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齡：燦銘是我的博士生，我們師友之情算來已二十餘年，素日也常有“一燈相對坐談玄”的日子，因而我看他比之旁人有些不同的角度。燦銘的書法進入新世紀後主要取法敦煌寫經，于此他已是當代書壇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敦煌寫經和大草可能比較熟悉，他在《中國書法》等專業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諸多理論專著與作品集，對當代書法有曆史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些都是被人所稱道的。相比這些衆所周知的情況而言，我更願意談談他書法中的時代精神對當下的貢獻和意義。藝術史有其内在的邏輯又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深刻影響着文化藝術的發展。中國書法是百年巨變中受到時代影響較遲的，但是近40年來仍然受到了強烈的沖擊。我始終堅信，中國書法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核心藝術，也是最能展現中國藝術精神的。在當今世界逐漸多元的這個時代，傳統書法以儒家精神為旨歸，強調人格象征，隐晦流露自我的觀念已不能滿足時代對于書法藝術的要求，中國的書法應該為世界提供怎樣獨有的價值，是每一個中國書法家所急需研究和關注的主題。我們的時代或許不缺乏技法優秀的書法家，但是能夠做到對書法進行具有時代性的宏觀思考并進行創作研究的書家并不多。與此同時，新時期的書法和傳統書法相比，内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表現出了百花齊放的時代特點。它們展現在自藝術觀念的介入、藝術純粹性的深入和哲學層面的轉移等方面，而燦銘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具有時代特色的學者型書家。
節臨《衡方碑》
首先，從藝術的觀念性來看，書法的時代性展現在要求觀念的介入。因為，在價值多元的文化語境中，人們有賴于思想的定位确定某一事物的屬性，然後加以價值判斷。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當代社會價值多元導緻的隔閡，多元在帶來自由的同時伴随混亂與差異，是以觀念的溝通尤為重要，比現象層面的要深刻且具有普遍意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我們認識到藝術觀念是書法時代性的首要精神特質，燦銘就擁有這樣自覺的藝術觀念。他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名書法家不僅僅需要追求技法上的不斷完善，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書法時代的理念。在當下，書法家必然要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個純粹的藝術家應當是要去創新，要另辟蹊徑，要善于選擇，這樣的開拓才有價值。燦銘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理念，才選擇以敦煌寫經作為他主要取法和不斷努力的方向。他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時代的特色，選取了上個世紀震驚學界的三大考古發現中的書法新資源作為自己汲取營養的來源。雖然民國諸家對此均有涉獵，但是在當代書壇，在他做出選擇時所處的環境中，做這個選擇不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氣與毅力。而多年來的堅持證明了燦銘的選擇不但成就了他個人的藝術生命，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書法做出了不可回避與磨滅的貢獻。當今書法的多元化态勢已成，對書法新資源的利用不可回避，也可謂是曆史的必然。後來者要談及對于敦煌遺書書法資源的汲取與再創作，那麼燦銘則是必須提及，也是不多見的代表人物。這對于多元化時代背景下的書法藝術意味着觀念層面的影響。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其次，從藝術的純粹性上來講，書法藝術的純粹性與中國書法獨特的曆史程序有關。藝術起源于實用，但藝術的自覺與獨立始于脫離實用。一般來講，繪畫、雕塑、音樂與文學在較早的階段就已完成這個任務，進而具有藝術表現的純粹性。但中國書法卻是一個例外，盡管它的自覺時期在魏晉，可是中國書法的藝術純粹性與實用性的脫離直到20世紀才實作，毛筆的實用功能從那時起，代之以硬筆和後來出現的電腦，書法才脫離了實用的束縛，進入純粹藝術自由審美的範疇。其目的在于要完成曆史賦予的使命，把這種全新的純粹性達到極緻，這就需要書法家把傳統書法從倫理道德強調人格象征的迷霧中廓清，真正在筆墨的視覺表現諸方面實作新的藝術創造。是以我們要創造新的藝術神話，而不是傳統的人格神話。當下書法的價值判斷最具有時代特色的地方，即排開了倫理因素的影響，直接從藝術表現的力量這個層面來判斷藝術家勞動創造的藝術價值。燦銘在選擇敦煌遺書為取法對象的時候，其實已經是有了這樣的自覺。敦煌遺書的書寫者身份包含了社會的各個階層，他沒有囿于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而是專注于筆墨，去蕪存菁。他以一個藝術家敏銳的目光捕捉到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字型演變鮮活的藝術内涵，對其進行提煉與再創作，使之形成來源于傳統但具有時代特色的純粹的藝術作品。這是他對于書法藝術去除實用與倫理影響，上升至藝術純粹的努力與嘗試，對現在及後來的書法藝術家們進行創作提供了一個極為值得參考的樣本。
節臨《六朝寫經卷》
最後，從哲學層面上講，傳統書法主要是以儒家精神為旨歸的，而在當下多元化時代背景的影響下，書法的精神則直接傳承了大陸道家與禅宗精神，且與西方哲學息息相關。譬如曆史上的大儒基本不寫狂草，孫過庭也強調“志氣平和”，這和前文所說的實用性以及倫理影響束縛有關。具有當今時代特征的書法則不具有太強的排他性，它不僅發揚道宗、禅宗精神，同時也汲取儒學精神中的有益因素，堅持多元與融合，張揚個性，充分展現自我。也就是說，書法藝術價值判斷的時代性展現在把創造性和自我的表現放在第一位，同時在具體創作過程中高度重視法度。燦銘的取法有其天然的宗教性在其中，這是優點，因為禅宗的精神距離書法藝術的時代精神很近；當然也是缺點，因為寫經本身帶有強烈的宗教意味。書寫者如何處理純粹的藝術創作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極大考驗着取法書家。而燦銘令人贊歎的地方正在于此，他把佛教看作一種哲學，他眼中認識的是解釋世界的佛學而不是作為盲目崇拜的宗教，這需要極高的智慧與境界。這樣一種依靠精神力量擺脫諸多作繭自縛困境而走向開放的心态，是當代書法家們都應該學習的。燦銘對書法時代精神實質内涵的體悟與實踐是新時代書家對書法藝術探索成功的一個縮影，正是他這樣的書法家們将具有時代特色的書法作為傳統書法的延伸和發展，使當代書法成為傳統書法在當下的展現，并且展現藝術的純粹表現和觀念的多元，充分發揮書法所有的藝術表現力，進而實作自我完成和自由的一門當下藝術。
臨王羲之《姨母帖》
在精神内涵之外，書法藝術表現的時代性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即書寫性與表現的直接性和豐富性。燦銘的書法創作便囊括了這些新特點。其第一要義是書寫性，雖然我們不反對裝置和觀念藝術利用書法資源、解構漢字，但它們屬于另一個範疇、另一個本質。書法這一類藝術表現有它的本質特點，就是中國獨特的書寫性，這一特性經過幾千年的發展積澱，具有成熟的特點和深厚的東方文化精神。中國書法的書寫性強調一氣呵成，筆筆生發，在時間流動中完成空間構造的塑造，在提按的動作節奏中表現自我精神的流露與自我的完成。這是中國書法最富于魅力的表現。燦銘的書作無論是小楷還是大草都具有強烈的書寫性，而書寫性是由心性統率全局的，錘煉筆性的同時還要錘煉心性，否則一切表現手法都将淪為空洞的技巧。燦銘借助自己取法的天然優勢，寫經以錘煉心性，輕松地駕馭技法，為其塑造帶有書寫性的作品，而不顯得炫技造作。第二是表現的直接性。傳統書法往往更隐晦地流露自我，并視之為最高境界。而具有當下時代特色的書法注重直呈自我，淋漓痛快，有什麼說什麼，帶着感情的釋放。這種釋放不是一味狂放的，燦銘無論是大草的縱橫開阖還是小楷的方寸圓融，都展現了這種自我直呈的情感釋放，表現出他身為藝術家敏銳多元的情感體驗。第三是對豐富性的追求。僅僅依靠傳統的手法，已經無法充分滿足藝術表現的需要。傳統書法性質為雅玩，書家往往終其一生自我重複，而具有時代特色的書法因為具備強烈的觀念性，由此帶來的原創力量就勢必推動形式的發展。燦銘在這方面的創作表現可圈可點，他把握了一個很好的度。雖然他清楚地知道形式是為了展現出作品特質而吸引目光的一種有效途徑，但是他并不以此為最終目的，很好地防止了自己走向極端追求形式而掩蓋内容的買椟還珠。他作品形式的表現性總是不着痕迹地與内容完美融合，以達到既能表現崇高，也能表現優美的目的，這樣多元的面目使書法的時代精神獲得了更完美的展現。
臨金文選字
我始終認為，一個具備時代精神的書家應當做到三點：一是真正吃透傳統書法，熟練掌握和真正了解中國書法的藝術真谛；二是要有時代性的藝術修養，具備先進的藝術知識結構，這樣才能創作出具有時代氣質的書法作品；三是必須要有敢于戛戛獨造的膽識和氣魄，要有前瞻性和原創性。燦銘自幼習書，傳統功力深厚；後進入中國美院學習，對于藝術的研習廣泛且深入，寫就《中國現代書法史》；同時他獨辟蹊徑，勇于選擇敦煌遺書作為主要取法對象，對于新文獻資源對當代書法産生的影響具有預見性的認識，并且能将傳統化為己用，可謂智慧、勇氣、執着并存。我相信他的書法、學術理念及藝術思想的時代性都會對當代書法産生重要意義。
臨蘇轼《渡海帖》
劉燦銘簡介：江蘇靖江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博士，師從王冬齡教授。現任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民盟江蘇省委副主委，江蘇省政協常委，江蘇省文聯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協楷書委員會委員，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現代書法研究院院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