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新航路開辟，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起初的傳教工作并不順利。僅從外表來看，傳教士金發碧眼，就受到中國人的排斥。為了在東方傳教，天主教士竟主動打破規矩，其表現之一就是他們脫掉修士袍服，穿漢服、說漢語、戴儒巾，與士大夫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信任。但誰能想到制定這一天才傳教規矩的人竟是一個從未踏足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信徒範禮安呢？
一、範禮安其人
範禮安，1539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國的一個貴族家庭。意大利是天主教的核心控制區，天主教勢力強大，作為貴族的範禮安自幼就信奉天主教。當時羅馬教廷的樞機主教（羅馬教廷的二号人物）保羅四世也是那不勒斯人，他和範禮安家族關系不錯。1557年，19歲的範禮安就在中世紀最古老大學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學考取了法學學位，堪稱天才少年。但サンソム在其著作《西歐世界と日本》中評價青年的範禮安“年輕氣盛、大膽、浮躁、花錢似流水、頑劣、還打傷過女孩”，是一個十足的纨绔子弟。直到1566年，範禮安加入了天主教下屬組織耶稣會，範禮安的性格才被逐漸改變。
中世紀風格的教堂
時任耶稣會會長是羅耀拉，他出身行伍，以軍隊模式訓練耶稣會成員，要求會員做到令行禁止、嚴格服從。在這種嚴格的訓練面前，範禮安輕狂浮躁的性格逐漸沉穩起來。1567年，範禮安加入羅耀拉組建的羅馬學院，跟随羅耀拉學習神學。當時的羅馬學院教師評價範禮安“是天主賜給我們的優秀學生”。
二、範禮安東來
1574年，範禮安被耶稣會和羅馬學院聯合保舉，任職東印度教務視察員兼東印度主教，開啟了他和東方的恩恩怨怨。
視察員類似羅馬教廷的欽差。在範禮安之前，新航路已經開辟，葡萄牙已經和東方的明朝、日本、東南亞諸國有了交集，傳教事業已經開始，但進度緩慢。葡萄牙和明朝在1521年前後發生了屯門大戰、西草灣大戰，葡萄牙勢力被驅逐出了中國大陸，暫時喪失了對大陸傳教的機會。對日傳教則有葡萄牙支援的方濟各·沙勿略進行，但當時的日本正處于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沒有安穩的傳教環境，天主信仰又遭到佛教徒的反擊，對日傳教也以失敗告終。範禮安這個欽差大臣就是帶着加緊向中日傳教的目的而來的。
1578年，範禮安來到中國澳門。當時葡萄牙對華傳教的手段是葡萄牙式的改宗。澳門被租給了葡萄牙人，以此為據點，葡萄牙人在澳門招收流亡、走私者，發展了一批在澳漢人為教徒，但改宗者的名字必須改成葡萄牙名字，說葡萄牙語、傳葡萄牙衣服，接受葡萄牙式教育。《西歐世界と日本》指出此時的澳門有許多中國基督徒，但生活方式和葡萄牙相同，是葡萄牙化的漢人。澳門葡萄牙管理者一方面強制漢人改宗，一方面壓制漢人的儒學文化，他們以為用此方法可以招收更多的漢人入教，但實際上卻讓信奉祖先的漢人對天主教“望而卻步”，對華傳教才陷入停滞階段。
耶稣會的東方傳教計劃
範禮安在澳門，隔海眺望大陸，心懷激蕩，在聽取了前人報告，尤其是沙勿略在日傳教失敗的報告後，他在澳門待了足足十個月，期間就是想辦法打破僵局，推進傳教工作。在這十個月中，範禮安大量學習中國文化，他自己說：“（這十個月）是一個良好的機會，得以通透參詳中國形勢，點燃沉睡之中遠征中國的熱情。”
在華傳教士
三、天主教“适應”政策
過去傳教如前所述，完全照搬歐洲習慣，傳教士隻會拉丁語，生硬的按照歐洲習俗進行洗禮，他們一點也不放棄歐洲中心主義。但範禮安經過思考和總結後認為，葡萄牙式的傳教壓制了中國望教者的熱情，使得教徒和非教徒産生隔閡，遏制了進一步傳教的可能，對争取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十分不利。現有的東方傳教士沒有根據東方文化情況對天主教傳播作出調整，繼續采用西方傳教模式是抱殘守缺，在東方異文化下必然失敗。現有的傳教方法是以澳門為基地，慢慢蠶食，但這種方法是錯誤的，應該面向整個東方，主要目标就是中國本土。傳教士首先要做到會認讀寫漢字，采取“适應”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新傳教方法。
範禮安銅像
基于這種理論，範禮安給天主教東印度最高主教文森斯寫信，希望教廷派遣一批熟知漢語的傳教士來澳門，幫助改良澳門傳教團。範禮安說：“雖然這件工作，在其實施的過程中遭到了許多麻煩。（有的神父）認為這件工作不僅是困難的，而且使輕率、不可取的，但這項工作一旦開展就無法回頭。”言外之意是一旦開始漢化工作，得到的結果會比想象中好。
因為明朝政府嚴格的限制政策，範禮安畢生都沒有踏足明朝内地，長期往返于日本和澳門之間，尋求打開，明朝大門的鑰匙，但這并沒有阻礙他對天主教漢化的決心。自1594年起，範禮安開始蓄須，穿儒袍、戴儒巾，自稱“道人”，以全面适應漢人傳統。
羅明堅被稱為“範禮安‘适應’政策的第一個執行者”，他遵照範禮安的要求，成功進入明朝内地傳教。他身穿儒袍，頭戴儒巾，口說漢語，筆寫漢字，動辄子曰詩雲，受到明朝士大夫階層的歡迎。當時明朝兩廣總督陳瑞和羅明堅關系很親近，在地方官府的庇護下，天主教在廣東肇慶建立了一座教堂，這是西方對華傳教成功的一大步。此後巴濟範、利瑪窦、南懷仁、湯若望都秉持範禮安的“适應”政策，以漢學包裝自身，在中國士大夫階層進行傳教活動。
徐光啟和利瑪窦
文史君說：
範禮安畢生沒有進入中國大陸，但他提出的漢化“适應”政策是天主教東方傳教方式的革新。衆所周知，利瑪窦繪制《坤輿萬國全圖》是将中國放在世界中心，這也是對範禮安“适應”政策的靈活變革，以便于中國人接受西方知識。雖然範禮安的漢化政策安撫了中國人尊重傳統的心理，在明末清初之際，天主教也成功進入中國内地，但天主教要求教權大于皇權，當然會遭到政府的限制。在1840年以前，天主教隻零星存在于中國幾個城市。即便如此，範禮安的功績仍不能抹殺，範禮安可謂是基督教發展史上第一個要求把中國國情同基督教基本教義結合，發展出中國特色傳教方式的人物。
參考文獻
1、穆耳：《150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中華書局，1984年。
2、沙百裡：《中國基督教徒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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