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書名氣甚大，史上被過多談論，但論者往往語焉不詳，所論也不無訛誤或自相沖突處，以至讀者始終不甚了了——《藏書票之話》就是這樣的書。此書問世九十三年來，因造價高、印數少，存量原本就極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書箧，即使偶有在古書店或拍賣會等場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價奇昂，殊難與一般文人書客結緣，幾成一部湮滅于世紀煙塵中的奇書。
作者藏《藏書票之話》日文初版本（文藝市場社1929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譯，七樓書店·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據台灣地區學者吳興文先生在《我的藏書票之旅》中記述，九十年代初，他首次來京，去東總布胡同拜訪出版界大佬範用先生：
他為我展示葉靈鳳收藏的藏書票書刊。當時我曾和他約定，等他請人把齋藤昌三著《藏書票之話》翻譯完成，并把送去裝修的墨綠色羊皮裝初版本取回，我就為他找人出版。（吳興文《我的藏書票之旅》，三聯書店2001年8月初版，267頁）
由此可見，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峽兩岸的出版人便有把這部書譯介到華語世界的打算。其間種種蹭蹬，秘辛鮮為人知。直到2021年8月，《藏書票之話》終于被迻譯成中文，由中圖網·七樓書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總算揭開了蒙在這部奇書上的神秘面紗，了卻國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願。
《我的藏書票之旅》，吳興文著，三聯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廣告語，如“日本藏書票鼻祖齋藤昌三力作”“東方藏書票的聖經”“亞洲藏書票研究的開山之作”，及“藏書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沒有收藏此書，或寫一篇關于此書的長文，便是極大的‘與身份不符’”等，除了連續五個驚歎号顯得用力過猛、“鼻祖”說略嫌證據不足之外，應該說大緻是靠譜的，這部書确實當得起那些名頭，有些其實就是當初日文版刊行時的宣傳語或業界評價。譯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譯家，以譯文曉暢而著稱。可饒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擺着的事實：
此書作為“藏書票聖經”，文字隻是内容之一，藏書票及其呈現的方式和作為文圖媒介的書本身的實體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這個面向來說，中文版之遜于原版，真不可以道裡計。打個未必恰當的比方，如果說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畫，中文版基本上隻是一幀速寫草圖而已。單就開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裝，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導緻内頁畫幅過于袖珍，加上用紙一般、印刷品質不高，原書所呈現的藏書票之美被折損是一個不争的事實。筆者曆來主張，對域外書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評的珍本佳構，要麼别染指，若要引進則宜貫徹“拿來主義”，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則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書票之話》初版本編号頁（No.431）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書票原拓貼付頁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書票原拓貼付頁之二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文世界對這本“聖經”的閱讀，幾乎可以寫一本《〈藏書票之話〉受容史》。範公回憶他的藏書票啟蒙時說：
我之知道藏書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學期刊讀到一篇題為《藏書票與藏書印》的文章，可能是葉靈鳳寫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後，随時留意有關藏書票的介紹，至今興趣不減。（範用《書香處處》，294頁）
葉文啟蒙了範用，而葉靈鳳自己的藏書票啟蒙，則源于齋藤昌三。确切地說，是齋藤和一本叫做《版藝術》的東洋版畫雜志，“時常見到日本版畫家所設計的藏書票”。正是那本雜志上的書籍廣告，讓葉靈鳳知道了“以研究藏書票著名的齋藤昌三寫過一部《藏書票之話》，便寫信向他去購買”：
他回了信，并且贈了幾枚他自己的藏書票給我，又告訴我日本有一個愛好藏書票者的組織，像搜集郵票一樣，可以彼此交換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書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換到一批别人的藏書票回來。我依照他的話做了，果然換到了不少日本藏書家的藏書票。後來他們又将我的藏書票在會員的刊物上介紹，說我是他們所知道的“在中國唯一的一個熱衷于藏書票搜集的藏書家”。（葉靈鳳《藏書票與我》，載香港《新晚報》1962年9月13日）
據陳子善先生考證，葉靈鳳與齋藤昌三通信應該是1932到1933年之間，“交換藏書票，承齋藤昌三饋贈《藏書票之話》初版本和《紙魚繁昌記》各一冊，葉靈鳳則回報以葉德輝的名作《書林清話》和《書林餘話》，從此開始了兩人十多年雖不密切卻很動人的神交”。葉文中提到的“愛好藏書票的組織”，應該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書票協會，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紹、輸出日本藏書票，同時引進海外的藏書票，以促進藏書票文化的發展。而在那之前，齋藤昌三還與豐仲清共同主持過另一個藏書票同好組織日本藏票會，從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東京和大阪做過五回藏書票展覽會，刊行了五種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書票展覽會原本也計劃舉行，但在籌備階段，因齋藤、豐仲二人不睦，無果而終。
1933年12月，葉靈鳳在《現代》第四卷第二期上發表的長文《藏書票之話》，在中國藏書票史上是公認的權威文字，頗具啟蒙之功。據陳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題借用了齋藤昌三的書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齋藤昌三《藏書票之話》的影響”：
葉靈鳳此文分所謂藏書票、藏書票小史、藏書票的制作和餘話四個部分，第二部分藏書票小史借鑒《藏書票之話》尤多，關于日本藏書票發展史更幾乎是一字不落地照錄。是以，如果說中國的藏書票研究從起步之時就受到日本這部藏書票“聖經”的啟發，恐不為過。
另一個齋藤昌三的擁趸是魯迅。他生前對齋藤的編著幾乎是一網打盡，直到去世前一個月，還入藏了齋藤昌三新出版的書話集《紙魚供養》。那部由書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書話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裝版，據陳子善先生調查，魯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題外話。就《藏書票之話》而言，先于葉靈鳳，魯迅應該是更早的購讀者。《魯迅日記》1930年6月13日記載：“夜往内山書店買《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過，魯藏《藏書票之話》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無編号，現存于北京魯迅博物館。
周作人應該也很早就被齋藤昌三圈粉。據學者周運在《知堂藏書聚散考》中對現存于國圖外文書庫中的周作人舊藏的發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種齋藤昌三的編著，如“1930年7月14日購買過該作者的《變态崇拜史》”，還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東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1924]一月。扉頁朱文方印：周作人）一書，并在《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中引用過其内容。“1933年11月6日在東亞公司購有齋藤昌三編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東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1932]十一月），此書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藏書票之話》作者、少雨叟齋藤昌三與文鳥（攝于1953年4月25日）
而與魯藏《藏書票之話》同樣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過一本：
357. 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東京：書物展望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扉頁朱文方印：苦雨齋藏書印，羊皮書脊，書脊破損嚴重，黃色紙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書店Tokyo神田店 本鄉店。（周運《乘雁集》，上海文藝出版社“六合叢書”，2021年11月版，550頁）
六合叢書·《乘雁集》，周運著，上海文藝社2021年11月版
那本書顯然是購于玉英堂書店。周應該是那家店的老主顧，《知堂藏書聚散考》中頗不乏購自那家店的記錄。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書街核心中的核心。作為一家專營文藝珍本的古書店，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本鄉創立，神保町店開業于大正十五年（1926），現任店主齋藤孝夫是傳奇的“神保町古書鑒定第一人”、已故弘文莊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過，知堂所藏《藏書票之話》，到底是本人所購還是受贈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時間，據止庵先生代為查證未公開的周作人日記，給我的回複是：
1941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書一冊。”後列“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書的确切時間，根據北平圖書館複原後第一次館務會議讨論“接收各漢奸書籍案”的決議精神，“知堂藏書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驗無誤後即移交北平圖書館保管了”（周運語）。自此，這本“聖經”從大陸的傳媒視野中徹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個世紀後的事。本文開頭說到九十年代初，吳興文先生在北京拜會範公後，約定由範公“請人把齋藤昌三著作《藏書票之話》翻譯完成”，吳先生答應“為他找人出版”。彼時，範公已經把手中的“墨綠色羊皮裝初版本”“送去裝修”，而那本“裝修”過的初版本，應該就是三十年代初，葉靈鳳受贈于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後輾轉流入範公之手，“現已入藏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陳子善語）。
在北京見過範公之後，吳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過香港時，我一時心急，先向黃俊東借來該書的修訂版（背革裝，内容和初版本一樣，但多了一款藏書票）”。在此需補叙一下，誰是黃俊東？陳子善先生在《藏書票之話》中文版的序文中寫道：
香港書話家黃俊東，也是一位藏書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專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内實先生的美意，黃俊東得到了一部《藏書票之話》初版本，如獲至寶，曾撰《藏書票之話》一文記其事。……雖僅千餘言，卻是中國第一篇專門介紹《藏書票之話》的文字。
不料，吳先生從黃俊東處借來的書，卻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計程車上，“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懷，終于在1997年初買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還給書主”。後吳先生對我說，他其實一下子購入兩本，一本還給書主，一本自己留用。陳子善先生說黃俊東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誤，應以吳先生自己的話為準，即“背革裝”（真皮書脊）的“修訂版”，與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樣，無編号。
這基本就是這本“聖經”自出版後，到九十年代末為止大約七十年間，在華國文化圈大緻的接受情況。從見諸出版物和媒體的資料來看，從二周到黃俊東、吳興文，所藏均為“修訂版”，隻有葉靈鳳、範用保有初版本，且為同一本書。那麼問題來了：《藏書票之話》究竟是怎樣的一部書，初版本與修訂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齋藤昌三寫道：
《藏書票之話》這本書的出版反複被提及，卻總是空喊口号未有進展，前前後後已有五個年頭。當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難以求全的心理準備。溫顧書房的坂本負責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隻待印刷，最終卻因市場關系再度擱置。慚愧的是，速遞過來的德富蘇峰先生的題字、小島烏水及斯塔爾的序文都擱置了一年半有餘。後來又出現了令人困擾的藏票原圖遺失、印刷樣本模糊的問題。煞費苦心的出版構想，包括許多迄今未能介紹到日本的珍貴文獻。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熱心地表示關切。我看他對出版工作有熱情且充滿敬意，索性就将這個選題全部交給了他。
文字不長，透露的資訊卻相當濃密。首先我們知道，該出版計劃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開始運作，可謂命途多舛。文中提到兩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牽出了一段現代出版史上的逸話。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處漏譯，對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響。原文是說：起初，溫故書店的坂本“抱着虧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最後還是撂了挑子。這個出版項目有多冒險，可想而知。坂本即溫故書屋的老闆坂本笃，是《文藝市場》雜志的主要發行商，而當初說服坂本承擔這個任務的，不是别人，正是齋藤。《文藝市場》是一份傳奇的文藝雜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創刊，素以選題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稱，銷售雖然差強人意，卻屢遭“發禁”（發行禁止）處分，前途堪憂。北明本人早就上了當局出版審查的黑名單，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簽，經濟處罰不在話下，且動辄招緻缧绁之禍，有時不得不躲到“東亞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權的庇護，大膽從事“知識生産”，再把印好的成書走私回日本，頗受東洋内地秘本愛好者的尊崇，被稱為“我們的梅原”。齋藤作為核心作者之一，當然希望刊物能存續下去，遂向梅原力薦坂本這個“最靠譜的發行商”，順帶着把自個的“私貨”——藏書票選題塞給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攝于1934年8月6日
不過，客觀地說，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齋藤和豐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會，六年間辦過五次藏書票展，最好的業績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舉辦的第二回展會，入會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關東大地震，其後便每況愈下，會員數始終不過百。作為出版商，坂本擔心《藏書票之話》沒市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加上《文藝市場》雜志連遭發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編完《文藝市場》九、十月号合刊後，随刊物給全體會員讀者寄了一紙“編輯部遷移通知”，落款由北明與刊物同人佐藤紅霞、酒井潔三人聯署：
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雜志，做滿兩年，感覺連敷衍都膩了。鑒于此，我們終于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來到了“世界的淺草”、言論自由之都上海。
至此，這本滿打滿算存活兩年，共出了十九冊的文化刊物壽終正寝。不過法律上，出版社還在。在上海的租界區，北明編輯、出版了印度《愛經》（The Kamasutra），因系在滬刊行，全書無删節，無代字元（指有些需避諱的敏感詞用×、△、○等符号替代），讀起來如行雲流水，暢快淋漓。但毋庸諱言，這同樣是一本禁書。
翌年（1928）春，北明甫一回國，即遭拘捕，獲釋已是夏天。同年秋，齋藤與北明在品川車站不期而遇。齋藤在《我的壞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憶：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違的北明，當時他正把腦袋探出車窗。……他要去大矶，說當晚會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們便一直聊到我下車的茅崎站。
他說手頭的問題已基本處理就緒，換了一撥人馬，準備重新打鼓另開張。然後問我有沒有什麼合适的計劃，說如果有的話，他可以接過來，我便對他端出難産了五六年之久的《藏書票之話》的選題。對他來說，這顯然是一個賠本賺吆喝的出版項目，故打算未來兩三年内，先把手頭積壓的項目清理一過，再回過頭來做這本藏書票。不承想，剛出了六七本，就輪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諸印刷的決定之後，他強忍着三期花柳病帶來的痛苦，四處尋找優質的紙張，從一間紙店轉到下一間，好歹算湊齊了印務所需的十數種豪華紙。
《藏書票之話》初版本的“目次”後面，是限定版的編号頁（“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頁上，除了用紅色鉛筆手寫的編号之外，還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紙張的種類：共列了九種紙，多為洋紙，陳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種。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紙張是稀缺的戰略物資，實行嚴格的管控。如果沒有梅原的社會資源和能量，難以想象會有如初版本那樣的美本問世。關于這一點，隻消看一下同一時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紙即可明了。
用紙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裝之高标、上品也堪稱現象級。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規格，相當于十六開）開本，精裝函套，純小羊皮封面，手工壓回紋，書名四色燙印，天金（即上書口燙金）。内文采用雙色印刷，根據不同的紙張，分别以四種印刷工藝——活版、絲網、珂羅版和木版來呈現藏書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幀藏書票是原拓貼付：純黑的奧地利羅紗紙上，印有綠絲欄邊框，書票貼在邊框正中或略靠上處，翻閱時，有種捧讀老相冊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賣點之一。
齋藤作為“書癡”，本是對裝幀極其挑剔之人，但因為書稿托付給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個放心，稿本和圖版脫手後，就去溫泉旅館躺平了，可偏偏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邊做了該做的一切，自以為萬無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後，發覺書脊的燙金書名——拉丁文“藏書票”的拼寫錯誤：“EXLIBRIS”寫成了“EXLIBLIS”。立馬改正，餘下的部分應是正确的拼寫——“EXLIBRIS”。錯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蘇峰題寫的書名“藏書票之話”（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燙金印在條狀小羊皮上，再把燙金印條手工貼到書脊上，從外表完全看不出是“兩張皮”，即使用手觸摸，也幾乎覺不出厚度差。
發現誤植後，書脊用德富蘇峰題寫“藏書票之話”加方框的燙金小羊皮印條補救的貼付本
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處誤植。說到誤植的原因，也頗耐人尋味，可以說相當“日本”。齋藤本人通英文，還用英文出過關于藏書票的書（《日本的藏書票》，明治書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業（中退），本身就是翻譯家，按理說不該出這樣的低級錯誤。但一方面藏書票在日本落地未久，還是舶來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語的發音“R”“L”不分，聽上去都像是“li”。也許是通英語的梅原，為了規避日人發音上的問題，刻意把“R”寫成了“L”，結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當然這是筆者的揣測。
就結果而言，經過及時的補救、止損，對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響，隻是這樣一來，客觀上又多了一個版本。于是，問題就來了：《藏書票之話》的初版，到底有幾種版本？各印了多少部？這也是長久以來困擾我的問題，因為到目前為止，各種史料互相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幾何時被認為是闆上釘釘的“事實”開始松動、遊離，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對不同時代的各路說法稍加梳理會發現，人們的目光多聚焦于兩點：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編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幾個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識”，而關于後者，卻始終言人人殊，衆口紛纭。如日本書志學者樋口直人在《藏書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國小館1998年12月版）一書中寫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裝幀，其餘為赤褐色全真皮裝幀，精美絕倫。”陳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說：“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為豪華本，編号出售。”不同的說法，其實都源自齋藤本人在不同場合的記述——客觀上，“系鈴人”同時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首先，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頁上，共有四項記述，第一項“明細”載：“十二部由私人分發，四百八十八部豪華版發售”（——内譯：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陳子善先生的說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齋藤又寫道：“當然本書的閱聽人隻是少數笃志博學者，印數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級特制版，四百九十部為特制版，自然與市面上常見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語。費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應該就是指“私人分發”的版本，但數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謂“特制版”即“豪華版”，數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顯然注意到了作者的兩種說法，但究竟哪個更接近事實，他并無準譜，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筆者的推測。
學者止庵也注意到了齋藤兩處記述的自相沖突。他在《遊日記》一書中寫道：
書中著者自序（寫于一九二九年五月）關于兩種版本的數量亦是同樣說法（指超特版十部，豪華版四百九十部的說法——筆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頁則雲：“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該頁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裝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認為，同一本書中出現了不同的記述，“是乃出版過程中有所調整”。就是說超特版從當初計劃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華版則從四百九十部縮減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總印數不變，仍維持五百部。
《藏書票之話》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隻印二十部）
《藏書票之話》改版本（普及本），書屋展望社1930年版
關于這兩處記述，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關注的細節：這是兩個人的記述，而不是一個人。出現在前面的自序（時間也在前），署名是“著者”，即齋藤昌三；出現在後面（時間也靠後）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頁上的記述，署名是“裝幀并出版者”，即梅原北明。著者與出版人的記述出現于同一本書的同一版中，且内容不一緻，十分罕見。這到底意味着什麼，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說的那樣，反映了“出版過程中”的“調整”，這我也說不好。但最後是否真做了“調整”，結果如何，且容後叙。
初版本中雖然提到了兩個版本，但點到為止，并沒有對超特版的詳細介紹。關于那個神秘版本的具體情況，包括出版的緣起等，著者日後在其他場合，曾做過一個說明：
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藏書票之話》（指初版本——筆者注），實際上出過三種。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裝本，因書脊文字“EX LIBRIS”中出現了誤植，結果用日文題字貼上——此種占大多數。其次是橄榄色全揉紋皮本，出了二十部。以上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
當時我手頭的外國藏書票，有些是出版檢查時很難過關的貨色。自揣“不合時宜”，差不多有二十來枚，并沒有用于上述兩種限定版中。可攥在手裡白白葬送掉亦覺可惜，遂制作了十部增補版。增補版清一色用純白全仔牛皮裝，僅皮革材料費一冊也要八元。這算是特制版，單價二十元。印好後的書被便衣斂走一冊，著者自留第一号，流通于世者應有八冊。我可以斷言：見諸古書目錄上的所謂“特制版”，其實是上制版，而真正的特制版，實際上并未上古書目。
這篇《藏書票私言》寫于昭和八年（1933）9月16日，收錄于同年12月出版的《閑版書國巡禮記》一書中，距《藏書票之話》初版付梓已逾四年。時過境遷，連内務省便衣警察順手牽羊的事都可以公開，顯然已無甚顧慮，其所雲可信度應不低。由此，可确認三點：一是關于初版本印數，五百部的“共識”實難成立，準确的資料應該是五百一十部。二是撇開封面裝幀的差別，單就内容本身來說，初版應包括兩個版本，即“上制版”和“特制版”，或用著者自序中的表述，“特制版”和“超特版”——注意，前面的“特制版”不同于後面的“特制版”。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采用特制版和超特版的指稱。二者内容不同：相比特制版，“超特版多粘貼藏書票頁十五，印刷藏書票頁八”，除此之外，在初版本“目次”之後，多了一個“超特版特别目錄”，還“夾帶十六頁小冊”（止庵語）；價格亦不同：特制版十元，超特版二十元。
因初版本價格昂貴、印量少，加上彼時日本出版的納本制度和版本圖書館不甚完善，以及某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說的理由（如出版人梅原北明的“猥本出版狂”的名聲，及為規避針對他個人的一些特殊審查措施的風險等），九十三年來，此書一直籠罩在霧中。多數出版史、藏書票史的介紹都很籠統，淺嘗辄止，人雲亦雲，不足為信。據筆者有限的學術視野，隻有齋藤昌三的兩種傳記——《齋藤昌三：書癡的肖像》（『書癡斎藤昌三と書物展望社』，八木福次著，平凡社2006年１月初版）和《書癡齋藤昌三與書物展望社》（『斎藤昌三 書癡の肖像』，川村伸秀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對此做了一番相對比較深度的檢證，但主要依據也隻是齋藤其人的《藏書票私言》。倒是中國國内的一些藏家，不懈地關注版本研究的情況，并以自己的方式，在推動這種研究。布衣書局論壇上，有一個題為“《藏書票之話》版本小議”的文章，是我所見識過的關于初版本的最翔實論證，盡管由于時間較早（2010年5月），未能涵蓋最新資訊，也不無訛誤，但确是頗有價值的讨論。
『斎藤昌三 書癡の肖像』、川村伸秀 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
如關于超特版到底出了十部，還是十二部的問題，文章的作者玻璃電台認為，“有10部為特裝本（即超特版——筆者注），是作者自存的非賣品。另490部為發賣品”，但“這其中還有2部亦為作者留存，未發賣實為12部”。這的确不失為一種較比合理的推斷，通過這樣的推理，他把初版本中著者在自序中的表述（“十部”），與“裝幀并出版者”在“五百部限定出版”頁上的記述（“十二部”）給統一起來，似乎比止庵先生的“是乃出版過程中有所調整”一說更自然，也顯得更有說服力。陳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的表述——“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為豪華本，編号出售”——也許曾受到此貼的影響。可問題是，原貼中所謂“作者自存的非賣品”的判斷，似缺乏證據。因為，這十或十二部書，同樣也是編了号的，而且有定價（二十元），并不是“非賣品”。接下來的問題是，包括作者自存本在内，初版本到底出過幾種版本。對此，玻璃電台認為有三種：
其一，1—10号，為非賣品特裝本。這個封面是什麼樣子？國内未有人提及，但日本繼齋藤昌三之後最著名的藏書票研究家樋口直人教授在《藏書票之美》一書中提到過。這十部都是用白色豬皮作特别裝幀的。這有點類似凱爾姆斯科特出版的《喬叟作品集》了，在425部的限定本中，有48部白色豬皮的特裝本。齋藤昌三是知道這部書史名作而效仿威廉·莫裡斯，還是東西方的愛書家心有靈犀，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11—？号，為誤植本。即陳子善先生訪得的那本，赤褐色小羊皮裝幀，封面飾有彩色花葉，燙金書名，書脊燙金印“EX LIBRIS”。
其三，？+1—500号，為改換本。墨綠色小羊皮裝幀，封面壓印一圈回紋花邊及“EX LIBRIS”字樣，棕色書脊，從上至下燙金印有書名、著者和出版社。
玻璃電台的考據頗有價值，同時也有相當的代表性，故有必要做一個總體回應。第一，關于編号。他的論證仍基于初版印數是五百部的“共識”，但我認為這種“共識”本身就值得商榷。齋藤在《藏書票私言》中寫得很清楚，茶色基本款加上橄榄色的二十部，就是五百部的全部。後作為增補版，又做了十部純白本，加起來共五百一十部。至于編号，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前面兩種是No.1—500，但具體哪個在前，哪個在後，是從某個編号起變換另一種顔色，還是兩種顔色互相穿插，不得而知；純白本是單獨的編号，No.1—10。是以，玻璃電台根據不同的裝幀及數量，對各版所占的編号區域的劃分基本不成立。而且，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自相沖突之處：既然已經把超特版的十部和十二部做了“統一”（統一為十二部），為何又在“其一”中，隻劃到十（1—10号）呢？
第二，關于純白版。關于超特版的封面裝幀材料，玻璃電台在“其一”中說，“這十部都是用白色豬皮作特别裝幀的”，并在此基礎上做了一番引申。我不知道“白色豬皮”說的由來，但這顯然是一個誤解，且影響頗大。作者曾提及樋口直人在《藏書票之美》一書中對超特版的描述，可樋口隻是說“白皮裝幀”，而不是“白色豬皮”；而關于那個版本的印數，樋口說的是“十一部”，而不是“十部”。（『蔵書票の話』，國小館1998年12月版，202頁）
樋口直人《藏書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國小館1998年12月版）
第三，裝幀的種類。玻璃電台認為，五百部初版本中，包括超特版，共有三種裝幀。而據筆者考證，五百一十部初版本中，至少有五種裝幀。除超特版（十部）和墨綠色全小羊皮裝封面（即橄榄色全揉紋皮，二十部）之外，因書脊文字的誤植，便多出了三種裝幀：1、誤植版“EX LIBLIS”本；2、發現誤植後，用蘇峰題寫“藏書票之話”（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的燙金小羊皮印條補救的貼付本（用這種方式補救了大部分誤植版，但不是全部）；3、誤植改正後的“EX LIBRIS”本。還有一個細節問題是函套，套脊也分兩種：“藏書票之話”（蔵書票の話）版和無字版。而哪種函套配哪個版本的書，應是随機的，并無定規。
由此可見，初版本的裝幀種類和印數問題，真是一筆糊塗賬，我估計連齋藤自己也沒能徹底搞清，這恐怕也是多數出版史、藏書票史著作不願深究，甚至繞着走的緣由。日本書票協會編纂的《日本藏書票》（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 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會編，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一書，是日本藏書票史的權威著作，在談到《藏書票之話》時寫道：
1929年，齋藤昌三的《藏書票之話》由文藝市場社刊行。四六倍版全小羊皮封裝五百部限定本，美到不行，受此書啟蒙的藏書票作家、愛（藏書）票家可謂多矣。翌年推出改版，改為菊版（日本制本規格，相當于大三十二開）背革本（書脊羊皮裝）五百部，由書物展望社刊行。《藏書票之話》作為日本藏書票的啟蒙書，至今仍為衆多愛書者、愛票家所珍視。
基本是點到為止，語焉不詳到資訊不足的地步。不過，文中既提到了“改版”的話，倒不妨稍加展開。
『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 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會編、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
所謂“改版”，即再版。齋藤在初版的自序中，“對梅原北明先生自我犧牲般的出版熱情表示衷心感謝，并祝他身體健康”，其實并不全是客套。首先，梅原确實是帶病工作；其次，初版本的付梓，也确實是作為“赤字項目”強弩的結果。可意外的是，初版本竟賣得出奇的好，不菲的材料成本很快回收，隻差印裝工本費有待填補，但已然不是大問題。齋藤覺得既然初版如此走俏，何妨再版？便說服梅原，得蒙後者慨允。于是，昭和五年（1930）4月，改版增補本刊行。因初版時的文藝市場社已倒閉，改版本由書物展望社出版。
然而，彼時已是“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前一年，戰色愈濃，紙張作為戰略物資，實行嚴格管控。故改版已不複初版時的“任性”：十六開本變成三十二開，雙色印刷改為單色印刷，從全羊皮揉紋精裝到真皮書脊荷蘭闆精裝，從限定五百部全編号本到五百部無編号本，“無論用紙還是裝幀都不及初版本”（陳子善語）。可雖說如此，日本獨有的木版藏票選用藤浪吟莊翁刻本，且有所增補，印刷工藝更加考究、函套更富于設計感等，改版本仍可謂品位獨逸，“趣味别具”，如用齋藤自己的話說：“倘若單就木版藏票來說，改版的品質遠優于初版……是以，若是将木版内容前後兩版對調一下的話，那真是再理想不過了。”（《閑版 書國巡禮記》，154—155頁）
齋藤昌三《閑版 書國巡禮記》，平凡社·東洋文庫1998年8月版
改版本甫一推出，好評如潮，沒幾天便熱銷三百部，連上海的内山書店都來函郵購。齋藤也很仗義，作為著者，替出版人負擔了部分印裝費欠款，梅原卻再次病倒。可偏偏這個時候，又出事了：百餘部圖書在制本屋裝訂，裝好的成書暫時由制本屋代管。不承想，因隔壁失火，制本屋遭池魚之殃——救火時，代管的圖書被水泡了。這是一個事故，但火災屬于不可抗力，出版方隻好自認倒黴。可過了些日子，出版社的人偶然注意到，附近的古書店驚現《藏書票之話》，且每次上貨都有五到十部，上了不下三次。細看那些書，發覺是水漬本，損壞程度不一，但顯然都經過了修複。出版社這才意識到，是被制本屋殺了熟。後報案，牟利者雖進了局子，但也隻是被教育了一通，就給放了。為維護正版購買者的權益，齋藤以出版人的名義在《書物展望》雜志上刊登啟示，鄭重聲明古書店所廉價兜售的版本為“不正品”。如此珍本在一年之内，先後兩版幺蛾子疊出，既令人唏噓，客觀上也強化了“傳奇之書”的色彩。
出于印量、價格、地理、戰亂等原因，這本“傳奇之書”的大陸藏家極其有限。上文中說到二周生前均入手過無編号改版本，現分别藏于北京魯博和國圖。黃俊東初藏改版本被吳興文先生不慎丢失，後由吳先生從東京重購一本“完璧歸趙”，吳先生自己也入藏一部相同版本。葉靈鳳三十年代受贈于齋藤昌三、後流轉到範用先生手中的初版本，現藏于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據說那一本是“墨綠色羊皮裝”（吳興文語），如果吳先生的記述沒問題的話，那本應該就是齋藤本人所說的“橄榄色全揉紋皮本”，隻印了二十部，是初版本中相當珍貴的一冊，惜編号未詳；玻璃電台說“這種寒齋亦藏有一冊，編号463”——關于此版本，我隻知道這兩位藏家。1997年，陳子善先生入藏了一部初版本，編号113，據玻璃電台說，系“赤褐色小羊皮裝幀……書脊燙金印‘EX LIBLIS’”。據此可推斷，陳先生所藏應為齋藤所說的茶色基本款中，發現誤植後書脊題名的改正版。同樣的基本款，謝其章先生也藏有一部，系止庵先生在日本旅遊時為其代買，編号為485。筆者自己亦入藏一部茶色基本款，書脊為誤植版，後用德富蘇峰揮毫“藏書票之話”（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燙金羊皮印條手工貼付，編号為431。據止庵先生在《遊日記》中透露，2016年9月，他從本鄉森井書店購得一部白皮超特版，編号為8，是我所知此版本唯一的藏家。鑒于當初此版出爐後，著者（齋藤昌三）自留一本（1号），被便衣警察斂走一本，也許還給了出版人（梅原北明）一本，實際流通的隻有七部，其版本價值已無需多言。
九十三年來，《藏書票之話》作為經典案例，不斷被各種出版史、藏書票史和書籍裝幀史議論，但多流于泛泛而談，有價值的持論其實不多。據筆者有限的關注，陳子善先生的中文版序言（後以《藏書票，書齋長物》為題發表于《文藝報》2021年10月13日号）是最為翔實、靠譜的文字，論及此書的内容和學術價值，其在中國的被接受過程和影響，包括對齋藤昌三其人其學的介紹等方方面面，筆者受益良多，已毋需贅言。茲就陳先生論評中未涉及之處略補充一二，以使中國讀者更立體、詳盡地了解這本出版史上卓爾不群的名作：
筆者所持茶色基本款的環襯後面，有扉頁二頁。扉三頁印有齋藤昌三私人藏書票，其右頁（扉二頁的背面）有毛筆題寫的識語：“本書為藏書票文獻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本書は蔵書票文獻三部作の中、第二部に當るものである。）落款為“著者少雨叟しるす”。“しるす”（即中文的“記”）的旁邊，蓋有一方朱文印：賞雨草屋。應是少雨莊（少雨叟齋藤的書齋号）的一方閑章。因扉頁的特種紙張厚實、不反光，且本文亦系雙色印刷，識語究竟是齋藤在印後題寫的，還是印上去的，筆者暫時無從判斷。
《藏書票之話》初版本中著者題識語（扉二頁）和少雨叟私家藏書票（扉三頁）
從識語中“藏書票文獻三部作品”的話來看，齋藤似乎有一個類似三部曲的架構，準備一彈接一彈，依次推出，但其實《藏書票之話》是第一彈，也是日本藏書票史上的破天荒之作。“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雲雲顯然是指他自己寫作的順序，而非作品的出版時間。因為除了《藏書票之話》和英文本《日本的藏書票》之外，其另外兩部藏書票著作——《日本的古藏票》（日本の古蔵票）和《日本好色藏票史》的出版，已是戰後的事了：前者，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由書物展望社出版；後者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由青園莊付梓。
識語的後一頁，是碩儒、大藏書家德富蘇峰的題字：“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落款為“蘇峰陳人”，下面是兩方名章。語出自《魏書·李谧傳》，意為人若坐擁書城，何需靠做百城之官來自證？透着讀書人的文化自信，應該也是少雨叟其人的寫真。
《藏書票之話》中卷頭之德富蘇峰的題字：“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