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崇正
1983年生于廣東潮州，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廣州市文藝報刊社副社長，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著有長篇小說《美人城》《懸浮術》等。曾獲梁斌小說獎、廣東有為文學獎、華語科幻文學大賽銀獎，有作品曾入圍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花地文學榜等；曾在多家高校擔任寫作導師。
我所了解的新南方寫作
一
我更喜歡回到原點去讨論問題。就比如一個作家為什麼寫作，他最初站在何處，是什麼力量讓他像蒲公英一樣飄飛，又是什麼力量讓他落下，生根發芽，長出枝葉，從此感受風霜雨露，感受痛楚和溫情。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一切都離不開最初的土壤。
就比如我。我出生在粵東潮州古城東面十五公裡的一個小村莊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所處的村莊還沒有通電，我熟悉了煤油燈的味道，并為手電筒的光束能穿透夜幕感到驚奇。在後來的歲月中，電視、電腦和手機排着隊走進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已近不惑之年，開始明白這樣的經驗其實并非個體經驗——以珠江三角洲為圓心，三五百公裡為半徑，廣大農村少年都擁有與我類似的遭際。是以，在很長時間裡，我身處其中，以為其他地方的少年也與我一樣，慢慢變成中年大叔，這中間歲月漫長乏善可陳，直到我有了一段北方的讀書生活，我開始重新思考南方與北方的差異，這是我驚奇地發現文學上的南方到江南為止，與江南在當代文學之中的位置和重量相比，廣大的南方腹地成為一個容易被遺忘的虛數，或者說是異數。也許隻有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這個神奇的時間節點上，在廣東的人口數量和經濟體量都經曆了四十年的增長之後，才有可能從文化上重新辨識嶺南文化的特質，進而看見“新南方”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存在。
為什麼需要時間？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資訊傳播對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利好顯而易見。我跟一些廣東的老作家聊過，早年在廣東寫作是一件困難的事（我相信其他邊地也是如此），因為方言，還因為資訊不暢，能在報紙上被看見已經激動不已；而如今，我們面臨的是方言的消退和資訊的過載，時代變了，一個作家在邊地寫作，隻要有過人的文學才華，其實很難被埋沒。特别是移動網際網路出現之後，文學的格局其實已經悄然改變。換言之，“新南方寫作”一直在，卻被視而不見，沒有召喚，更不會有檢閱和凝視。
時光之輪從未停歇，而凝固我對南北方向的觀念的，則是空間，或者更具體說的是地圖。“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每次念起來都朗朗上口，我們也總是習慣這麼去看地球儀，去看中國地圖。但某一天，你如果撿起意外掉落的地球儀，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地圖，比如橫着看，或者倒過來看，你就會看到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所在的位置，其實南邊還有寬闊的海域，進而明白這個區域對于華夏大地而言，不應該再被視為南蠻之地，也不應該是南方以南，它就是南方的腹地，大海和陸地在這裡交彙，北回歸線在這裡劃過；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這裡便不再沉寂，而是主動參與了華夏曆史的脈動。故此南方之新在于必須重新審視這片以大灣區為中心的土地，以及在這片土地上已經發生和正在蓬勃發生的故事。
對南北文學差異的思考讓我産生了新的坐标。我最初思考的是廣東的文化特質，我返觀這片走出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土地，這個誕生了微信和華為的南嶺以南，我問自己，這裡到底蘊含了什麼尚未被察覺的力量？我想起我的菲律賓朋友跟我談過的一個情景，他有一次同時跟一個東北人、一個上海人和一個廣東人談生意，東北人從頭到尾都在說他有多少朋友，上海人側重強調品牌的優勢，隻有廣東人直接談價格和工期。他的結論是，這個遍地是吃貨的地方，人都很實在。難道說，廣東的文化特質是實在？這樣的總結顯然草率，但好像還有點道理，畢竟很容易在廣州街頭看到穿着人字拖和大褲衩的秃頭大叔，随随便便卻是隐形富豪。
沿着文學的南北之别繼續思考，很容易就想到金庸武俠世界中的“北喬峰南慕容”，如果忽略對慕容複這個角色的負面印象，從風格上這樣的概況還是挺精準的，喬峰豪氣幹雲到處都是朋友，慕容複出身名門世家風度翩翩生活講究，這确實符合我們對南北風格的想象。那麼，南方以南的美學想象是什麼？如果非要推出一個形象，我認為是“掃地僧”。身處香港的金庸在他的武俠世界中設定了無數的高手，而高手中的高手無疑就是化解蕭遠山與慕容博宿怨的掃地僧。掃地僧意味着一種抛棄了外在形式的絕對實力。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從金庸到周星馳一直到五條人，有一股帶着海風的叛逆的力量，來自追尋真實的誠懇，來自對絕對實力的推崇，因為這是完成逆襲所必要的姿态。在時代的機遇面前，小漁村深圳帶來的節奏感，是“不玩虛的”，是直接對目标進行專業化的拆解；簡單而直接，不需要太多儀式感，是以東莞成為世界工廠的背後，是一種将一切都變成流水線的實在；是以周星馳電影中的火雲邪神、蘇乞兒、少林功夫、孫悟空，都代表了對一種絕對實力的追求，這才是埋藏在無厘頭之中的美學原型。這是南方異質的歡騰，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之下，去除儀式感的叛逆直接推動了創新。
然而嚴肅文學的寫作還是得有必要的儀式感，這真是個悖論。有一陣子我常常感慨廣東本土的年輕人不寫作。對此，我的菲律賓朋友也有自己的結論：但凡家裡有一間雜貨店，廣東小年輕都不會想着寫作。
二
按理說，文藝青年的星辰大海是電影和搖滾。隻是這些年，香港的電影和搖滾都不複從前風光，但一種美學的波浪在時間中傳遞。北方到處都是宏大叙事，在《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之後，文學的樣闆似乎是集體照，是家族的，是世紀的，是巍巍大山的。而南方以南的作家更迷戀斑斓的想象。如果說北方是劍宗，那麼江南便是氣宗；然而與南方以南相比，江南又會變成劍宗，新南方更接近氣宗。這樣以武俠江湖的概念來進行類比，自然是不嚴謹的，但又有什麼要緊呢？新南方意味着這個世界必須接受多元的異質性和不确定性。于是我們看到林白的《北流》重新征用粵語方言，看到陳春成在《夜晚的潛水艇》中尋找博爾赫斯抛入海中的硬币，看到朱山坡透過《薩赫勒荒原》去凝視馳援非洲的生命之光，還有林森的《海裡岸上》對大海故事的重新開掘，盧一萍《白山》中藍皮膚戰士的多重隐喻，王威廉在《野未來》中對人類科技的反思，林培源《小鎮生活指南》對潮汕平原生活經驗的呈現……這些激蕩的寫作都需要膽量，都需要作家站在想象力這邊。
這樣的想象力不是淩空虛蹈，而是基于新南方複雜多元的現實題材。就比如林森之于海洋題材，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林森在海南，當然要講大海的故事，要講波濤駭浪之間的蕩氣回腸呈現在我們眼前。又比如朱山坡，他一直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詩化的語言鍛造“坡式腔調”，邱華棟很早就注意到他的小說創作中獨特的新南方味道：“朱山坡發展了一種關注于和專屬于廣西的南方的小說文體，那純粹就是一種南方的小說。這種南方，不同于江南，是偏西南的瘴疠之地廣西的小說，是一種獨特的怪異的小說，就像螺蛳粉和黃皮果的味道。”故此，新南方寫作應該是地域的，而又是超越地域的；它離不開對某種具體的文化進行開掘，但又不能變成一個拘泥的标簽。“新南方寫作”這樣一個文學概念本身就是對才華的喚醒，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依然敬仰才華的新時代。在新時代的背景下來檢閱新南方，其中存在有别于東北、西北和江南的文學肌理，那是曾經被遮蔽的運算，在等待一個新坐标為其指派。
兩廣與海南自古以來就是官員貶谪的南蠻之地，身處文化鄙視鍊的底層，長期的壓抑讓它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質；閩贛和雲貴川等文化邊地則可能更為斑斓多彩。是以，我所了解的新南方寫作，并非是一個固定的值，沒有人會企圖用一根竹簽将牛肉和羊肉串起來；更不是畫地為牢，在同一塊餅幹上分出你們和我們；新南方寫作應該像解方程那樣給出一個未知變量X，進而讓新坐标中所有的值擁有了一個向上的力，去完成一次美學上的求解。誠如評論家陳培浩所說：“特别是改革開放以後，當人們想象南方時，對象已經發生了擴充，核心區域可能從江南而擴大到嶺南。是以，新南方代表着嶄新的經濟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樣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與人類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張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應該說，‘新南方寫作’是一個召喚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種現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曆史的概念。”随着“新南方寫作”的讨論逐漸深入，楊慶祥的文章《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則更為系統地論述了這個新概念的來龍去脈，這篇文章中對新南方寫作的特質提出了四個關鍵詞：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這樣的概括為新南方寫作提供了更為清晰的闡釋架構。作家王威廉則将新南方寫作是為一次“新尋根”：“在江南的主流文脈之外，‘新南方’是另一片獨特的壯闊風景，當它的喑啞與沉默被照亮，一定會給中國文脈彙入一股新的美學特質。如果江南美學在這種對話中獲得了反作用力，産生了反思性的新變，無疑也屬于新南方寫作。”之是以要尋找文脈之根，是因為當下評論話語确實陳舊乃至腐朽，我不止一次看到某些評論家用同一套評論話術應對不同的研讨會，面對不同的作家評論家都使用萬金油标簽進行煞有介事的分析，而聽者無不點頭稱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的确立本身，便是為暮氣沉沉的理論體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工具和可能。值得高興的是，敏銳的評論家和作家很快意識到這個概念的價值，楊慶祥、陳培浩、唐詩人、曾攀、楊丹丹、張燕玲、宋嵩、蔣述卓、賀仲明、東西、劉小波、李晁、劉詩宇、劉欣玥、張菁、林淵液、馮娜、田忠輝等人也相繼加入了新南方寫作的讨論，從不同的次元豐富這個概念的論域。
我的菲律賓朋友讀過黎紫書，也讀過黃錦樹，他說讀完之後整個世界都濕漉漉的，是以他對東南亞華語寫作充滿了信心，他說靈動的新南方，确實本質上就是一種自帶世界眼光的地方性寫作。我對他的這個結論，也深以為然。
三
經濟上有經濟中心和經濟腹地；在中國廣袤的南方，要有文學中心，更必須建設文學腹地。相對于江南在新文化運動百年中建立起來的美學傳統，因為鄙視鍊和資訊不暢，南方的腹地并未能同江南以及北方建立起有效的對話體系。應該很容易看到，新南方是對江南的補充和豐富，而不是背離和對壘。當下對新南方的重新審視，它的真正意義在于盤活寫作的庫存，變存量為增量，隻有真正有益于激活或厘清作家的創作，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才是有效的。
一個作家埋頭碼字，他自然會凝望内心，但也希望回應時代。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廣東人，我堅信每個人都是時代的标本。正如卡夫卡所說：“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真相，但每個人都能成為真相。”寫作的最大真相便是寫我自己眼之所見心之所思，這種辨識度并不需要外在的标尺，而更多是内在的審思。而從某種意義上看，新南方寫作就如同一艘船，成為真相的人一直都在船上，那麼，看到什麼風景就唱什麼歌。一個人是無法離開他的時代讨論創作的，就比如十幾年前我們無法拒絕彩屏手機，今天我們無法拒絕微信和快遞，既然人随舟轉，沒人能停在原地刻舟求劍。在當下随着資訊傳播的發展，我們所處的資訊環境很容易就出現同質化的情況，熱點新聞總是很容易吸引眼球，又馬上就被遺忘。正因為如此，凝視此時此地，凝視身處的環境就顯得非常重要。作家想象未來是因為腳下有堅實的土地，但對自身的發現往往又需要在更高、更遠、更深邃、更未來的次元來回望。
寫作是一個刀口向内的手藝活。有時候凝視自己的小宇宙，才能通往外面的大世界。對新南方的重新審視，帶給我的是寫作方向上的自覺，這個過程讓我明白了如何去延伸寫作的根脈，進而更加堅定自己寫作的根據地。從半步村出發，到碧河鎮，再到我的兩部長篇小說《美人城》和《懸浮術》，我正在從充滿神巫之風的潮汕平原走向更為開闊的科技祭台，從《黑鏡分身術》中的魔幻神話走向對後人類未來的狂野想象，我不斷在更新自己觀照世界的系統；其中不變的是從一個寓言走向新的南方寓言，以及我一貫堅持的先鋒氣韻。
如果要用一個畫面來概括我過去十年的寫作，在我想象中，大概是夕陽西下，一個立在田野裡的智能機器人能幫村民修建宗祠。這樣的體驗其實并不魔幻，這是我身邊的現實。就比如此刻，歲末年初，有很多在深圳高科技企業研究無人機的專家，以及開發元宇宙程式的碼農，将會登上開往故鄉的高鐵，去參加宗族祠堂裡的祭祖活動。那裡燭光映着祭品，人們無差别地跪拜，并祈求庇佑。我們并不覺得這中間有什麼違和之感。是以不要将科幻未來想象為嶄新靓麗的世界，機器人的鐵臂上也允許鏽迹斑斑。作為作家，我關注的就是鐵臂上的鏽迹斑斑，而不是高科技帶來的美靥如花和玻璃光澤。
所謂掃地僧，就是到處都有落葉與灰塵，落腳之處是寺廟與僧袍，而衣袖飛舞之處才是絕對的神功。
我的菲律賓朋友也認同我這樣的看法。他覺得站在田野中的未來主義，依然需要有人手持掃帚去清理機器人身上的蜘蛛網，他說這樣的清理在計算機程式員那裡有一個更為漂亮的名字叫做疊代。“新南方”要完成對“舊南方”的疊代，則意味着适者生存的智慧和直面腐朽的勇氣。我對我的菲律賓朋友說，明年我就四十歲了，相信有另一個更好的自己正在趕來的路上。
（原刊于《青年作家》202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