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進入“後西方時代”，西方不再代表時代發展的大勢和方向。有了這樣的判斷，我們就會從精神上站立起來，開拓出新的天地。”
“西方在它主導的時代給世界挖下很多坑，讓後來者沒有辦法追上它。如果維持這樣一個格局，迎不來一個新時代。”
“西方的衰落還會給世界帶來哪些混亂，我們要做好怎樣的準備？”
在東方衛視3月7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36期節目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結合去年的“思想者論壇”，一起讨論“後西方時代”與“後美國時代”。
張維為：
去年12月，我們中國研究院舉行了年度的“思想者論壇”。我們給這個論壇定下的主題是“後西方時代：中國道路的意義”。實際上我們讨論的不僅是“後西方時代”，也是“後美國時代”。這兩個概念有一定的差別，但我們覺得相同之處似乎多于不同之處，是以整個讨論過程中，這兩個概念經常混合使用。
關于我們是否進入了“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論壇讨論中出現了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還沒有進入“後西方時代”，因為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宣傳實力等等還是大于非西方國家，也許要等到2035年，甚至2050年，世界才會進入“後西方時代”。
第二種觀點認為在某些方面，我們已經進入了“後西方時代”，比如，非西方世界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了西方世界，但另外一些方面還沒有進入，比方說科技實力、國際機構中的影響力等等。
第三種觀點是世界已經進入了“後西方時代”和“後美國時代”，這也是我的觀點。實際上“後西方時代”這個概念不是我的發明。外部世界提出“後西方時代”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從大曆史的叙事來看，德國曆史學家斯賓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沒落》，認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從産生、發展到衰亡，他認為西方文明正邁向無可挽回的沒落。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也認為，西方這種武力征伐性質的文明遲早要衰落，他把人類的未來寄托在源遠流長而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這些都是曆史哲學的宏大叙事。
随着世界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隻是從曆史哲學的視角來進行分析西方的衰落，而且相當具象地分析“後西方時代”的到來。我在2006年實地走訪了百國之後，我給《紐約時報》國際版寫過一篇文章，當時是2006年11月，我就說美國模式可能将競争不過中國模式，就隐含了世界将進入“後美國時代”。到2008年美國引發了“金融海嘯”，一下子引來全世界很多有識之士廣泛地讨論“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的到來。
在2008年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之外，還有兩樁重要的事情，一個是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另外就是俄羅斯用武力反擊美國當時支援的格魯吉亞。
我記得那年，英國《衛報》發表了一組文章，整個通欄标題是“世界重組”。當時英國的思想家約翰·格雷，他在這個專欄裡面寫了這麼一段文章，他寫道：“今年8月8日，兩個大國宣告複出。俄羅斯用的是坦克，入侵了格魯吉亞；中國用的則是雜技演員，揭開了北京奧運會的序幕。它們說出了同一句話：世界，我們回來了!”
《衛報》在這個專欄的卷首語這樣寫的：“在柏林牆被推倒以及蘇聯解體之後，西方的思想家曾經宣布曆史終結了，西方民主就此永遠是最主要的了。但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戰火燃起，還有中國和其它新興經濟體國家崛起，向世界傳達了一個信号：國際關系是否會被它們引領到一個全新的方向？”是以專欄提出了這麼一個觀點，“人們可能會認為，2008年8月8日象征着‘後美國時代’的開始。”
同一年，美國《外交》雜志前主編紮卡裡亞出版了一本專著，标題就是《後美國世界》，這本書也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我在2008年同一個時間段出版的一本，我的《中國觸動》這本書裡邊，我引用了紮卡裡亞的觀點，我說在“後美國世界”裡，沒有中國軟、硬實力的參與，全球化帶來的任何世界性的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但遺憾地是，當時國内知識群體中，不自信的人衆多，實際上現在還有不少。我當時還在歐洲，我一方面看到西方明顯地走衰。另一方面，随着網際網路的崛起，我們國内“公知”呼風喚雨，全面唱響西方、全面唱衰中國。
有感于此，我自己由英文寫作為主，轉入用中文寫作為主，就開始發表不少用中文寫作的文章、著作和演講，實事求是地論述中國走強、西方走衰、美國模式将競争不過中國模式。我當時就多次講了這麼一個觀點，我說中國已經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還被西方那麼淺薄的話語忽悠的話，我們的後代将會詛咒我們：你們當時握着一手好牌，怎麼會打成了那個樣子。
在11年前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這本書裡邊，我又專門引用了法國資深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觀點，他是這樣說的，他說：
“兩年前，雷曼兄弟倒閉；不久之前，歐元近乎崩潰。這兩件事情開啟了曆史的新篇章，我們由此邁入了‘後西方世界’。簡言之，另一個文明現在已經開始和西方平起平坐。事實上，它們在許多方面更勝我們一籌——從它們對成功的渴望，到它們對自己未來的堅定信心。我們現在必須自問，新興國家能教給我們什麼，而不僅僅是我們能教給它們什麼。”
我當時還寫了這麼一個評論，我說：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一些有識之士看得似乎比我們一些知識精英要清楚得多。
《中國震撼》最後一章的标題就是“新一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當時這樣寫的，我說如果說一個半世紀之前，西方指染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麼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繼續目睹中國崛起給西方、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說到底，不是中國自己想要這樣影響世界，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度、廣度、力度必然會産生這種沖擊波和影響力。這是一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種崛起的一個最大特點是隻要你改變自己，世界就會因為你的改變而改變，因為你的塊頭太大，你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成為世界級的規模，産生世界級的影響。未來一二十年後中國綜合實力超越美國的時候，這種局面可能會達到高潮。
現在整整十一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總量根據購買力平價，早在2014年就超過了美國。世界正在目睹中國崛起帶來的全方位的影響，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正在走衰，大家也看得越來越清楚。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二十國集團事實上取代了七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最重要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處于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水準。
俄羅斯在普京總統的上司下，盡管國家的經濟實力有限，但在國際政治、軍事、外交、輿論舞台上都發揮着獨特而重要的作用。2016年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這又進一步地加深了西方的危機感。而在2017年的時候，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再一次提出了“後西方時代”這個主題，也引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讓我們還是回到中國。實際上，在曆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對時代特征做出比較準确的判斷，是中國成功崛起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一個重要的經驗。四十年前，我們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中國上司人鄧小平就客觀地分析了國内外大勢，糾正了過去我們對時代定位的偏差，把時代定位從過去的“戰争與革命”調整為“和平與發展”。
當時鄧小平說，過去我們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現在看來我們可以有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局部戰争不可避免，但世界大戰相當時間内打不起來，我們有可能獲得一個比較長的和平與發展時期。一是因為和平力量的發展超過了戰争力量的發展；二是因為謀求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潮流。
現在回頭看，正是從這樣一個判斷出發，我們制定了中長期戰略規劃，打開國門搞建設，推動全面改革開放，抓住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這樣一個非常寶貴的戰略機遇。
相比之下，蘇聯上司人戈爾巴喬夫把時代定性為“在核武器時代，人類生存高于一切”；美國把時代定性為“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時代。回望這些時代定性、定位，無疑我們的定性、定位更為實事求是，更為精準，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是這種時代定性的受益者。
總之，時代定性十分重要。中國人講，“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講的就是要有全局觀、戰略觀、大勢觀，然後順勢而為。時代定性一定要超越靜态地看問題，一定要抓住最本質的東西，要動态地看問題，要抓住代表時代發展的趨勢、大勢。
我們進入“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不是說西方不重要了，不是說美國不重要了，而是說它們不再代表時代發展的大勢和方向，就像今天我們很多人還在使用4G手機，但我們可以明确說，我們已經進入了5G的時代，因為5G代表大勢所趨。
有了這樣一種對時代特征的判斷，我們自己在大量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這些年對許多重大的國際事件，做出了比較準确的判斷。比如說“阿拉伯之春”将變成“阿拉伯之冬”；美國将會選出比小布什還要差的總統；美國民主模式将一路走衰，西方的民粹主義将毀掉西方的未來，我這是十多年前說的。
出于同樣的時代定性和紮紮實實的原創性研究，我們在《這就是中國》這個節目裡，也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件，做出了比較準确的判斷和預測。比如說，我們從中美貿易戰一開始就判斷美國将徹底輸掉這場貿易戰，你可以開始打你的貿易戰，但這場貿易戰如何結束，什麼時候結束，将由中國來決定，而不是由美國來決定。
背後是我們的一個判斷：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已經超過了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孟晚舟被非法拘留後，我們的判斷也是，美國最終将不得不釋放孟晚舟，因為國家實力不一樣了，你不放人，你方方面面的受到的利益損害将使你得不償失。
孟晚舟回國後在機場發表感言：信仰如果有顔色 一定是中國紅。圖源：視覺中國
同樣，新冠疫情暴發後，西方判斷這将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我們認為更可能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背後是我們對中美兩國國内治理模式、治理水準的比較，我們認為中國治理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現在這個水準也可以比美國做得好，可以在與美國模式競争中勝出。我一直講這個觀點，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産品，需要好好地改革，否則美國隻能一路走衰，沒有辦法的。
總之，時代定性非常重要，某種意義上，它會影響我們所做的所有工作，從疫情防控到教書育人，從産業發展到科技創新，從外交外貿到國防建設，從中美關系到祖國統一大業，如果我們定位是“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我們對處理很多問題的思路就會豁然開朗，我們就會從精神上站立起來，完全平視西方，我們會是以而開拓出一大片新的天地，來推動我們各項事業邁向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峰！
【圓桌讨論】
主持人：謝謝張教授的演講，提出“後西方時代”這麼一個議題。有的朋友還是有個困惑，“後西方時代”到底是什麼？全世界進入這樣一個時代了嗎？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中國的一些表述和概念，比如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等等，實際上都暗含了這個意思，世界處于巨大的變化之中。
是以我主張把握時代大勢，這是中國成功的一個關鍵所在。當然我們是作為學術研究，我們要超前研究，至于官方表述還可以更慎重一點。如果你自己心中認為是“後西方時代”，你的很多問題的處理、思路會完全不一樣。
主持人：我們提出這個議題，一方面它不像是一道數學題，它包括一種時代定性，提供一種前瞻的眼光。
張維為：即使從數字來看，也有一些基本資料。根據購買力平價，中國是2014年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實際上這個往往更靠譜。另外就是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世界最大的中産階層等這些資料都是很重要的。去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了歐盟二十七國總和，這些都是标志性的事件。包括中國平均預期壽命超過美國，我們國内報道都不多，但是國外報道是相當多的。
範勇鵬：我找到了一個，2018年《經濟學人》雜志報道了一個研究成果，一個很著名的世界經濟史的學者安格斯·麥迪遜。
他們團隊做了一個全球經濟重心，從實體學重心概念角度。他把過去兩千年的經濟重心給算出來，這個全球經濟重心非常能說明問題，過去前一千五百年裡邊，重心在中國的西域附近，就在我們今天新疆邊界，往中亞地區，持續了一千五百年。從十六世紀開始，随着歐洲的興起，開始慢慢地移動，到了1820年開始加速，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崛起，迅速地往西邊拉，然後到1950年到了北大西洋的中心點。
所謂的“西方時代”就是這麼來的。然後從1950年到1960年就開始往回跑了，所謂的“西方時代”在頂點上待了也就十年的時間，到1980年開始加速。麥迪遜就預測，到2035年，這個重心點還會回到中國的新疆邊界。其實反映出來，我們在曆史上一千五百年，實際上就是世界的主要經濟體，說明我們确實回到這個位置上了。從這樣的名額來看，“後西方時代”它是有非常堅實的物質、經濟支撐的這樣一個概念。
主持人：剛才張老師說“後西方時代”有時代定性後，它會影響我們方方面面的布局和戰略思維。能不能給我們具體舉一個例子？
張維為：中美貿易戰的時候，我們是為數不多的智庫公開說美國将輸掉貿易戰，而且會輸得很慘，現在證明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中國的崛起是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我可以向全世界提供四次工業革命産品，美國能夠向這些國家提供什麼東西？是以你看中美貿易 2019年的時候下降了一大塊，但是中非貿易、中國東盟貿易、中歐貿易增長得非常之快。
再看我們中央的一系列決策，南海島礁建設，冒着跟美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就這麼決定了，東海防控識别區的建設也是冒着跟美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這就是時代定性，從我的了解看，這個時代就是不一樣了。我們外交官敢于說要是美國的軍艦在高雄港停泊的話，對不起，祖國統一戰争就開始了。這個背後就是定力，把美國看得清清楚楚。
範勇鵬：除了這樣一個宏觀定性，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因為我們的戰略政策都要基于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宏觀判斷。這個定性如果确定下來，對我們最大一個影響就是心态。心态好了，什麼都好辦。我們國内的事情做起來就有一種從容感，這個從容感非常重要。
毋庸諱言，新中國70年，我們走過很多彎路，犯過很多錯誤，但是如果大家去詳細去梳理當時的曆史，我們為什麼會走彎路，犯錯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當時心态着急。
為了趕速度，出了這些問題，如果我們這個定性确定下來了，我們就能擺脫過去的趕超心态，開始走自己一條從從容容的路了，那麼我們很多方面會有非常不一樣的表現。
同時，我們要探索自己獨立的道路，包括在國際上，我們的思考不僅僅是融入這個現有的國際體系，而是說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思考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一旦有了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思考将來給世界提供什麼樣的公共産品，提供什麼樣的制度，定什麼樣的規則，很多事情就會豁然開朗。如果我們能夠構造一個新的世界體系，我們就可以追求一個更公正的、更好的國際制度。
主持人：說到自信從容，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冬奧會開幕式，大家發現，我們展示的形象非常随意放松，小朋友唱歌的時候，非常真實可愛。這個自信從容一旦建立起來後，會不經意地展現在許許多多的方面。
2022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舉行。圖源：視覺中國
張維為：這個開幕式鏡頭我也蠻感動，一排世界各國年輕人“緻敬人民”。不需要非常高超專業的舞蹈演員，普通人這麼走，潇灑走一回，下邊是一排排的普通人，這也是一種自信。
主持人：張藝謀導演有句話，他說這場表演希望展現一種“人民性”。這個詞蠻打動人的，這就是自信從容的表現。我再提供一個觀點，“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跟“中國時代”是一個天然的等号嗎？是不是可以講“後西方時代”意味着廣大的非西方國家都有了更好的發展空間？
張維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究竟是不是“中國的時代”，我個人認為，也是十一年前《中國震撼》裡的觀點，中國崛起規模太大了，中國找到了一條成功的道路。
我們籠統地講“東升西降”，我完全贊成，但是在非西方世界真正找到成功道路的，能夠實作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現代化的國家鳳毛麟角。中國模式是一個管用的，比美國模式更有競争力的模式，在比較中相對勝出，世界幾乎所有稍微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大國，甚至超級大國。
範勇鵬：我非常同意張老師這個判斷，應該說中國是唯一一個真正找到自己發展道路的大國因為“後西方時代”的到來，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一個“非西方時代”。西方在它主導的時代，給世界上挖下了很多坑，讓後來者沒有辦法追上它。
比如最典型的拉美、東南亞地區，曾經因為信奉新自由主義，主動或者被動地掉到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那種國家被害得最慘，曾經都是高收入國家了，結果現在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跟中國靠攏得非常厲害。這是好現象，說明大家認識到中國走這個路是對的，是真真正正能幫到我的，而美國那個路挖了很多陷阱。
但是這裡邊有個問題，不管是不是“非西方時代”，今天西方還是團結的，而開發中國家還是一盤散沙。如果維持這樣一個格局走下去的話，可能是“後西方時代”，但是迎不來一個新時代。
在這裡邊，中國就要思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咱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就是當你需要出來承擔責任的時候，你要有一種主動、大無畏的精神，我要為世界提供一個方案，這時候中國應該主動地來團結第三世界，促進新的國際制度的建設，包括怎麼和西方世界達成一個新的關系格局，是以未來我們不講是不是“中國時代”，但肯定是一個中國舉足輕重的時代。
主持人：這麼一講，大家更明白“後西方時代”的概念了。您剛剛也說了，“後西方時代”還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就會發生很多事，是以這個“後西方時代”會不會代表一定的混亂性？在這種混亂中，怎麼去重建一個新的全球化的格局？
張維為：美國形成的國際關系理論中有一個觀點是幫西方秩序說話，國際秩序一定需要一個霸權國家，那美國就發揮這個作用。
中國從政府到學者不大接受這樣的觀點，我們覺得美國實際上是很多世界問題、麻煩、災難的根源。美國的霸權是我們很多地方都要批評批判的，我們認為采用很多方法都比美國霸權要做得好。
比如，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現在看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證明也經得起曆史的考驗了。中國實際上有很多智慧，我記得有一次是特朗普要退出WTO，我們有些學者很緊張，我參加了内部研讨會，我說這有什麼好緊張的？首先曆史上美國鬧過好幾次要退出WTO，最後都沒有退出，WTO對它來說利益更多。另外,中國已經是13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假設美國真的完全退出全球化，我們帶着130多個國家照樣往前走，不用這麼害怕.
主持人：馬凱碩先生就說，美國每退一個群，就是送給中國最大的地緣政治的禮物。
範勇鵬：是以你說的時代轉換會不會帶來動蕩，其實也是一個“話語陷阱”。潛台詞就是你千萬不要抛棄我，抛棄我你要面對動蕩。
這個東西事在人為，如果按照西方霸權交替的玩法，那麼曆史上500年确實是每一次霸權交替，從西班牙、葡萄牙到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幾乎都是以戰争、動蕩、全球經濟衰退和大規模的人口死亡為代價的。
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比如中國現在做的很多事情，要是美國退群，我們就把這個群給撐起來，或者我們自己來組織，包括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上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在反恐，維護世界穩定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實際上很多西方人能意識到這一點的。
比如希臘前财長（瓦魯法吉斯），前不久有一個美國記者問他，說中國人修海港，他說這有錯嗎，中國比你美國人道多了。
還有最近塞爾維亞的武契奇，還有匈牙利的國務秘書（佐爾坦·科瓦奇）在媒體上公開講，他說中國是比西方人道得多的國家。疫情的時候，西方沒有援助，隻有中國的飛機來幫助我們了。中國真的是抱着善良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家合作共赢的心态，我相信是能夠建立起一個不需要經曆戰亂、動蕩，就能夠實作新時代的轉型。
【問答環節】
觀衆：西方的衰落有目共睹，這也給世界帶來了很多混亂，我們要做好哪些準備和防範？
張維為：我還是這個觀點，我們的好朋友馬丁·雅克，他是英國人，他認為一個帝國走向瓦解或者沒落的時候，這個過程對帝國很多人，特别是精英是很難過的，需要幾十年、更長的時間慢慢适應。
同時，西方最承認實力，中歐關系、中美關系還是有點差别的，歐洲主要大國，德國、法國都接受中國崛起了，它們認為中國就是個超級大國。美國由于種種原因，不能講中國将超過美國，是以美國還有困難。
實際上，所有研究都證明中國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我們沒有要去趕超、超越的意思，隻是讓自己做得更好，但背後要展示實力，西方特别承認這個。是以我蠻有感觸的，去年我們國防部長魏鳳和去塞爾維亞吊唁我們南斯拉夫使館被炸死去的烈士，他講一句非常重的話，他說這是一個恥辱，中國的軍隊今後絕不允許這樣事情再發生。背後意思非常明确，中國要展示強大的實力。是以總書記最近好幾次講話，反複強調要有強烈的鬥争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這樣和和氣氣建立的。
範勇鵬：我非常同意張老師觀點，這個時候恰恰是需要展示實力的時候，從博弈論來看，這種威懾是避免出現最壞選項的最好方式。這位觀衆朋友提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嚴肅面對。我們一方面要有自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的衰落會帶來世界上巨大的真空地帶，如果沒有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文化來引領世界，那麼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消極、極端邪惡的思想。
觀衆：兩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一名臨床藥師。從我以往的觀察來看，美國在國際上的種種行為都是為了維護美元霸權，凡是對美元霸權進行挑戰的國家和地區都受到了美國的各種制裁，甚至是軍事制裁。随着全球疫情得不到明顯的改善，美元又在不斷地超發，未來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手裡的美元、美債變成了廢紙，世界貨币格局也是以發生一個重大的颠覆性的變化，而這一天是不是也徹底标志着“西方時代”的結束、“後西方時代”的到來？
張維為：這倒是超前思維了，我們隻想到怎麼突破美元霸權，人民币國際化。美元變成一張廢紙恐怕不會這麼快，畢竟它還是一個超級大國，經濟還有一定的支撐。
我覺得從貨币角度來說，中國是世界事實上最大的貿易國，最大貿易國意味着世界各國都需要你的貨币，我們現在采用人民币逐漸國際化的戰略是對的。
現在還有區塊鍊技術、數字貨币、數字人民币，我覺得這很了不起，數字人民币是一個革命性的東西，以後我們和其它國家交易會友善快捷安全很多，美國根本不知道。
主持人：用美元交易，它就要收交易費，這支撐了美國的服務貿易。
張維為：紐約人均GDP比上海高很多，很大原因就是這個，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很多交易在紐約，從中收取手續費。
美瘋狂印鈔緻全球進入通脹時代。圖檔來源：視覺中國
範勇鵬：我補充一點，您這個問題特别好，裡邊還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貨币和軍隊之間的關系。我記得張老師和文一老師那次講科學革命。張老師當時就講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是西方文明一個非常重大的發明，人類曆史上，傳統國家打仗收入來源是稅收，這非常有限，堅持不了多久。
那麼西方怎麼崛起？現代科學技術是來自于戰争和商業這樣一個循環加速器。現代國家、現代财政也是這樣發源的。明朝大概同一時期，荷蘭把白銀當成資本，貸款來打仗，銀行家把錢貸給國王，打仗作為一個投資項目，能夠賺錢。當戰争可以賺錢的時候，它和傳統收稅打仗是完全不一樣，是以西方現代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了一個打仗擷取殖民地，擷取貿易優勢和原材料，然後再拿着錢投資打仗，它是靠借債打仗這樣一種金融戰争的模式。
這種模式意味着國家貨币對軍事力量有非常大的依賴。美國又往前走了一步，跟英國人還不一樣，1971年黃金與美元脫鈎，美元完全變成一個信用的貨币，想發多少發多少。
這個時候，美元靠什麼支撐？第一，靠它的信用和軍事力量，全球200多家軍事基地來支撐它的貨币信用。第二，當有人想來挑戰美元地位的時候，比如歐元在2003年想挑戰美元，美國幹脆把中東打亂，歐元就垮掉了。第三，制造軍事沖突、危機，美元超發貨币發太多了怎麼辦？美國就制造危機，比如烏克蘭危機，貨币大量地回流。
上世紀80年代搞拉美，1997年搞東南亞和南韓都是一個道理。後來2008年之後搞歐洲，到今天為止，沒有被“割羊毛”的地方就剩中國、印度，是以我們看到，美元霸權和軍事霸權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依賴的關系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後西方時代”很大程度上跟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有關。英國很有名的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他活了90多歲，他生前最後一次見的中國客人就是我和陳平老師，我們專門去他家裡拜訪，聊了一會兒。他用曆史學家的眼光，他說一個國家一旦經濟金融化之後，就開始走衰了。是以荷蘭是這樣的，英國是這樣的，美國也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長期關注世界宏觀曆史的曆史學家做的判斷，是以美國現在心裡非常虛。
範勇鵬：西方學者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金融秋天”，就是一個帝國霸權有一個生命周期，一旦金融化，這個國家就到秋天了，美國就是從上世紀70年代之後進入這樣一個秋季。
觀衆：我是一名來自上海的大四學生。張老師在演講中反複提到“後西方時代”概念，它最早是由一批西方學者提出來的。但是我觀察到，現在很多非西方國家，包括大陸很多人仍然是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觀來看待世界，請問兩位老師如何看待這樣的時間差？
張維為：因為西方話語在全世界的長期洗腦，包括對中國知識界，特别是人文社會科學，洗腦是非常深、非常廣，比如大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學、碩士、博士不斷學習。
脫離解構這個話語體系，學生們可能不知道怎麼思考了。我一直講這個觀點，西方話語要進去之後能夠出來，不出來就在裡邊打轉轉，什麼問題都解釋不了。某種意義上，西方的話語是過氣了，但是它還有話語紅利。好在最大的變化是年輕一代，基本上從“85後”開始，“90後”、“95後”、“00後”都是非常自信，我比較欣慰，未來年輕人的觀點代表着大勢所趨。
範勇鵬：2008年的事情，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等等，這是我們一代人的共同記憶，這些事件突然炸醒我們，我們需要用新的眼光來看待問題。當時代變化的時候，大多數人的思想肯定很難在第一時間跟上去，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些人能夠把時代大勢總結、凝練變成一些概念，比如像“後西方時代”這樣一個概念，啟發大家的思考，我覺得對大家是一個頭腦的風暴。像今天咱們的節目，對我們的年輕人，對社會各界人士，比如學術、文化、傳媒、建制派這樣一些人士，我覺得都是一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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