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吹皺昆明湖一池春水的時候，震驚京城的鹿憲洲、郭松搶劫運鈔車大案的審理也接近了尾聲。
1997年3月25日上午，莊嚴肅穆的最高人民法院新聞釋出中心，國徽高懸，氣氛森嚴，由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召開的新聞釋出會正在舉行。
劉家琛副院長宣布對發生在北京的鹿憲洲、郭松系列持槍搶劫運鈔車大案的審理結果：主犯鹿憲洲因拒捕被公安人員擊傷，由于傷勢過重醫治無效而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同案犯郭松被以搶劫罪、盜竊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案犯農之寶、張建國被以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他同案犯也分别受到法律制裁。
根據中國的司法制度，死刑犯的終審判決權在進階人民法院。而這起由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釋出會予以公布的案件，顯然是一起具有重大社會影響、案情性質十分嚴重的大案。
可以這樣說，假如你是一位北京市民，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中國人或外國人，隻要你的消息不是極其閉塞的話，就不可能沒聽說1995年冬和1996年春、夏、秋三季發生在北京彙園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甘水橋、知春裡、濱河路四起駭人聽聞的搶劫運鈔車大案；就不可能沒有耳聞過那繪聲繪色、活靈活現、令人談虎變色的現場描述。
正是這幾起震驚朝野的系列搶劫大案，像塊塊巨石壓在首都公安幹警的心頭，一壓就是半年多；正是這幾個喪心病狂的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越貨，無辜人喋血首都街頭，上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一時間傳說紛纭，莫衷一是……
然而，善惡到頭終有報，多行不義必自斃！此時此刻，劉家琛副院長那铿锵有力的聲音不正是對這兩句古訓最有力的注腳嗎？
就在劉家琛副院長慷慨陳詞的同時，在北京市西郊某地，對罪犯郭松等人執行死刑的有關法律程式正在進行。
身着淺灰暗格夾克衫的郭松，蓬頭垢面，面無血色。昔日玩世不恭的浪蕩勁頭已經蕩然無存，好像靈魂早已逃逸岀他的軀體，隻剩下一具徒有軀殼的皮囊。
将近半年的牢獄生涯，并沒有使他寬大、豐滿的臉龐瘦小下來，這使得他的一臉橫肉顯得松馳而無力。
此前，這個窮兇極惡的歹徒自知罪孽深重，似乎早就對“大限”的到來有了精神準備，以至于當法庭一審判處他死刑的判決下達後，他也沒有上訴。
“姓名？”負責“驗明正身”的法官厲聲盤問。
“郭松。”嫌疑人機械地回答道。
“年齡？”
“33歲。”
“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
“知道。我犯了搶劫罪、盜竊罪。”
“罪犯郭松，根據《刑法》第132條、150條、152條和第61條的規定，以搶劫罪、盜竊罪對你判處死刑。現在，已經下達了對你執行死刑的指令，你有沒有什麼遺言？”
法官的聲音并不高，而在郭松聽來卻是字字千鈞。他的臉色愈加蒼白，兩隻鼓岀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法官，沉默了數分鐘之久。
終于，他那标準渾厚的男中音打破了沉默，以乞求而又忏悔的口吻對在場的法官、檢察官作出了一個死刑犯最後的陳述：“我有今日，罪有應得。請你們轉告我的父母，我對不起他們，辜負了他們的養育之恩。還請你們轉告我的妻子，我對不起她，也對不起我的幼女。讓我的妻子一定要将我女兒撫養成人，将來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法官忠實地記下了郭松的遺言，然後對身邊的法警一揮手：“帶上車。”
警笛大作，警燈閃爍，警車疾馳。荷槍實彈的法警押着郭松和另兩名同案犯張建國、農之寶風馳電掣般地駛向京西刑場。
半小時後，随着幾聲清脆的槍響，郭松、農之寶、張建國倒在血泊之中。
槍聲，給這起京城有史以來最大的系列搶劫案劃上了句号；槍聲，給任何妄圖以身試法的不法之徒敲響了警鐘；槍聲，更給我們一切善良的人們留下了深深的回憶和警醒，下面，就讓我們尋着這振聾發瞭的槍聲，去追溯這起罕見的特大搶劫案的來龍去脈吧……
一：鹿憲洲其人其事
1994年2月18日，淩晨三時，京城北郊某監獄。
早春寒意尚濃，四周一片寂靜。高大的監獄圍牆上，标志着高壓電網負有載荷的幽紅燈光，在朦胧的晨霧中不停地閃爍，似乎不知疲倦地提示着人們，警惕在這無邊的沉寂中潛藏着的罪惡。
突然，一條黑影出現在燈光暗淡的獄牆牆根，他貓着腰，小步快跑，一刹那間就竄到牆角。他把毛衣的兩隻袖子交叉捆在腰際，雙手卡緊鐵皮管道，像靈活的松鼠一般“蹭蹭”地攀上了圍牆
不遠處的塔上，端着壓滿子彈的沖鋒槍的武警哨兵正在向四周巡視，就在哨兵背過身去的短暫瞬間，黑影竄上了牆頭，并迅速解下腰間的毛衣蓋在高壓電網上。
或許是過于緊張，或許是動作幅度太大，就在他的右腿已邁過電網的片刻，他的左腿卻碰到了電網，一陣猛烈的電擊擊中了他的大腿根，他全身戰栗，一個跟頭從牆頭上栽了下去。
“咚”的一聲悶響，驚動了塔上的警戒哨兵劉維軍，小劉猛地轉過身來，隐隐約約看見一個人影從牆角邊掙紮着爬起來，一眨眼就消失在雜草叢中。
“有人越獄！”劉維軍鳴槍示警，聞訊趕來的武警戰士分頭搜尋，終因大霧彌漫，失去了目标，讓狡猾的罪犯越獄潛逃了。
“鹿憲洲，男，31歲。1992年6月因盜竊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一份簡單的材料從監獄的電腦中被調了出來，擺在了北京市司法局、警察局上司的案頭，公安機關迅速布置了追捕行動。
此刻，這個詭計多端的逃犯已經坐在郊區駛往北京城區的一輛公共汽車上。他縮着脖子，用髒兮兮的羽絨服脖領遮住了半邊臉，佯裝睡覺，半眯着的雙眼，卻在緊張地觀察着車上的每一個乘客。
确信無人注意到他時，他的思緒才開始盤算着下一步……
從外表看，他是個頗有男子氣質的青年。濃濃的劍眉，大大的雙眼，勻稱的身材，端正的五官，這樣的外在條件，使他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也使他常常産生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尤其在女孩子面前。
事實上，在他30歲的生涯中，他的确是頗有女人緣的。
他的家庭條件也很不錯，雖不是高幹子弟，但他從小生活在京城的軍營之中，過着衣食無虞的優裕生活。他祖籍河北博野，父親是駐京某軍事醫學科研機關的一名老職工，母親也在該院工作，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這樣的家庭環境，加之他的聰明伶俐，應該非常有利于他的成才。但不知是父母的溺愛，還是他天生的頑劣，自幼起他就特别調皮貪玩，不思上進，成績總是排在班級的倒數之列。
鹿憲洲上了高中後，父母希望他能考上大學，可惜他的基礎實在太差，況且他的冥頑不靈的性格也沒有大的改變，奇迹當然不會發生。他的同學不少考上了京城的一些名牌大學，他理所當然地名落孫山，被擋在了大學的圍牆外。
1980年下半年，他在社會上浪蕩了半年，無所事事，成天和過去那些品行不端的同學混在一起。他的父親十分着急，幸好年底征兵工作開始了，經過一些努力，終于把他送到了當時的昆明軍區某部服役。
在部隊的幾年，畢竟有嚴格紀律的限制，盡管他常常對緊張而嚴肅的軍營生活頗有怨言，但他還是不能不克制自己，雖然談不上是一個好兵，也還算是說得過去。
部隊對他的評價是：“性格内向、孤僻。工作尚可，主動性差，遵守紀律一般，細小方面要求不嚴。”寥寥數語，也使人們對他的幾年軍旅生活管中窺豹吧！
1984年，他退伍回京安置，這一年他剛21歲。根據他的愛好和特長，他被安排到首都出租汽車公司第三分公司當司機。
在北京，開出租汽車是挺招人羨慕的一個行業，雖累點苦點，卻收入頗豐。在首汽，鹿憲洲一幹就是8年。
頭幾年，他還是挺珍惜這份工作的，起早貪黑，頂風冒雨，這樣下來，一年能掙個三四萬元。
這樣的收入水準在北京算是高收入，維持正常生活綽綽有餘。可是到了後兩年，鹿憲洲不安分了，他的手頭越來越“大方”，吃喝嫖賭抽，無所不為。有時去歌廳，一夜消費就是數千元。
他花得越來越多，掙得卻越來越少，整夜沉緬于歌廳舞榭，已使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和興趣去開出租了，終于到了入不敷岀的境地。
要想高消費就得有錢，而錢，當然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他不想再去開計程車，那樣太累，掙錢也太慢，他想到了一條“捷徑”，那就是偷。
從1991年初開始，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内，他夥同航天部二院停薪留職人員汪某盜竊了三輛日産“皇冠”牌轎車，價值人民币近60萬元，變賣後大肆揮霍……
不久，案件被偵破，鹿憲洲锒铛入獄。1992年6月180，北京市進階人民法院下達了維護中級人民法院對他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決定，他被送到京郊某監獄服刑。
服刑的這兩年，他僞裝進步，積極改造，而心中卻無時無刻不在盤算着脫逃。他認為自己表現再好，也不過是把死緩改為無期，也要在這高牆之内把牢底坐穿。
與其這樣，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死得轟轟烈烈！他這樣想着，就暗暗窺測着監獄的地形，時時刺探着逃跑的時機。
慢慢地，他發現了高牆内有一處讓人不十分經意的“死角”，制訂了半分鐘内脫逃的計劃，選擇了一個月黑風高、大霧彌漫的淩晨作為脫逃的時機。就這樣，1994年2月18日晚上，他終于僥幸實作了自己的計劃……
二：蟄伏在京城一角
晨色初露，公共汽車在京郊公路上不緊不慢地走着，盡管周圍誰也沒有注意鹿憲洲，但他仍是做賊心虛，隻坐了兩站地，他就一瘸一拐地下了車，招手攔了一輛面的。
鹿憲洲不敢回家，知道追捕的幹警肯定會在家中“守株待兔”，再說他也不想連累自己的父母。
在這個時候，他想起了“出門靠朋友”的古訓，便把過去的首汽開岀租時的哥們兒挨個兒捋了一遍，首先進入他腦際的是黃民平、趙建國、黃炎這幾個人。
他覺得他們一定會幫他。于是，他對面的司機說：“請你把車開到燕京飯店。”
他知道，黃民平等人每天早晨都會在此排隊拉客，現在來找他們絕對能找到。
面的在離燕京飯店不遠處的便道上停了下來，鹿憲洲不敢下車，便哭喪着臉對司機說：“師傅，我這腿不友善，麻煩你幫我找一下人，找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
接着，他說岀了三人人的名字。他那副可憐兮兮的模樣，果真博得了司機的同情，便來到飯店門口排隊的司機人群中打聽。
首汽出租汽車司機黃民平這天早晨起得特别早，6點多鐘就到飯店門口排隊。那天的客人很少，一直排到9點多鐘也沒有拉到一個客人，但這時他已經排在第一個了。
正在他東張西望之際，從後面走過來一個人，說要找趙建國、黃炎，當得知他倆都不在時，又說要找黃民平。黃并不認識這個人，便說：“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那人說：“你有個朋友摔了，腿不能走，在我車上哩！他要你去幫一下忙。”
黃民平來到面的前，拉開車門一看鹿憲洲橫躺在後座上，他大吃一驚，差點沒叫出聲來，但很快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他鎮靜下來，讓司機把車開到燕京飯店後面的居民區裡，然後跑過去把自己的“皇冠”車開過來，塞給司機50元錢，把鹿憲洲扶到自己的車裡。
坐在車上，鹿憲洲簡單地叙述了越獄的過程。接着黃民平把車開到西三環路上，黃問：“你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鹿說：“得先找地兒住下。”
黃民平便到路邊的公用電話亭給黃炎打電話，告訴他：“鹿憲洲跑出來了，現在就在我車上。”
黃炎與鹿的交情顯然趕不上黃民平。黃民平是和鹿憲洲一道分到首汽的，兩人還住過一個集體宿舍，可以說是無話不談。鹿為人兩肘插刀，幫過黃民平不少忙。
而黃炎與鹿的交往就少得多了，當聽黃民平說想讓他幫忙，找間房子供鹿憲洲躲幾天時，黃炎猶豫再三拒絕了。
鹿憲洲也跑過來與黃炎聊了幾句，黃敷衍地說，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房，等找到了再和他聯系。氣得鹿恨恨地摔了電話：“忘恩負義的東西！”
“皇冠”車載着他倆在三環路上漫無目标的轉悠，消磨着時間。到了傍晩，黃民平又給趙建國打電話，讓他幫助鹿憲洲租房。
趙起初很驚訝，過了好一會兒，才為難地說：“房子可不好找，哪能說找到就能找到啊！這樣吧，等會兒我再給你們回話。”
等了好久，沒有趙的回音，黃民平急了，徑直把車開到趙建國家的樓下。在車上，鹿把自己的越獄經過又複述一遍，然後求他幫忙找個藏身之處。
車開到了馬甸立交橋，趙建國半天不語，他在惦量這件事情的輕重，想了好久，覺得這事還是少管為妙。便說：“容我再想想辦法。我家裡還有朋友等着，能不能先送我回家？”
黃民平覺得趙建國不大夠意思，臉色就很難看，也沒說話，開車送趙回家。
車在趙家樓下停了，下車時，趙建國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淺色信封，遞給鹿憲洲說：“哥們，找房子我幫不上忙，這點錢你先拿着用吧。如果還缺錢用就言語一聲，我不會出賣你的。”
鹿躺在後座上，接不到錢，黃民平把錢接過去了，趙建國就下了車。黃把錢從信封裡抽出來點了一下，是800元，便對鹿說：“這小子還有點良心。”
這天晚上，鹿憲洲像喪家犬一樣無處過夜。黃民平便把車開到西便門附近的一條小胡同裡，讓鹿在車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車隊開會，黃民平急于安頓鹿憲洲，大清早，他就拉上鹿去南禮士路找鹿過去的女朋友張穎。
23歲的張穎長得白白淨淨，苗條的身材，入時的穿着，屬于京城街頭上常見的那種很時髦的女孩。她現在的職業是北京醫院藥劑科的藥士，一份挺舒适、挺讓人羨慕的工作。
這天早晨，張穎像往常一樣、喝了一杯牛奶煮雞蛋，又淡淡地梳妝了一下，随手提起坤包準備下樓上班。
正在這時，電話鈴聲響了，她拿起話筒，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傳來，她猶豫了一下，對方很快自報家門：“我叫黃民平！"
張穎對這個名字有些印象，隐約記得是她原來的男朋友鹿憲洲的同僚。自從鹿入獄後，他們也有兩三年沒有見過面了。
“噢，是你呀！好久未聯系了，有什麼事兒？”張穎挺奇怪的，以那種小姐慣有的矜持口吻問。
“鹿憲洲出來了。在我車上。”
這回輪到張小姐吃驚了，她故意試探性地否認說：“不可能吧？你騙我的吧？”
黃民平急切地說：“我哪有時間和你開玩笑，不信你下來看吧。我們現在就在你家樓下東邊的街心公園旁邊，你若想見鹿憲洲就快來吧！”說完黃“啪”地一下把手機關了。
張穎迫不及待，“咚咚"地跑下樓，來到東側街心公園。一看黃民平的“皇冠”車果真停在路邊，鹿憲洲半躺在車後座上，一副倉皇疲憊的模樣。
張穎上了車，盡管鹿隻是她過去的戀人，盡管她現在也有了摯愛着她的男朋友，她還是激動不已。看到鹿憲洲臘黃的面孔、半寸長的胡子和亂糟糟的囚犯“平頭氣她心疼地哭了。他畢竟是她的第一個戀人。
那還是1988年，16歲的張穎在白雲路國小的一個英語班上學，邂逅了當時也在這兒學英語的鹿憲洲，她喜歡他的英俊、沉穩和一擲千金的“潇灑”，還經常坐他開的計程車。
漸漸地，情窦初開的她不顧一切地愛上了這個大她9歲，對他還不甚了解的男人。1992年，鹿憲洲入獄被判了死緩，他們的戀愛關系不可避免地終止了，但是這個男人在她的心靈深處卻打上了永遠不可磨滅的烙印。
久别的激動之後，鹿憲洲毫無保留地向張穎坦陳了自己越獄逃跑的經過。這時，黃民平借口機關開會開車走了，張、鹿二人下了車，躲在街心公園的一角，密談下一步藏匿的計劃。鹿提出兩人一起去找他的弟弟鹿憲勤。
鹿憲勤是鹿憲洲唯一的弟弟，長得魁梧壯實，儀表堂堂。可惜像他的哥哥一樣，自幼不愛學習，成績一般，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就在父母所在的機關做臨時工。
但他的腦子較靈，善于謀劃，善交朋友，不像他的哥哥辦事那樣莽撞。到了1993年，他自己注冊成立了民營的北京塞萊德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自任總經理，生意做得紅紅火火，還在保利大廈包租了房間作辦公室。
這天下午，正坐在老闆椅上悠哉遊哉的鹿憲勤，突然接到張穎的電話，告訴他鹿憲洲已逃脫，現在正和她在一起，鹿憲勤聞言心中砰砰直跳。
其實，此前他已從來家中搜查的民警口中，知道其兄已經越獄潛逃的消息。沒想到大哥居然有如此神通，這般順利地逃了出來，而且就在附近。
他很想立即和大哥見一面，但又怕有警察跟蹤和埋伏，就按捺住急切的心情，在電話中對張穎說：“咱們先見一面吧。”
“行，我在東四十條橋西北角地鐵站口等你。”
鹿憲勤走出保利大廈，來到約定的地點，張穎已在那裡等候，張穎說：“你哥哥讓你幫他找房子。”
鹿當即說：“好吧，我想想辦法。你把你的呼機号告訴我，如果找到了我呼你。”鹿邊說邊從口袋裡掏岀800元錢塞給張穎：“你給我哥買套新衣服，再買點吃的，房子的事等我的電話。
說罷，兩人就分了手，
這天下午，張穎和鹿憲洲打“的士”到商場給鹿買了新衣服、假發套和墨鏡，對這個越獄罪犯進行了全新的包裝。
他們還一起吃了晚飯，大約傍晚6點多鐘的時候，張穎的尋呼機“嘟嘟”地響起來，原來是鹿憲勤呼她。
鹿在電話中說：“晚8點你們到八王墳1路公共汽車站，有一個叫呂波的人在那兒等，他幫你們找到了房子。呂波手裡拿着一本雜志。”
晚上，張穎、鹿憲洲按照預定的時間，坐計程車來到八王墳1路汽車站，見到呂波，三人又一起打車朝通縣方向駛去。
車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門口停下，趁着夜幕，呂波把他們領到了一幢五層樓房裡。當晚，鹿憲洲就住進了這幢教學樓的地下室裡，在那裡躲了十幾天，養好了傷。其間，張穎兩次給鹿送來大衣和食品，鹿憲勤也給了呂波1000元錢，讓他為其兄購買衣服和吃的東西。
鹿憲洲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而且他也嫌地下室太冷、空氣不好，便提出讓張穎幫他找新的住處。
張有些為難，還有些害怕，但畢竟舊情難忘，礙于面子，便答應了鹿。張穎找到了他的舅舅李某，請他幫助租房子，隻說是給一個朋友幫忙。
對外甥女的請求，李某向來有求必應，當即就答應下來，沒過幾天，就在酒仙橋商場附近的一幢簡易樓裡找到了一間房子，月租金300元。
對這遠離市區、十分僻靜的住所，鹿憲洲十分滿意，他在那裡吃喝玩樂，養得白白胖胖，一住就是一個多月。這期間，張穎和黃民平等人還隔三差五地前去看望。
由于這處住房是李某幫助聯系的，張穎總擔心會連累他的舅舅，就向鹿憲洲建議再換一個地方。鹿完全贊同，他也不想在一個地方住得太久。
于是在張穎的奔波下，又在和平裡找到了與别人合住的一套三房間樓房，可是沒住幾天，脾氣暴戾的鹿憲洲就和房主發生了争執，險些打了起來。此處顯然已不能再住下去。
接下來的幾天，張穎處心積慮地為鹿憲洲找房子，但進展不大。正巧這時鹿憲勤打來電話，說他在西四換房站認識一個叫馬紹波的人，是中介公司的，他能幫助找到房子，他們約好次日下午去金台路中介公司和馬見面。
在馬紹波的介紹下，鹿憲洲和張穎認識了某公司的職工任民選。任所要轉租的朝陽區安華西裡三區的房子，是機關分給他的公房，但他另有一套更寬敞的住房，便有意把這套一房間的單元樓房轉租出去。
當下，鹿憲洲和張穎看了房子，覺得這裡偏僻，周圍的住戶又都是亂七雜八的陌生人，鹿非常中意，馬上就讓張穎和任民選拟訂租房協定。
鹿化名李建生，由張穎代他在協定書上簽了字。按照協定，鹿的租用期暫定兩年，租金總額17800元，第一年先付10000元。當時張穎就将帶來的5000元現金交給了任民選。
鹿憲洲租用此房後，這裡便成了他躲避公安機關通緝、藏匿作案槍支兇器和搶劫所得贓物的場所。鹿憲洲特大搶劫案偵破後，正是在這所一房間單元房裡，查獲了鹿作案時使用的手槍、微型沖鋒槍6支，還有堆積如山的贓款、贓物。這個普通的居民住宅，已經完全淪為罪惡的巢穴。
鹿憲洲的另一處窩點，是他1996年初仍以李建生名義租住的豐台區木樨園的一套房子。這也是一套一房間單元樓房，此處沒有放置槍支和贓物，卻是他和情人尋歡作樂的場所。
這裡的現代化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布置得豪華優雅，可以想象岀這個蒙面大盜用搶劫所獲的巨款，在這裡過的是一種何等紙醉金迷的生活。
這套住房的房主叫線錫昌，是朝陽區醫藥貿易中心勞工。1995年，在住房制度改革中，線以成本價格購得此房，他明知按照有關規定，5年内不得将此房出租，但仍利令智昏，以12000元的年租金把房子租給了鹿憲洲。
正是任民選、線錫昌這樣一些見利忘義的人，把公家配置設定的住房轉租給罪犯居住，有意無意地為罪犯提供了藏身之處；正是張穎、黃民平、鹿憲勤這樣一些罪犯的“至愛親朋”千方百計地為罪犯奔波忙碌，唯恐這隻受傷的惡魔落入法網，才使鹿憲洲得到了喘息之機，為他日後的瘋狂行為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段日子裡，鹿憲洲治好了傷，養得肥肥胖胖。眼瞅着追捕的風聲漸息，他再也按捺不住一年來東躲西藏、無所事事的苦惱和憤恨。他深知自己是死刑犯，一旦抓住必死無疑；他也知道自己有限的生命之旅必然要和、偷、搶、殺等罪惡活動聯系在一起。與其苟且偷生，不如轟轟烈烈地大幹一場，他認為這是他“生存的需要”。
為了“生存的需要”，鹿憲洲開始醞釀罪惡的搶劫計劃。而要實施搶劫，就必須擁有武器和兇器。
1995年10月，化名李建生的鹿憲洲，獨自前往東北黑河。在火車上他結識了黑河市無業人員張建國，通過張在邊境某地找到從事邊貿的生意人蔺剛，購買到小口徑運動手槍兩支，子彈100餘發。在這次肮髒的非法買賣武器交易中，張、蔺兩人獲贓款1.5萬元。
在不久實施的一次搶劫中，鹿憲洲感到小口徑手槍火力不夠，保險系數不大，便又于當年12月中旬竄到廣西邊境購買軍用槍支。
12月16日，在憑祥市弄繞市場，鹿無意中認識了崇左縣新和華僑農場通康分場勞工農之寶，以重金為誘餌，讓其為他購買手槍。
利欲熏心的農之寶果然“不負重托”，他利用自己是邊民、捉有“邊境證”的有利條件，當天下午便越境到越南同登，找到生意人阿帝等人，很快為鹿買來了一支東歐産的微型沖鋒槍、一支軍用手槍和100餘發子彈。鹿憲洲在付了1萬元之外，另酬謝農之寶現金1.5萬元。
農感激涕零，幾天之後，又委托甘伯平為鹿購得軍用手槍兩支和子彈數十發。
擁有了武器，又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和準備，鹿憲洲這個蟄伏已久的兇惡歹徒瞪着血紅的眼睛，尋找着目标，着手實施他兇殘而冒險的搶劫計劃了。
三：三起劫案震京城
1995年12月13日，這是嚴冬裡一個滴水成冰的日子，天空陰沉沉的，不時地飄灑下零星的小雪花，給這個古老的城市籠罩上一片灰暗、凄冷的色調。
這天上午10點半時分，北京金冠制衣有限公司出納員劉瑞婷收拾停當，便對剛進門的公司後勤部經理唐慶利說：“你現在還有事嗎？要是沒事，你和我去信用社取款，我昨天就和他們約好了。”
劉瑞婷清秀文靜，個子不高，顯得小巧玲珑。雖然歲數不大，但從事财會工作已有十四五年了，業務非常熟練，加之責任心強，在機關深得同僚們的好評。
老唐見劉會計已上班好一會兒，把辦公室整理得幹幹淨淨，挺感動的，正好上午也沒有别的安排，便說：“好吧，我和你去。”
唐慶利開着平時用的那輛墨綠色切諾基，招呼劉瑞婷上了車，徑直駛向紅星城市信用社，也就是五六分鐘光景，就到了信用社所在的彙園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劉瑞婷和這裡的每個營業員都很熟悉，她笑嘻嘻地和營業員孔香春打了個招呼，便從提包裡掏出三張支票交給了她。
孔香春的丈夫許學同也是劉瑞婷他們公司的人，故而劉、孔二人平時往來更多。小孔瞥了一眼支票，每張上面都寫有提取款額5萬元的數字，她說：“二姐，把你的名章給我。”
劉瑞婷從藍色尼龍坤包裡掏出名章遞給小孔，小孔按過後便到背景去了，不一會兒她走出來對劉瑞婷說：“二姐，你們到三号視窗取款。”
劉瑞婷應了一聲，便和老唐一起走向西側的三号視窗。
像往常一樣，劉瑞婷把點好的百元大鈔一捆捆碼好，把其中的10萬元用尼龍繩捆成一捆，5萬元捆成一匝，然後放在藍色尼龍綢包中。
她向信用社的營業員道了謝，便和老唐一起往外走，這時老唐習慣地看了一下表，正好11點整。
老唐走在前面，用遙控器打開了車門，劉瑞婷站在他右側副駕駛座的車門外，正欲上車，就在唐慶利要拉開車門上車的一刹那間，一支黑洞洞的槍口突然對準了他的腦袋。
一個上穿深灰色皮夾克，頭部用紫紅色頭罩裹得嚴嚴實實的歹徒厲聲喝道：“不許動。把錢交出來！”
唐慶利渾身猛地打了一個激靈，本能地用手護着頭，兩眼的餘光瞥見劉瑞婷已拉開車門趴在副座位置上了。
唐慶利随手“砰”地把車門關上，随勢往地下一蹲，大聲喊到：“來人啊，搶錢了！”
沒喊兩聲，唐就聽到副車座那邊傳來了“砰砰”兩聲悶響，随後就出現了有人奔跑的腳步聲，唐站起來一看，劉瑞婷仰面朝天倒在了右駕駛座上，鮮血濺滿了車座，她手上裝有15萬元現金的尼龍包不見了。
那邊歹徒已竄上一輛深灰色大宇轎車，動作娴熟地向後倒了一下車，然後猛地加油，向西開去，一眨眼功夫便消失在鱗次栉比的高樓之間。
歹徒心狠手辣，動作麻利，整個搶劫過程不到三分鐘。在這起搶劫案中，女會計劉瑞婷被擊中頭部，當場死亡，15萬元巨款被劫。從罪犯的作案速度和熟練程度看，這是一起經過精心準備的搶劫殺人案。
就在首都警方全力以赴偵破“12.13”這起震驚京城的大案時，1996年2月8日，在首都北京再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搶劫大案。
還有幾天就是暮節了，北京街頭人群熙攘，一片喧鬧，洋溢着春節臨近時都市那慣有的喜慶歡樂氣氛。
在距亞運村不遠的工商銀行甘水橋分理處附近的便道上，有一輛深藍色的大宇轎車已經連續兩天停在這裡。
車門緊閉，透過貼着厚厚遮陽膜的車窗，一雙虎視耽耽的眼睛緊盯着進出分理處的每一個存款取款人員。
2月8日上午9時50分，甘水橋分理處從業人員王永革、馬丙年、袁世金等人像往常一樣押送一筆巨款去銀行，王永革和馬丙年一人提着一隻黑色密碼箱，呈一字隊形走向停在門口的運鈔車。
他們沒有注意到，此時此刻，就在離他們不到百米之距的地方停着的那輛藍色的大宇車，車廂裡還是那雙陰沉的眼睛，閃現着貪婪的火焰。
穿着深藍色經警制服、不失威武的保安員趨步上前，拉開運鈔車車門，做岀一個請王永革他們上車的姿式。
正在這時，近在咫尺的大宇車車門突然打開，竄下來一個頭套深色頭罩的歹徒，一個箭步就沖到運鈔車前，端着微型沖鋒槍低聲喝道：“不許動，把密碼箱放在地上！”
王永革愣了一下神，随手把裝滿鈔票的鐵箱扔往敞開着車門的運鈔車上，歹徒見狀，惱怒地扣動了扳機，王永革大叫一聲，倒在了血泊之中。
兇惡的歹徒随即竄過來搶奪馬丙年手中的密碼箱，視國家财産如生命的馬丙年死死抓住不放，歹徒不由分說，殘忍地朝馬、袁二人開了槍，兩人中彈倒下了。
歹徒趁機飛快地提起兩隻密碼箱，扔到大宇車後座上，接着十分靈活地鑽進車内，發動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在這場血腥的搶劫中，優秀金融幹部馬丙年被當場打死，王永革、袁世金身負重傷被送往醫院搶救。後來王永革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而死亡。116.74萬元巨款被歹徒劫走。
接到報案後，市警察局刑偵處、朝陽公安分局刑警迅速趕到現場。市警察局局長張良基、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阮增義親臨現場，指揮勘査追捕案犯，并責成刑偵處、經保處和朝陽分局共同組成專案組負責破案。
1996年3月9日，在朝陽區安貞西裡22号樓下，發現被劫匪抛棄的深藍色大宇車。專案組偵査員在車内提取到兩隻被撬開的密碼箱，以及案犯作案時蒙面用的兩隻羊毛衫袖筒。
經過調査，這輛屬于運達國際貿易運輸代理有限公司的藍色大宇轎車，是2月6日在二七劇場附近樓區被盜竊的。
現場通路，目擊群衆反映：劫匪身高170厘米左右，30多歲，體态中等，講國語。
“2.8”劫案，罪惡的槍聲震驚了京城，給即将來臨的新春佳節蒙上一層陰影。“銀行被搶”的消息不胫而走，街頭巷尾，人們議論着，猜測着……
“2.8”專案組的偵査員日夜奮戰，査線索，摸情況，他們決心拿下這個已成為心腹之患的案件。
但是，就在他們缜密偵査之際，6月3日，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裡再次發生一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件。
這天早晨8時零5分，海澱區北下關建築工程公司經理胡XX，駕駛一輛黃色夏利車從知春裡建行取款傳回。
汽車剛駛岀50多米，突然，一輛黑色公爵王轎車從斜刺裡沖岀，随即從車裡跳下一個蒙面歹徒，手持微型沖鋒槍指着胡XX的腦袋，厲聲喝道：“把車鑰匙給我，把車鑰匙給我！”
胡XX沒有理睬他，這時正好有一個保安員走過來，胡眼疾手快，拔下車鑰匙就扔給這個保安，沒想到一下子被歹徒接住了。
歹徒大怒，揮動手中的沖鋒槍大叫：“快下車，不然我開槍了。”
旁邊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槍，頓時四散逃命。胡XX也無奈地下了車，歹徒不再理他，快步走到胡XX的夏利車後，用鑰匙打開後備箱，将剛剛裝上車的内有67萬元巨款的兩隻鐵皮提款箱提下車來，一溜小跑奔向停在一側的公爵王轎車上。然後迅速起動向南開去，整個過程不超過5分鐘時間。
胡XX随即打開手機報了警。
發案後、不到10分鐘，海澱分局和刑警大隊上司先後趕到現場。随後市局刑偵處、大案隊和張良基局長、阮增義副局長也先後趕到現場。
張局長指揮現場勘查，并立即成立由刑偵處和海澱分局偵査員組成的“6.3”專案組。現場勘査通路，組織全市査控堵截可疑車輛的工作同時進行。
據胡XX和目擊者提供的情況，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0歲上下，身高1.70米左右，體态中等。逃跑時戴深色頭套。
9點10分，在海澱區紅磚村一居民家牆外，發現被蒙面人抛棄的黑色公爵王轎車。偵査員在車内發現了被搶的兩個提款箱，箱鎖已被撬開，裡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
蒙面劫匪駕駛的黑色公爵王轎車，車源很快査清：這輛車是北京凡特金融機具技術開發中心的。今年5月16日晚上，該車駕駛員開車回家停放在樓下，第二天早起上班時發現汽車被盜，當日向海澱分局報案。
車内座位上發現一個按摩器，經過訪査，原車車主辨認後說：不是他的。
對偵查員來說，這确是值得一查的線索。
案犯作案使用的軍車牌也有了着落，是某部政治部文化供應站微型面包車的車牌。這副車牌于1995年6月10日，在朝陽區安慧北裡三區被盜走。
根據案發中心現場知春裡小區和案犯抛車現場花園路紅磚村的環境特點，專案組進行了現場模拟實驗，中心現場距抛車現場2.3公裡。
在特定時間環境下，如按車速每小時60公裡的速度，沿案犯逃跑時所經線路行駛，從案發中心現場到抛車現場所需時間為5分鐘。
專案組經過綜合分析達成共識：認定這是一起經過精心策劃和預謀的搶劫案。作案人具有熟練的駕駛技術，對車門鎖性能構造熟悉；會使用并持有制式槍支；有盜竊、搶劫機動車的行為或嫌疑；并于1995年6月以來使用過軍車車牌。
6月6日，專案組召集全體成員會議，制定了以“6.3”案為主與“2.8”案串并偵査的方針。北京電視台、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等新聞媒體刊登北京市警察局的公告，要求廣大市民提供線索。
四：郭松爬上犯罪的“戰車”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上述震驚京城的三起血案都是鹿憲洲一手制造的。在三案中殺人如麻、來去無蹤的蒙面大盜就是這個越獄潛逃、喪心病狂的惡魔。他用劫來的沾滿鮮血的數百萬元巨款，過着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日子。
他給他的情人奉送上昂貴的純金生日禮物；一甩手就給曾經幫他度過難關的黃民平送去10萬元。至于海鮮酒樓的開懷狂飲、卡拉OK的銷魂之夜就更是一擲萬金了。
如此的揮霍和奢靡，使這個潛逃的死刑犯每每産生巨大的快感，而次次搶劫得手，則給了他更大、更有力的刺激。
他自認為作案手法很高明，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迹，他甚至有些藐視公安人員，覺得他們無能。他認為自己需要更多的錢，自己也有能力搶劫到更多的錢，隻是每次搶劫都極為冒險，一旦遇到對手反抗就有可能顧此失彼，造成失手，是以，他急需尋找一名助手。
他的腦子裡搜尋着接觸過的每一個人，比較着誰更符合他選擇的标準。漸漸地，一個清晰的形象顯現出來。鹿憲洲高興得一拍大腿：“這個人非他莫屬啊！”
被鹿憲洲“選中”的這個人，就是郭松。
應該說，鹿單槍匹馬所作的三起搶劫案郭松并未參與，也不知情。如果在郭松有限的生涯中沒有遇見鹿憲洲這個人，如果郭松不是和這個江洋大盜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那麼他的命運就該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生于1964年8月的郭松比鹿憲洲小一歲，祖籍北京。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自幼就過着一種優越、舒适的生活。他的父親是國家某部一個技術設計院的老幹部，母親是某學院的外語教師。
這樣的家庭環境十分有利于子女的成長。事實上，在北京就有許多類似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而郭松這個父母的“掌上明珠”卻并不争氣。
他1972年上國小，當時正是特殊時期，學校不怎麼抓學習，他所在的北師大實驗國小當然也不例外，成績好與不好無從談起。
其實，郭松是個極聰明、記憶力極好的孩子，就是因為養成了不愛學習、貪玩散漫的壞習慣，結果聰明總用不到正道上。
盡管後來他升入北師大第二附中這樣的重點中學，但成績在班上總是排在末座，升高中無望，經過一番努力，1980年他進入北京某廠下屬技校讀書，1983年畢業後就留在廠裡當了一名勞工。
當了兩年勞工，這時的郭松剛滿20歲，生活的道路還相當漫長。假使他從此時能夠利用自己的聰明和機靈，勤奮學習，努力工作，成功的大門還是向他敞開着的。
可惜，在工廠幹了兩年，他的意志更加消沉，思想更加頹廢，對繁重而緊張的勞工生活厭倦透了，加之常和社會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他更加向往那種“燈紅酒綠”的生活。
他經常恨恨地說：“呆在這破工廠，真是沒勁。”後來他幹脆不上班了，成天在社會上晃蕩。
到了1985年，他正式向廠裡提出辭職。這樣的勞工，廠裡當然不會挽留，從此他就成了一名無業人員。
此後，他試圖自己辦公司，但由于不會經營，很快連成本都賠了進去；他開始倒買倒賣，雖然偶爾也賺一點錢，但很快就被他揮霍一空，怎麼也攢不住錢。
就這樣混到了1988年，他還是身無分文。後來倒是結識了幾個狐朋狗友，卻是一個盜竊團夥的，偷來東西，讓他幫助銷贓，分得一點贓款。
窮愁潦倒的他居然樂而為之，但不久就東窗事發，1989年5月，他因銷贓被東城公安分局收審，後來被取保候審。不料僅僅過了幾天，他又犯下了重罪。
5月12日，這天上午9時多，郭松百無聊賴地在複内大街長話大樓附近轉悠，正巧有一位年輕的外地女子，向他打聽去西城區政府怎麼走。
郭松忙不疊地說：“區政府呵？就在我家旁邊，你跟着我走吧！”
毫無戒備之心的女子，還以為遇上了熱心人，就跟着他走進了不遠的一個小胡同。結果，就在自己的家中，郭松再次犯下罪行。
女子憤而報案，公安人員根據她指認的地點将郭逮捕歸案，郭對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認不諱。1989年7月，西城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郭松有期徒刑4年。
服刑期間，郭松一直表現不好，經常和同監犯人打架鬥毆。到1992年底，他突然發病，表現為口吐白沫，語無倫次，喜怒無常。管教人員開始以為他是裝病，但又沒有把握，就申請司法鑒定。
經鑒定，郭松确患有輕度精神病，監獄基于人道主義立場，于1993年5月24日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手續。後于7月按法律規定辦理了按期釋放手續。
剛從監獄中岀來的一段時間，郭松還比較安分，他和母親住在一起，一邊治病，一邊做點家務，偶爾也外出和那些昔日的“朋友”見見面，也并無越軌之舉。
可是，時間一長，潛藏在心底的那些壞念頭又不時冒了岀來。他想，沒有錢，沒有工作，自己這後半輩子怎麼過呢？一個大老爺們總不能靠父母過一輩子吧。于是，他想到還是要找以前的那些“朋友”幫忙。
鹿憲洲就是他要找的“朋友”之一。早在1988年，郭松因為常去燕京飯店歌舞廳跳舞，認識了在飯店包房的北京福利公司經理汪某，又通過汪的介紹認識了常來飯店拉客的計程車司機鹿憲洲。
鹿常請郭松吃飯，偶爾用一下車也是招之即來。鹿的“豪爽”和大方使郭松十分欽佩，自此兩人就成了好朋友。可是，沒多久，郭松因犯罪入獄後，兩人就中斷了聯系。
現在，當郭松想到要請鹿憲洲這個老朋友幫忙時，已是1994年的夏天。他沒有鹿的電話，也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原機關，就來到燕京飯店找，正巧在飯店門口碰到了原來有過一面之交的黃民平。
黃告訴他，鹿憲洲在他入獄後不久也出事了，而且犯的罪更重，被判了死緩。不過現在已逃了岀來，就藏在北京的某個地方。
郭松一聽，最先的反應就是慶幸鹿憲洲能夠跑出來。他對黃民平說：“鹿大哥這人不錯，對我有恩。他現在有難了，我也該幫他一把。要是他有什麼事，你就言語一聲。”
說着，郭松把自家的電話号碼寫給了黃，讓他轉告鹿，可以給他打電話。不想沒過幾天，鹿憲洲就打來了電話，約郭松到西直門一家小飯館見面。
幾年不見，兩人分外親熱，暢談分别後的情況。酒足飯飽之後，郭松掏岀200元遞給鹿：“大哥，我現在還沒有工作，這點錢雖少，但是我的一點心意！”
鹿憲洲也很感動：“兄弟，你真是有情有義啊！”
這之後，他們有一年時間沒有見過面，都是電話聯系。直到1995年8月，鹿憲洲已經羽翼豐滿，才和郭松又見面了。
此時的鹿憲洲已經養得心寬體胖、紅光滿面，他躊躇滿志地對郭松說：“我準備岀去活動活動。”郭松不解何意，後來才知道鹿是去東北等地購買槍支子彈。
鹿和郭再次見面又是一年之後了。這是1996年6月，其時郭松已經結婚生子，媳婦是一位黑龍江省籍的外地姑娘。夫妻倆經營一個小發廊，三口之家，還算和和美美。
6月下旬的一天，鹿憲洲突然出現在郭松的小發廊。和一年前相比，鹿簡直判若兩人，漂亮的金表、名牌的襯衫、高檔的皮鞋，一副大款的派頭，一出手就給了郭松襁褓之中的女兒1000元。
郭松挺感動，也很自卑，想想自己，混了這麼多年還是這樣，有時還得向母親伸手，心裡挺不是滋味。
他對鹿說：“鹿哥，你有什麼發财的道兒也指給我。人這一輩子該拼的時候就得拼一下，要不永遠也起不來。”
鹿憲洲一聽正中下懷，暗歎自己沒有看錯人，他連連點頭，以開導的口吻對郭松說：“兄弟，你算是和大哥想到一塊兒了。自古成大事者哪有不冒點險的。隻要你聽我的，錢保證有你賺的。”
7月6日晚，鹿、郭二人同去“天上人間”歌舞廳尋歡作樂。在回來的路上，鹿開着偷來的豪華本田車，邊吞雲吐霧邊對郭松炫耀說：“我最近搬大閘搬了30多萬，還弄了兩塊勞力士表。”
郭驚訝地問：“錢來得這麼容易呀？”
鹿憲洲聽後哈哈大笑，毫無避諱地對郭說：“我有槍呀！有槍什麼事辦不成？”
鹿憲洲雖然沒有明說“搶劫”這個詞，但心有靈犀的郭松已完全料到他的錢是怎樣得來的了，隻聽鹿憲洲仍在吹噓：“小的我根本不幹，搞個二三十萬沒意思，到時候你跟我幹個大的！你幹不幹？”
此時的郭松對鹿不僅是佩服，而且是羨慕了，他毫不猶豫的答道：“幹！”
這天晚上，郭松以給嶽父慶六十大壽為由，向鹿憲洲開口要錢，第二天鹿就送來了3000元。
五：血染濱河路
此後，鹿憲洲和郭松立即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搶劫策劃和準備。用鹿憲洲的話來說：“這次咱們踩好點，準備得充分一點，争取抓一條大魚。”
7月9日中午，鹿憲洲得知郭松要和妻子、女兒一起去黑龍江嶽父家，特地趕來送行，還送給郭松一架雅西卡相機。
鹿憲洲問，“你得去多長時間？”
郭答：“10多天吧好吧。我也得去東北取家夥。但月底前我肯定回北京，到時候你在西單的家中等我。'‘
當天晚上，郭松全家三口去了東北。過了不到10天，郭松因心中有事，不想在嶽父家多呆，就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那裡，獨自一人于7月18日登上了返京的列車。
可是一直等到月底，也沒有鹿的一點消息，郭心中着急，就在自家房門上留了張條子：李君（鹿化名李建生），我等到29日，你沒來，我去我媽家等你，電話号碼是（略）。
8月4日下午，天色陰沉，悶熱難忍。郭松在母親家中終于等到了鹿憲洲的電話。鹿在電話中急切地說：“我們馬上見面，半小時後你在路口等我。”
半小時後，鹿駕駛着一輛灰色本田轎車，準時來到約定的地點。在車上，鹿交給郭松一把“五四”式手槍，詳細地告訴了他槍的使用方法，并把搶銀行的計劃對郭松和盤托出。
兩人在車上具體地策劃了去哪幾家銀行踩點的方案，其中重點是位于京城大廈附近的三裡屯某銀行。
根據鹿的布置，次日郭松就去幾家銀行踩點，将周圍的建築、路線、出入口和地形繪制了平面圖，然後交給了鹿。
到了8月6日，鹿突然告訴郭松，讓其與他一起“出去一趟”。
郭問去哪裡，鹿不語，直到次日臨出發前才告訴郭去上海，他要郭帶上“家夥”，在上海有機會就“搞它一下”。
就這樣，他們兩人坐車到了天津，當天下午坐6點多的火車去了南京，又轉車去上海。在上海玩了兩天又去杭州，再折回上海，一路走一路窺探目标，但始終沒有下手的機會。
10多天時間一無所獲，兩個家夥又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京，時間是1996年8月19日早晨。
當天下午三點，郭松的妻子帶孩子回京。郭接站後就和妻子一起到西單一家酒樓吃飯。
席間，鹿憲洲來到了酒樓，和郭妻寒暄了幾句，便對郭說：“我今天找了你5趟。”
“有什麼急事？”
“等你吃完再說吧！”
郭松草草吃完了飯，便讓鹿開車送他和妻子一起去母親那兒。郭讓妻子住在母親家，自己和鹿坐車傳回城裡。
在車上，鹿憲洲才對郭松說：“這趟上海花了不少錢，回來就感到手頭緊了。這年頭沒錢什麼都不是，連我那小蜜臉都拉得老長，那事咱們得抓緊時間辦。等搶到了錢，先拿20萬把你老婆安頓好，再拿10萬把你打扮打扮，在上海買個房。再幹它幾次，等有了幾百萬的底，咱們就踏踏實實做生意，你目前台老闆，我當幕後老闆。”
鹿憲洲誇誇其談地說着，郭松聽後也磨拳擦掌。
從第二天開始，他們加快了搶劫準備的步伐。通過對幾個目标、位置、地形、路線的反複比校，又駕車進行實地模拟，對經過路線的行駛時間都作了精确的計算，最後他們把作案目标選在了距廣安門不遠的北京市城市合作銀行濱河路支行。
8月27日上午8時50分，濱河路支行運款車行至宣武區南線閣中街時，發現前方50米距離的胡同裡駛出一輛深藍色的本田轎車，車速很慢。
因是同向行駛，運鈔車就隻好跟在後面。雖然前方并無障礙，但本田轎車始終緩緩而行，這引起了運鈔車司機安保國的不滿。盡管不滿，他還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陰謀，是一起搶劫血案的序幕。
車到棗林前街，已經看見支行大門上的牌匾了，距大門隻有80多米的距離。這時，前方隻有3米距離的深藍色本田轎車突然停車，兩個手持雙槍的蒙面歹徒跳下車，竄向運鈔車，一左一右封住了車門。
“把鑰匙拿岀來！”蒙面歹徒黑洞洞的槍口，直指着運鈔車司機安保國和坐在副駕駛座上擔任護款任務的接款員李超，威逼他們打開車門，交出運款車和款箱的鑰匙。
明知窮兇極惡的歹徒是沖着車上的現款來的，明知歹徒為達到罪惡的目的，手中的扳機随時都會扣動，可是安保國、李超更清醒地知道，車上的現款是國家的财産，人民的血汗。
“一分錢也不能讓歹徒搶走！”二人死死地把住車門。
威逼不成，歹徒兇相畢露，對準安保國的頭部射出了罪惡的一槍。車窗玻璃“嘩”地粉碎，子彈穿過他的頭顱。安保國當即昏倒，伏在了方向盤上。
也就在安保國中彈的同時，兇殘的歹徒又向拒不開車門的李超開了槍，身中兩彈，李超肩部、腰部的傷口鮮血直流，但他雙手依舊死死把住車門……終因傷勢過重昏了過去。
幾分鐘前，已經接到“運款車即刻到支行”電話的濱河路支行保安員和一些員工，馬上來到支行大門外準備接車。
不遠處，運款車停下來了，緊接着又傳來了幾聲槍響。
“出事了，快保護運鈔車！”支行接款員李國春、宣武保安公司保安員楊曉東二人率先沖了上去，他們要用手中僅有的木棍、警棍，與持槍歹徒展開殊死的搏鬥。
轉眼之間，一歹徒又奔向運款車後的護衛車，逼迫護衛人員交出款箱鑰匙。支行員工謝旭沒有将款箱鑰匙交出，而把汽車鑰匙扔給歹徒。
這時，李國春掄起木棒，向正在威逼運款車人員的另一歹徒的後背猛擊，毫無人性的歹徒向李國春開槍。
頃刻間，鮮血染紅了他的前胸，李國春倒在了血泊中，手裡還緊緊握着那根木棒……
子彈同樣沒能吓倒保安員楊曉東。他掄起警棍，繼續向這個歹徒的後頸部、背部猛擊。歹徒回身開槍，擊中了他的左肩，子彈直穿進右後背。
此時的楊曉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再一次撲向歹徒，但終因身負重傷而倒下。
進行這起蓄謀已久搶劫活動的，正是鹿憲洲、郭松兩名歹徒。鹿憲洲此前曾單獨作案三次都屢屢得手，此次又有郭松加入，且經過精心準備，自認為萬無一失。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會遭到車上押運人員如此激烈的反抗，更沒有想到槍聲一響，不僅沒有吓跑支行的從業人員，反而引來了“前仆後繼”的鬥歹徒群體。
鹿憲洲緊張極了，他想搬動“三峰”運鈔車上的裝款箱，不料這四隻鋁制金屬款箱是焊在車上的，根本搬不動，他氣急敗壞地用從駕駛座電門上拔下的鑰匙企圖打開款箱，可是他的雙手抖抖索索，怎麼也打不開鎖……
站在車門口張望的郭松更是緊張萬分，眼看着支行的職工紛紛跑來，再不走就要成為“甕中之鼈”了，郭松便朝車内急不可耐的鹿憲洲說：“趕緊撤吧！”
“撤！”戴着頭罩的鹿憲洲一揮手，竄下車，飛步跑向本田轎車，慌忙逃離現場。
“不能讓歹徒跑了！”就在李國春、楊曉東奮不顧身沖向歹徒時，支行辦公室主任徐秉政迅速開來一輛轎車橫在了馬路的中間，以攔截歹徒。
正在行内與客戶商談的支行員工馮勇剛，聞訊後沖向支行的門外，發現歹徒正駕車向自己這邊逃竄。馮勇剛急忙抄起一塊磚頭藏在身後，當歹徒的車距他隻有四五米遠時，他用盡全身力氣，把磚頭砸在了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擋風玻璃被打破，慌不擇路的歹徒玩命駕車繞過橫在路中央的攔截汽車，奪路而逃。
徐秉政義憤填膺，他駕車與馮勇剛一同追向歹徒。徐秉政壓住滿腔憤怒，暗想，隻要追上，拼死也要把歹徒的汽車撞翻。
他們開足馬力，一路搜尋。與此同時，支行員工程雲濤也截住了一輛汽車追趕歹徒。
極端的仇恨給了身中兩彈的保安員楊曉東無窮的勇氣和力量，他從地上一躍而起，沖上車與程雲濤一起朝歹徒逃竄的方向猛追，搜尋至國華商場附近時，程雲濤見小楊臉色蒼白，傷口流血不止，趕緊将他送往醫院搶救。
趁着追擊的支行人員搶救傷員之機，鹿憲洲駕車往西上了二環路到廣安門立交橋調頭往南，順二環路開到距商務會館不遠處的玉林東裡小區，換乘事先放在那兒用于接應的灰色本田轎車，然後把搶劫時用的頭罩、衣服等物品扔到深藍色本田轎車上，接着點燃了藍“本田”，開着灰“本田”上了二環。
車到櫻桃園，郭松下了車，狡猾的鹿憲洲讓他打車去複興門，自己則開車拐進了一條小胡同。
晚上，鹿、郭二人在泰豐和酒家碰頭。席間，鹿問郭松：“怎麼樣？”郭說：“腦袋上挨了一棍子。”
鹿說：“我胳膊上也挨了一棍子。”
停了一會兒，鹿從口袋裡掏岀1000元遞給郭：“兄弟，第一次你幹得不錯。這1000塊錢就算是獎勵你的。”
“可是，并沒搶到錢，我覺得挺窩火的！”
鹿憲洲打着哈哈，既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給郭松打氣：“沒事，失敗是成功的媽媽，下次準能成！”
善惡到頭終有報
京城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它不曾有春天的風沙，夏天的燥熱，冬日的陰霾。天空是那樣的湛藍，微風是那樣的清爽，秋陽是那樣的豔麗。
還有那遍及京城、姹紫嫣紅的菊花，更把這多彩而美麗的古都裝點得分外妖燒，分外生機勃勃。
1996年的秋天，對于肩負着維護首都社會治安的公安幹警來說，是一個不平常的秋天。
盡管國慶節即将來臨，京城洋溢着節日前所特有的那種輕松、和諧和喜慶的氣氛，然而，在北京市警察局上司的辦公室，在刑偵處、治安處、預審處……都籠罩着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就是發生在京城的三起劫案遲遲沒有偵破。
沉重的壓力，像巨石一樣壓在時刻以人民的利益和安危為己任的首都公安幹警的心頭。
“7.3”、“8.27”案發後，市委、市政府、公安部的上司們，一次次聽取案情彙報，一次次作岀訓示。對于辦案刑警們來說，這既是動力，也是壓力。
“警察局都是吃幹飯的！”“他們到底能不能破案？”一些人不了解的猜疑、議論，在京城的街頭和胡同裡沸沸揚揚。
面對來自各界的壓力，北京市警察局局長張良基從容坦然。在一次刑偵破案協調會上，他破例唱了一首《少年壯志不言愁》，在場的不少局長、處長們，是含着眼淚聽完這首歌的。
把壓力變成動力，把仇恨化作智慧，全局上下同心協力，投入這背水一戰。
“8.27”劫案發生後，專案組根據局上司的訓示，對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規律重新進行研究、分析。
得出的結論是：三起案件的主犯應當是一個人，身高170厘米左右，年齡30歲上下，具有射擊、駕車技能。
案犯每次作案前必偷一輛高檔轎車，然後抛棄，這是一條值得重視的規律；案犯對北京城區道路熟悉，不像是外地人流竄作案；從“8.27”迫不及待搶劫未遂來看，案犯急需錢用，繼續作案的可能性極大。
張良基局長和阮增義副局長果斷作出決策，在加強對金融系統防範工作的同時，圍繞近期發生的幾起高檔轎車被盜案件，在全市範圍開展調査，部署査控。
9月3日，海澱分局上報的一條資訊，引起了專案組的注意：9月2日晚，住在海澱區普慧北裡9号樓的通縣某服裝廠經理張XX，停在樓下的一輛黃色尼桑轎車被盜，而8月27日案犯作案後抛棄的那輛深藍色本田車，是在距這裡很近的普慧南裡被盜的。
與此同時，專案組又接到市局經保處提供的一個線索：8月29日，亞運村某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保衛部在進門登記的車條上，發現了“8.27”案犯使用的那輛藍色本田車的車牌号，時間是8月26日，也就是“8.27”案發生的前一天。9月6日，海澱分局報失的尼桑車的車号，也在登記條上岀現過。
兩條線索都與“8.27”劫案緊密相聯，絕不是偶然的。9月7日，專案組向市局彙報了這一重要資訊。張良基局長果斷下令，在全市展開“以車找人”的清查、搜尋工作。
9月8日淩晨，市警察局涉外飯店管理處接到緊急通報後，立即在全市飯店、飯店布置清查。
晩10時，長城飯店一位保衛幹部根據民警的部署，在飯店停車場認真地一輛車一輛車地查尋。查完了長城飯店停車場所有的車輛.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可在旁邊的亮馬河大廈停車場，卻隐約可見有一輛米黃色的進口車停在那兒。保衛幹部走過去，細瞅了一下車号，确認無疑。
他馬上向飯店保安部報告，保安部又迅速報告了警方。幾分鐘後，刑偵處、涉外飯店管理處、特警隊偵查員們趕到現場，各機關密切配合，迅速分兵布陣，張網以待……
亮馬河大廈燈光通明，金碧輝煌。
子夜，早已沒有了白日的喧嚣，四周靜悄悄的。停車場上，桔黃色的燈光像垂下了一道暗淡的金絲紗布，給這裡籠罩上一層靜谧、神秘的色彩。
此時，在道路邊的一輛桑塔納轎車内，幾雙睜大的眼睛，正警惕地注視着停放在車場一隅的那輛米黃色尼桑轎車。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蹲守。
零時10分，一個個頭不高的男子出現了。他先是繞着停車場走了一圈，左右看看，四周空無一人，才靠近了車門。
“注意，有人接近汽車！”桑塔納轎車裡.幾名偵查員不約而同掏出槍來，随時準備岀擊。
突然，尼桑車門開啟了，男子鑽進汽車，随即發動了引擎。
好似離弦之箭，偵查員們舉槍沖了上去。“警察！快停車！”幾支槍同時指向駕車人。
尼桑車猛然加速沖向偵査員，企圖奪路逃跑。在鳴槍示警無效的情況下，“開槍！”刑偵隊一隊緝捕隊隊長王威一聲令下，偵查員們扣動了扳機，一齊開火。震耳的槍聲，打破了甯靜的夜空！
尼桑車沖岀去10多米，熄火了。随着慣性，汽車左右搖晃着，“轟”地一聲攔腰撞到一輛停在附近的汽車上，不動了。
車門拉開，駕車男子渾身是血，手腳顫抖。偵查員靈活地給他戴上了手铐。
經過突擊審查，男子自稱叫李建生，來此地找郭松。偵查員繼續追問，男子又吞吞吐吐地說道：“搶……銀行……知春裡……銀行是我幹的。”
偵查員從車内搜出了一架紅外線夜視望遠鏡和一條迷彩褲。
因罪犯被擊中頭部，傷勢嚴重。為防止他突然死去，刑警就在亮馬河大廈車場值班室對罪犯進行了突擊審訊。
經審查，這個自稱李建生的案犯就是鹿憲洲。他同時還交待了與郭松一道制造“8.27”濱河路支行血案的罪行。
警方一鼓作氣，于9月10日又将郭松等人擒獲。郭松等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經對起獲的部分贓、證物及鹿、郭等人的足迹、痕迹進行技術認定，與系列銀行劫案作案現場留下的痕迹完全一緻。
“聽說了吧，搶銀行的人被警察局抓着啦！”雖說未經官方證明認可，可這一消息仍是以幾何級數在京城老百姓中傳開了，人們議論着，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大案告破的消息傳到專案組，傳到為之奔波不懈努力的全局幹警耳中，這些平素有淚不輕彈的铮铮漢子們，不少人卻哽咽着，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是啊，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我們的公安幹警們有的幾個月沒有回過一次家，有的無暇照料病危、病重的親人，有的為此幾次推遲了婚期，更有的為了不放過一個可疑的線索，連續幾天幾夜蹲守，不惜忍饑挨餓；有的甚至寫好遺囑，随時準備在抓捕罪犯時獻出生命。
不僅如此，他們還要承受着因破不了案而帶來的那一個個有形的和無形的壓力。的确，他們付岀的太多太多了。
張良基局長疼愛的外孫女從外地來京探親，10多天時間裡，他沒有抽岀一點空暇回去看望一下，隻是要了一張照片，壓在自己辦公桌的玻璃闆下面……
刑偵處處長王軍身患糖尿病，每天揣着藥瓶子上班。為了便于指揮作戰，他把辦公室搬到了刑偵隊裡，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向全處宣布：案子不破，我就不回處裡辦公。
隊長林占盛負責查證線索工作，整天帶着偵查員們東跑西颠。他患有嚴重的胃病，一犯起來，疼得臉色慘白，直冒冷汗。他經常是吞下兩片兒止疼藥，咬咬牙接着幹。
一隊緝捕隊長王威，這位曾帶領緝捕隊将打死《科技日報》社幹部沈楠而負案在逃的罪犯唐志強抓捕歸案的年輕隊長，兩年前就領了結婚證，由于工作繁忙，婚禮一推再推。從去年大年三十到案件偵破的幾個月裡，他在家中總共不到10天。
其實，專案組帶病上陣的又何止一個，抛家舍業、日夜奔走在第一線的又何止一人。
不僅僅是專案組，全局上下數萬名幹警，哪一個不是時刻惦記着案件，哪一個不是瞪大着警惕的眼睛，哪一個不是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
終于盼到了這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哭，痛痛快快地笑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與人民為敵，必将自取滅亡。這是被無數事實印證了的一條颠撲不破的真理，鹿憲洲、郭松等人的可恥下場，再次證明了這條真理。願我們每個公民都從這起大案中得到法律和真理的昭示。
正義必勝！法律必勝！人民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