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副總編輯高立志的辦公室和我想象中沒有差別，書籍盈滿，錯錯落落，疊了又疊。讓我訝異的是，他能在其中準确随意地找到他需要的書，然後拎出來如數家珍。
“大家小書”這套叢書占據了他書櫃的好幾層，種類繁多。這是北京出版社的拳頭産品，曾入選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首屆向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它的編輯宗旨是，提倡大家寫小書，讓各學科的常識成為我們思考的起點。
叢書每本篇幅都在10萬字左右，為的是使讀者在較短時間内獲得較多知識。著名學者袁行霈在叢書序言中說：所謂“大家”，包含兩層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二，書是寫給大家看的。“大家小書”開本都不大：讀者可以揣進衣兜裡，随時随地掏出來讀上幾頁。
高立志是這套叢書的主要策劃人，在叢書出版二百種之際，高立志又相機推出了“大家小書青春版”。他在接受采訪時說：“2020年教育部公布中國小教育推薦閱讀書目，‘大家小書’被大量選入，我就想借此契機把适合學生閱讀的拎出來，為中國教育貢獻點力量，這就是做‘大家小書青春版’的策劃初衷。”
和高立志談話，能深切感受到他的風趣睿智。做書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志趣愛好。他的做書理念融合在他的幽默中，可以支援他滔滔不絕地講話，而話語裡盡是“真金白銀”。
讀書，入門不正很害人
高立志做“大家小書”的野心，是希望打通20世紀西學東漸以來的學術文脈。他相信人類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一定是趨同的，而差異部分就像鏡子。“想要進步就需要照鏡子看看自己，這也是哲學産生的根源。而了解這個鏡子之前，必須承認和尊重差異，文化遺産不分國界，繼承了才是你的，不繼承永遠不是你的。”這是高立志的理念。
目前叢書做了二百餘種，高立志遵循理念自覺地涵納融通，希望提供給大衆一個系統，因為隻有了解系統才能知道“傳統文化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大家小書”是專業大家寫給普通大衆讀的書，即學術普及，不少書目的作者是民國時期的大學者。民國大家普遍接受過中西教育，他們更知道如何給普通讀者講話，這一點在高立志看來尤為重要。他說：“民國這些人的成長環境中沒有很細分的學科概念，他們多在傳統文化中哺育成長，國學修養後人難以企及。他們又普遍接受過西方教育，把西方思想作為鏡子來反觀我們的文化，這有極大好處。是以他們一般都善寫，寫得漂亮大氣，那東西當然适合普及。”
當代“大家小書”的作者，很多也為高立志所欽佩。這些作者的共同特點是精益求精。“像劉北成老師，我們給他一個稿子，他的改稿能把每個空間都寫得滿滿的，字還很正，照排的從業人員都能認識。”
“大家小書”有個傾向，閱讀對象越低端越跨界，書的銷量越好，如費孝通先生的《鄉村中國》這樣文史哲諸學科都避不開的必讀書目。但像《訓诂簡論》《敦煌學概論》，作者是大家，關心的人相對較少，可對于“大家小書”來說，高立志認為它們也是必需的。
做有傳承、能傳承的“大家小書”，除了強調“大家”概念，高立志還強調要界定清楚“民科”和真專家，“對于傳統文化和優秀的西方文化，都應該采取嚴謹的态度對待。”而這個嚴謹的态度，在高立志心目中，就是版本選擇和閱讀門檻。“我不諱言，很多‘大家小書’雖然立足普及，但都存在閱讀門檻。我覺得讀書不願意克服困難，談不上傳統文化弘揚。”對于讀一本《左傳故事選》就可以談《左傳》，讀一本《論語選譯》就可以對孔子思想發表高論的現象，在高立志看來非常荒誕，是以他認為急需普及版本學知識。
高立志常逛公園和舊書店。有一次在公園裡看到一個盜版書攤，一位老太太正問攤主有沒有《論語》。攤主拿一本很大很厚的《論語全集》遞過去。老太太看半天說：“原來《論語》長這個樣子？”攤主回答：“隻有一本《論語》，沒有别的《論語》。”于是老太太買下了，嘴裡說是給孫子買的。
這樣誤人子弟的事，高立志評價為“入門不正很害人”。“古書這一塊，特别是詩歌，真的是版本重災區。”這是高立志長期以來的感受，是以他到北京出版社後，立刻把來新夏先生的《古典目錄學淺說》放進了“大家小書”。選書，懂一點目錄學和版本學知識，看看作者、整理者、譯者、出版社，甚至責任編輯，非常必要。如果還是不好辨識，可以看作者簡介，“假如作者是做管理學的，他從管理角度切入解讀《老子》，而這個讀者也是搞管理的，買它就很對路；而如果你想了解的是基本文獻或者思想史，那顯然買它就不合适。”
做書，反感“速成品”
做書之前，高立志是個媒體人。在江蘇《無錫日報》的新聞版面耕耘時，他卻總想做些能留存更久的東西。“感覺書比報紙要長久一些，我就在2003年轉入了出版行業。”出版和媒體在他看來是相通的，出版編輯的技術手段和理念與新聞編輯一般無二。
高立志曾經非常關注暢銷書，發現超級暢銷書的背後一定有某種社會思潮，就像新聞由頭一樣。而出版界是一個奇特的場域，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有好點子未必能賺錢。“一本書最終落在誰的手裡，在誰的手裡出，形态完全不一樣，書有書的命運。但還有句話：栽樹的不如采蘑菇的。圖書最終是否送到需要的人手裡，也就是說銷量如何，真不敢說，最富創意的産品往往不如跟風産品掙錢。”
見過太多“死”在暢銷書路上的書商，高立志明白真正應該追求的是長銷。在出版行業中，帶流量的作者具有絕對優勢，出版社也需要一定的品牌和流量。據高立志所知，很多大名頭的書出版社是虧損着出。而很多時候，一本優質書的産生，編輯力量不弱于作者，這是一種綜合性工作。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的一句話高立志很認同：作者寫他們能寫的，編輯編我們能編的。按理論說，作者是智力生産者，出版人隻是傳播者，但突出作品的某一方面，以使其适合市場，展現的則是編者智慧。對于出版編輯的真正成就感，高立志總結有三：引領業界某一傾向；發現重要作者；做别人做不出來的書。
高立志内心很反感做速成品，覺得“三分鐘讀懂世界史”之類的書荒唐至極，他吐槽：“三分鐘讀懂世界史，還要那麼多曆史學家幹嗎？”有一段時間坊間紛争圖文書，接着繪本大熱，高立志當初就覺得不是正途。他認為圖像和文字帶給人的想象力當然是不一樣的，而某種意義上的具象化限制想象，可一個人無論想在哪方面有所發展，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譯本，看重譯者的風格與自律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具有國際眼光。高立志和同行們的共識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需要有西方文化參照，是以，他主持開辦了“大家小書”譯館系列。
對于譯本，高立志強調的是譯者，講究的還是版本。他很看重那些一輩子隻譯一本書的老譯者，“吃透了，研究透了，他的譯本就是一個研究産品。”高立志始終認為翻譯工作首先是态度問題，“我們審譯稿時，凡是讀不通的地方基本都有問題，就是譯者在一些地方沒有吃透而硬譯過來造成的。”
高立志敬重在翻譯工作上具有苛刻态度的人，“這些人天生适合做翻譯，比如林一安老師。”高立志和林一安合作出版“大家小書青春版”的《老人與海》，是他的一部得意之作。
為了做《老人與海》，高立志比對英文版和幾個優秀漢譯本。他過去一直認為《老人與海》比較簡單，但對比起來發現真不是那麼回事。“細讀文本會發現有好多語焉不詳的東西。這本書是海明威在古巴寫的，原型也是古巴老漁夫。為了精确反映情境，海明威的寫作将大量當地西班牙語糅進了英語，是以如果單純根據英語來翻譯就會出不少問題。”林一安被中國譯協授予資深翻譯家稱号，他首先是西班牙語資深翻譯家，又出身于海關職員家庭，從小英語就不錯，還一直研究拉美文學。
《老人與海》這部海明威的名著一般被定性為美國精神的表現，但高立志從林一安處了解到，《老人與海》反映的是一種拉美革命精神。高立志回憶：“他和我說這個時，我腦海裡立刻反映出海明威與卡斯特羅的那張合照。海明威無疑是傾向于左翼的，他參加了西班牙内戰，是以林一安說《老人與海》是拉美革命的史詩，我覺得基本成立。”
林一安的一些譯法，開始高立志看不太慣。如将第一段的“老人和孩子”譯作“老人和小夥子”，在他的概念中，《老人與海》是一位老人和一個十來歲孩子的形象。為此他查閱很多資料，最後得出了和林一安同樣的結論：和老人在一起的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而非弱小孩童。
另有很多譯本将第三人稱的動物譯作“它”，高立志認為這有違海明威的風格。“因為原文中海明威對動物的表述是‘he’，我想海明威要表現的是人與大自然的親密相伴，他不希望人在大自然中過分分彼此，是以他對老人、鳥、魚的稱呼都是人格化的，如果翻譯成‘它’就喪失了這一層意蘊。”
林一安在翻譯上有着精确自律：句子盡量不超過20個字。“這也與海明威電報式的語言相應，是林一安譯本的鮮明風格，而我們的大部分譯本沒有風格追求，甚至有的是漢語對漢語改寫的結果。”高立志說，“《老人與海》早期比較重要的漢譯本包括張愛玲、餘光中、海觀、趙少偉諸先生的，後來閱讀最為廣泛的是吳勞先生的譯本，因為上海譯文出版社買下了海明威版權。海明威公版後譯本就滿天飛了。”
林一安版《老人與海》，高立志的得意之處在于，它反映出了自己的編輯思想。“《老人與海》文本很短，三四萬字，這是很多編輯不願意碰的。因為利潤空間薄，文字少也難撐起一本書。”高立志說，“市場上的《老人與海》嚴格意義上來說是‘海明威中短篇小說選’，或者是中英文對照的形式，而我做的這版卻幹幹淨淨，就是《老人與海》中文文本和插圖。”
插圖作者是插畫界大名鼎鼎的雷蒙德·謝潑德和查爾斯·圖尼克利夫，他倆為倫敦“重印書”學會1953年版《老人與海》做了漂亮而精緻的插圖。“極好！”高立志評價。林一安版《老人與海》中譯本插圖均出自該版書，但現在隻是部分選入。“如果條件允許，将來我想把原著的圖全部弄過來。”高立志說。
《兒童中國史》誕生中的意外
“大家小書青春版”中還有一本《兒童中國史》，署名張蔭麟、袁震，也是高立志的得意之作。這本小書的成書過程着實有些意外。
張蔭麟畢業于斯坦福大學，是梁啟超、陳寅恪格外看重的學生。他到國外學哲學，後來修社會學，被人稱為不務正業。他卻說自己将來的志願還是曆史，學哲學是要獲得超觀世界的方法；學社會學是要學會了解社會演進的方法。這樣一位具有明确大格局的人，是高立志看重其作品的原因。
最初，高立志買到一套《張蔭麟全集》，其中有《兒童中國史》，隻有薄薄幾頁。“我過去讀過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序言中介紹，這是民國教育部委托其編的一部中學教科書。沒有想到他還編有國小教科書。”在序言中，張蔭麟提到如何普及中國曆史的問題，認為我們的曆史從國小學到大學都是由三皇五帝到現在，實在是浪費精力，是以應該編适合各階段學生學習的教材。“他的想法是高中生應該懂得曆史演進的大脈絡，小孩子則了解一些英雄人物就可以了。”
高立志細讀張蔭麟的《兒童中國史》，覺得“他用一個人反映一個時代的類《史記》寫法，有貼近感，語言也好，很大氣”。
做書的人永遠盤算着選題，高立志直覺《兒童中國史》可以成書。他注意到張蔭麟編寫的部分缺少北宋幾個人物，這通過自己整理的《兩宋史綱》可以輯錄出來。但袁震和楊聯陞撰寫的部分呢？正發愁時，習之先生給他帶來喜訊，他在編《吳晗年譜》時整理到吳晗夫人袁震的幾篇文章，認為該編入《吳晗佚文集》。高立志認為，“如果将袁震的這幾篇宋文補充進來是很好的。但其作者究竟是誰？張蔭麟在序言中說得清楚，南宋和明代部分由袁震執筆，明清部分由楊聯陞執筆。”
但習之先生認為文章雖然署名袁震，卻可能出自吳晗之手。高立志仔細分析後排除了這種可能。他想，當時袁震未婚，張蔭麟作為她的師兄，不會不了解其身體情況，如果袁震的身體不支援她去寫書，張蔭麟不可能強迫她去做。另外寫法也是袁震的，而不像吳晗，例如其中的于謙，對比這一篇和吳晗寫的于謙，一句相同的話都沒有，甚至一些重要觀點也不一樣。是以，他果斷地将袁震文收進《兒童中國史》，同時署名張蔭麟、袁震著。
令高立志遺憾的是，楊聯陞先生的清代到抗日這部分文章始終沒有找到。他遍尋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都了無蹤影，“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楊先生的文章在哪。我想可能已經遺失了，畢竟當時是戰亂時期。”
踏踏實實做書比八面玲珑做人重要
作為一位做書人，高立志不喜歡薦書，覺得那是一種堕落，“讀書應該是主動的，為什麼要别人推薦呢？”
“大家小書”做滿一百種時，有人提出書目有深有淺，能不能做閱讀分層？這件事真的讓高立志困惑了一年。“我就不知道怎麼分，比如《詩詞格律概要》，算淺還是算深？我想學習寫舊詩的人肯定要讀，學生也許也要讀。但像我，天生平仄不全，就像看天書一樣，那就不想讀。”困惑中的高立志被陳平原教授的話解救了，“陳教授就反對閱讀分層，因為閱讀是一個人考慮問題時主動找書來讀，分層不是剝奪人的思考權嗎？”
高立志還請學生慎讀改編本。他舉例，“兒子三年級時學校要求讀《三國演義》，我想三年級字都認不全怎麼讀，就給他買了一本帶拼音的少兒版，後來發現人家根本不看。我很奇怪，《三國演義》多好看啊，為什麼不看？拿來一翻，上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原著開頭的氣魄全丢掉了，把最精華的部分丢掉了，隻抽了幾個故事。其實孩子的領悟能力是很強的，他覺得難了解他就不看。閱讀習慣的養成，客觀上需要大量閱讀，但一定要是比較自主的選擇。”
高立志特别喜歡作家史鐵生，認為是難得一個在浮躁社會裡深思的作家，“給他怎麼高的評價都不過分，而天天沒完沒了琢磨精神和大獎，卻說有偉大創作的不可想象，我覺得除了騙人還是騙人。”
汪曾祺他也喜歡，認為是難得的始終持守純淨的作家。他自覺受汪先生影響很大，并回想起1992年剛進北大中文系讀書時汪曾祺來做講座的情景。“汪先生眼睛不看人的，大眼睛朝上盯着天花闆，半天誰都不理，然後帶着家鄉口音開始講：有人問我怎麼成為一個作家？我覺得第一是逃課。停下來想一想，又說，第二還是逃課。我為什麼在西南聯大不能留校？就是因為朱自清先生認為我總是逃課……想讀的書就讀，不想讀的書就不讀。我最喜歡的是我老師沈從文，喜歡契科夫、阿索林，都反複讀。托爾斯泰我不喜歡，我就不讀。”
特别煩悶的時候，高立志願意讀上幾頁經典書，感到平靜一些。他反對各種勵志書，也不喜歡大部分網文，那隻會使他心境更浮躁。“好的語言不易得，有天生的成分，沈從文、蕭紅語言都好，他們的語言不是規訓出來的。語言是有靈性的東西，滿腦子私心雜念，寫出來的也是私心雜念。”這是高立志的總結。
學者王甯先生曾對“大家小書”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其自身語言就成為一種規範。高立志一直在遵守：“我們已經出了好幾本有關漢字的書。”他也一直強調做學術普及要讀原典，雖然他不是語言哲學的盲目崇拜者，但相信語言是所有文化的最終結點。“中國最偉大的發明肯定不是紙張、指南針，而是漢字。漢字維系了漢語言文化圈，這才是承載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東西。”
出版業碰到一系列困境，如何去适應？高立志認為在時代大環境下考驗的是上司者智慧，而不是編輯。他經常給手下的編輯們打氣：文化無論在什麼時代都需要傳播，是以編輯的創意永遠需要。“今後真正考驗編輯的是審美素質。因為傳播形式的轉變，使書的奢侈化不可逆轉，而判斷一個内容值不值得出紙質書，将是對編輯判斷力的第一個考驗。”
高立志也知道很多事情做起來難。做書多年，他常常想：謙受益，滿招損，學會傾聽比學會語言更重要，踏踏實實做書比八面玲珑做人更重要。
文/本報記者 王勉
供圖/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