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孩子》在北京冬奧公園
都這個時代了，還能有條别人沒走過的路，挺不容易的。
——劉洋
認識劉洋之前，“國際雕塑創作營”是個生詞。簡而言之就是——“去世界各地做雕塑，把它們留在當地”。
“雕塑創作營是一種國際文化交流方式，由政府或者機構出資，全球挑選雕塑藝術家在1～6周的時間内，在一個公共區域，現場創作雕塑。材料石頭居多，此外還有木頭、金屬焊接、青銅和少量的裝置。人數少則三五人，多則達一二百人（北京就有過一次兩百人的，在北京國際雕塑公園）。活動結束，為這些雕塑建一個雕塑公園，或者擺在城市重要的地點。創作營會挂參與藝術家國家的國旗（五星紅旗因為我已經在30多個國家升起，這是可以驕傲一下的）。組委會除了負責吃住和路費，還會給一部分稿費。相比某些藝術領域在國外的自炒自賣（比如亮相某某大廳之類），其實這才叫真正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劉洋在他的随筆集《鬥石頭》裡這樣介紹。
聽上去這事咋這麼好，好得都有點氣人。“都這個時代了，還能有條别人沒走過的路，挺不容易的。”劉洋自己都說。
哈爾濱人劉洋，1972年生于道裡棚戶區。大學在東北農學院學食品工程。畢業開過一個月面包房，蹬三輪給人送過一年貨。
為了登女朋友家門有個說得出口的正經工作，1997年應聘進《黑龍江晨報》，做美編、做新聞部編輯、做體育部主任。
2002年考進中央電視台，任《實話實說》策劃、編導。2006年紅火了足足250天的央視《我的長征》（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戶外真人秀）節目，劉洋帶着一兩個清華大學戶外探險隊精英，司職探路，被稱“先鋒官”，拿過中國戶外最高獎。
其後拍紀錄片、微電影，主持香港健康衛視節目，當新聞評論員、寫網易專欄，服裝設計拿過國際銅獎，甚至在著名電視連續劇《我的團長我的團》裡，客串過一個悲催的日本兵“多嘴橋本”。
而雕塑基本算劉洋自學的——大學時在一個雕塑工作室當過學徒。自1999年，他的雕塑便在國内和國際平台獲得獎項與展出機會。
2010年他開始參加國際雕塑創作營，遊走世界各地，開始自由的雕塑創作生涯。至今他的雕塑創作版圖遍及五大洲34個國家和地區，已完成76件大型公共雕塑，他的雕塑作品《柔軟的力量》贈予智利聖地亞哥市政府，與米蘭足球巨星德陽·薩維切維奇同獲黑山城市貢獻獎。他的作品也分别裝置于意大利特倫托博物館、瑞士阿爾卑斯山采爾馬特、土耳其棉花堡、埃及尼羅河畔及台灣故宮南院等地标位置。
2012年，他創立國際雕塑創作營聯盟（ISSA），并擔任秘書長，熱衷推動雕塑創作，參與各國雕塑研讨會、演講等。并擔任雕塑展覽策展人，雕塑創作同時旅行。著有暢銷書《刀鋒上的行走》。
2021年10月1日，劉洋作品《雪孩子》獲選為“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公共雕塑，放大成5米高的巨大版，首個入駐并永久陳列于冬奧公園。
2022年 2月24日，《版圖：劉洋雕塑個展》在香港Artspace K空間開展，展期至7月3日。
見劉洋兩次，一秋一冬，中間隔了一年多。
他個子不高，笑眯眯的，背個雙肩包，一看就很能走路。穿衣風格家常得很，灰突突的，仔細看才看出飽和度低卻一般人很難駕馭的配色。“有一種人總能讓你感受到輕松，劉洋就是這樣，不管在人群裡，還是在自然界中，我很少能看到他的局促和焦慮，這在當下人的身上很少見……我很尊敬這樣活着的人，不疾不除，真實地面對自己，接納自己，然後和這個世界自在地相處。”他昔日的同僚、主持人和晶這樣評價他。
“其實不應該用文字來解讀雕塑，而是用人生來解讀。當你把整個人想明白，就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個雕塑了。”劉洋這建議我覺得不錯。
困頓的生活會讓身體變好
北青報：我看你身體狀态保持得挺好，你健身嗎？
劉洋：我不健身。我是個體力勞動者，健什麼身。我得留點力氣幹活。
北青報：你平常踢球嗎？
劉洋：我踢球也打籃球。但那要組隊，現在身邊沒人了，一年能踢上一場就不錯。因為像我這個年齡，這個身材，我碾壓你知道嗎，我現在過他們跟玩兒似的。有句話說：“過你們就跟過清晨的馬路。”因為他們很多人都已經胖了，完了笨得呀。我這個狀态一直保持着。
跟我生活有關。第一我不會開車，然後像我這種沒什麼錢也不花錢的人，打車打得也少，我基本都是坐公交。最近我自己又弄了個小滑闆車，不是電動的，可以折疊，可以上汽車、地鐵，不受限制。最近廊坊借給我們國際雕塑創作營聯盟一個地方用5年，我就要去廊坊。最近一有疫情車特别不友善，我有那小滑闆車，沒車的時候我“倒短兒”就特别友善。這樣困頓的生活會讓身體變得好，因為每天走路會比别人多很多。
以前我曾經半年多徒步了6000多公裡，隻是那時候是拍紀錄片。某種程度來講我算是個探險家，我也是中國探險家協會的會員。現代社會人工幾乎已經被機械替代，男性也很少會去做體力活，骨子裡的荷爾蒙與血性無處釋放。而做雕塑是一種釋放，尤其到全世界各地做雕塑，讓你覺得好像可以仗劍天涯，行走江湖。
早年我不知道人還可以這樣活着——可以全世界到處去走，見各種各樣的人，可以把雕塑擺在各種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尼羅河邊上、撒哈拉沙漠上、喜馬拉雅山（道拉吉裡）上……而且還可以有收入，我覺得這種生活簡直太理想了。我不是一個有特别宏大理想的人，也不可能成為影響曆史的那種偉大的雕塑家。其實我做職業雕塑家不是想選擇職業，而是選擇一種生活。
做雕塑我可以擁有更高的自由度，創作完全屬于我自己的作品。從藝術角度講，國外的藝術家也更偏于實踐，他們動手能力更強。中國藝術家動手能力會弱些，不光是中國，比如印度也是，為什麼？因為勞動力便宜。我們很多藝術家不親自做大型雕塑。我經常把雕塑比喻成生孩子，我們在國外做雕塑就像自己生孩子，當媽媽；在國内像爸爸，把自己那點事幹完之後，剩下就都是别人的事了。
北青報：你第一次出去是哪年？是個什麼機會呢？
劉洋：2010年。我在國内參加活動時認識一個南韓人，發郵件說他做個活動，問我自己做沒做過。我說“做過”。其實我以前沒有自己做過大型石雕。這個東西在國内不是自己做，有助手。甚至都不做，拿個小稿給人家工廠，加工完了擺那兒。但國外都是自己做。我自己找機會練了練，覺得好像對付得過去，膽兒也大，就去。我一直說人家都是練完了再比賽，我是“以賽代練”，都是在創作過程中練手。
北青報：去的哪兒？
劉洋：南韓。鬧了好多笑話，因為以前沒幹過。連機票都不知道買往返的，買一單程就過去了。那是我第二次出國。去了又不會使機器，當時23厘米一個鋸片就很大，我切那鋸片就炸了，很危險的。炸完又不敢告訴他們，趁人不注意把它扔了，又去領了一個鋸片。後來那南韓人好多年之後問我：“那是不是你第一次在國外參加雕塑營？”
我所有的成功都是運氣
北青報：是以從根兒上說，還是喜歡雕塑這個事成就了你，可以這麼講嗎？
劉洋：你說我到底有多喜歡雕塑，我自己都說不清楚。我不是那麼個執着的人。國中喜歡美術，後來各種各樣的原因我考不了美院，上了工科院校。我爸的一個同僚說：“哎呀，小孩喜歡美術，上大學沒念成挺可惜。我有個朋友搞美術的，你跟他學習學習。”以前家裡的關系就是這樣，就去學吧，趕巧人家是個教雕塑的。
那時候也不知道未來能搞這個。因為家庭一般，你不知道未來什麼是一個好的人生。因為爸媽都是學校裡的勞工，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上大學可能是一條好的出路。按我小時候當地的說法“沒準将來能坐小車”，就不用像勞工一樣那麼出大力了。
我記得特别清楚，1992年農曆二月二去那老師的工作室。他也沒太想我能跟着學，反正他又沒有學生，因為幹雕塑是個力氣活，他成天自己幹也很辛苦，有個助手還是非常不錯的。我跟他學的時候，也不主動學，隻是悶頭幹活。有天他大發慈悲說：“這樣，你做個赫拉克勒斯。”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那麼一個，他幫我指點，修，告訴這種事該怎麼幹。
北青報：等于就是用你給他幹活？
劉洋：學徒就是這個樣子，他也給我工資啊。但是這沒什麼，當時有幾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老師那裡有很多書。老師是魯美畢業，算是好學校出來的。那時候沒有網絡，專業書也非常少。那個年代，專業書我們非專業的人不允許買，甚至書店都不允許你看，因為裡面有人體。我沒做過人體。做雕塑不做人體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因為雕塑早年的核心就是把人做得很像。那麼你沒做過真人體，等于是一個巨大的缺失。那時候天天老琢磨，問我哥：“你認不認識開澡堂子的？我給人搓澡去吧。”這樣的話我覺得可以見到很多人體。而老師有特别特别多的書，瞬間就打開了一扇門，包括國外的書、講雕塑技法的書，這都是書店都買不到的。
第二，他出國會帶來一些小雕塑，包括他自己做的一些雕塑，能看到這些東西其實也有非常大的價值。我大學時候做得比較多，因為條件比較好，老師那兒有空間、有泥、有石膏。休息日和假期我基本都是在老師的工作室裡，有空就去。大學畢業之後就少了。
後來我做了雕塑，我老師很吃驚，他以為我就是跟着混吧混吧就完事了。而且大學一畢業我也就不跟他了。後來我當了中國雕塑專業委員會的副秘書長，他當理事。他覺得很納悶，沒想到我做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後來到北京，也一直在做雕塑。2001年開始參加了兩次全國的雕塑活動，也非常不容易，所有人都是專業的，隻有我一個是業餘的。跟一些機構慢慢就比較熟了，比如說北京城雕辦主任對我就很好，他覺得我是個很傳奇的人物。剛認識他的時候，我說“北京還不錯，過兩天我要來北京”。他說“你來北京幹嗎？”我說“去中央台呗，沒别地兒可去呀”。過兩天真來了，他就一直在後面說“這人挺厲害，說去中央台就去中央台，中央台是你說去就能去的嗎？”然後還有一個雕塑雜志那邊比較熟，因為我以前參加過他們的活動。這兩個機構比較寬容。其實各行各業都有門派之分，不是本幫弟子，機會很少。這兩個機構就比較開放一些，能容我一個非專業的人進來。是以我覺得所有成功都是運氣。
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
北青報：那是在怎樣的機緣下開始轉向成為一名職業雕塑家呢？
劉洋： 2005、2006年左右開始，我在國内參加一些雕塑創作營的活動，結識了很多國外雕塑家，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中收獲了很多。最早不會外語，也不認識外國人，都跟中國人一撥兒。等到2006年和2009年的時候就不太一樣了，因為那時候年齡也大了，自信心也上來了，就跟外國人接觸多了。聽他們跟我說“你看我這一年，在你們中國完事之後我就去南韓，去了南韓去美國，從美國再去哪兒……”感覺太牛了，你又能雲遊世界，又能留下作品。
我就決定去了。當然也不容易，我從2006年就開始往外投稿，投了4年都沒有出去。那我也不覺得那件事情是一個挫敗。我老舉個例子，我說人就像蛇一樣，你把這皮脫了之後你才能長大。年輕的時候變動會給你帶來一些很新鮮的東西，你得能扛得起變動帶來的風險。終于2010年我出去了一趟，要不出去的話，其實這個門檻是很難過的。中國這麼多人為什麼他們不出去？為什麼就我能出去？中國在外面活躍點的也就是四五個人，他們是一檔，我做了30個國家獨一檔。這個東西不是水準的事，就是時間，我在上面花的時間和我在外面做的東西的多少。
北青報：你一般做什麼作品比較多？
劉洋：我不是很挑材料，但事實上我完成的作品石雕比較多。因為在世界各地的創作營中，石雕是能夠在短時間内一個人獨立完成的。而且我比較偏好永久材料，因為能夠永久地保留下去。
埃及文化部長在請我們去做雕塑的時候說過一句話，他是一位詩人，他說埃及有5000年的文明，5000年前的埃及人留下了金字塔、獅身人面像，還有這麼多神廟給我們，那麼我們現在的人要留給5000年後的埃及什麼？是以請雕塑藝術家來做可以留存下去的雕塑。我覺得這件事情太有意義了。
我們做的這些雕塑有70%左右不在旅遊城市。那個方式有點像一個書法筆會，用一個文化交流的方式留下作品，對于城市來講是一個特别好的辦法。因為商業雕塑很貴。而用這種方式，它支付你的相當于一個補助，然後也能留下很多作品。他們會帶你玩，把你奉若上賓，你會跟當地有很多的交流。
北青報：一般一年去幾個國家？你是一站一站的接着來嗎？
劉洋：2010年我就去了一個國家，我們4個國外藝術家加上幾個南韓藝術家，那4個藝術家都成了我後來很好的朋友。2011年去俄羅斯、埃及。2012年就出去了9次，這在世界上也是很難見的，因為我們做雕塑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得有邀請。人家得準備好石頭，人家得有活動，你才能去。那一年我真的全是在出國做雕塑和辦簽證，幾乎沒幹别的事。中間還抽空去了趟珠峰。那一年之後，就奠定了我在國際上的位置了。完了2017年又去了10個創作營。其他一年大概是六七個。
北青報：如此一來，你現在是一個很爽的生活狀态了，幹着自己喜歡且擅長的事情，然後路徑也都很通暢。
劉洋：而且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我們這種文化輸出是非常良性的，沒花國家一分錢，都是對方拿錢請我們出去。我們在國外受到的禮遇也很高，在澳洲的格裡菲斯，整個城市挂的都是我們的海報；在尼泊爾的時候，直升機給我撒花，感覺像巨星似的。
北青報：為什麼選擇“版圖”作為香港個展的主題？
劉洋：别人經常問我工作室在哪兒，我沒有工作室。我以前在國内也不接公共雕塑的工程，小雕塑在家裡也能做。四川的修行人有一句老話：“一匹馬有一匹馬的煩惱，兩匹馬有兩匹馬的煩惱。”當有工作室的時候就會有工作室的煩惱。是以别人問，我就說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全世界也都是我的展廳。這逐漸就成為我的“版圖”，我用雕塑來開疆拓土。我現在已經在34個國家和地區有了作品，以後還要開拓更廣闊的雕塑版圖。
采寫/本報記者 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