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或者無冕之王

史稷

2011年夏天，我看到巴黎拉丁區一家書店的櫥窗裡赫然擺着一本當年暢銷書，傳記文學Limonov“利莫諾夫”（中譯本書名為《攪局者》）。作者埃馬紐埃爾·卡雷爾是法國當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也是著名電影編劇和制片人。卡雷爾原本要為《費加羅報》人物傳記版寫一篇這個法國知識精英眼裡的法西斯“小混混”的報道。可他多次采訪以後寫成了一本書，一部精彩的傳奇。

“利莫諾夫”何許人也，值得一位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而傳記為何如此暢銷？

卡雷爾這樣概述他的主人公：“利莫諾夫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我認識他。他是烏克蘭的流氓、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地下偶像、流浪漢；然後一個曼哈頓億萬富翁的管家、被全巴黎追捧的作家、巴爾幹戰争中迷失的士兵；而現在，在荒誕、混亂的後共産主義時代，漸入老境的他卻成為一方的年輕暴徒的領袖。他認為自己是英雄；你也可以叫他混蛋：我暫不下結論。他的一生危機四伏而暧昧：他本人就是一部冒險小說。我相信這也是意味深長的一生。不隻關系到利莫諾夫本人，不隻關乎俄羅斯，也關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我們所有人的曆史。”

地下詩人們

愛德華·利莫諾夫，原名愛德華·韋尼米諾維奇·薩文科（1943-2020），出生于捷爾任斯克（蘇聯），2020年在莫斯科（俄羅斯）逝世。他父親是獄卒，官至少尉，是“偏執狂制度的一個小螺絲釘”。愛德華的睡前故事是衛國戰争中死亡的戰馬和犧牲的同志。而戰後，他看到的則是一片瓦礫，殘障人士随處可見，無家可歸、饑寒交迫的孩子回到野蠻狀态。他們住在道路泥濘、住房條件惡劣的郊區。父親在少年愛德華眼裡變得可憐起來 ：“他不願意長大了像父親。他不願意過忠厚、有點窩囊的一生。”愛德華曾作為少年刑事犯被捕入獄，同牢犯講述的各種盜賊殘忍而九死一生的“英雄事迹”，令他“不屑做個二把刀”。

愛德華少年時期正逢解凍時代，赫魯曉夫親自準許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你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全蘇聯人競相購買。對勞改營真相的揭露意味着否定斯大林時期，這本書标志着去斯大林化。但這似乎對少年愛德華沒有多大影響。

愛德華出獄後進工廠學徒，從讀詩到寫詩，蛻變成文學青年：“在烏克蘭的一座工業城市，出了一名寫詩的學徒工，就像在今天的巴黎郊區出了一名饒舌歌手，都不算是來錯了地方。”他參加賽詩會，開始小有名氣。但是在烏克蘭灰暗的工業小城，看不到出頭之日。于是他抑郁，試圖割腕自殺，被關進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老醫生一針見血：“你沒瘋。你隻是一心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醫生推薦他去一家書店當店員。書店真正的生活是打烊以後，他們讀地下刊物，有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也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布羅茨基的作品，後者是愛德華嫉恨了一輩子的那種“班上的第一名”。他也在書店朗誦自己的詩歌，把作品訂成小冊子傳閱。他成為比他年長很多的書店掌門人，一位“以色列部落的浪蕩女子”安娜的情人。他們一面以做裁縫為生，一面寫詩。這時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利莫諾夫。

小城滿足不了他的“世界眼光”。外省青年要成名都會向首都挺進，于是利莫諾夫來到莫斯科。為了謀生，他提心吊膽地頂着“黑戶口”躲在出租屋裡仿制牛仔褲，按照《巴黎競賽報》上的照片仿制名牌皮包。為混入文學圈，他揣着自己印刷的詩集去參加他看不上眼的詩歌朗誦會，硬着頭皮聽“穿着顔色像糞便的寬大的衣服”出入蘇聯文化館的女詩人朗誦她們矯揉造作的詩歌。

卡雷爾通過利莫諾夫在莫斯科混圈子的過程和心态，梳理出這個時代蘇聯文學界的三類人。首先是體制内的“靈魂工程師”：“肖洛霍夫、法捷耶夫、西蒙諾夫那一夥人，有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鄉村别墅，去國外旅行，到特供商店購物，榮獲列甯獎，出幾百萬套精裝全集。但是這些有特權的人赢得了福利和安全，卻失去了自身的尊嚴。”

利莫諾夫認識的一位童話作家就是這種“兩頭押寶”的年輕作家，其父是著名詩人。 朱利安.巴恩斯在《時間的噪音》中描述的蘇聯藝術家擅長此道。他們“在每個變化到來之前就能感覺到，他們會把耳朵貼近地面，眼睛盯着最有利的時機，潮濕的手指深入空中，領會任何風向的變化”。大師的童話全國兒童人手一冊，他有大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鄉間别墅，在地下社會和官方文化之間長袖善舞，“遊離于順從于勇氣之間”。

除了官方文學圈和索爾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見者優秀作家，這個時代還造就了一群夾在官方文學和持不同政見者之間的像利莫諾夫這樣的“高貴的失敗者”：“在這個時代失敗者才是高貴的。”他們不那麼執着地追求真相和真理，要的就是獨樹一幟。

索爾仁尼琴不屑于與這個群體交往，“他的決心、他的勇氣中有種非人性的東西，他要求于自己的事，也期望别人同樣做到”。利莫諾夫做不了主流作家，對體制不待見的作家也頗有微詞。他不喜歡《大師與瑪格麗特》，說是堆砌；《日瓦格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令他妒火中燒。後者很有錢，與當局的關系不溫不火。最讓利莫諾夫堵心的還是被阿赫瑪托娃捧紅的他的克星布羅茨基。因為他們的經曆相差無幾。布羅茨基的父親也是小軍官，也早年辍學，幹過各種營生，比如跟個小混混劫持飛機企圖飛往阿富汗，也被關進過精神病院。他被捕入獄，罪名是他的詩“黃色淫穢”。他在法庭上與法官的對話傳出來，成了地下詩人們的金句：

“誰準許你做詩人啦？”

“誰準許我做人啦？可能是上帝……”

肖斯塔科維奇、薩特、艾略特都是布羅茨基的支援者，布羅茨基在任何聚會上穿着樸素，坐在角落裡，少言寡語，目中無人，卻永遠是衆人矚目的對象。利莫諾夫則說他故作姿态，自我炒作。布羅茨基“非蘇更多于反蘇”，他不是“異議人士”，但是拒絕合作，1972年，克格勃終于讓他卷鋪蓋走人。少了布羅茨基，地下世界對于利莫諾夫來說清淨了許多。二三流的先鋒派藝術家們憤世嫉俗，喝得酩酊大醉，窮困潦倒，過着朝不保夕的波西米亞人的生活。殘酷的是，利莫諾夫清醒地意識到他也屬于他不屑的“二流”。他的同代人對他的評價是“惹不得的青年”、巧手裁縫、有才華的詩人，動辄劍拔弩張，卻又很講義氣。

最終，女人緣令他在詩壇引人注目。開着白色大奔的進階文化官員身邊穿着皮短裙、腳蹬高跟鞋的芭比娃娃埃列娜為利莫諾夫桀骜不馴的詩人形象傾倒：“他身穿白色牛仔衣，敞開的紅襯衫，露出棕色的胸膛，在這個吃飽肚子、無精打采的人群中，他才是唯一真正的活人。”利莫諾夫離開安娜，埃列娜離開官員，兩人成雙入對出入文壇，郎才女貌，羨煞衆文青：“在勃列日涅夫慘淡經營的灰暗的時代，要說到蘇聯有什麼亮點的話，他們兩人可以作為代表人物。”有一張照片他随身帶着，無論漂泊到哪裡：他身着自己用140塊彩色布拼貼、縫制的上衣，長發飄飄，氣宇軒昂地站着，腳下躺着一絲不挂的妩媚迷人的埃列娜。

索爾仁尼琴與利莫諾夫都在1974年的春天離開祖國。但是前者死裡逃生，信念堅定，無所畏懼，他離開蘇聯引起舉世轟動。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都是被強力驅逐出境，“因為他們即使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土地與故鄉的語言”。而利莫諾夫和埃列娜則是自己要移民，雖然利莫諾夫被克格勃定為“死心塌地的反社會、反蘇維埃分子”，他厭惡的隻是蘇聯知識分子的曆史和那些整齊劃一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埃列娜則滿腦子西方明星、名模的圖檔，以為整個西方都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們要去巴黎拜訪大詩人阿拉貢，去紐約找他們心目中的曼哈頓社交生活的女王、馬雅科夫斯基情婦的閨蜜……

無論以何種方式出走，在蘇聯官方看來都是叛國，在西方人眼裡都是投奔自由世界。最後的告别總是撕心裂肺的：“離開這個生活，這個一直那麼熟悉的生活，而去過另一種雖然滿懷希望但是幾乎一無所知的生活，這也是一種死亡的方式。”

蘇聯人在紐約

法國人到紐約或者美國人到巴黎是旅遊，但是紐約對于兩個“冷戰的孩子”來說幾乎是另一個星球，且不說摩天大樓和橫跨百老彙的霓虹燈廣告，連擦皮鞋的黑人、街上自言自語的半瘋都是新奇的：“沒人上來幹涉他守規矩。”有一個細節令他們興奮不已：美國地圖竟然那麼準确！蘇聯的城市地圖要麼标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建築，要麼提前讓人看到十五年後的城區。兩位情侶勾肩搭背，旁若無人地高聲談笑，逛進階時裝店，看黃片。從莫斯科到紐約，“無異于看了一場黑白電影後再看一場彩色電影”。兩個漂亮俄羅斯年輕人自我感覺是唱片封面上“鮑勃·迪倫和他的女友”，暫時忘卻了家鄉的灰暗生活和在泥濘中掙紮的夥伴。

但是生活畢竟不是彩色影片，對于語言不通的蘇聯青年來說，先到的同鄉是他們的救生圈。聯絡人之一就是早利莫諾夫三年到紐約、令他憤憤然一輩子的“西方文化精英的寵兒”布羅茨基：“他使他的新朋友們（比如蘇珊·桑塔格）睜開眼睛看到蘇維埃制度的現實，這方面他有汗馬功勞，索爾仁尼琴也沒有把他的地位壓下去，因為索爾仁尼琴待人接物十分生硬，哪像布羅茨基全身散發着光環教授的靈氣，談起詩歌俨然是個王爺，跟詩歌界的大人物都有交情。與他交談，猶如與博爾赫斯交談，已經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文學體裁。”他是俄羅斯移民的偶像，被稱為“老闆”。雖然他想不起利莫諾夫是誰，還是在氣氛像“莫斯科老知識分子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一樣的“俄羅斯茶室”接待了他，他睿智而平易近人，警告後來者美國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但是也讓人猜到在這份和善的态度後面，隐藏着成功者的俯就謙讓。他知道雖說是後浪催前浪，這些新來者要在他們的救生艦上劃好久，才登上他的頭等艙”。

這對來自莫斯科的金童玉女曾出入住在紐約上東街進階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頂層的沙龍，給紐約社交圈添加點佐料。女主人是上一代俄羅斯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出入法國社交圈的美女，男主人是出版集團藝術總監，集團麾下有Vogue雜志和《名利場》。客人名單經過仔細斟酌，理想配方：财富、權力、顔值、榮耀、才能，總之都是Vogue時尚版的人物。他們被領班帶進去時，以為登上了噴射機，姑娘立刻想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在這個世界找到一個位子，夢想拿到一份模特合同，詩人則“想到他的人生目标是把這個世界砸得稀巴爛”，但也并不排除出本暢銷書的夢想。布羅茨基也在場，專心緻志地傾聽一個名模講話。女主人聲稱是他們捧紅了大詩人。金童玉女很快意識到他們不過是富豪的新寵。

他們回到小酒店的房間，一邊看着電視裡索爾仁尼琴訓斥西方的堕落，一邊瘋狂做愛。

利莫諾夫為了謀生不得不去布羅斯基給他介紹的《俄羅斯事業報》做編輯，在他眼裡，那是個天涯淪落人抱團取暖的地方，是一群蘇聯不同時期的移民懷舊、思鄉的“等死房”。這裡令他厭惡的是“比布爾什維克還讨厭的”納博科夫，因為後者隻寫移民小說，對他們這個小世界不屑于顧。利莫諾夫看不慣他是出于階級仇，看不起為文學而文學。他日後在《失敗者日記》中寫道：“我夢想一場暴動。我永遠成不了納博科夫，我永遠不會邁着多毛的雙腿，跟在英國人後面在瑞士草地上追蝴蝶。給我一百萬，我去買武器，到随便哪個國家去煽動一場起義。”

他乜斜着眼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蘇聯流亡詩人：“深信到巴黎轉一圈，在作家之家喝幾杯酒，口袋裡裝幾句失敬的詩句，就可以塑造一位詩人的命運。他們是對已經入土的斯大林打冷拳的專家，西方知識分子關心的對象。”他極盡刻毒地譏諷在西方備受推崇的“聖三位一體”：“聖三位一體就是在窮鄉僻壤吊死的茨維塔耶娃、在勞改營裡找骨頭啃後驚風而死的曼德爾施塔姆，尤其是帕斯捷爾納克。他是做人呆闆、奴相、住鄉村别墅的哲學家、道貌岸然的好好先生，喜歡舒适和古書，他的一部歌頌斯大林的詩集被翻譯成所有可以想到的語言出版，在他自己那個《日瓦戈醫生》面前也吓得放了一個屁，來歌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怯懦。”利莫諾夫同樣看不起那些養尊處優的學習寫作的美國青年：沒有經曆過苦難、貧困、戰亂，怎麼能寫作？緊接着薩哈羅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惹惱了利莫諾夫。他奮筆疾書，說他被當成道德聖賢，其實隻代表科學界特權階層，脫離人民，他們要掌權比目前官僚體制還糟糕。這次他走得太遠了。他的雄文被所有報刊雜志拒絕，卻被《真理報》刊登。他不得不從報社辭職，從此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來源，也徹底脫離了流亡紐約的蘇聯作家圈。

之後的戲碼并不新奇，窮困潦倒之中兩個戀人無休止地争吵，埃列娜與一個法國攝影師出走。他落得孤家寡人，足不出戶，在充斥着嘔吐物味道和尿味小房間裡苟延殘喘。福利機構為幫助他融入美國社會，讓他免費上英語課。班上的學生都是女移民，在介紹自己的國家時，利莫諾夫說他們國家讀書、看病都免費。他還真不是在吹牛。女人們驚訝不已：這麼好一個國家，那你為什麼要離開？

他與公園裡發傳單的左翼分子或者耶和華的使徒們搭讪，這些人慣于被拒絕，有人聽他們啰嗦，真是受寵若驚。他們聲稱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是永遠站在社會邊緣人物一邊，無論是赤色分子、黑人、同志、瘾君子、還是拉美遊擊隊。但當他被一個左翼女活動家邀請參加了一次他們所謂的支援巴勒斯坦人的大會以後便大失所望。這些人開完會就去咖啡館喝一杯，然後各奔東西，沒有了下文，他甚至沒來得及跟女左翼激進分子上床。利莫諾夫期待的是拿起武器的“革命”，劫持一架飛機什麼的。他崇拜托洛斯基，甚至蓄着托式小胡子，因為他“從紐約一個饑腸辘辘的流浪漢，搖身一變成了紅軍大元帥，乘了裝甲車轉戰于各條戰線”。而這些美式托派滔滔不絕地神侃少數族群和政治犯的權利，遇到瘾君子、身邊的窮人便落荒而逃。利莫諾夫打心眼裡瞧不起他們。他又試着把自己定位為同志鬼混，甚至與那些吸毒、做雙性交易的黑人為伍，模仿他們花裡胡哨的衣着。移民中傳言他是同志、蘇聯特工、黑人妓女的皮條客。他不以為恥，無論如何總比平庸好。

一個偶然的機會，利莫諾夫成為一位億萬富翁的女管家的情人和替工，混入曼哈頓的豪宅。他第一次得以近距離觀察資本主義上層人物，這些人不像蘇聯漫畫裡大腹便便、殘酷無情的資本家。豪宅的主人斯蒂芬是富二代，自稱自由派，也就是左派。他看上去挺平等，與傭人互稱小名，從不搖鈴叫傭人,但“應該肯定的是不管他什麼時候醒來，早餐要随時準備着，茶要泡開，吐司要烤得恰到好處”,隻是不用端到窗前，而是他自己來廚房。看到利莫諾夫在讀《紐約時報》，他還會彬彬有禮地問是否打擾。男主人喜歡藝術，拍過一部先鋒派電影。他祖母是白俄，是以“有一位俄羅斯詩人給他當大管家會使他飄飄然”。 他傾聽詩人添油加醋、繪聲繪色地講述艱辛的生活、精神病院的經曆、與克格勃的糾葛。然後穿上進階西裝，去一家高等餐廳吃午餐，餐費夠一個拉美移民一家過上一個月。

利莫諾夫搖身一變成了全曼哈頓羨慕的模範管家：煮的俄羅斯紅菜湯令賓客贊不絕口，很快學會了做富人們愛吃的高維生素高蔬菜沙拉，客串木工、園丁，與海地保姆斤斤計較，與脾氣不好的女秘書關系融洽，防範意識無可挑剔，會跟供應商拉關系，拿到最好的肉，派他去銀行取現金完全可以放心，主人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女人出浴他趕緊扭過頭。他也可以套上有切·格瓦拉頭像的T恤衫與某些客人聊天。

主仆沒有個人恩怨，但是利莫諾夫“站在他面前就像個帝俄時代的農民，盡管伺候貴族老爺，卻在等候自己的時刻；當這個時刻到來時，從大門走進老爺裝滿藝術财寶的豪宅，洗劫他的藝術财寶，強奸他的妻子，把老爺打翻再底，用腳蹬他，得意洋洋大笑”。 這正是斯提芬的白俄祖母叙述的情形。這個與他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兩年的模範管家“心靈深處當他是敵人”。富二代不會想到，他因仆人沒及時從洗衣店取回褲子發脾氣，再持續五分鐘面無表情的仆人可能把他耳朵削下來——至少利莫諾夫自己在書裡這麼說的。

還有一次鄰居招待聯合國高官，斯蒂芬被請去，利莫諾夫當然不在被邀請之列。他從地下室找出主人的獵槍，登上閣樓，對着花園燈光下喝香槟的外交官、議員、非洲國家元首以及夫人們，最後瞄準聯合國秘書長——此人20年後被揭出曾是納粹。他終于沒有開槍，否則他後來的《失敗者日記》可就不是一般地暢銷了。

鄰居小男孩患白血病去世，得知這個消息時他和斯蒂芬一樣動情，但卻說，富人的孩子死是上天的懲罰。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花上幾十個億癌症也不會讓步：“這太好了，至少在一件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讀到此都會說這是個人渣，但是卡雷爾則肯定，如果可以拯救這個男孩子的生命，“第一個挺身而出，撲上去并用全身精力去搶救的，也會是愛德華”。

紐約是白手起家的移民的煉獄，爬出來就能寫本書。曆經磨難的作家利莫諾夫寫了本自傳體小說《他做仆人的故事》，在美國出版。作品講述他從蘇聯移民到紐約後與女友蝸居在小酒店的日日夜夜、流浪街頭食不果腹的慘狀、與異性和同性的濫交、酗酒、盜竊、鬥毆 ，最後成為曼哈頓億萬富翁的管家。卡雷爾好奇富二代斯蒂芬讀了這本書以後會作何感想：模範管家從頂層仆人單間下來，睡在主人的卧室裡，在浴缸裡抽大麻，帶妓女回來在絲綢被單裡滾床單，喝他的上等紅酒，抽他的煙鬥。

利莫諾夫的名作家夢死灰複燃。他帶着書稿和富二代的祝福，飛往文學之都巴黎。

獵奇的巴黎文學圈

這部自傳很快吸引了法國出版商，最終被一家專門出版超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版商看中，這個出版商十次被判有傷風化，十次重生。這倒接近利莫諾夫擅于制造醜聞并觸底反彈的風格。小說的法語版1980年秋天問世，書名改成了《俄羅斯詩人偏愛黑大漢》,暢銷一時。利莫諾夫名聲鵲起，成為巴黎文化圈的新星。

作品說不上有多少文學價值，利莫諾夫在紐約經曆的片段是許多美國移民的必修課。那麼是什麼使得利莫諾夫風靡了當時的巴黎文學圈？

因為利莫諾夫與西方人心目中持不同政見者的形象和立場大相徑庭。後者“都是神色肅穆的大胡子，穿着很差，住在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裡面都是書和聖像，他們整夜談論用東正教拯救世紀的道理”。 而這位所謂的異見人士則性感、風趣，着裝像搖滾明星。他公然蔑視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回憶流亡前在烏克蘭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犯罪經曆時既不憶苦思甜，也無忏悔之意，而帶着懷舊的口吻。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巴黎的反正統雜志《國際白癡》上發表文章，文筆簡練生動，直截了當，不拖泥帶水。他挑釁的姿态、玩世不恭的态度、拙劣的法語、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嘲笑，甚至為斯大林幹杯都受到追求異類的左翼文學青年的追捧。他們模仿後蘇聯朋克風格的衣着，收集政治局式的玳瑁架大眼鏡、共青團徽章、勃列日涅夫與昂納克親嘴照。利莫諾夫曾看到時尚女青年腳蹬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塑膠搭扣大靴子。當年上海芭蕾舞團《白毛女》劇組到巴黎演出後，巴黎街頭也出現過白毛仙姑——巴黎時髦女郎穿着褴褛白衣褲，飄然而過。

利莫諾夫在文化氣息濃厚、時尚、高雅的拉丁區漫步，終于可以像他讀過不止一次的《紅與黑》的主角于連那樣染指貴婦，成了巴黎交際圈裡一個“貨真價實的女伯爵”的情人，住進拉丁區漂亮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但待字閨中的女伯爵可不像《紅與黑》裡的貴族夫人,她有意爆粗口，吞雲吐霧,利莫諾夫也并不屑于像于連那樣靠吃軟飯混迹于上流社會,他讨厭變成“一隻家畜”。于是在遇到一位年輕的俄國二流搖滾女歌星之後便與漂亮的伯爵夫人友好分手，帶着歌手回到一室的單身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令巴黎女伯爵心碎。女伯爵是裝酷，而真正吸引利莫諾夫的是與生俱來、骨子裡的大俗。卡雷爾形容這位女歌手：“大腿粗壯裹線上網襪内，妝化得像一輛偷來的汽車。”利莫諾夫愛她發狂，因為她“像他一樣出生在蘇聯的灰色郊區，帶着她唯一的王牌——咋咋呼呼的美貌，女高音的嗓子、幸存者的粗魯幽默感——征服遼闊的世界”。

總之，這一陣利莫諾夫旋風令巴黎文學圈的幻滅與膚淺一覽無餘。

當時是文藝青年的卡雷爾也沒躲起過這陣旋風。卡雷爾的家境是利莫諾夫不可企及的：“我生活在一個安靜衰退的國家，那裡的社會流動性是有限的。我生在十六區一個布爾喬亞家庭，長大後成了第十區的波波族。父親是進階白領，母親是著名曆史學家。我寫書，一些電影劇本，妻子是記者。”文藝青年曾去亞洲服兵役，後來一邊試圖倒賣南亞島上販來的廉價泳裝，一邊寫小說，“做出尚未涉世就已看破紅塵的樣子”。泳裝沒賣出去，姑娘們來做客時拿幾件，小說也被退稿，想當冒險家、情人和作家這三個願望都沒實作。卡雷爾自嘲說他平生唯一的一次曆險“以一部誰都不感興趣的手稿和二百箱怪裡怪氣的遊泳衣而告終”。而在此期間卡雷爾的母親名聲大震。1978年在大家都以為俄羅斯霸權還要存在幾個世紀時，她在《分崩離析的帝國》中就預言這個帝國是個多民族的馬賽克，非常脆弱，不久即會轟然倒塌。她自然收到利莫諾夫題字的《俄羅斯詩人偏愛黑大漢》。卡雷爾抄走了這本他母親不屑一顧的暢銷醜聞小說。他本是納博科夫的忠粉，之是以被利莫諾夫打動，是因為作者四十歲已曆盡滄桑，他簡直就是個“俄羅斯傑克·倫敦”：“他愛打架，對女孩子手到擒來。他姿态潇灑，還有他的冒險世紀，也使我們這些布爾喬亞青年肅然起敬，利莫諾夫是我們的野蠻人，我們的無賴；我們崇拜他。”利莫諾夫并不是個成功人士，他“把人類分成強者與強者，赢者與輸者，大人物與小人物，他為自己生活在第二種人群中張皇失措，焦躁不安”。這令失落的文學青年感到少許安慰。

雖然利莫諾夫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書,但主題就一個：他的人。他的讀者群不見擴大，作品銷售日漸疲軟，隻得聽從出版商的建議，寫了部色情小說，但是他缺乏想象力，無法從虛構跨越到非虛構，作品出版後無聲無息，一年隻有進階白領一個月的收入，還得在超市搜尋便宜食品，與酗酒成性的歌女屈居在巴黎的閣樓裡，“他的過去都已經榨幹，給他留下的隻是現在”。

無論如何他打入巴黎文學圈了，應邀參加各種文學活動。他遇到了當時已經享譽國際文壇的法國新小說派作家阿蘭·羅布-格裡耶，還有後來得了龔古爾文學獎得艾什諾茲。但是利莫諾夫在任何圈子裡都不安分。一次在布達佩斯舉行的文學活動中，當組織者介紹他是“有聲望的知識分子”時，他宣稱“他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羅大衆，不進步，不加入工會，一個知道普羅大衆永遠是曆史中綠帽烏龜的普羅大衆”。 然後又補刀說“因為他當過勞工，進而看不起勞工，因為他曾經窮過，現在還是窮，是以看不起窮人，決不會施舍給他們一個子兒”。 飯店酒吧裡有人批評蘇聯，他竟然大打出手。在面包車上，他們看到一輛軍用卡車停在旁邊，面包車裡的作家們鼻子貼着玻璃窗，一陣驚呼：“紅軍！紅軍！”這讓他心生厭惡：“這幫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就像看木偶劇演出的孩子們，看到從幕後走出了那隻可惡的大狗熊。”此時的蘇聯已是強弩之末，步履蹒跚、胸前挂滿勳章的老人們面對岌岌可危的大廈已無計可施。利莫諾夫回不去祖國，卻并不希望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坍塌。他希望“這隻北極熊還能吓唬西方人”。

如果曾經在兩種體制下生活，就很容易了解利莫諾夫的心态。觸動利莫諾夫神經的或許是西方知識分子不自覺的優越感。他們支援異議人士，希望他們成為毫無瑕疵的聖人、飛蛾撲火的烈士。利莫諾夫的反感不無道理，然而他又是非理性的，以挑釁的姿态表達自己的情緒。

利莫諾夫在巴黎的社交圈圍繞在獨眼富家子弟艾頓創辦的《國際白癡》雜志周圍。雜志最初受到薩特的支援。創辦人“滿腦子唯恐天下不亂的怪主意”，雜志的作者們有才華而好鬥，專門寫名人特别是左翼政客的醜聞。利莫諾夫的奇遇和絕對左右不逢源的勁頭與他們一拍即合。編輯部裡三教九流都路過，出現過法國極右派頭目勒龐，也會看到後來名聲大震的文學批評家索萊爾在鋼琴前坐下唱起《國際歌》。這些人早晨十點就開始喝伏特加，極左和極右肩并肩喝得醉醺醺。卡雷爾形容他們像地鐵裡鬧哄哄的巴黎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的球迷。

很多畢生從事創作的作家也不曾有過利莫諾夫那時的名氣。可就在蘇聯解體，大家興高采烈之際，他卻咬牙切齒地想要把戈巴喬夫送上刑場，之後人間蒸發。直到2006年，作者才在俄羅斯女記者安娜的葬禮上看到他。

衣錦榮歸

卡雷爾認為戈巴喬夫在台上六年期間最重大的變化是可以自由地研究曆史了。索爾仁尼琴預言：“隻要人們開始說出真相，一切都會轟然倒塌”。1988年開始，蘇聯市面上出現了原來的禁書，全莫斯科争相閱讀《日瓦戈醫生》《生活與命運》《1984》。

約兩千萬俄國人在二戰中喪生，利莫諾夫自豪的是他的偉大祖國戰勝了德國，帝國橫跨歐亞大陸，11個時區。他認為蘇聯政府向西方低頭是恥辱。他讨厭羅斯特波維奇拎着大提琴在柏林牆的廢墟上演奏巴赫的組曲。他童年熟悉的蘇聯紅軍大衣上的銅紐扣竟然換成了塑膠紐扣在他看來說明一切：“一個民族，其士兵穿些偷工減料的制服，是一個對自己缺乏信心，也不再引起鄰國尊重的民族。他們不打已經敗了。”

但俄羅斯開放的速度超過利莫諾夫的預期。他在巴黎遇到一位俄羅斯出版商謝苗諾夫，當出版商問到他的書是否已經在俄羅斯出版時，他矜持地回答他的書剛剛沒有風險，謝苗諾夫聳聳肩，告訴他沒什麼不能出的。利莫諾夫又說：“我是個醜聞作家。”這下謝苗諾夫更興奮了。這位出版商出了奧威爾全集，同時出版偵探小說，還辦了份打擦邊球的雜志，刊登犯罪故事、色情圖檔。

利莫諾夫回憶童年的《大時代》在俄羅斯首印30萬冊。1989年，在謝苗夫諾夫安排下，利莫諾夫回到闊别15年的故土。與他同行的還有被出版商挖掘出來的一位不知名的歌手和一位小影星。他是坐商務艙回來的,住進烏克蘭大酒店。出入這座蘇聯時代的豪華酒店是他離開蘇聯以前做夢也不敢想的，他曾經夢想的對他被他迷倒的幾千人真的出現在他面前。這可算是衣錦榮歸了。出版商的營銷做到了家，聲稱這三位作家、藝術家是天才，國家重建需要他們。利莫諾夫被描繪成文學界的搖滾明星。這次他知趣地不再提同志和黑人，開始塑造勵志形象：他如何一路走來，不為名模、伯爵夫人、西方的腐朽所動。他覺得聽衆真土，但是他發現俄羅斯人已經不怕穿制服的，人們隻仰視金錢。

利莫諾夫感謝謝苗諾夫，但蔑視他的随從。他們給他上魚子醬，穿着黑西裝，前胸敞開露出白襯衫，做出玩世不恭的派頭，神氣活現地介紹他們的美國朋友。爆發戶們為搶着買單差點大打出手。這一切令利莫諾夫生厭。他故意給掃廁所的大媽幾百盧布的小費。

果然他放棄了後面的巡回演講，踏上前往故鄉烏克蘭哈爾科夫的列車去探望父母。他潦倒慣了，盡管以知名作家身份踏上故土，卻不假思索地買了三等車廂的票，與散發着伏特加酒氣、粗聲大氣的勞苦大衆混在一起。在他們當中，他能聽到改革以後俄羅斯最底層的聲音。他們說這個國家就沒好過，以前生活不好，還有加加林登上月球、強大的軍隊和遼闊的國土。但是開放以後，言論自由了，大家因知道自己被騙而沮喪：“七十年間向我們灌輸說我們是最棒的，事實上我們是失敗者。什麼都沒做成。七十年的努力與犧牲，最終引導我們走到了日暮窮途的境地。”

回到家，老母親能做到的就是看他穿得單薄，給他拿出他父親的一件儲存完好沒有被蟲蛀的皮大衣，碎碎念的是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無人繼承。做兒子的總還希望有什麼能讓父母自豪的，利莫諾夫告訴他們，他是來莫斯科做新書宣傳的。但他們無所謂，他的世界離他們太遠了。看到爐竈不停地燒，利莫諾夫說這在巴黎得花幾千法郎，老太太大為驚訝：那個國家那麼貪财，連瓦斯也要付錢？ 然後說：“是啊，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小馬屁精好像在這裡也要這樣幹了。”

小城故事多，卻不是溫情的往事。利莫諾夫青少年時代的朋友一個被判勞改，出來後在鬥毆中被人捅死；另一個想當薩克管演奏家的離婚後酗酒成性，帶着女兒住在母親家；第一任女友安娜進了精神病院，出來後上吊自殺。他憎惡的薩哈羅夫去世了，他陪母親看電視，全民痛哭流涕。母親不知道他是誰，說“大家以為下葬的是斯大林呢。”也難怪，電視裡的演說者一會兒把他比作甘地，一會兒比作愛因斯坦，還有人把他比作馬丁·路德·金，甚至被比作《星球大戰》中的克諾比。

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草率槍決，有人歡呼，有人兔死狐悲，也有人像卡雷爾一樣對這場草草結束的審判鬧劇深感失望：“它要起一種榜樣作用，卻完全沒有達到目的。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盡管他們罪大惡極，尊嚴卻站在被告一邊。”利莫諾夫看完錄像，寫了篇文章，說不否認他們犯過罪，但是國家領袖不可能不犯罪，最無辜者也簽署過不該簽發的指令。這對夫婦關押期間“雙手輕壓與目光交流”，他們“互相鼓勵去面對死亡，不用排演就在我們面前演了一出可與埃斯庫羅似和索福克羅斯相媲美的悲劇”。 這對暴君竟然被他列入“人類曆史上不朽戀人的行列”！ 這一切在他眼裡都與體制無關，後來的掌權者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俄羅斯之旅短暫地滿足了利莫諾夫的虛榮心，但俄羅斯的現實令他壓抑。波黑戰場成為他宣洩郁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