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末，湖南長沙馬王堆3号漢墓出土大量帛書，這是中國考古學聲聞世界的一件大事。我雖然在1974年已經參加了整理帛書的一些工作，但由于“文革”運動的限制，次年初才去整理小組報到。到了那裡，一開始就看見已經複原兩幅的古地圖。最使我驚奇不已的，是在其中《地形圖》九嶷山的旁邊，竟标注着“帝舜”二字。
看到這幅西漢早年的地圖，九嶷山的位置和形狀相當準确。山的南側畫有一處建築，由九條柱形構成，中間有高度不等的尖頂。譚其骧先生根據《水經·湘水注》九疑“南山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複識”的記載，認為“這座建築物當即舜廟，九條柱狀物當系舜廟前的九塊石碑”。舜死在蒼梧，葬于九嶷，無疑是古老的傳說，可是舜廟能有這麼早嗎？我心裡一直在懷疑着。
去年，也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日，我應邀前往位于甯遠縣城東南的玉琯岩建築遺址參觀考察。經曆了重重峰巒，進入遺址所在的山間盆地，九嶷諸峰秀色，盡收眼底，氣象恢宏萬千，使人對先民選址的精當不禁歎服。
我仔細觀察了正在發掘的部分遺址以及出土的陶瓷、磚瓦等等器物，獲知遺址上部年代是北宋，與史籍記載宋初敕修九嶷山舜廟相合。從已開掘的部分看，當時舜廟規模相當弘大。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宋遺存之下，還有更早的建築地層。特别是如發掘者指出的，“在發掘區下部堆積中發現了漢代祭祀坑和不晚于東漢早期的大型建築遺迹。”（國家文物局主編：《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第161頁]》)這就和馬王堆帛書古地圖的舜廟有可能聯系上了。
舜廟曆史的綿遠，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傳統背景的。
作為《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記》，司馬遷在夏、殷（商）、周三代本紀之前，專列了《五帝本紀》，五帝是黃帝、帝颛顼、帝喾、帝堯和帝舜。颛顼、帝喾後來不那麼重要，甚至很少提起，黃帝和堯、舜則是人所共知，造成這種差别的理由是明顯的，黃帝被尊為華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各種文明因素從他那時代創始，因而号稱“人文初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代表中國文明的起源。至于堯、舜的時代，文明已經形成光大，尤其在儒家的心目中，是理想的“黃金時期”。孔子便說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傳統的經籍《尚書》，起首是《堯典》和《舜典》。這兩篇在古時本來是一篇，就叫《堯典》，也有時稱《帝典》。據說孔子删定《尚書》，斷自堯、舜，不取有關更早時代的材料，是寓有以堯、舜為治世深意的。著名的《禮運篇》，所描寫的大同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前，同樣是以堯、舜為治世的極緻。這樣，堯、舜在傳統文化中，便成為理想的聖王明君了。
《堯典》以及其他有關文獻所記載的舜是一個出身民間的人才的典型。他以賢德孝行著稱，得到帝堯的選拔，通過危難政事等等考驗，成為堯的重要輔佐。最後，堯不但把兩個女兒嫁給舜，還讓他做了帝位的繼承人，完成了名垂後世的“禅讓”。這些事迹，顯然與儒家将道德倫理和政治相結合的理想一緻。許多古書對堯、舜的傳說作了發揮。近年發現的戰國時期佚書竹簡，也不乏這方面的内容。例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竹簡《容成氏》，不僅以很多的文句鋪陳堯、舜的事迹，甚至說自遠古容成氏以來，其有天下“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堯能讓賢，“萬邦之君皆以其邦讓于賢者”，把堯、舜禅讓無限誇大了。
怎樣看待堯、舜以及禹這一類古史傳說，在史學界曆來有争論。晚清以下疑古思潮的學者主張堯、舜、禹都是神話，系後人所僞托。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如王國維便說：“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态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處理也。”(《古史新證》，第2頁)他專門提出青銅器銘文中關于禹的記載，作為證明，但沒能列舉關于堯、舜的較早材料，所舉青銅器也較晚，是春秋中晚期的。2002年，發現了一件中期的青銅器遂公須，其銘文講到禹的治水，文句同于《尚書·禹貢》和《禹貢》的序，與《臯陶谟》（包括今本《益稷》）也很近似。看這些文獻，可知治水一事和堯、舜是分不開的。古史傳說在這裡得到一定程度的證明。
還是王國維先生說得好：“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差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古史新證》第1頁)古史傳說是古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像後代史料那樣直接引據，也不應因混有神話而全盤抹殺。
考古研究已經使我們窺見傳說中堯、舜時代社會、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報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間，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與堯、舜傳說的時代大緻相當。陶寺發現了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結構複雜的建築基礎，有規模頗大的貴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銅器及陶制的禮樂器等，還出現了文字。最近發掘的一處特殊建築基址，有學者推測與“觀象授時”可能有關，而後者正是《堯典》的一項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獻中“堯都平陽”正好接近。由此看來，認為傳說中堯、舜時代文明業已初步建立，是妥當的。
總之，九嶷山舜廟之是以源遠流長，并非偶然。這一方面反映了大陸曆史的綿延悠久，後世對先代的仰溯追憶，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傳統文化關于盛時治世的期待和理想。希望玉琯岩遺址的進一步發掘研究，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啟示。
(作者李學勤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8月20日第八版登載
《光明日報》2005年8月17日第十一版登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