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傳意水傳愁——女性話題的文學表達

付如初

青春期之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篇小說叫《荒唐人的夢》，講一個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在一個漆黑的晚上決定離開這個無所謂的世界。正當他在大街上想自殺時，一個渾身濕淋淋、穿着一雙破皮鞋的八歲小女孩拉住了他的衣袖，求求他去救救自己病得瀕死的母親。

這樣一件小事改變了他的選擇，他決定拒絕生命最終歸屬的理想之國的引誘，留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上：

“為了愛，我甘願忍受苦難。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淚隻親吻我離開的那個地球；我不願，也不肯，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複生。”

女孩兒用一個弱者最沒有力量的純真，不經意間征服了一個看破紅塵者。她自被苦難鎖住了，卻挽救了他的生命；于他，她是天使。

青春期之前的女孩，大多帶着這種超性别的天使特征。除了天真爛漫、敏感多思、柔弱細膩之外，她們和男孩沒有太大的差別。安徒生筆下六歲零三個月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和契诃夫筆下在鞋店學徒、給爺爺寫信乞求回家的九歲的萬卡，還有七八歲就開始流浪的孤兒三毛、不足十歲就在倫敦街頭讨生活的大衛·科波菲爾等等，在共同的苦難、共同的對愛和溫暖的渴求，對未來的無限向往之外，沒有性别問題帶來的根本差異。

文學作品中，處于這個年齡段的女孩大多出現在童話：七歲夢遊仙境的愛麗絲，七歲美貌就超過王後、為自己招來滅頂之災的白雪公主，六歲的小紅帽等等，她們的美好天真不是因為性别而是因為年齡，天賜的美盡管已經開始受到世事險惡的威脅，但她們的成長曆險中還沒有更為複雜的問題。單純，是這個階段的她們和描寫她們的文學作品共有的特征。讓人忍不住希望，世上所有的故事都能停留在善必勝、惡必懲的童話裡。仙境的險惡、王後的嫉妒和大灰狼的兇殘，與那些擊穿人倫底線的野蠻力量相比，似乎都顯得更可了解、更可預見，也更可防範。

小女孩變成女孩，分水嶺應該是青春期。随着身體的變化，女孩更耀眼的美麗被喚醒，更鮮明的性别特征被激活，或叛逆或馴順的性格也開始形成，尤其是，複雜微妙的女性心理特征也開始日益強化。在這個過渡階段，很多女孩都從一本叫《小婦人》的書中受益。

美國南北戰争的時代背景下，家住新英格蘭新區的馬奇一家，日子過得苦不堪言。爸爸在前線，馬奇太太四處打工照顧四個女兒。她們急于擺脫貧窮，但并不為此扭曲心靈，因為她們的媽媽積極樂觀。當更多關于女性的話題不斷集中于原生家庭的時候，美國作家奧爾科特這部經典作品能夠提供積極的啟示。

書中的四個女兒都有十幾歲了，她們的自尊自強已經帶上了鮮明的性别色彩。其中最惹人喜愛、略顯潑辣的喬就驕傲地宣稱：“女人有雄心、才華和美麗。我讨厭人們說：對她們來說有愛就夠了。”

而深受這本書影響，近些年在世界範圍内影響廣泛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還有《成年人的謊言生活》，秉持的也是這樣的潑辣女孩立場。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精準捕捉底層青春那飽滿的生命力中蘊藏的創造力和破壞力，借以幫助女孩穿過歧路叢生的生活荊棘和生理迷霧，找到一條向前的路。

在愛和婚姻帶來的苦悶出現之前，生活之苦早已為女孩成長奠定了一個普遍的底色。而當青春期來臨，成長的煩惱越來越多，關于女性的話題就會變得更複雜，相關的文學書寫也變得更為斑駁瑰麗。

青春期的她們

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寫青春期的作品浩如煙海。仿佛長在原野上的玫瑰，也仿佛不斷鳴啼的夜莺，關于人生這最美好階段的芳香總是最動人心魄。美好的身體，不識愁滋味的昂揚，八九點鐘太陽般的希望，與情窦初開，與相思滾燙，與“我是我自己的，誰也不能幹涉”的理直氣壯融合在一起，總是能讓人升騰起蜜糖一般的甜蜜、且由它放馬奔騰的快意。盡情揮霍，不管是時間還是情緒，不管是好感還是愛戀，都是青春期應該有的樣子。

薩岡《你好，憂愁》裡十七歲的青春，叛逆、邪惡，充滿對自我和所有既定一切的破壞欲；杜拉斯《情人》裡十五歲半的白人女孩，在炎熱嘈雜的湄公河畔與來自中國撫順的男人的放縱，對母親、對兄弟刻骨的叛逆；《紅樓夢》裡十六歲就逝去的林黛玉的敏感多思、俏皮刁鑽，還有那一番春日葬花的深情與無奈；《少年維特之煩惱》中讓維特為之心醉神迷，乃至于自殺以示深情的19歲的綠蒂……青春逼人的女孩兒們，帶給這個世界的又何止這些！

與這些相比，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像麥田裡忽然長出來的“惡之花”，盡管作者一再宣稱這是他“最純粹的小說”，也盡情展示了自己冠蓋群雄的才華，但無可否認，這樣一本書攪動了既有的秩序，也擊穿了男女兩性書寫的文學底線。當然，跟我們在新聞中遇到的擊穿人倫底線的真實事件相比，《洛麗塔》畢竟是在瘋狂想象和魅惑語言中展開的——它是審美的，不像被鎖住、被強迫的真實，無情嘲弄所有以為進步和文明已然在身邊的自以為是，無情打破所謂中産階級安全感的階層美夢。鐵鍊拴在一個人身上，巴掌打在所有人臉上，耳光響亮。

王朔曾在2008年出版的《和我們的女兒談話》中斷言，2034年前蘇格拉底“一個肉體的屈辱死亡，給他身後千百萬具肉體鑄就了靈魂。”這斷言是不是一廂情願，如今或許可以一目了然。倒是錢鐘書在智力密集的《人·獸·鬼》中以不世出的才華想象的一個畫面，一個進化論、天演論之下的創世記，更讓人感歎：在生活和文明瞬息千變，變化多得曆史不勝載，快到預言不及說的時候，上帝被進化出來了。而男人隻是上帝在孤獨無聊中的初次嘗試，女人才是上帝最後的成功。然而，上帝很快就忙着去享受自己的成功了，也忙着嫉妒和羨慕男人和女人的結合與陪伴了，真正的難題留在了男女之間。

在成熟男性目光的打量下，十三歲的洛麗塔早熟了，帶着鮮明的性别特征，足以激發他全部的欲望。在戀童癖亨伯特·亨伯特貌似真誠的法庭忏悔中，他盡情展現了自己邪惡的忠貞與癡情。愛，以如此畸形的方式附加在洛麗塔身上，也讓她變得變幻莫測起來。她完全無辜嗎？她引誘了他嗎？《洛麗塔》就這樣與世俗倫理，與複雜人性藤蔓般糾纏在一起，給讀者抛出了很多問題，關于青春，關于愛，關于誘惑和吸引，關于忠貞與背叛，關于性别的本質，這些問題讓全世界的讀者坐立難安——很多經典作品都是讓人坐立難安的。

莎士比亞說：“瘋子、情人和詩人都是滿腦子結結實實的想象。”不幸，亨伯特同時具有這三種身份的特征。在同類題材中，這本書有一種陰險的美，獨樹一幟的詭異羅曼史散發出來的毒雲也從未消散。法律是要審判亨伯特的，道德倫理和宗教信仰也是要拷問他良心的，盡管文學上我們欣賞他。但如果亨伯特在生活中，沒有溫文儒雅的外表，沒有受過教育，尤其是還有點滴利益就可以收買的幫兇，該是什麼結果呢？這問題想想就讓人毛骨悚然。《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似乎是這種現實令人憂傷又警醒的文學回響。

寫過超級暢銷書《追風筝的人》的作家卡勒德·胡賽尼，也曾寫下關注阿富汗女性故事的小說《燦爛千陽》。小說裡，私生女瑪麗雅姆和母親被隔絕在山上，長到十五歲生日那天，她決定下山，去父親的豪宅，那裡住着他三個妻子、十幾個孩子。她從來沒下過山，除了母親、毛拉和偶爾出現的父親，她沒有接觸過任何陌生人。路上，一個趕馬車的老人讓她上車，還給她一塊兒糖。她沒有被拐走，順利到達了父親的家——謝天謝地。

當然，她有她的難題。因為她私自下山，母親吊死在樹上，她被迫遠嫁一個比她年長十幾歲的鳏夫，卻沒想到一直無法生育。在阿富汗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瑪麗雅姆的命運從十五歲開始暫停、轉軌，然後急轉直下。社會、文化、父權和男權疊加在一起的力量，塑造了她充滿悲劇意味的一生。書中這樣寫道：

“那兒是一片貧瘠的土地，沒有希望，也沒有哀傷；沒有夢想，也沒有幻滅。那兒無所謂未來。那兒的過去隻留下這個教訓：愛是使人遍體鱗傷的錯誤，而它的幫兇希望，則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無論什麼時候，若這一對劇毒的兩生花開始在那片幹涸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瑪麗雅姆就會将它們連根拔除。她把它們拔起來，還沒拿穩就趕緊将其掩埋。”

或許，一個女性掩埋希望不可怕，怕的是無數女性都不得不一起掩埋。

妻子、母親、情人、女兒：

被塑造的第二性

與青春那明媚的叛逆和憂傷相比，步入愛情和婚姻的生活瞬間變得渾濁和糾纏起來，文學對這個階段女性的描寫，出現了很多類似“娜拉出走之後會怎樣”的難題。魯迅設想的結局是堕落、回來或者餓死，由此還說出了那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然而，如此一來女性就該拒絕覺醒了嗎？顯然不是。這種覺醒有時候如娜拉一樣，被認清丈夫的品行催逼；有的時候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樣，被晚熟的自我、遲來的愛喚醒；有的時候又如包法利夫人一般，由先天的妻性、母性不足決定，由後天的盲目和自私造成的傷害逼迫；有的時候是被張愛玲紅玫瑰、白玫瑰的真相紮醒，被“小團圓”的南柯一夢驚醒；甚至有時候，是被偶然的邂逅和想要逃離既有軌道的沖動催生，比如《廊橋遺夢》和門羅的《逃離》等等。

女性在成為想要“自己的一間屋”的知識女性之前，已經有了無需教育和學習就被先天賦予的角色——生物學的角色，而這個角色與社會、婚姻制度、特定曆史文化習俗、女性的自我定位等等因素糾纏在一起，似乎總是能夠反影印證那個振聾發聩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第二性》）；也似乎能一再提醒，無視婦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自取滅亡的“閣樓上的瘋女人”，不隻是一個人物，更像是一個影子，尾随所有人，溫順善良的女人也不例外。

對中國文學而言，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随思想解放而來的女性寫作曾是文壇的熱門，也湧現出了一批女作家，她們接續“五四”個性解放的接力棒，将張愛玲、蕭紅、丁玲、冰心、楊绛等女作家的開疆拓土視為先鋒，将革命和啟蒙、戰争和孤島等特殊文化氛圍中沉澱下來的創作氣質反複打磨，結合嶄新的時代，火熱的現實，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潮。尤其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召開前後，曾掀起一股女性文學的熱潮。那時候文學探讨的話題，如今看來依然不過時。後來，女性故事日益被底層故事取代，文壇才不再集中關注女性話題了。到2020年所謂“女性主義元年”這一年，備受關注的“她力量”話題和“十大女性覺醒事件”，則更多是和新聞相伴相生，女性話題也日益變成純社會學意義的了。

如今，女性的整體處境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關于女性的話題已經集中在更加文明化、全球化的層面，然而，引發共同關注、喚起共同情感的，還是那些更切近女性身份政治和基本權益的問題——這無疑是任何時代都會讨論的女性“元問題”。

兩性從來沒有平分過世界，至今仍然如此。歌德說的：“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飛升”，依然停留在紙上烏托邦階段，詩人海涅把男性對女性的思念稱作“永恒的鄉愁”，也難免包含性别不平等的成分；而無論是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的風靡，還是喬治·艾略特《米德爾馬契》的再發現，都是女性話題經久不衰、曆史與現實不斷交叉重合的表現。

今年年初剛剛去世的作家張潔，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她被鐵凝稱為“孤俠”，被李敬澤形容為“對世界高揚着下巴，眼中有玫瑰和槍炮，卑微得如一粒塵土随時準備自我遺忘和被遺忘，注定奔跑、注定孤獨的孩子”；她也被評論稱為“狐”，被形容為“以血為墨”。

在當代文學史上，她曾用一聲響亮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為思想解放潮流做了一隻報春鳥，讓愛與婚姻與道德的問題變成了全社會熱議的話題；接着，用《祖母綠》《方舟》等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女性覺醒和女性獨立。她憑借《沉重的翅膀》《無字》成為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兩度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家；她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寫盡了母女情深、相愛相殺。文字中的她，飒、爽辣、認真、直率、執拗、我行我素；她自尊、驕傲，也自我懷疑、自我拷問。她在披肝瀝膽的寫作中寫下對情愛的深刻認知，對自我的無盡探究和無盡苛責，寫下滿含刻骨痛苦的知識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覺醒。

尤其是她三卷本的《無字》，用百萬言寫了墨荷、葉蓮子、吳為、禅月和楓丹，一家四代女人随時代、政治和各自的愛情颠沛流轉的苦痛。而其中的吳為更是身兼情人、妻子、母親和女兒四種角色身份。她投入地愛，刻骨地恨，認真地活，潇灑地瘋和死，對這一番人世曆練，她真真是做到了“骨可朽爛心難窮”（蘇東坡語）。女性如她，且苦痛且快意，且孤獨且閃耀。她是标本，是刻度，是疆界。

張潔那一代，與時代、與傳統、與人和自我的關系，主調都是以抗争為主，因為物質匮乏、精神饑渴，因為時代逼人、生活迫人，不抗争不成活；而如今的一代，不抗争了，因為我們用以判斷的資訊增多了，是以也更清醒冷靜，或者說更犬儒了；同時，絕大多數個體的自我選擇更多了，自我空間更寬廣了，于是，女性與角色之間的關系，往往以和解為主，飛蛾撲火和玉石俱焚都不屬于她們了。她們失去了要打“一個人的戰争”的那種力量感和悲壯感；她們尋找也放棄，掙紮也順從，因而更安于性别派定的角色。

願舊世紀悲鳴，願新時代歡欣

女性主義的寫作整體式微之後，王安憶在一篇訪談中曾談到：越是自覺的女性意識，倘若缺少真理的觀照，缺少更高境界的理性自我的觀照，缺少應有的批判，就越會隐入自我的謬誤之中。這是對後來越來越卷的女性主義創作之路而言的，而廣泛意義上的女性意識，總是存在着知行合一的問題，換句話說，即便女性感覺到了自身在這個世界的價值，也需要曆史、時勢、教育的輔助，需要男性的認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犀利地直陳本質：

今日她們之中有許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們并非要求使她們的女性氣質得到彰顯：她們希望像全人類一樣，在自己身上超越性壓倒内在性；她們希望最終能給予她們抽象的權利和具體的可能性，沒有這兩者的結合，自由隻是一種欺騙。

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現在更多的知識女性，骨子裡都少了些驚世駭俗和快意恩仇，她們不想極端了，不想對立了，她們妥協了，也更中規中矩了。這是不是如莫言慨歎的“種的退化”我不知道，但蓬勃的女性意識和女性生命力的确已不太常見，很多女性寫作已經徹底彙入底層寫作和曆史寫作的洪流裡了。即便以女性話題為主的，對女性主義的認識也變得更為溫和内斂了。

邵麗的《金枝》是新近出版的女性寫作中比較惹眼的。她從女性的視角寫家族史，寫曆史對人的作弄，寫文化沉珂對女性的綁架和折磨，也寫割不斷的血緣與聚不攏的文化差異和階層差異之間，血肉模糊的絞殺和疼惜，寫階層流動欲望下的女性野心和蓬勃的生命力，更寫和解、原諒和體恤。整本《金枝》帶着一種濃厚的中國家族文化氣質，新舊時代，新舊觀念，新舊階層，在這樣一部不長的小說裡産生了特别的張力，一種女性寫作者和女性意識主導下的文化張力。

《藏地白皮書》的作者傅真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斑馬》，題材顯得更特殊一些，關注的是白領女性的生育問題。原想丁克的蘇昂意外懷孕，又遭遇胚胎停止發育，而且竟然連續發生了幾次，這就激起了她本能中的“好勝心”——打算丁克是“非不能也，不為也”，如今居然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不能”。各種權衡比較之下，她來到曼谷嘗試試管嬰兒，由此開始了一場奇異的人生之旅。

在這個陽光從不肯示弱的城市，有一群不肯向命運示弱的女人；在這個宗教和世俗毫無界限的城市，有無數既虔誠又渎神的故事；在這個充滿了母性般包容力的城市，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也點綴着深情浪子的誘惑和犯罪者的冒險……生命被孕育的曆程千難萬險，在這個過程中，女性需要面對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命運，而是生理命運——在生育難題面前，所有現代文化和文明都失效了，隻剩下了古老的、赤裸的本能，她們于是徘徊在反抗和順從、逃離和歸順的邊緣，靠生理的蠻勇和對愛的呼應慢慢抵達生命的本質。至于斑馬之謎，則包含着宗教庇佑、安全守護，還有語言、文化本身的可意會不可言傳……

寫作和生活一樣，似乎人類目前可見的文明結果就是淑女紳士，就是溫和地限制自己的欲望，小心地在既有的軌道上保持歲月靜好，一如《斑馬》中的蘇昂。盡管現實中，其實我們距離這一切無限近又無比遠——即便勉強戴上中産階級的面具，無害而自求多福地與社會同行，與日新月異的世界攜手同行，還是難免突然撞見中世紀般的現實一角，驚呼居然還有與自己同時空的女性在承受這樣的命運！

每當遇到這讓人觸目驚心又寝食難安的時刻，我們總是習慣于樂觀地想象馬克思給無産者的鼓勵：面對舊世界，革命者都要一往無前，因為無産階級失去的隻是鎖鍊；而一切舊的毀壞和新的創造，往往都在這樣的時刻産生。同時，作為女性，也總是會想起，在思想者和革命者之外，馬克思還是一個深情的丈夫，他和燕妮的婚姻被譽為“舉世無雙的結合”。他把冷靜和理性留給了探讨婚姻本質的學術著作，而把浪漫和柔情融進了寫給燕妮的詩與信中，字字句句都飽蘸着磅礴激情。尤其是那句“願舊世紀悲鳴，願新時代歡欣”，讀起來都能像“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一般激動人心：

盡管書頁數不盡，

我也能讓你的名字把千千萬萬卷書籍填滿，

讓你的名字在裡面燃起思想的火焰，

讓戰鬥意志和事業的噴泉一同噴濺，

讓現實生活永恒的持久的真理揭曉，

讓整個詩的世界在人類曆史上出現，

那時，願舊世紀悲鳴，願新時代歡欣。

讓宇宙啊，億萬斯年永遠光芒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