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國家在國家規模、經濟發展水準、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與不同大國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些特性為智庫影響決策者提供了諸多“切入點”。近年來，中東歐國家智庫在各國政府内外決策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經濟轉型、國家治理等難題為一體化程序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為歐洲乃至全球的學者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這些案例不僅包括中東歐國家内部的問題，也有其他政策問題，例如北約和俄羅斯的緊張關系、歐盟“東擴”帶來的治理危機、經貿往來以及轉型中的沖突等對這些國家發展選擇的影響。要認識中東歐這一複雜區域，則有必要對其智庫發展概況，包括研究重點、發揮的作用、面臨的困境及解決方案等加深了解。由于對“中東歐國家”有多重範圍定義，本文關注的是大陸外交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中涵蓋的16個中東歐國家。
智庫體系呈現地區特色
2004年，随着大批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中東歐國家的智庫數量和種類大幅增加。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釋出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中東歐國家共有558家智庫，占歐洲國家智庫數量的三成。中東歐國家間智庫數量分布并不均衡。其中數量較多的如波蘭72家、羅馬尼亞58家、匈牙利54家、保加利亞47家、塞爾維亞34家等，而在波羅的海旁邊的拉脫維亞（16家）、愛沙尼亞（16家）以及西巴爾幹地區的黑山（12家）等則數量較少。從智庫排名來看，綜合實力排名位于世界前100名的智庫中，中東歐國家的智庫相對較少。
縱觀中東歐國家智庫的發展曆史，一個特别明顯的現象就是這些國家智庫興起的時間與歐盟一體化程序高度吻合。從成立時間來看，中東歐國家智庫很多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又以21世紀初最為集中，與歐盟在20世紀末開啟“東擴”的曆史程序相吻合。以波蘭為例，波蘭的智庫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隻有不足10家，到2000年僅十年間就增至35家。由此可見，在重大調整時期，社會變革對智庫提出了巨大需求。從研究重點來看，現今中東歐國家大多數智庫研究焦點主要圍繞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及對外關系領域。
中東歐國家的智庫體系仍在不斷發展中，有着如下幾項突出特點。首先，由于有着超國家的歐盟主導歐洲地區層面的公共事務，是以與美國智庫經由“旋轉門”機制和國會聽證會制度直接影響和塑造最高層決策不同，中東歐國家智庫的“旋轉門”機制是一種雙層（歐盟地區層面和歐洲國家國内層面）流動結構，影響着這些國家政策的制定。其次，中東歐國家不少智庫具有明顯的黨派和官方色彩，且一些智庫出現了向壓力集團或遊說集團方向發展的趨勢。由于超國家的歐盟與各主權國家并存，是以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工會社團、行業協會及各種類型的政見社團、利益集團和遊說集團往往跨越國家，組建起超國界的聯合體系。這種聯合體系往往會集中資源，自行組建或資助特定智庫。在此背景下，中東歐國家一些智庫的研究議題與研究出發點也帶有較為明顯的傾向性。受智庫發展曆史較短等因素影響，中東歐國家智庫接受政府資助的程度較高，或者說政府資助是這些智庫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一些中東歐國家智庫并不避諱與政府或政黨的密切關系，依附于政府或某個政黨就成為現實選擇，并且形成了獨特的政黨—智庫共進退機制。
亟須提升專業性
中東歐國家智庫的發展道路上也面臨着很多的挑戰與問題。目前，許多中東歐國家智庫仍然面臨與資金雄厚的西歐或歐盟智庫的同行競争、缺少能夠促進國際合作的外語人才、缺乏國内捐助者、政府和大學附屬智庫抱有政治偏見以及人才流失等一系列挑戰，問題重重。
首先是智庫的獨立性問題。中東歐國家智庫受外部資助的現象較為普遍，導緻智庫缺乏研究議題設定的獨立性。例如，一些美國智庫群組織開始以各自的方式踏足中東歐地區，比如馬歇爾基金會（Marshall Foundation）、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等都在中東歐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但上述智庫分支機構更多是從本國的外交和對外經濟利益出發，關注對象國國情或其外交政策等，而非符合智庫所在國的利益。
此外，許多專門研究外交政策的智庫與政府的外事部門有着密切合作，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國家利益。如愛沙尼亞的國際國防與安全中心（ICDS），其所有董事會成員都隸屬于政府機構。同時，愛沙尼亞的大多數智庫在立場上有明确的親歐盟意識，因為它們的存在主要是為了促進與歐盟的合作和推行其政治價值觀。同時，一些智庫強烈主張北約利益并旨在加強愛沙尼亞在北約中的作用。但由于政局不穩定，政府的更疊會帶來優先關注點的不斷變化，這也限制了智庫影響力的發揮和研究的延續性。
其次是經費問題。自從歐盟推行了歐洲透明度倡議（European Transparency Initiative），在此倡議下，中東歐國家智庫被要求公開預算經費與經費來源。是以，智庫一方面想保持政策分析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又想保證贊助商對它們的資助，為了這兩方面的平衡，智庫面臨着越來越多的挑戰。如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智庫研究往往因資金削減而受到限制。加之受疫情影響，預算來源不夠穩定。與此同時，智庫的産品生産需要一定成本，但是其産品卻并不一定能夠帶來較大的利潤且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本國政府或企業的支援很難完全滿足智庫營運的需求。
再次是缺乏創新。中東歐國家智庫的研究主題經常會脫離實際，并且相對滞後。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智庫的人員組成比較單一。由于“旋轉門”機制，國際一流智庫通常由來自不同部門的人員構成，除了研究人員，還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領袖等。中東歐國家的智庫很難做到将多部門人員組合到一起，不利于協同創新。
最後是缺乏全球視角。中東歐國家智庫往往從國家的角度讨論問題，而缺少從歐洲或全球的視角來讨論。尤其是在歐盟複雜的決策環境中，決策者面臨的問題往往是跨國性的，智庫隻有從全球視角出發才能解釋清楚複雜的環境，進而為決策者做出恰當決策提供支援。此外，在後疫情時代，歐洲經濟的不景氣催生了政治領域的民粹主義潮流。民粹主義政治家傾向于削弱專家的作用和基于證據的事實，反對精英和專家的立場影響了智庫的有效運作，一方面剝離了智庫與社會的聯系，另一方面疏遠了智庫與政府的關系。在遍布虛假資訊的時代，智庫受到民粹主義這種反精英立場的負面影響，很難提供有效、專業的意見。政治家對專家和智庫的批評也會在社會上進一步營造反精英的氛圍，間接加速虛假資訊的傳播。
總體而言，在歐盟與成員國多層治理的架構下，中東歐國家智庫面臨的利益關系要更為複雜，應對現實問題的解決能力還十分不足，提升專業性是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
（本文系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中東歐反建制主義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影響研究”（2020E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西安外國語大學波蘭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顧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