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戰尚未結束的時候，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修訂了一部戰争爆發前就已經完成的書稿，于1918年7月發表了第一卷《西方的沒落》；此書甫一問世，很快就在西方文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時隔不到一年之後，一戰硝煙逐漸散盡，荷蘭文化史家赫伊津哈又在舔舐一戰傷痛的1919年發表了那部名氣至今維系不墜的文化史傑作——《中世紀的秋天》。赫伊津哈這部荷蘭語著作的流傳更多仰賴于閱聽人更加廣泛的英文譯本，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譯本無疑是赫伊津哈本人親自參與的1924年譯本——《中世紀的衰落》；很顯然，這個更為顯白的譯名看起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幾乎在同一時期問世的《西方的沒落》。
斯賓格勒
事實上，《西方的沒落》與《中世紀的秋天》之間很難說有某種确切而具體的影響性關聯，學界也很少将兩部著作放在一起來讨論。不過，在談到赫伊津哈的文化史研究時，也有個别學者會特别指出：如果說一戰前後存在一種時代氛圍，這種氛圍無疑是對衰退的過分癡迷——無論是戰争的陰雲、令馬克斯·韋伯早逝的疫病，還是不久之後即将陷入危機的經濟，“這個世界會好嗎”似乎都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時代之問。而《西方的沒落》和《中世紀的秋天》作為這個時代問世的兩部名作，同樣可以被視為這種時代思潮的展現。
《西方的沒落》第二卷發表于1922年，此前一年，赫伊津哈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其中的上半部分集中評述了斯賓格勒與其《西方的沒落》。也就是說，在《中世紀的衰落》發表之前，赫伊津哈至少已經讀過了《西方的沒落》第一卷。
衆所周知，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是一種“文化形态學”的研究。到了1929年，赫伊津哈也在其1926年演說基礎上修訂成文的《文化史的任務》（其中提到了斯賓格勒）明确指出，文化史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具體真實的文明程序進行形态學的了解和描述。這種看法似乎也明确顯示了《西方的沒落》與赫伊津哈的文化史之間所暗含的關聯。
不過，從《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當中來看，赫伊津哈實際上并沒有對斯賓格勒和《西方的沒落》中所闡述的具體内容給出太高的評價。他将斯賓格勒差別于專業的曆史學家，稱其為“天才的業餘愛好者”；對于《西方的沒落》，他的看法則相當負面，認為這不過是反複唱高調的自我吹捧之作，好像他的意思是，這部業餘的虛誇之作并不值得人們耗神費心。然而，赫伊津哈的做法和給出的說法恰恰相反，他不僅透露自己對《西方的沒落》做了細緻的閱讀筆記，而且還明确指出，這是一部我們應該敬重的天才之作。
赫伊津哈是在1905年正式步入了專業曆史學的教學研究所學生涯，他在那一年就任了格羅甯根大學的曆史學教授職位，并于上任之時發表了一篇就職演說。該演說一開始就談到，曆史學面對自然科學的沖擊，已經陷入茫然無措的境地，并開始懷疑自己能否成為一門可以“用實體學标準來衡量”的“科學”；而“史學思想裡的審美要素”作為這篇演說的标題，本身又以十分明确的方式表明，通過強調曆史研究中的“審美”要素，赫伊津哈實際上拒絕接受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标準對于曆史學的宰制。換句話說，通過“審美”與“科學”的對照，赫伊津哈強調了某種“曆史”與“自然”的對照；而這樣的對照，就像赫伊津哈在《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當中所指出的那樣，恰恰也是《西方的沒落》中隐藏的總體觀念。不過，這種對照雖然是赫伊津哈始終耿耿于懷的老生常談，但這絕非《西方的沒落》值得敬重的原因所在；赫伊津哈不無譏諷地指出，斯賓格勒錯誤地認為是自己發現了這種全新的路徑，但實際上，這種對照觀念早已為人所知。
赫伊津哈
就演說發表的時間而言，赫伊津哈這篇演說的标題和觀點傾向很容易讓熟谙史學史的學者聯想到英國史家伯瑞（John Bury）在兩年前就任劍橋現代史欽定教授時發表的就職演說，這篇演說中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看起來與赫伊津哈的觀點針鋒相對：“曆史學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
伯瑞這句名言在其就職演說中的意圖恰恰在于說明，曆史學至少在他接替阿克頓勳爵擔任劍橋現代史教授的時候，仍然稱不上一門科學；看似讓曆史學成為科學的十九世紀史學變革——聽過蘭克授課的阿克頓勳爵在1895年的就職演說中曾将曆史學的十九世紀概括為史學革命的時代——實際上并沒有最終完成。對于伯瑞來說，曆史學未能成為一門科學，原因在于她沒能根本上擺脫使之差別于其他科學的“老舊外殼”，特别是文學與藝術，而所謂的其他科學就是伯瑞在演說中提到的地質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也就是說，曆史學最終成為科學，實質上就意味着必須要達到自然科學所具有的科學高度。不過，伯瑞也非常清楚，至少就研究對象而言，曆史學終究有别于自然科學，因而在曆史學如何達到科學高度的問題上，伯瑞特别強調了一個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将“人類發展觀念”确立為支配曆史研究的核心觀念。因為隻有接受這樣的觀念，曆史學才能最終斬斷她與道德哲學和文學修辭的古老關系，開始“與客觀地處理普遍事實的科學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
伯瑞為何會在史學變革的問題上特别強調“人類發展觀念”？這個問題的答案恰恰可以在兩年後的赫伊津哈就職演說中找到。後者在談到自然科學對于曆史學的沖擊之後，緊接着又指出，“在孔德和斯賓塞的時代”，曆史學别無選擇，她想獲得科學的尊嚴，就必須讓社會學“奪取曆史學的全部領域”。赫伊津哈的說法指向了當代史學史著作通常會提及的一個事實，即傳統史學雖然面臨自然科學發展的沖擊，但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傳統史學遭到的直接抨擊實際上更多來自于同樣研究人類文明現象的新興學科——社會學。是以，對于曆史學科學化的問題，赫伊津哈的演說主要就是圍繞曆史學與社會學的關系，重點評論了這種關系必然會引出的兩個彼此相關的問題：真正的曆史學應該限定于研究曆史事件還是必須要努力揭示某種科學規律？曆史學家首先是要關心個體還是群體？赫伊津哈指出的這兩個問題對于曆史學科學化來說可謂極為關鍵，因為它們恰恰也是社會學批評曆史學的邏輯所在：社會學研究着眼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整個發展問題，研究對象則集中于具有普遍性、客觀性并外在于個人行為與意識的群體性事實——比如塗爾幹意義上的“社會事實”，因而社會學可以像自然科學揭示自然界的某些規律那樣，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某種定律；曆史學則因着眼于個别性的事實和人物而無法把握人類社會生活的整個發展問題，因而也就無法上升到可以揭示出某種定律的科學高度。
是以，從社會學批評曆史學的邏輯理路來看，伯瑞将“人類發展觀念”視為史學成為科學的決定性因素，明顯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批評。對于這一點，伯瑞後來發表的一篇提及孔德與斯賓塞的文章可以作為一種更加明确的證明，這篇文章就是1909年發表的《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
就論述的内容和思路而言，《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可以當作伯瑞就職演說的續篇，同時也能在某種意義上視為對赫伊津哈就職演說的回應。在伯瑞的就職演說中，接受“人類發展觀念”的支配地位意味着史學隻有像社會學那樣着眼于群體性事實才能成為一門科學；但對于赫伊津哈來說，曆史的再現不可能“隻見林而不見樹”，因而他反對将“人類社會、群體群組合”視為唯一合法的曆史研究對象。在《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這篇文章中，伯瑞指出了赫伊津哈在其就職演說中關注的問題，并且清楚地意識到，個體在整個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始終會是曆史學科學化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伯瑞并沒有就此否認曆史學成為科學的合理性，他還借助一種學說進一步論證了這樣的合理性，這個學說就是文章标題所示的達爾文進化論。在他看來，進化論學說貫通了“人類王國”與“動物王國”。研究“動物王國”的學科，比如生物學，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然科學，而社會學和曆史學無疑屬于研究“人類王國”的學科；在這個意義上，進化論學說從動物進化的視角來看待人類，并由此将進化論提升到科學假設的高度，恰恰也就意味着研究“人類王國”的學科隻要着眼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乃至進化問題，她就同樣可以像研究“動物王國”的學科那樣，成為一門可以上升到自然科學高度的科學。是以，曆史學要成為這樣的科學，就必然要像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那樣，将暗含進化論的“人類發展觀念”确立為支配曆史研究的核心觀念。
伯瑞
進化論作為《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的關鍵論點，構成了曆史學科學化的根本理據。伯瑞雖然在文中明确指出，進化論與涉及價值判斷的進步有所不同，但進化論學說賦予曆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恰恰讓科學化的曆史學帶上了一種看似有着“科學”依據的進步論底色。這一點讓人想起了伯瑞在1920年發表的一部著名的觀念史著作《進步的觀念》，這部著作的整體論調表明，以進化論來論證曆史學科學化的學者似乎恰恰傾向于相信——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希望”——人類會不斷朝着世俗幸福前進和進步。
《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發表之後，赫伊津哈與伯瑞之間隐秘的交鋒仍然在繼續，但對于《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提出的關鍵論點，赫伊津哈最直接的批駁卻出現在将近二十年之後撰述的《文化史的任務》中，這個時候，人類曆史發展意義上的進化觀念或以進化為核心的曆史進步論，在赫伊津哈的筆下早已成為了“智識市場上符合标準的經銷許可證”。赫伊津哈與基于進化論的科學化曆史學的較量似乎也成了一種近乎絕望的抗争。
然而，絕望之中也并非沒有撫慰。《達爾文學說與曆史學》發表後不久，一戰的爆發很快就對各種意義的進步信念造成了沖擊。天命之年的伯瑞轉向關于“進步”觀念的曆史研究，恰恰從某一個側面證明，對于以“進化”為核心的“進步”觀念，人們的信念已經開始出現了動搖。這似乎都為他的抗争帶來一絲慰藉。不過，對赫伊津哈來說，最大的撫慰其實是形諸文字的東西，這個撫慰就是他在《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當中坦承對他有治愈之效的《西方的沒落》。這部戰後風靡一時的名著，伴随曆史的機運，借助與進步和進化相對立的衰退觀念，吹響了反對淺薄的進步信念的号角；其作者雖然如赫伊津哈明确指出的那樣，并不是摒棄進步觀點的第一人，但在赫伊津哈看來，他表達這一觀點的力度無疑是前無古人的。
《西方的沒落》帶給赫伊津哈的或許不僅僅是撫慰。那篇《文化史的任務》是在一開始的部分讨論了進化觀念，在這個方面，這篇1929年最終定稿的文章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篇有關上述抗争的總結性論述，它暗示赫伊津哈在此前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并沒有擱置或暫緩這種論辯，相反，他是以某種方式駁斥了進化觀念和與之相關的進步論，而文章的标題則表明，這種方式是文化史的撰述實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世紀的秋天》和那部流傳更廣的《中世紀的衰落》。
《中世紀的秋天》
中世紀的“秋天”或“衰落”是指中世紀的最後兩個世紀，這個時期在很多曆史叙述中通常是關乎人類曆史通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關鍵的轉折時期，或者确切地說，它往往會被視為文藝複興的前夜或現代新文化的前奏。就這一點而言，赫伊津哈選擇将這一時期作為文化史撰述實踐的主題看起來并非出于偶然，他恰恰要針對上述這種叙述方式中明顯暗含的曆史進步論，用“秋天”或“衰落”這樣的隐喻和意象，将中世紀最後兩個世紀比作自然界的某種生命，并視之為經曆成熟之後逐漸走向衰落的中世紀末期。
赫伊津哈關于中世紀末期的曆史意象和叙述基調恰恰類似于《西方的沒落》。《中世紀的秋天》發表兩年後，赫伊津哈就在《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當中指出，在斯賓格勒的曆史叙述中，文化的命運曆程，就如同人生的青春、成年、老年和死亡，植物的發芽、成熟和萎謝，以及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必然要經曆凋謝和死亡的過程。當然，這并不意味着赫伊津哈對于中世紀末期的總體界定是受斯賓格勒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反對人類曆史進化的進步觀問題上，斯賓格勒的著作帶給赫伊津哈更多的勇氣，而赫伊津哈也由此和斯賓格勒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赫伊津哈對《西方的沒落》表達了自己的敬意。
在反對進步論的層面，赫伊津哈認為斯賓格勒是“與天使角力的人”；赫伊津哈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勇士？但是，赫伊津哈在相關問題上并沒有選擇與斯賓格勒攜手同行。作為史家的赫伊津哈很清楚斯賓格勒作為哲學家陷入的瘋魔。《西方的沒落》帶給他的雖然不僅僅是撫慰，但并沒有帶給他反對進步論之後如何再面對曆史的智慧和信心。在《兩個與天使角力的人》當中，他最終聲明，必須要與斯賓格勒分道揚镳。
《中世紀的秋天》出版後的第二年，也就是《進步的觀念》發表的那一年，英國文學家威爾斯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了一部曆史讀物，這部作品就是暢銷至今的《世界史綱》。緊接着到了1921年，威爾斯就憑藉這部著作，被赫伊津哈認定為另一個“與天使角力的人”。
威爾斯
《世界史綱》的一個副标題是“生物與人類的簡明史”，其内容将地質學、古人類學和曆史學融為一體，從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類的起源一直講到現代世界的曆史。赫伊津哈對此書的評價相當之低，他認為此書“除了讓人愉悅一無是處”，它的作者不但誇大精密科學的價值，相信本質上用規律形式去把握過去的曆史學很快會成為這種科學，而且還用這種立足于科學價值的現代尺度衡量曆史，天真地笃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做得更好”。就立足于進化論的曆史學科學化來說，《世界史綱》無疑可以被視為宣傳曆史學科學化理念的一部最好的通俗讀物。從這一點來看，赫伊津哈對《世界史綱》的滿篇惡評同樣可以被視為他與科學化曆史學的一次論辯；也正是出于這一點，赫伊津哈對威爾斯的惡評看起來遠過于斯賓格勒。
然而，文章的結尾或許會讓人意外，赫伊津哈認為《西方的沒落》思想深刻，值得敬重，但并不值得同情；《世界史綱》固然充滿天真的樂觀，但呈現的教益卻是“偉大的優雅、堅定的信心和高揚的希望”。在這一點上，威爾斯的智慧遠勝于斯賓格勒。
赫伊津哈這番評判的意思很明顯。他拒不接受基于進化論的科學化曆史學及其對曆史的看待方式，但同樣不會追随斯賓格勒，陷入酒神的迷狂。他知道，科學化的曆史學仍然會具有長久的支配地位，因而在《文化史的任務》中，他依然會批評進化觀念對于現代學術的宰制；但他同樣清楚，在産生懷疑、癡迷衰退的年代，威爾斯般的智慧和信心同樣需要與天使角力般的勇氣。
對赫伊津哈來說，斯賓格勒和威爾斯式的曆史叙述都是對當代世界史意義的反思，對現代人命運的闡述。赫伊津哈的選擇則是退回到所謂的現代前夜，中世紀的末期。“秋天”或“衰落”的文化史意象明顯是對暗含進步論底色的科學曆史學的挑戰，而其中隐含的辯證意涵——舊文化的瓦解中同時隐含着“新形式的來臨”——則是反對進步觀之後面對曆史和未來的從容與信心。這種絕望與希望之間的清醒和理智，或許遠比斯賓格勒式的絕望和威爾斯式的信心更需要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赫伊津哈這位自認為并非“純血統”的曆史研究者，同樣是一位與天使角力的勇士。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才可以了解，《中世紀的秋天》或《中世紀的衰落》為什麼會像赫伊津哈本人在1943年那篇《我的史學之路》中所說的那樣，是“要用男子氣概奮力抗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