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既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又是傳統祭祖節日。清明節的曆史非常悠久，源自上古時代的春祭活動。曆年來，洛陽在考古中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遺存，這些莊嚴且厚重的青銅器最主要的用處則是祭祀。清明即将來臨，讓我們走進洛陽博物館，了解文物中的祭祀文化，領略古人祭祀的“儀式感”。
子申父己銅鼎
祭祀禮器，镌刻文字以示紀念
中華民族傳統的清明節大約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曆史。《左傳》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上蒼和先祖的祭祀曆來被置于國家的首要地位，用什麼樣的器物和怎樣的規格進行祭祀甚為重要。
先秦時期随着禮制的逐漸加強，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飲的器物被賦予特殊的意義，成為禮制的展現，這就是所謂“藏禮于器”。這類器物叫作“青銅禮器”，簡稱“禮器”。西周初年，周公于洛陽制禮作樂，總結商人嗜酒亡國的教訓，将青銅禮器的核心進行了重組，以鼎為尊。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周王室在祭祀時，位于宗廟之中的九鼎依次排開，祭祀的鐘聲锵锵，鼓聲隆隆，那場面是何等宏大！
商周時期，每逢重大慶典，古人往往要鑄造銅鼎，并在鼎上镌刻文字作為紀念。洛陽博物館裡有一尊商朝的子申父己銅鼎，便是因鼎腹内刻着“子申父己”銘文而得名。該銅鼎腹部裝飾蟬紋，足部扁平且有玄鳥形态。這件銅鼎紋飾精美，鑄造工藝精良，銘文清晰，色澤漆黑。
洛陽博物館相關負責人介紹，“子”可能是商代王族的姓氏，也可能是爵位。據文獻記載，夏商王族多以天幹命名，也就是說，這是由子申為他的父輩“己”制作的一件青銅鼎。玄鳥紋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常見紋飾，商代認為玄鳥是一種祥瑞的神鳥，《詩經》中也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說法。
鼎最早是人們用于炊煮和盛放肉食的容器。商周時期，銅鼎逐漸演變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周禮中就有列鼎制度，規定天子用九鼎配八簋(guǐ)，諸侯用七鼎配六簋，根據身份的不同依次遞減。
《詩經·周頌》中有“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nài)鼎及鼒(zī)，兕(sì)觥其觩”的記載。可見在商周時期，鼎在祭祀中尤為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召伯虎盨
造型古拙，名臣祭祀亡父所鑄
西周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重要時期，西周早期的青銅器是商代青銅器的繼承和發展，紋飾更加精美，趨于規範。
1993年，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銅器——召伯虎盨(xǔ)，現藏于洛陽博物館。盨是一種盛食器，《說文解字》中對于盨的解釋是：“盨，負載器也。”
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長35厘米、寬20厘米，兩側有附耳，底部有四條柱狀足，器蓋口沿和腹部口沿處裝飾有雲雷紋襯底的竊曲紋，腹部下半部分裝飾有凹弦紋，柱足的上半部分裝飾着獸面紋。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紋飾簡練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質樸。
“盨作為盛食器，常見的為圈足，像召伯虎盨這樣的柱狀足較為少見。”該負責人說，這件文物内壁有兩行銘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其為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祭祀亡父所用器物，是以被命名為“召伯虎盨”。
召伯虎在曆史頗有名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則與他有着密切的關系。當時周厲王暴虐，他多次勸谏周厲王不要施加重稅，不要忽視民怨，不要堵塞群眾的言路。他因勤政愛民，被後世視為名臣的代表。
獸面紋銅方鼎
鑄造精良，為溝通天地之法器
遙遠的古代是崇尚神權的時代，在各種祭祀活動和禮儀場合中，青銅器是溝通人間與神界的媒介，銅鼎也不例外。
鑄造于西周時期的獸面紋銅方鼎，直腹立耳，有四條柱狀足，柱狀足的上部與鼎的腹部均飾有獸面紋。它出土于洛陽北窯西周貴族墓地。這件銅方鼎鑄造如此精美，不難想象它的主人在當時一定擁有非同一般的社會地位。
據《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周鼎鑄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北宋曆史學家呂大臨将這種紋飾稱作饕餮紋，饕餮面目巨大、線條誇張、怒目圓瞪、闊口怒張，給人一種威嚴神秘之感。
随着裝飾這種紋飾的器物出土越來越多，很多曆史學者認為這種“饕餮”的稱呼并不準确，是以統稱為獸面紋。獸面紋是商周時被廣泛應用于青銅器表面的一種裝飾紋樣，它是人們想象出來的一種神獸，以虎、牛、羊為原型創作。
專家認為，青銅器是溝通天地的法器，青銅器上的動物圖案是溝通天地的助手。
該負責人介紹，這件器物最獨特的是帶有牛角，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動物的崇拜，其多見于西周早期青銅器。獸面紋的雙目刻畫比較突出，根據曆史學家研究，這種刻意強調眼睛的紋飾最早可以追溯到二裡頭時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眼睛的崇拜。
目前發現的方鼎多為商代所鑄，西周時期的方鼎存世稀少，且大多體型較小。這件西周獸面紋銅方鼎鑄造精良，将青銅器的獰厲之美展現得淋漓盡緻，傳達出一種“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的氣勢，是西周銅鼎中極為難得的珍品。（洛報融媒·洛陽網記者 賈臻 通訊員 魏薇 杜甲飛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