步刺痛大英帝國的神經,于是新罕布什爾州華盛頓山區的那片避暑勝地,就這樣走到了戰後世界舞台的中央。

盡管在去布雷頓森林會議的途中,凱恩斯興緻勃勃地閱讀了哈耶克這本新著,并很快就給哈耶克寫了一篇熱情洋溢、贊美有加的回信,但在哈耶克看來,無論是凱恩斯方案還是懷特方案,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抑或第二年成立的聯合國,他都持保留态度。可惜的是,在寫出那封信之後兩年,為大英帝國嘔心瀝血、積勞成疾的凱恩斯因心髒病突發病逝于家中,時年不足 63 歲。他再沒有機會進一步反思哈耶克的觀點,也看不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特裡芬難題面前最終走向土崩瓦解。而在此之後,哈耶克對經濟的研究也越來越少,并于四年後離開英國,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後,研究範圍幾乎徹底遠離經濟學。

在本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再一次強調,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清除那些因人類的愚蠢而加諸于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解放個人的創造力,而不是設計更多的機構去「指引」或「指導」他們,要創造有利于進步的條件,而不是去「計劃進步」。

好了,本書的主要内容就介紹到這裡,下面我再談談,通過閱讀本書,所引發或形成的一些粗淺的思考,供大家參考。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腦海中閃現過各樣的場景片段。比如,納粹德國集中營外辛德勒的那疊長長的名單;為了保留心中的美好歐洲印象,而相繼選擇自殺的本雅明和茨威格;以康波周期聞名于經濟學界的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在 1938 年蘇聯大清洗期間被判死刑,年僅 46 歲就含冤而死,而比他小 14 歲的列昂惕夫,恰好在大清洗運動開始之前的 1930 年移居美國,後來不僅開發出投入産出分析法,為人類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早在 1973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進一步回望曆史,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國家在堅船利炮的加持下,開啟了殖民全球的步伐。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後來的英、法、德、意等國,以搶占金銀、原材料、勞動力和商品市場為目的,以槍炮為手段,以病菌為輔助,給被侵略國家和被殖民國家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哪怕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标榜的自由貿易,也不過是在槍炮的脅迫下的「自由貿易」。被侵略國家和被殖民國家,在被動的卷入第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相比享受到的全球化的紅利,所遭受到經濟上的剝削、壓榨和精神與肉體上的摧殘,遠遠更為典型,影響也更為深遠。

但是縱使如此,當我們更加冷靜地比較分析那些遭受入侵命運的國家和地區,我們還是能夠發現,入侵者的不同體制,留給被入侵地區的遺産,以及由此形成的長遠影響,具有非常鮮明的特點。

在歐洲以外的主要經濟體,美國、加拿大、澳洲、印度、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曆史上都要麼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要麼深受其影響;自然資源同樣極其豐富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及地理位置與美國和加拿大比較類似的墨西哥(與西歐諸國距離稍遠),雖然一度也取得引入矚目的經濟成就,但是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幾乎就成了拉美債務危機的代名詞,尤其是阿根廷,更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而這些國家,巴西的殖民者是葡萄牙,其他兩國的殖民者是西班牙。曾經在經濟上同樣非常有特點的南非,其殖民者則是荷蘭。另一個主要經濟體,日本,則最早是被美國的艦隊敲開的國門,但對其影響最大的,屬于俾斯麥時代的德意志帝國。

而對比當年這些殖民者,英國雖然早已不複當年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國的榮光,但無論其經濟總量、國際影響力,還是金融、教育、科研、旅遊等,都仍處于世界的前列。德國則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尤其是先進的制造業和在歐盟的上司地位,早已逆轉了戰敗國的負面形象。相反,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則已經淪落為歐洲的「笨豬五國」。

造成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悲劇,以及殖民國與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命運,背後的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比較鮮明的,就是哈耶克在本書中所反複提出的,對自由競争市場體制和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的法治體系的取舍。

最後,把書中下面幾句話分享給大家,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識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從長遠考慮,我們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那麼,從短期着眼,我們就是我們所創造的觀念的俘虜。

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而使思想獲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個人之間的互動。

每天聽本書:《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