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期“銳評”從近代學人的“通人之學”談起，認為當下中國人文知識的危機主要表現在與生活現場的隔膜。是以，需要紮根人們的精神生活，建構曆史解釋與精神表達。并且，要運用藝術教育，打破當代學術與現實的高度隔膜，打通學科知識、社會知識和生活知識，重建有情有義的知識、身心俱足的思想、知行合一的創造。
——吳彧弓
一、
通人之學
中國畫和書法的高等教育有着深厚的學術底蘊，曆史上湧現出潘天壽、黃賓虹、鄭午昌、傅抱石、陸維钊、沙孟海等一批名家大師。他們雖然是藝術院校、國畫及書法專業的創立者，卻不是由彼時的藝術學院培養出來的。他們跟今天“學院派”最大的差别，就是自身的博雅與貫通。他們或許是最後一代具有傳統先天之學、先天經驗的國人，可以将命筆揮毫視作與生俱來，将書畫修習與求學問道視作一體之事。對他們來說，書畫與學問無法分割，須積學而成。是以，他們的理想是在現代學院體系中重建立立起一種藝理兼通、道術相濟、學養相成的“通人之學”。正如黃賓虹有詩雲：“道成不與藝成分，禹鼎湯盤述作存。高出佉盧梵書上，要知天未喪斯文。”
（明）徐渭著：《南詞叙錄注釋》，李複波、熊澄宇注釋，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南詞叙錄》成書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一部研究南戲的專著。
“通人之學”是中國古典教育的根本特征。2021年是徐渭誕辰500周年，孔夫子逝世後2000年出世的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才具的儒生，書法、繪畫、詩文、戲劇都很精通。袁宏道對徐渭最為推重，認為“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是“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徐渭允文允武，既可籌謀政事，又可參贊軍務，用今天的話說，即有“通人之學”“通人之才”，是一位“通人”。
然而，這樣一位“通人”，在世道、時勢和命運的逼仄下，卻潦倒終生，成為罪犯、囚徒、瘋子，成為一個“畸人”。這位讀書人、這位儒生、這個“通人”和“畸人”，他的遭際讓無數後學扼腕歎息。
去年也是孔夫子逝世的2500年。孔子的道是教育之道，他倡導“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孔子的道是學習之道，他講求“學而知之”“學以緻用”“溫故而知新”“舉一而反三”。孔子的道又是人之道，也是生之道。他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沒後兩千五百載，我們需要重新去了解和紀念他的死。他說“雖百世可知也”。如今百代過去，斯人千古，桑田滄海，山河猶在，天何言哉！
事實上，孔子的道在2500年中雖從未大行于世，卻反複更生，托身于一個個書生、儒者、志士仁人，徐渭就是這衆多化身中最為獨特的一個。孔夫子沒後的2500年中，無數人們與我們一樣，追慕他的道和義，體味他的歌與哭。
一百多年前，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文化的序幕，啟動了那場文藝、思想、教育、社會的總體性變革，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蔡元培這代人，都是由中國的舊學問、也就是所謂“前現代”的學習系統造就出來的。如果說，新文化的使命是建立一種人與世界的關系，确立現代中國人的“天人之際”，那麼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始終未能完成。但是，這批先輩們對于當時還有些陌生的世界，充滿能動性和自主性，從傳統的天下觀中發展出一種“平視泰中泰西”的世界情懷。梁啟超詩雲：“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梁漱溟也有意思很接近的詩句：“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曾多次引用魯迅的詩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從這些百年前的學人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大時空跨度中的自我。在他們身上，依然保留着一種尊嚴而通達的“道—義”，今天，我們或許掌握了比他們更多的知識，然而這種珍貴的“道—義”在我們身上卻已經失去。
《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選自《泰和宜山會語》，馬一浮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馬一浮在其《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中闡述了中國人原本的學習系統和知識體系——“六藝”之教。在馬一浮看來，六藝通向人類合理的日常生活，而非偏重考古，更不是徒資言說而與實際生活甚遠之事。他認為，“六藝”之教，不是空言，須求實踐。在中國的“前現代”系統中，學習的過程往往同時牽連着細緻而持續的社會化過程，使得知識系統和學習系統可以真實地作用于現實生活。而今天，随着社會肌體的改變，随着現代學科化知識體系的遮蔽和擠壓，中國傳統中本來可以緻用的學問，在學科治理、學術工業的擠壓下，與當下現實逐漸割裂，逐漸變成心性之學、修養之學，不再是緻用之學和有為之學。
1928年初，蔡元培、林風眠選址杭州西湖，建立了國立藝術院，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原初機構。
浙江省湘湖師範學校舊址，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西河路。
回到一百年前，中國現代教育的締造者們也曾别有懷抱。1928年的杭州，兩位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各自創辦了一所學校。一位是蔡元培，他在西子湖畔創辦了國立藝術院，其目的是通過藝術與審美教育，做到“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以愛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另一位是陶行知，他在湘湖之畔創辦了湘湖師範，培養鄉村教師，要以平等知識、平民教育培養一種“生活力”，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
近一個世紀過去，國立藝術院已經變成今天的中國美術學院，而湘湖師範的道統卻幾近消亡。近來，我派了一支團隊，正在努力修繕湘湖師範舊址，希望設計出集展示、教育一體化的系統，在将來重新恢複陶行知的願景與實踐。
二、
生活的知識
然而，今天我們的知識狀況究竟如何？坦率地說，我認為當代中國人文知識的危機主要表現在與中國人生活現場的高度隔膜，以緻于難以就人民生活建立起“同情之了解”，無法在中文世界裡安身立命。
古今中外，思想的形成、藝術的創造都必須紮根于一個真實的社會，面對一個活潑潑的問題現場，藝術和思想才能具有現實的深度、生命的活力。20世紀以來，随着大學和現代教育制度在全球範圍内的确立，在幾乎所有非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中，都存在着學科知識與社會現實脫節的現象。大學内的知識高深、系統，卻解決不了現實中的問題，甚至無法對眼前的社會生活做出深刻的解釋。因為真正的思想創造和知識生産是在具體曆史情境中發生，是為解決具體問題而形成的。脫離了具體的問題意識，脫離了真實的曆史情境和現實土壤，隻會造就所謂“無目的的手段”“無經驗的科學”，隻會生産出知識的空洞軀殼與學科化的虛假教條。令我們擔憂的是，今日大學中生産和傳授的人文知識，其主體依然是日益學科化的知識，用這種知識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既缺乏社會的感覺、生活的經驗，又缺乏現實的關懷、行動的能量。與當代生活現場的疏離、與古典文化精神的隔膜，已經使我們的知識生産漸漸失卻自身的曆史脈絡、現實基礎和發言位置。
(左右滑動檢視)
1950年6月《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學方針與實施方案（草案）》（部分）是“以現實主義系統的及中國民間的美術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教育”“以各種形式與目前的實際鬥争以及群衆美術相結合，達到教學用一緻，理論與實踐統一，培養聯系實際、聯系群衆的工作作風與實際工作能力”。
毋庸諱言，今天的知識界同仁跟前幾代人有很大不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那一代人自不必談，梁漱溟曾言：“我不是學問家，我的學問都是被現實問題逼出來的。”諸如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們大都是文化、思想和經驗上的“雜食動物”，經曆了“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交朋友三教九流，惦記着家國天下，心中有書生意氣，身上有江湖義氣……他們的學術或許不是那麼中規中矩，卻特别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因而有一定的行動力和超強的意志力。而近二十年的知識界，基本上是一些“大學動物”。他們特别擅長所謂的學科建設，跟上一代人相比，他們的知識生産或許更規範、更漂亮，更能夠跟歐美學界接軌，然而對周遭社會既缺乏關心的願望，又缺乏了解的能力和介入的勇氣。與社會現場隔膜、與生活感覺斷裂，自然就無法形成豐滿的主體性和行動力。最關鍵的是，與現實隔膜，最容易造成問題的簡化、思想的窄化，以緻教條化與平庸化。
要改變這種知識狀況，我以為需要強調兩個方面：一方面，大學中人要能夠了解當下知識話語、現實經驗和社會意識之間多層面的動力機制，要能夠洞察數字時代大衆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之間多重性的映射關系，要能夠對當代技術經驗、媒展現實所造就的人的生存狀況，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學狀況進行深入解析。否則，我們實難理清今日的問題意識和現實境遇。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最平凡的百姓生活中存在着很積極的東西。那是一種生活和生産的原動力，一種比學科知識更持久、更強大的生活智慧和日常力量。捕捉、呈現、呵護這種日常力量，對每一個真正想要做出改變的知識人來說都至關重要。這種力量孕生之所，恰恰是現有的知識語言、學術概念和理論話語所無法抵達之處。在我看來，這就是無數普通人生活的集合，是芸芸衆生之“情—感—意”的連結。這無數人的生活現實才是一切知識、方法和勇氣的根源與土壤，也正是我們知識主體性的曆史性根基。為此，我們必須紮根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從生動、複雜的現實感覺和社會意識中，發掘出一種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
中國美術學院師生寫生
在此，我想起劉震雲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這部著作可以說既是徹底的現實主義，又是極端的形式主義，其最關鍵的特征是以實寫虛，以現實見空幻。在小說拉拉雜雜的講述中不動聲色地埋伏着“百家姓”的精密結構，它的形式結構是“百家姓”，主題是“百姓”。數不清的人、理不清的事，在書中裝得滿滿的，同時又顯得空落落的。書中的一個個人物如同《清明上河圖》中的無名身影——那些在同一時空、各自命運中熙熙攘攘又自行其是的芸芸衆生。劉震雲寫的是“百姓的精神生活”，是這些升鬥小民塵埃裡的生命史，是他們生命裡的意義與無意義、恩怨與寂寞、奈何與悲憫、超脫與羁絆……至大至精、至深至重。然而，這種複雜深邃的現實感受和精神狀态又豈是學院知識分子們的理論話語和學術論文所能夠觸及？
由牟森導演執導的舞台劇《一句頂一萬句》海報及劇照。該劇改編自劉震雲獲茅盾文學獎同名作品。
我們必須嘗試構造從百姓精神生活出發的曆史解釋與精神表達。這就需要我們嘗試超越學科的知識，創造大學之外的知識，也就是“社會的知識”，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的知識”。我們要正心誠意，勇毅笃行，因為要接收來自百姓精神生活的資訊，就需要銳化我們的感官，修訂我們的現實感覺和曆史經驗。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的理想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現在我們需要的則是“通過解放獲得知識”。
三、
藝術教育和人間思想
最後，回到我所從事的藝術教育。
與現實生活的隔膜，造成了當代知識領域的“目中無人”，也造成了當下學術和藝術的“知行不一，身心分離”。這不隻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困境，也是所有當代人身上的現實。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困境與精神危機，不僅是因為傳統的義理之學無法在現代哲學中安頓，更是因為知識的學科化、科層化生産缺少了些許的生命經驗。身心不得安頓，在這種困境中滋生出來的是新一代中國青年的獨特人格：放任自流，卻又循規蹈矩；幻想成為世界的漫遊者，卻受困于高度封閉的自我；被過早教育訓練成“人生的精算師”，卻又是“無目的的人”。教書育人首先就是要培養這一代學子的現實感覺和自知自識的能力，繼而開啟一個向他者開放、可以達成超越性的自我。這需要一種特定的開啟，這就是蔣百裡當年強調的文藝複興之本質——“世界的發現，人的發現”。
面對當代青年的身心困境，面對今天藝術界、教育界諸多令人不忍、不願、不甘之事，藝術教育何以自處？如何讓我們的知識重新成為“有情之學”和“有為之學”，如何才能獲得心靈的自主、胸襟的坦蕩與智識的通達？在此，一種“基于身心而出的學問”至關重要，歐陽竟無所謂的“悲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然後有學”至關重要。這是讓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
我以為，當代中國人的身心安頓，是藝術和教育最根本的責任。要為當代人的心靈困境與精神危機尋找出路，首先要解決“知行不一，身心分離”的問題，需要有情有義的知識、身心俱足的思想、知行合一的創造。
左圖：“藝”字字形演變流程圖。右圖：《說文解字》中記載“藝”字頁書影。
這樣的知識、思想與創造，本應是藝術教育的真正内涵。因為藝術創造的過程本身就是自我創造的過程。藝術和教育在根源處是統一的，這不僅由于“藝”的繁體字“藝”本是一種與教育相統一的“種植”和“培育”，而且在“學以為己”“學以成人”的雙重意義上，教育問題就是藝術問題。我們的藝術教育，要做到引導學生在社會現場中真切地感覺世界，做到“格物緻感覺”。同時，還要引導學生探究和體驗藝術的發生過程。這個過程中不隻是表達一己悲歡、一得之見，而且需要在共同體的藝術生活中、在不同的創作集體中了解他人、感通社會，建立起一種超出小我的關懷和社會感覺，做到“格物緻良知”。無論“格物緻感覺”，還是“格物緻良知”，都需要養成闊大的心胸和開放的視野。《文賦》中有所謂“伫中區以玄覽”，一個創造性的心靈可以做到上下千年，縱橫萬裡，無遠弗屆。
藝術教育所導向的是對人感受力的蒙養和創造力的激發。作為一名藝術教育者，我以為藝術的價值有二：重新發明日常，以及超越經驗的想象。然而它的最高目标則是以心靈的創造向時代提案，從中産生出重新想象自我、想象未來、發動社會的可能，繼而催生一種社會程序。在這個層面上，藝術是一種心靈的社會運動，是一種有深度的精神生産，是一種推動社會更新的行動。
融藝術課程與社會工程于一體，中國美術學院積極投身美麗中國建設，在新時代的城鄉建設中再造山水風景。
如果說藝術是無緣無故的愛，而教育則是無怨無悔的愛，那麼，藝術教育就是兩種愛的疊加。其根本是建立起直面現實問題的學與習、道與藝，繼而在共同生活中發現生活的目的與可能。因為在“培育”的原始意義上，藝術教育所朝向的是一個覺醒着的人，一個對自身的生命處境有所感、對我們的曆史因緣有所覺的人，一個創造出人生目的、确立起自我責任的人。
前些年，我曾經和朋友們一起編輯了一本名為《人間思想》的輯刊，希望倡導這樣一種關懷：超出當代知識生産的全球性運作場域，從吾土吾民的真實生活出發，去實踐、建立一個自我教育、自我生産的系統；從鄉土社會中體驗并重新學習另一種言說與創造的方式、另一種對待事物的态度、另一種交往倫理、另一種對生活的了解。對我們來說，要深入這些問題，就必須做到“在人間思想”，即從生活人的角度去了解人民的精神與思想，繼而從群眾生活史的層面重新經驗鄉土與曆史、家國和社會。
高世名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2年第3期）
來 源｜美術觀察
編 輯｜劉 楊 童戈辛 邢 珂
審 核｜徐 元 丁劍鋒
出品：
中國美術學院黨委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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