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楊麗娟
黃汲清（1904—1995）
地質學家，大陸近現代地質事業開拓者和創始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1924年進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1935年獲瑞士濃霞台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出版《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提出了中國二疊紀的三分方案；撰寫《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提出了陸相生油論和多期多層生儲油論；出版《中國主要地質構造機關》，創立多旋回構造運動說，奠定了中國大地構造學的基礎；主編中國東部14幅1：100萬國際分幅地質圖及1：300萬的中國地質圖，對全國礦産普查起到重要作用。20世紀50年代，參與部署全國石油普查，為大慶油田的發現作出了重大貢獻。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二等獎，1994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手把錘子出大門”
黃汲清，原名黃德淦，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青崗鄉的一個書香之家。幼時受過私塾教育，後在父親主辦的青崗場同化國小讀書，1917年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學。
1921年6月，黃汲清中學畢業後回家與父親商議升學事宜，其時這位少年已有科學救國之抱負。是年秋天，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後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1924年黃汲清複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
大學時期的黃汲清勤奮好學，才華初現，1927年完成學術論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紀及奧陶紀地層》并發表于《中國地質學會志》第六卷。該文為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地質學學術論文。
1928年，黃汲清大學畢業後進入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41年改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質調查所）工作，從此開始地質科學生涯。入職不久，他即随王竹泉前往遼東、遼西進行地質考察。
1929年3月，黃汲清又同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赴西北、西南考察。黃汲清從西安出發，越秦嶺、四川，入雲南、貴州，徒步萬裡，調查秦嶺四川之地質及勘察川廣鐵路，曆時15個月，直至1930年6月方完成調查任務。
他後來自編一首《青年地質學家的山歌》以鞭策自己，“手把錘子出大門，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嶺，前行前行複前行”，對野外考察工作的熱情躍然紙上。
1930—1932年，黃汲清利用實地調查獲得的大量一手材料，潛心研究、專心著書，短短兩年内發表了《秦嶺山及四川地質之研究》《中國南部二疊紀珊瑚化石》《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等6部專著。
其中，《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是大陸第一部斷代地層總結，奠定了中國二疊紀地層劃分的基礎，受到國内外地學界的高度評價。黃汲清由此獲得“黃二疊”之美譽。
1932年，黃汲清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選派赴瑞士留學，師從著名大地構造學家Emile Argand。
1935年，黃汲清以法文完成博士論文《瑞士華萊線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區之地質研究》，著名學者Rudolf Staub認為此文對阿爾卑斯彭甯帶的研究有重要貢獻。
1977年國際地科聯主席Rudolf Trümpy通路中國時指出黃汲清的博士論文“至今仍有價值”。
在歐洲，黃汲清不僅全面研究了阿爾卑斯山地質，而且對意大利、德國、比利時、法國等國也進行了實地考察。
1935年秋他在考察英格蘭和蘇格蘭地質後，又前往美國3個月，重點考察了美國油氣田地質。
1936年春，黃汲清自美國傳回中國。
“還是彈我們的老調罷”
黃汲清回國之後，即被任命為地質調查所地質主任。同年9月，地質調查所與湖南地質調查所合作，組織南嶺地質調查隊，分五組進入贛、湘、粵、桂、黔五省區進行地質考察。
黃汲清對南嶺地質做了全面調查，繪制了大量地質圖和地質礦産圖，并找到了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資興煤田。
1937年春，黃汲清出任地質調查所代理所長。地質調查所與顧維鈞上司的中國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選派孫健初與該公司聘請的美國地質學家赴西北考察油田，發現了老君廟含油構造，即後來著名的玉門油田。
是年6月，黃汲清赴莫斯科參加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并在蘇聯境内進行了廣泛的地質勘察，曆時4個月，10月歸國。
其時，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南京告急，黃汲清歸國後随即主持地質調查所西遷工作。短短一年之内，地質調查所幾度搬家，個中艱辛可想而知。
“回憶當時所中接到撤退指令之後，上下職員全部動員‘制箱’，于三日三夜間把大部圖書、儀器、标本、檔卷裝滿兩百多大木箱，運到下關碼頭待輸西運。……十二月間調查所全部搬到長沙，并開始與湖南地質調查所合作，詳細研究湖南之地質礦産，哪知喘息方定，敵人軍艦已迫武漢，不得已于二十七年七月再遷重慶。旋因渝市房屋不敷應用，并為避免空襲起見，再度遷北碚。” 黃汲清後來曾如是記錄那段曆程。
七七事變前，中國地質事業各項工作已步入正軌，呈欣欣向榮之勢，黃汲清認為當時地質工作“照此加速進行，十年或二十年間中國的地質學不難與歐美并駕齊驅”。不料戰争爆發，大陸科學事業嚴重受挫，幾乎處于停滞狀态。
他亦感歎：“當此空前國難，中華民族之最大目标在于争自由求生存，什麼科學研究實在無從說起！不過地質學者縱有殺敵報國之心，而無投筆從戎之路，欲以平日所學獻于抗戰，而國家又沒有‘軍事地質’和相似工作，可以羅緻大量的技術人員。于是他們隻得歎一口氣‘還是彈我們的老調罷’。”
何謂地質工作者的“老調”？自然是開展地質考察工作。抗戰期間地質調查機構被迫西遷，西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地質資源引起了地質學家們的注意，使地質事業在艱苦的抗戰歲月中尋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在北碚，黃汲清組織、參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質調查和礦産勘探工作。
1939年，他和陳秉範調查了隆昌聖燈山地質構造，布置了鑽孔，發現了中國第一個工業天然氣田——聖燈山氣田。
1938—1941年，黃汲清上司并參加了四川威遠地區1：1萬地質填圖和天然氣普查工作，并率隊到四川江油、自流井、五通橋和嘉定等地進行石油地質調查，在大渡河畔的銅街子二疊紀茅口灰岩中發現天然氣苗，糾正了外國學者關于四川天然氣來自上二疊統煤系、經濟價值很小的錯誤認識。
1940年夏，孔祥熙經由當時的經濟部令黃汲清重點調查涪陵彭水鐵礦，黃汲清因抵制此事，憤然辭去所長職務。辭職後，他将全部精力傾注于地質調查和科學研究。
1941年秋至次年春，他率隊赴甘肅、青海進行以石油為重點的西北地質調查；1942年夏赴華蓥山研究二疊紀地層剖面；1942年秋至次年夏，率領新疆石油地質調查隊，與楊鐘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地質工作者一起，對新疆（特别是天山南北）做了大範圍的實地考察，同時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質。
1943年10月，黃汲清完成《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就是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了陸相生油論和多期多層生儲油論，認為陸相地層也可以形成具有重大經濟價值的油田。
1945年，黃汲清完成專著《中國主要地質構造機關》，這是他利用大量實地考察的一手資料、總結國内外文獻完成的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該書第一次系統劃分了中國的基本構造單元和大地構造旋回，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的大地構造特征及其演化曆史，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著名論斷，對大陸地球科學研究和礦産普查勘探起到了長期指導作用。
1952年，著名大地構造學家N. S. Shatsky在為該書俄文版所寫的序言中說：“作者—— 一位有經驗的野外地質學家和著名學者，提供了關于中國大地構造發展的嚴整圖畫。”著名美籍日本地質學家都城秋穗于該書出版40年後，稱贊此書是“亞洲大地構造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著作”。該書使得黃汲清成為中國大地構造學無可争辯的創始人和創始者。
1947年，黃汲清重返南京，主編中國東部14幅1：100萬國際分幅地質圖和1：300萬中國地質圖。這是大陸地質界首次編制的系統的全國性地質圖件，綜合了至20世紀40年代末大陸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對20世紀50年代全國大規模礦産勘探和1：20萬區域地質調查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48年夏，黃汲清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赴英國通路，參加倫敦第19屆國際地質大會，會後又通路了瑞典、丹麥、瑞士。是年年底，他自歐洲再次赴美，在美國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學術通路和地質考察。
1949年6月，黃汲清由舊金山抵達香港，他拒絕了傅斯年讓他赴台主持台灣大學地質系的邀請，回到重慶北碚，迎接新中國的成立。
探礦找油三十年
重慶解放後，黃汲清受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和鄧小平之托，建立西南地質調查所，并擔任所長。1952年，西南地質調查所改為地質部西南地質局，黃汲清任局長。
任職期間，他組織了西南地區的礦産調查和石油普查，包括重慶中梁山煤田、綦江鐵礦、彭縣銅礦、遵義錳礦、水城觀音山鐵礦、東川銅礦等礦産勘探，其中中梁山煤田現已成為重慶能源供應的主要基地。針對部分人對四川天然氣遠景的悲觀認識，黃汲清明确指出四川盆地的天然氣儲存和開采有很好的前景，一定要繼續勘探，不能停止。
1954年，地質部成立礦産普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普委），黃汲清任常務委員，負責技術指導工作。普委将石油普查列為重點任務。
1954年底至1955年初，為了籌備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黃汲清同謝家榮一起，全力組織普委和地礦司燃料室的技術人員，廣泛收集材料，進行分析研究，讨論工作安排。
根據陸相地層也适宜于生油、儲油的理論和對中國大地構造的深入研究，黃汲清強調中、新生代大型盆地應是主要的找油對象。
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結束後，作為普委技術負責人的黃汲清将松遼平原作為首要關注地區。他授意技術員蘇雲山查閱資料，起草松遼平原石油地質勘探任務書，并親自修改後由普委下達到東北地質局。
1954年8月初，由韓景行等組成的勘察組開始了松遼平原的石油普查。
次年5月至10月，黃汲清到新疆、柴達木、鄂爾多斯西緣等地進行了為期4個半月的野外檢查和指導，11月至12月又到四川石油普查大隊指導野外工作。
1956年2月，地質部召開第二次石油普查會議，黃汲清作《一年來石油普查地質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及對今後工作的建議》的報告。
此後，普委進一步擴大了油氣勘察的範圍和規模，新組成松遼平原等9個石油普查大隊。
聲勢浩大的全國石油普查工作在西起新疆戈壁沙漠，東至東海、黃海之濱，北達松遼平原，南到滇、黔高原的範圍内蓬勃開展。
1956年9月，普委改組為石油地質局，黃汲清任總工程師，兼任建立立的地質部地質礦産研究所副所長。
1957年3月8日，在地質部石油地質專業會議上，黃汲清展示了由他主編的1：300萬中國含油遠景分區圖，并作了《對大陸含油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的學術報告。
在各大盆地的石油普查中，黃汲清特别關注四川、鄂爾多斯、松遼、華北四大盆地，指出華北盆地主要是尋找中新生代的含油氣層，松遼盆地應沿松花江進行路線調查，鄂爾多斯盆地應把重點放在西部邊緣，四川盆地要向川中及川南挺進。
在展示中國含油遠景分區圖時，他特意将松遼、華北、四川、鄂爾多斯四大盆地作為重點遠景區用醒目顔色圈出。
1959年春，時任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主持召開會議，會上指出，鑒于松遼平原很有可能有一個大型含油氣田盆地，地質部與石油部應密切協作，聯合在松遼平原進行石油勘探。
春節後，黃汲清即到長春，與李奔、韓景行、呂華等會晤，全面解析松遼盆地的地質、物探和鑽探資料，認為含油層系可能不是一層而是多層，應使用深鑽開展深部石油地質研究，并敦促布置基準井。
9月26日，松基三井噴出大量原油，證明松遼盆地的大同鎮長垣的确是一個大型油田，即後來的大慶油田。
1984年，80歲高齡的黃汲清出席成都國際喜馬拉雅學術會議。
同年9月，他又赴烏魯木齊參加第三次塔裡木油氣資源座談會，就塔裡木盆地的構造，主要生油氣層系、儲油氣層系，油氣田類型和勘探方向等發表長篇演講。
1986年夏，他再次赴大慶油田考察，在詳細了解油田勘探、開發的基礎上，對大慶油田工作提出了詳細的書面意見和建議。
他以專業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實地經驗，為大陸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勘察開采及松遼、渤海灣等盆地大型油氣田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自然科學終吾身
晚年的黃汲清從未停下探索的腳步，他陸續發表了《對中國大地構造若幹特點的新認識》（1974）、《中國大地構造基本輪廓》（1977）、《試論地槽褶皺帶的多旋回發展》（1979）、《按照大地構造觀點進行中國地震地質區劃的嘗試》（1979）、《特提斯—喜馬拉雅構造領域上新世——第四紀磨拉斯的形成及其與印度闆塊活動的關系》（1980）等多篇論文，指導助手們撰寫完成《中國大地構造及其演化》（1980），并編制了1：1000萬和1：400萬中國大地構造圖，第一次在中國大地構造圖上詳細标繪了中國主要的闆塊縫合帶，把多旋回構造運動觀點與闆塊學說結合起來，把地質研究與地理實體資料分析結合起來，在新的起點上建立了中國大地構造演化模式。
1987年，黃汲清出版專著《中國及鄰區特提斯海的演化》，用大陸青藏高原考察的豐富資料，對東特提斯構造演化做出了全面總結。
黃汲清在開創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和地質制圖事業、建立中國大地構造理論基礎、勘察中國石油天然氣資源等方面的貢獻舉世矚目。
因在地質領域的突出成就，他于1980年被瑞士聯邦理工學院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82年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兩項（“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工作”“中國地質圖類和亞洲地質圖”）和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一項（“中國大地構造基本特征”），1988年被蘇聯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1993年獲陳嘉庚地球科學獎，1994年與錢學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榮獲首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黃汲清重視曆史文物的儲存，關注地質學學科前沿發展和曆史程序，對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有冷靜、睿智的思考。
面對中國地質學蓬勃發展之勢，他曾感慨：“中國地質事業之偉大成就，是二三十年代老一輩地質學家們所夢想不到的！”
在1982年10月5日“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讨論會”上，他提議搶救曆史材料與進行人物訪談，指出搶救曆史材料的迫切性，對于未出版的曆史材料或老一輩地質學家們腦子裡的活史料，應有人整理或通過訪談等方式記錄儲存下來。
黃汲清還特别關注大陸地質教育，重視青年地質人才的培養工作。在“祝賀黃汲清先生九十壽辰”座談會上，黃汲清表示：“地質工作就好比是在搬一座大山，在過去的七十年中，我隻是為搬移這座大山，舉起地質錘，敲了幾塊石頭。我為祖國作的貢獻還很不夠，很多工作還沒有完成，以後的工作需要年輕一代去做，一代接一代地去搬這座大山。”
為鼓勵青年地質工作者從事野外第一線工作，多跟石頭打交道，他捐出何梁何利獎獎金，其家人和朋友又通過其他管道多方募集資金，設立“黃汲清青年地質科學技術獎”，用以支援青年地質工作者的研究。
1932年聖誕節，初到歐洲的黃汲清在給四川同鄉張弘伯的長函中寫到“我是想以自然科學終吾身的”。
從20世紀30年代起，黃汲清一直是大陸地球科學和地質礦産調查的上司人之一，直至去世前夕，他還在與助手商談利用何梁何利獎獎金設立獎學金，用以鼓勵青年地質學者的工作。
黃汲清以實際行動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