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田
1963年6月17日，蘇聯飛行員瓦蓮京娜在經曆了71小時、200萬公裡的太空飛行後，終于打開飛船艙門，滿臉笑容的端坐在“東方-6”号飛船艙内，享受着外界的歡唿。人們奔赴湧向她，很快，她的照片傳遍全世界。
在”世界第一位女性宇航員”的光環下，大量的媒體報道使瓦蓮京娜一下子成為當時女性在社會中取得輝煌成就的公認代表。但不為人知的是，她的成功僅是因為前一名因為意外懷孕才得到的這個替補機會。
幾十年後，俄羅斯也有一位叫瓦蓮京娜的女性。15歲那年就和老公瓦西爾耶維結婚，婚後就開始不停的生育，在一輩子中共計生育了69個孩子（成活67個），成為了世界上第一位生孩子最多的女人。
一個由于偶然機會走向事業巅峰，一個生了一個又一個淪為“生育機器”，身處不同時空的兩位同名女性，最終卻都因為懷孕問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有懷孕，就有避孕。千百年來，女性與生育權的戰鬥也從未停止。《避孕藥的誕生》一書中就寫道：“男人和女人隻要一直在造孩子，他們就一直在避免生孩子。”為了避孕，古埃及人嘗試過鳄魚糞、古希臘人嘗試過打噴嚏、古波斯人嘗試過跳躍運動……從古至今，各種“魔法”大顯神通。直到現代避孕套的發明，才讓人類真正的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的數量及時間。
但站在女性的視角上看，避孕套隻是傾向于讓男性掌控生育的數量及周期，女性真正的第一次把避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還是源自于71年前雷戈裡·平克斯和約翰·羅森克蘭茲一起合成的口服避孕藥。
時代蛻變下的中國，無數的現代女性在不同的領域，掙脫傳統觀念與規則的枷鎖，追求獨立、自主和自由。
根據2021年阿裡健康釋出的《女性健康消費資料報告》顯示，近8成避孕藥由女性主動購買，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渴望擁有身體主動權。
借着三八婦女節的到來，财經無忌試圖從财經的角度來複盤這枚“小藥片”在中國的發展境遇。
一個仿佛被遺忘的細分市場
雖然避孕藥起源于西方，但中國與避孕藥同樣有着不解的淵源。甚至，由于避孕藥這一激素藥物本身的研發門檻并不高，新中國成立不久後還曾主動研制過。
1967年，僅用了四年時間，上海仁濟醫院的肖碧蓮所在的實驗室就成功研制出了兩款低劑量口服避孕藥。2年後，經過協和醫院專家們的改進，1969年初，又成功研制出了複方甲基炔諾酮，這也是中國首創的低劑量短效口服避孕藥，還通過了國家科委在北京推廣的資格。
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曾在遊曆了當時的北京後，在發給《時代》中的一篇文章中描寫過這樣的“盛況”——在北京，大約70%的生育年齡的婦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在服用避孕藥。在首都周圍的農村，一百個成年婦女中有四十個在服用避孕藥。
然而，不同于避孕藥在西方加速女性個人角色的轉變，中國的避孕藥帶有濃厚的抑制人口快速增長的色彩。在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出台後，避孕藥的地位越來越低，宮内節育器也就是常說的“子宮環”成為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的主流。
資料驗證了這一點，在北大人口研究院的一份調查中，避孕藥的使用率從1990年5%一路降至2000年的2%，避孕藥在中國人心中越來越不受歡迎。
政策改變了行業的生态。也正是在這一宏觀的背景之下，避孕藥在中國醫藥行業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幾被遺忘的市場。
據PDB資料統計，2016年大陸避孕藥零售市場為33.9億元，比2015年增長3.8%。而到了2018年，據中康CMH資料顯示，大陸系統用藥的激素類避孕藥銷售市場規模達僅剩25.8億元，出現負增長。對比來看，這兩年行業的“倒退”，恰逢大陸全面開放二孩政策，由此掀起了一股“二孩潮”，很多夫妻紛紛開始預備第二胎，市場下滑在所難免。
而據業内人士預測，受2021年5月31日實行的“三孩政策”影響，未來5年裡，中國避孕藥市場的總體規模不會出現太大變化，合理預測範圍在25億至40億區間。
除了市場的增長空間受限外，國内避孕藥市場的構成多年來也是“死氣沉沉”。
據财經無忌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内涉及到避孕藥的藥企主要有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華潤紫竹藥業有限公司、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吉瑞醫藥（中國）有限公司、廣州朗聖藥業有限公司、人福醫藥集團股份公司、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新華聯制藥廠、上海信誼藥廠有限公司等。
從當下市場占有率來看，拜耳醫藥、華潤紫竹、浙江仙琚、廣州朗聖長期占據80％的市場佔有率。其中，在整個避孕藥市場又主要分為長效避孕藥、短效避孕藥、緊急避孕藥三種，分别占據市場的4%，26.%，69.6%。是以，各家企業在避孕藥的布局上也各有側重。
短效口服避孕藥中，拜耳“一家獨大”，旗下“優思明”、“達英-35”、“欣媽富隆”分别占據女性不同層級的消費市場；在緊急避孕藥中，以華潤紫竹的“毓婷”和“金毓婷”、仙琚制藥的左炔諾孕酮腸溶膠囊、吉瑞的保仕婷、廣州朗聖的丹媚、人福藥業的“艾無憂”為代表的國産藥品占據主要市場；長效口服避孕藥僅占極小部分銷售額份額。
值得一提的是，聚焦到具體的公司層面，隻有人福藥業（600079）、仙琚制藥（002332）、上海醫藥（601607）三家登陸資本市場，且避孕藥業務都并非是主營業務。
從當下看去，中國在變，政策在變，女性的地位也在變，但為何避孕藥的尴尬處境卻似乎一直未曾改變？
到底是什麼扼殺了中國避孕藥行業？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大陸女性人口共有6.8億人，其中20-49歲女性人口占比約為49%。伴随着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不斷加大，生育的成本和單身經濟盛行。理論上來說，适齡女性人口數量衆多意味着避孕藥巨大的市場容量。
但問題也在于，避孕藥為什麼在中國始終不受歡迎？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可以從兩方面回答。
第一，從整個避孕賽道上看，避孕藥有個“勁敵”——避孕套。
過去的30年，中國育齡婦女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齡明顯推遲。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育齡婦女平均初育年齡從1990年的23.4歲提高到了2017年的26.8歲，不到30年的時間裡，平均每一位女性的初育時間推遲了超過3歲。
而過去的30年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數快速上漲的30年。根據國家教育部的相關統計，從2014年起中國女大學生的比例已超過男大學生，且數量增速連年高于男生。
從科學家、政治家、律師、醫生、創業者、運動員…….女性群體在社會角色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憑什麼避孕的負擔全壓在女性身上？”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男女平權時代已然到來。2020年七夕前後，京東大資料研究院基在釋出的成人用品報告中就提到，“學曆越高的人群，越在意伴侶的感受，也越懂得保護自己。”
這也意味着，避孕套不再僅僅是男性的專屬，女性在避孕套的使用上開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根據智研咨詢釋出的資料，中國避孕套銷量從2016年開始一直在穩定增長，2016至2019年年複合增長率為6.5%，預計2020年避孕套銷量将達到47.2億個。
更為重要的是，避孕套行業這幾年來不斷發展，整個行業已從從成長期向成熟期過渡的階段。由于技術的改進，避孕套的厚度已經大大降低。此外，避孕套生産商也開始意識到，同一種尺寸的避孕套不能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正是這些形形色色，不同形狀、不同寬度和長度的避孕套，使避孕套市場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而作為避孕的兩種主流手段之一，避孕套行業的蓬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到了避孕藥的市場，後者在擠壓中艱難生存。
第二，“是藥三分毒”，一直是中國避孕藥行業發展的艱難障礙。
科學的資料顯示，正常避孕藥的可靠性比避孕套高出了10~15倍，在國際上一直都是公認效果最好的方式。但這種“最佳選擇”在東方語境裡常常被誤解。
在日本，高達80%的女性仍然選擇了避孕套作為避孕手段，結果是日本的人流率高達8%，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高出近10倍。而在中國，這種觀念影響更廣。
拜耳-先靈藥業有限公司女性健康産品組中國市場負責人費嘉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表示：“在中國，很多女性認為，避孕藥是‘毒’，盡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認為，至少‘停藥’一年後才能懷孕，否則體内的‘毒’排不幹淨。這都說明，大陸女性在這方面接受了大量錯誤的資訊。”
不過，原因不僅要歸咎于文化因素的影響。如果我們将時針撥到上世紀70年代，當時，大陸就實行過避孕藥免費發放的政策，中國女性與避孕藥并不是毫無聽聞，也不是避若虎狼。
問題其實出現在了避孕藥的濫用上。
在媒體上，“三分鐘，輕松解決你意外懷孕的煩惱。”的廣告詞随處可見，不少女性消費者也用實際行動支援了購買了其背後的産品——緊急避孕藥，它也成了人們口中避孕藥的代名詞。但實際上，自從1967年4月，避孕藥登上《TIME》雜志封面起，這一詞語都是被習慣直接代指短效避孕藥，除了中國。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短效、長效以及緊急，均是由雌、孕激素組成的合劑，隻是雌、孕激素的類型和劑量不同。但按照對副作用排序，緊急>長效>短效。而經過幾次疊代，短效口服避孕藥已經向功能化、常态化和安全化的方向發展，但在商家的大肆渲染下，更多的女性卻選擇了對身體傷害最大的緊急避孕藥，讓整個中國避孕藥行業“誤入歧途”。
一個吊詭的現象就産發生了——在中國這個向來缺少性教育的國度裡，避孕藥的合理使用疏于引導，該推廣的被妖魔化，不該濫用的被捧上天。中國消費者對于短效避孕藥的認知和需求鴻溝，最終也讓整個避孕藥行業“止步不前”。
“那種藥片”背後的自由解放
縱觀近60年來，比起其它避孕措施，口服避孕藥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婦女的首選。
避孕藥也被認為是“影響人類曆史程序的100項重大發明之一”，是女性自主掌控生育權的鬥争曆程中留下的最寶貴成果。甚至，200名著名曆史學家一緻認為，避孕藥給近代女性帶來的影響堪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子彈、電腦和網絡對20世紀的影響。
時間追溯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婦女節育運動先驅瑪格麗特·桑格已經72歲高齡，決定最後放手一搏。她試圖改進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樣服用簡便的“神奇藥片”，真正的将避孕的主動權從男人手上轉移到女人手上。
在此之前，這位出生于紐約州科甯一戶貧窮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家庭的女性，上半輩子一直緻力于推動節孕事業，正是在她的推動下，避孕套才在天主教國家遍地開花，而她也一度是各國最被仇視的人之一。
這一次她不再是單槍匹馬，而是找到了提供資金支援的女富豪凱瑟琳·麥考米克、拮據而不得志的科學家格雷戈裡·平克斯，以及敢于挑戰教會的婦科醫生約翰·羅森克蘭茲。
在這四人共同的努力之下，1956年，平克斯和約翰·羅森克蘭茲的研究配方——異炔諾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獲得了FDA的準許，成為了第一批避孕藥，掀起了繼避孕套之後又一次避孕革命。
在避孕藥發明以前，避孕套雖然也可以阻止女性懷孕，但是否使用避孕套的權利更多掌握在男性手上。是以，仍有女性依舊忍受着不斷懷孕的結果。
而自從這一小小的藥片大規模上市後，不僅切斷了性愛與生育的必然聯系，還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觀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權。一經推出，便引發了社會震動。
一組來自2012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調查研究顯示：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口服避孕藥一度拉動女性工資增長了50%，越早服用避孕藥的女性日後能獲得越高的工資。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藥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藥的女性平均工資高出了8%。
不僅如此，女性徹底掌控了自己的身體生育的“閥門”後，可以盡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美國女性觀念大開時期的代表人物瑪麗蓮夢露更是魅力四射，惹得全球男人癡迷陶醉。
在過去幾十年裡，人類服用避孕藥的數量遠超世界上其他藥品。截止目前，全世界每天超過1億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藥。西方國家的使用比例高達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過口服避孕藥，88.9%的德國年輕女性使用過口服避孕藥。
不過，在中國口服避孕藥的使用率還不足3%。
這背後不僅僅是中國人對短效避孕藥的認知缺陷，同時也有着不少女性擁有“避孕羞恥”，将“避孕”這個話題藏在了角落裡。女性避孕依托于男性來實作，自主避孕能力的缺失，也造成了很多意外生育問題的發生。
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研究所的報告，中國每年實施約1300萬例的人工流産，并伴随着人群的低齡化和高比例的重複人流手術特點。對消費者進行科學避孕的科普教育，幫助女性消費者自主掌控人生，避孕藥的推廣迫在眉睫。
真正的男女平等是：讓男女雙方一樣，都有得選。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避孕藥的誕生是女性曆史上第一次打破性與生育的必然聯系，讓女性把握避孕的主動權，真正意義上地實作性别平權。
從戀愛由我到親密由我，從生活由我到事業由我，如今的中國女性使用者畫像是獨立的、勇敢的，她們正在逐漸擺脫男性凝視，轉而展現女性獨特的自我表達。而在這一過程中，應該有避孕藥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