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批》創作談：從米缸裡聞出好米的味道

壹

時間是大有作用的，少一天都不行。但是，時間又不是平均的，足夠多的時間之後，拐點會猝然出現。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漫長的生長史。即使是一個短篇小說，往往也在心裡放了很久，貌似遺忘了，貌似沒有出路，某一天意外想起來，突然可以寫下去了。起先我以為自己是一個被惰性支配的人，相信自己有嚴重的拖延症，後來意識到，這可能是一部作品産生的正确方式：由時間篩選，被時間成就。

《平安批》 陳繼明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我老家甘肅天水那一帶自古有“走西口”的習慣，目的地是“口外”。口外即新疆。兩者相距數千裡，中間要穿越大沙漠、大戈壁，很多地段沒有人煙和水草，更兼風沙，一半人往往死在路上。終于到了那邊之後，一部分人再也不敢指望有生之年原路傳回，便在遠方重建一個故鄉，把故鄉的山、河、溝、路的名字都帶過去。一小部分人則相反，先是堅定不移的離開，再是更加堅定不移的傳回。當然，又有一些人死在了回來的路上。某人如果是從“口外”回來的，不用聽他多說話，一看就知道是從遠路上回來的，高冷的眼風裡又有曠達和柔情，說話偶爾浮誇，偶爾謙卑。一個天天見面的人突然消失了，原來是“走”了。走，這個字有很确定的含意，一聽就知道，走口外了，可能永遠見不着了。郵差送來的信和彙款單半數來自新疆。人們一直傳說，大地主陳子芬并沒有死，而是金蟬脫殼，走口外了，有人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親眼看見過。陳子芬和我家同出一脈。我們的祖先是兩兄弟，分家後依各自住所的方位，分别被稱作前頭、後頭。前頭漸漸敗落，後頭日趨興旺。後頭出過不少人物，有北大畢業生，有省議員，有人死在楊虎城刀下，有一對父子同為縣長，兒子的縣長是花錢買來的，有人當過吉鴻昌秘書，有人參加過戊戌變法。後者名叫陳協華，是甘肅署名響應變法的六舉人中的一個。總之，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想象裡，“口外”這個詞雲蒸霞蔚，天高地廣，是一個我一出生就切實存在的“外部世界”。如果說，我幼年的想象中有兩個外部世界，一個名叫“北京”，另一個名叫“新疆”。新疆與我更痛癢相關。開始學習寫作後，我意識到，對我來說，新疆在我的文學世界，是一本懸在想象中的書。不知從哪天開始，我很想把這本書從空中摘下來，寫在稿紙上，卻一直都未能動筆。有一次偶然看到一個動物世界的紀錄片，知道有些動物也會長途跋涉，曆經千難萬險，執意回歸“故土”。動物們終于踏上故土後，神态立即變了，顯得又舒坦又安心，仿佛重拾丢失的尊嚴。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土窩。大概說的正是尊嚴。自家土窩裡至少有尊嚴。隻是，所謂“故土難離”，顯然并非人所特有，不過是一種生物本能罷了。這個念頭不知不覺消解了我的寫作欲望。之後很多年我不再打算把那本懸在空中的書摘下來。

我四十歲前後，國家有了移民搬遷政策，把貧困地區的農民轉移到水草豐茂的地方。政府已經在新地方蓋好了房子，還有一定經濟補助，仍然難以打動他們，很多人态度堅決，拒絕離開。在外人看來，他們不可理喻，愚不可及，但是，當事人有他們的理由，其中一些說得出的理由是，無法把山山水水和先人遺骨一同帶走。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往往無力置評。如果是我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不會欣然前往。

這令我重新想起那本書，我想，人和故土的複雜關系裡可能暗藏着幽深的人性秘密，不能簡單給他們戴上“低等”“落後”這樣的帽子。另外，文學和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可能也有本質差別，兩者在某個關鍵點上會分道揚镳，南轅北轍，在社會學上落後的東西，在文學上則不一定。比如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對農業文明的依戀，人的故土難離和落葉歸根情結，如果得到文學表達，不能簡單稱之為過時和守舊。文學視角下的人性，是完整的全部的人性，兩者一刻也不能分離。文學最根本的興趣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分高下與否的。美國的外來人口和美國的原住民誰更接近文學？開飛機的人和趕驢車的人誰更接近文學？總統和乞丐誰接近文學？這些問題不好回答，也好回答。

又過了幾年，我任教于北方民族大學。有位林濤教授研究東幹文學。東幹人，清代的若幹時期，由于各種原因，流落至今天中亞諸國的陝西人甘肅人新疆人，天長日久，在另外一個國家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一百多年後，他們依然說陝西話甘肅話，完整保留了家鄉的風土民情，喜食面食，仍然用筷子吃飯，食物也保留了原來的名稱，如蓮花白、黃瓜、涼粉、鹵面、面片兒、馍馍等。東幹，其中一種解釋是，陝西話“東岸子”的轉音。東岸子，即東邊，黃河東岸。當有人問他們是哪裡人，他們就指着遙遠的東方說：“我們是東岸子人。”東岸的轉音即東幹。前蘇聯進行民族識别時把這部分人稱作“東幹族”。東幹人始終對外強調：“我們的根在中國。”他們也常常自稱“中原人”。在中國，漸漸有了“東幹學”，很多學者研究東幹的曆史、文化、語言、文學。林教授邀我跟随他搞東幹文學研究，我對研究興趣并不大，但是以接觸了很多東幹學資料。

可以想象，在異國他鄉，出于自我維護和家國難忘的天性，東幹人是如何團結一緻，艱苦生存，如何把故土記憶的消亡視作恥辱。幾代之後，他們中總有一些老人，還在談論故國和家鄉的人和事，年輕人、新出生的人，就還知道自己來自中國。對我來說，關于東幹人的全部想象，都是文學，都是一本書的一部分。

又幾年我調往廣東珠海，曾在珠海一個朋友的茶館裡看到了幾十封“僑批”，全是從新加坡寄回來的，寄信人是收藏者的爺爺，收信人是奶奶。當時并不知道“僑批”這個說法。收藏者本人也稱作“信”，而不是批、番批或僑批。我翻了翻，意識到這是口外故事和東幹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因為隔着海，可能更典型。

拐點出現在2019年10月，受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省作家協會委派，我前往汕頭市委宣傳部挂任副部長一年，目的正是寫一部關于僑批的小說。此前關于“走西口”，關于東幹，關于我自己家族的所有遲疑所有準備，都變成了《平安批》的重要資源。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廣泛閱讀和艱苦醞釀，我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硬着頭皮提前寫了起來。我告訴自己，不用先把自己變成潮汕通再寫潮汕。

貳

寫作之前，我對自己有幾個要求：

讓語言簡樸、平和、從容，語言裡至少要有兩種氣味，一是漢字和漢語的經典氣味，漢字和漢語裡，有悠久寬廣的中華文化傳統，那麼，這也意味着我要主動迎接一個挑戰，我能否把文化傳統自然地帶進去？能否寫出中華文明的根本特征？二是從潮汕大地上和文獻裡嗅到的那種地方氣味和民間氣息，就像從米缸裡聞到了産自潮汕大地上的好米的氣味。寫作的整個過程裡，我都在試圖抓住上述兩種氣味。

寫一部總體上平實飽滿、有氣質有意蘊的小說。換句話說，盡可能丢掉以往的“習氣”。也正是準備寫《平安批》的那個階段，我意識到作家可能有一種共有的“習氣”。作家們一提筆就習慣于回到“幽深的自我”，習慣于表達“自由”“虛無”“孤獨”“漂泊感”“無根感”等東西，這些東西時髦了很長時間，但它們有可能早就成為文學時尚和文學修辭了。我想，這一次我不要裝高深，甚至不要雄心壯志，隻要平實。平實中的委婉、明麗、深邃，是需要大功夫的，往往也是難以為外人道的。

這部小說發生在漫長的時間和開闊的空間裡，但是，我不打算寫太長，不打算寫成全景式小說，是以結構很重要。我很長時間都找不到結構，後來偶然看見一種工業結構——集散式結構。它的主要特點是，有一個主機和若幹分機，分機可能在遠離主機的地方，用一根線和主機相聯系。于是，我就把它借用過來——這部小說的主機是僑批或是開批局的鄭夢梅，分機是鄭夢梅的家族事務和個人境況，鄭夢梅家裡的女人們，抗戰時期的鄭夢梅父子，老年的鄭夢梅，被董姑娘翻譯到美國再回譯為中文的“依芸家的番批”，等等。我是第一次嘗試用這種結構寫作。結構在小說裡不是一個純物質的僵死的東西，它也在說話。它甚至要說更多的話，代替作家說話。現代小說比傳統小說更需要結構。在傳統小說裡，主要是作家在說話。在現代小說裡結構中不同的結構體是對話關系，或者說是互文關系。任何一個具體的段落都不足為憑，不能單獨成為解讀小說的依據。

回到常識，信任人物，寫好人物。除了寫好男人，更要寫好女人。在潮汕深入生活的幾個月裡，我再三意識到，潮汕女性在相當程度上被忽略或歪曲了。人們以習慣語氣贊美潮汕女性的時候，我覺得任何贊美都是輕浮的。當人們批評她們時，我同樣不能接受。于是，我想把她們寫進書裡，也想看看我為什麼有如此複雜難言的感受。我也堅信，通過女人看一個世界的文明本質，是一個可信賴的角度。在這部小說裡，主人公是男人，表面上也主要寫男人，但在他們背後，他們的奶奶、母親、妻子、女兒們不可或缺，她們甚至是這部小說的秘密心髒。僑批的一端是遠在海外的男人，另一端是家裡的女人，身為持家和等待的一方，她們長期被忽略，長期被簡單化。作為一個群體，她們在全世界絕無僅有，她們身上有顯而易見的文化意義。我的信心和決心促成了書中的一批女性形象。老祖、望枝、乃铿、鄭黃，鄭白這些人物不知不覺從筆下流出，自我成長。

跳出潮汕看潮汕，把潮汕故事當中國故事去寫，甚至當人類故事去寫。遷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歸、文化認同，這些命題事實上的确不是中國人特有的，但在中國人身上表現得的确更強烈，更極端，更有意味。梭羅說：“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己的地方。”這句話始終是我的座右銘。

我還想，這部書要與時代本身形成對話。這是一部以特定階段的曆史為書寫對象的小說，但它是目前這個時代完成的，它和這個時代應該有一種深刻的對話關系。書中的兩個外國人——喬治、董姑娘，是在這種觀念下出現的。

叁

我向來反對小說表達單一主題。我以為，在小說沒有結束之前，主題尚不存在。小說家用小說尋找和探求主題。直到全書即将完成時，我才發現，我找到了主題，不過，我仍然說不清它。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令人着迷和好奇。竭盡全力讓一部小說令人着迷和好奇，永遠是一個小說家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