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昊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8—13世紀東北與内亞草原政治文化的關聯關系、遼金民族史。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首次在微信公衆平台釋出。
摘 要：俄國哈卡斯共和國Л.Р.克孜拉索夫哈卡斯民族方志博物館6640/1-5号藏品是唐鹹通七年授予黠戛斯玉冊殘簡，其文字元合唐對漠北汗國冊書的一般書儀，能夠印證9世紀中葉唐對黠戛斯的一次冊封活動。本文探讨了唐與黠戛斯在會昌與鹹通兩個時期交通的曆史背景，認為雙方經曆了從會昌宗盟之誼到鹹通君臣關系的轉變。黠戛斯汗國自會昌末持續衰落，促使其先後尋求與唐朝、契丹—遼朝尋求支援，以抵禦日漸壯大的西回鹘勢力。這應是鹹通年間黠戛斯尋求對唐稱臣的主要原因。6640/1-5号藏品隻能印證鹹通以後唐與黠戛斯的君臣關系，不能證明唐與黠戛斯關系整體面貌。
關鍵詞：黠戛斯玉冊；宗盟關系；君臣關系
圖1 哈卡斯博物館内景（孫昊 攝）
圖2 6640/1-5号玉冊殘簡（枡本哲攝，引自枡本哲《南シベリアアバカン近郊発見の玉冊片について》，《大阪府藏文化財協會研究紀要》3，1995年）
20世紀俄國哈卡斯共和國首府阿巴坎南部拉伊科沃村（Райково）村民在農田勞作中曾經發現5片漢字大理石條形殘片，入藏Л.Р.克孜拉索夫哈卡斯民族方志博物館，編号6640/1-5（圖2）。日本學者枡本哲在20世紀90年代至阿巴坎訪古，曾對該藏品進行拓片、研究，引起俄國學界的關注。中國方面，劉鳳翥曾在2009年通路阿巴坎博物館期間，對6640号（文中做6440号）藏品進行拓片，并向國内介紹，引起中國北方民族史學者的注意。從他們公布的圖版與介紹來看，6640/1-5号藏品刻有鮮明的時間标志“唐鹹通七年”，每片長27.7-27.8厘米，寬2.7-2.8厘米左右，厚約1厘米，每片天頭與地角1.1厘米處各有直徑為4.5毫米的穿孔，屬于玉冊殘簡。6640/1-5号藏品的發現地位于葉尼塞河上遊支流阿巴坎河，是古代黠戛斯汗國政治中心所在地區。
目前國内外學界多傾向于肯定6640/1-5号藏品的曆史價值，但對其用途與曆史性質的解讀有很大不同。枡本哲一直堅持認為該藏品屬于唐代經營北疆中原重臣（可能是皇室成員）的哀冊殘簡，其觀點在俄國引起廣泛重視，亦頗有争議。一部分俄國學者傾向于認為這是唐朝皇帝866年在黠戛斯可汗去世時贈予的哀冊，以表達其最高敬意。以劉鳳翥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則認為這就是唐鹹通七年封冊黠戛斯可汗的玉冊殘簡。由于很長時間内，在漠北發現的唐朝玉冊實物隻有此一件，相關讨論頗有孤證之局限。就漢文記述來看，唐鹹通七年隻有“黠戛斯遣将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并未出現過唐遣使黠戛斯吊祭之記述，剛好可與6640/1-5号藏品印證。況且就目前所見考古與文獻資料來看，哀冊僅用于皇室成員之葬儀，并未見中原皇帝贈予鄰蕃首腦，所謂哀冊說尚缺乏确鑿證據。此外，21世紀以來蒙古—德國聯合考古隊在回鹘汗國首都哈喇巴拉嘎斯遺址發現了若幹數量的玉冊殘片，在遺址東南角高台水井中的出土殘片有“于天下 氣無”等字樣（圖3、圖4），可以與白居易《冊回鹘可汗加号文》“聲有聞于天下，氣無敵于荒外”互證。這些在回鹘首都遺址新發現的玉冊殘片與阿巴坎6640/1-5号藏品相參照，為唐朝對漠北回鹘、黠戛斯授予冊書提供了物證。目前在回鹘、黠戛斯汗國政治中心發現的漢字大理石殘片應是唐朝授予回鹘、黠戛斯可汗的冊書玉冊殘簡。
圖3 “于天下 氣無”殘片，13×2.8cm，引自Chrstina Franken, Hendrik Rohland, Ulambayar Erdenebat, Tumurochir Batbayar, “Karabalgasun, Mongolei, Die Ausgrabungen im Bereich der Zitadelle der alten uighurischen Hauptstadt. Die Arbeiten der Jahre 2015 bis 2017”, Elektronische Publikation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2018, 電子文檔來自https://publications.dainst.org/journals/efb/2158/6620
圖4 蒙德聯合考古隊在哈喇巴拉嘎斯發現的部分玉冊殘片。左一是回鹘可汗尊号局部“沒蜜施”（https://www.dainst.org/dai/meldungen）
一、阿巴坎6640/1-5号玉冊書儀解析
冊書屬唐“王言之制”之一種，“立後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在冊儀中将冊書文字镌刻于簡冊之上，根據儀軌等級可使用竹冊、玉冊或金冊。目前考古發現所見唐代玉冊，多使用白石制作，按其用途有陪葬（哀、谥冊）、即位、封禅、冊命等。6640/1-5号藏品以及近年發現的回鹘玉冊為我們展現了唐朝封冊鄰蕃首腦的冊命類型，其意義不僅在于傳統儀具方面，更在于為中原王朝與漠北汗國之關系提供了實物文字資料，值得進一步關注。
镌刻于玉冊之上的冊書文字按照館藏編号的排序如下（圖5）：
6640/1：總以名實成其輝光
6640/2：貢是修保爾封疆煙
6640/3：維大唐鹹通七年
6640/4：以恩信懷來無思不
6640/5：身所謂奉誠之美也
圖5 館藏編号排序 （引自枡本哲，1995年）
圖6 劉鳳翥拓片排序
本文重新排序的結果
這明顯不是正确的排列順序。由于是斷簡殘片，已無法從中獲知其冊文之全貌，日中學者對5殘簡如何排序也意見不一。枡本哲排序為“維大唐鹹通七年/以恩信懷來無思不/貢是修保爾封疆煙/總以名實成其輝光/身所謂奉誠之美也”，劉鳳翥則做“維大唐鹹通七年/貢是修保爾封疆煙/身所謂奉誠之美也/總以名實成其輝光/以恩信懷來無思不”（圖6）。筆者以為，結合唐代冊書書式的研究成果，并參照存世唐冊回鹘可汗書，以及《立黠戛斯為可汗制》，對此仍有進一步探讨的空間。
唐代冊書具有相對固定的書式，多采用四六骈文，其格式為：維年号年月日……皇帝若曰（事由）……咨爾（受冊者稱揚德澤，褒美功業）……是用命爾為（官爵），文末對受冊者有誡勉之語。存世回鹘可汗冊書時代與鹹通七年唐冊封黠戛斯可汗的時代相近，文類亦同，除了在書式上符合冊書的一般規範外，這些冊書都是圍繞唐皇帝“封樹藩屏”的主題展開，其行文用語具有自身的特征。
從冊書書儀看，除以“維年号年月日，皇帝若曰”開篇外，正文之中，以“咨爾”為标志，可将之行文分作兩部分了解。第一部分即“事由”，基本上圍繞唐皇帝展開，頌揚其禦臨八方，鄰蕃向化之語，并追溯唐與受冊者的曆史關系，論證冊封其可汗尊号的必要性。篇首的稱頌之語可參見《冊新回鹘可汗文》：“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即叙。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重，罔不向化”。其稱頌之核心在于四裔向化來朝。至于“咨爾”之後的第二部分，則稱頌受冊者之德澤，褒美功業，以受冊者為中心，表彰其雄略一方，慕化中朝之德，同時申明兩國結好之義。《冊回鹘彰信可汗文》：“咨爾九姓回鹘愛登裡羅汩沒密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代濟公忠，時推英毅。剛明有守，信實不渝。總北方勁悍之師，慕中華清淨之化。克紹前訓，實懷遠圖”。其核心在于突出受冊者嚴守信義，仰慕中華，遵守前約。在最後篇尾的誡勉文字大多是要求其謹守藩禮，各守封疆之類的文字。如《冊新回鹘可汗文》篇末即稱“于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冊回鹘彰信可汗文》雲：“于戲！海内四極，惟唐舊封。天下一家，與我同軌。舉茲典冊，布于神明。爾其慎固封疆，祗守名器”。其文末誡勉語的關鍵詞是“藩中夏”、“守封疆”。
循此文例，6640/3“維大唐鹹通七年”應是冊書篇頭無疑。6640/2“貢是修保爾封疆煙”，其“貢”字前當有一“職”字，即“職貢是修，保爾封疆。煙”，其文與上述回鹘可汗冊文文末“慎固封疆”之語相類，應是冊書文末誡勉文字。6640/4“以恩信懷來無思不”，其“不”字後當有一“服”字，即“以恩信懷來，無思不服”。“懷來”之語可見《立黠戛斯為可汗制》“爰申建立之恩，用廣懷來之道”，屬唐皇帝對黠戛斯的政策方針。“無思不服”典出《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唐貞觀八年《遣使巡行天下诏》有“四荒八表，無思不服”。是以，6640/4一句是論及唐皇帝懷柔四夷之語，于上述冊書文例，當是冊書前部稱頌唐皇帝之文字。至于6640/5“身所謂奉誠之美也”，其“奉誠”也用于唐冊回鹘阿啜之可汗尊号“奉誠可汗”，《立黠戛斯為可汗制》也稱黠戛斯“萬裡歸誠”。“所謂奉誠之美也”應是對黠戛斯可汗親唐事迹的贊頌、總結之語，其排序似應在6640/4之後。至于6640/1“總以名實，成其輝光”，考其文義，應與“咨爾”之後冊授黠戛斯可汗的文字有關，用于評價冊授黠戛斯可汗之意義，即授其名實，而成就其“國之輝光”。
鹹通年間黠戛斯僅入貢唐朝三次，此後則無聞。其實這三次交通見于史載者僅有兩次，四年“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七年十二月，“黠戛斯遣将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考慮到唐封冊之程式，當先頒布冊封诏制，任命冊立使。如會昌封冊黠戛斯可汗，其程式是先由武宗于五年（845年）任命冊立使，頒布《立黠戛斯為可汗制》，并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此後冊命使團擇日攜國信、玉冊等儀具與禮物前往受冊者處進行冊禮。如大中十年唐王端章等冊立回鹘使團攜有玉冊、玺币、展禮等。有的學者認為其石料取材于當地薩彥嶺大理石，并由此推測是唐朝使團在當地制作的。這種說法似于常理不合，不得不考慮到另一種可能性，若6640/1-5号藏品制作石材的确出自本地，也有可能是此後制作的複制品。
6640/1-5藏品5片玉冊殘簡除去封冊時間之外，其餘4片的文字都具有代表封冊與受冊兩方地位、身份的書儀文字，較為明确地展現了唐朝皇帝淩駕于黠戛斯可汗之上的宗主地位。中國學者據此多認為唐與黠戛斯在會昌之後一直都是不平等的封冊關系，這與日本學者堅持的雙方關系對等的認知不同，後者論據多源于會昌年間黠戛斯——唐朝關系文書書儀的解讀。雙方所論各自皆有所據，但也有形而上的先驗之論。隻有将黠戛斯會昌與鹹通兩次“求冊命”的過程與背景進行聯系與比較，才能揭示其中的曆史本相，準确的認知6640/1-5藏品的曆史定位。
二、會昌宗盟之誼的曆史解讀
黠戛斯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葉尼塞河上遊，與唐朝的聯系受到蒙古高原—東部天山政治格局的影響，尤其是8世紀以來，黠戛斯被回鹘征服，與後者一直以葉尼塞河上遊之南的唐努烏拉山，以及阿爾泰—額爾齊斯河上遊地區為界，無法南下與唐朝交通。這種局面直到9世紀中葉發生變化，黠戛斯滅亡了回鹘汗國，兵鋒南下掃蕩蒙古高原。會昌年間曾連續三年遣使唐朝，雙方圍繞如何确定黠戛斯這一新興草原汗國的地位多次往還交涉，各有訴求，并根據彼此勢力對比的變化達成妥協。
會昌年間，黠戛斯汗國的主要訴求就是取代回鹘，自稱“登裡可汗”（Teŋgri Qaɣan），确立其草原共主“天可汗”的地位。二年（842年），其使踏布合祖聲稱“發日，纥扢斯即移就合羅川，居回鹘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無論其勢力範圍是否确實擴充至此，這種宣示更具政治意味，是要向唐朝證明其已經取代回鹘成為草原霸主。史載會昌三年（843）二月，“黠戛斯求冊命”，唐朝君臣曾為此進行讨論，武宗“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鹘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李德裕即奏稱“黠戛斯已自稱可汗”雲雲。同年六月，黠戛斯可汗遣溫仵合攜國書與唐朝交涉，唐複書稱“況登裡可汗，回鹘舊号，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鹘自制此名。今回鹘國已破亡，理當嫌避”。黠戛斯國書已不可見，但從唐君臣讨論及複書字裡行間的線索看，黠戛斯“求冊命”的内容就是要唐王朝遵循回鹘舊号，承認其“Teŋgri Qaɣan”的地位。
黠戛斯國書中要求的“回鹘舊号”及其故實，從9世紀唐授回鹘冊書中可見一斑。長慶元年《冊新回鹘可汗文》稱“咨爾九姓回鹘君登裡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迦可汗（Teŋride Külüg Bulmïš Küčlüg Bilge Qaɣan）……冊為登裡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同年因唐與新立回鹘可汗聯姻，而對其可汗采用漢名進行加冊。《冊回鹘可汗加号文》：“咨爾回鹘君登裡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号，以大誇将來。今遣使某官、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加冊為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由此可知唐與回鹘冊封故實有兩個層面。首先，唐朝會通過冊封承認回鹘本俗自立“天驕子”、“天可汗”之尊号，也即承認回鹘作為漠北草原霸主地位。這是唐對回鹘可汗采取貫通性做法。在此基礎上唐朝的冊封會在其自稱尊号“毗迦”之後加入漢式尊号。長慶元年冊封回鹘可汗，又稱“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迦崇德可汗”。按此“崇德可汗”不見于《舊唐書》《冊府元龜》，概系冊封後追加。亦有冊文之内加号者。太和七年《冊回鹘彰信可汗文》“咨爾九姓回鹘愛登裡羅汩沒密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冊為九姓回鹘愛登裡羅汩沒密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其“彰信可汗”即是直接加入冊号之内。其次，在唐與回鹘可汗和親時，亦對後者加冊漢式可汗尊号“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或彰顯其與唐皇室之親密關系。
上述是黠戛斯希望延續的回鹘故實。然而，唐朝卻希望采用其另一個側面，即通過拟制親屬确定雙方統治者之間的君臣關系。斯卡夫曾論及，唐太宗曾加号“天可汗”，成為中原與草原的共主，唐中後期以來的皇帝是以中原“天子”自稱，并未繼續以“天可汗”名義節制草原汗國。在處理與草原汗國的關系方面，更多利用拟制親屬關系明确雙方統治者的具體關系。這種方式更帶有靈活性，尤其是天寶之後，唐朝與漠北汗國的實力對比在發生變化。唐與回鹘先後經曆了乾元年間的翁婿關系，廣德年間的兄弟關系，這兩種關系不存在君臣之别，隻有尊卑之序，事實上是一種對等敵國關系。至貞元年間唐朝才利用回鹘内亂重振之際，與之建立父子加君臣的關系。
唐朝并不願意蒙古草原再出現“登裡可汗”這樣的權威，也要利用黠戛斯來制衡威脅其北疆的回鹘殘餘勢力。出于這一目的，會昌三年李德裕奏稱：“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鹘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李德裕應是強調運用回鹘故實中的君臣關系先例，要求黠戛斯向唐稱臣，以換取唐朝對黠戛斯在蒙古草原地位的認可。
很明顯，唐與黠戛斯雙方的訴求并不一緻。在回複踏布合祖來使的《與纥扢斯可汗書》中稱“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号，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懷。待趙蕃回日，别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同時，在對黠戛斯溫仵合來使回書時，唐朝提出要沿用太宗時封冊的“堅昆”進行冊封，這也應暗含要遵循早期唐與堅昆君臣關系之舊典進行冊命。這并沒有直接滿足黠戛斯方面的訴求，黠戛斯使谛德伊斯難珠攜帶國書稱“兩地遺書，彼此不會”，這不僅是蕃漢轉譯方面出現的技術問題，其深層的原因更在于雙方政治話語與目标無法協調一緻。從結果看，黠戛斯也通過這種表達方式委婉地拒絕了唐朝沿用“堅昆”舊典的提議。
對黠戛斯的态度，唐武宗要求在回書中特地強調“冊命時須令其稱藩事，須雲冊命之禮，并依回鹘故事”，這在回書文字中展現為 “冊命之禮，并依回鹘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唐王朝轉而強調“宗盟關系”，并提醒黠戛斯，需要像回鹘那樣向唐朝稱蕃禮，才能“臨長諸蕃”。會昌五年唐诏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其《立黠戛斯為可汗制》稱“黠戛斯國”，放棄了“堅昆”舊典的要求，亦未如回鹘之例，明确承認其可汗自尊之号，而是采取漢式“美号”予以冊封，強雙方“族稱宗姓”的關系。
從這一結果來看，雙方都應作出了妥協。其原因在于當時蒙古草原回鹘勢力仍然影響雙方關系。回鹘汗國雖然已經瓦解，但其殘餘部族，仍時刻威脅着黠戛斯與唐朝的聯系。實際上，黠戛斯“欲徙就合羅川，居回鹘舊國”的目标在回鹘殘部和其餘附屬部族的反抗之下并未實作。回鹘烏介可汗殘部時刻威脅進入蒙古草原腹地的黠戛斯側翼。同時，原依附于回鹘的達靼諸部開始活躍在漠北色楞河等地，與黠戛斯多處于敵對狀态。是以，在黠戛斯會昌入貢不久，唐人就聽聞“合羅川回鹘牙帳，未盡毀除”。黠戛斯谛德伊斯難珠使唐來書中稱“金石路已隔絕”，所謂“金石路”應是沿途有突厥、回鹘可汗碑銘舊迹，經過回鹘汗國政治中心，屬于漠北回鹘道的要沖。足見當時黠戛斯汗國勢力臻于極盛時，尚不具備掌控蒙古草原腹地的實力。在所謂“金石之路”斷絕的情況下，黠戛斯不再繼續糾纏可汗名實之問題，很快同意唐王朝的提議，與唐朝約定發兵共讨回鹘、黑車子室韋。
從後續的事态發展來看，黠戛斯并沒有如約東進，可能其南下兵鋒已呈強弩之末。同時前述會昌封冊因武宗駕崩而暫時擱置，唐宣宗即位之後，朝堂認為黠戛斯“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應該是看到黠戛斯已現頹勢，并未發展為令唐重視的草原大國。至于冊封一事，遷延至大中元年六月，史稱“冊黠戛斯王子為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胪卿李業入蕃冊拜”。此時黠戛斯已經完成權力更疊，唐王朝對新立可汗的封号去掉代表“族稱宗姓”的“宗”字，能表明宣宗朝放棄了武宗對黠戛斯可汗“著宗正屬籍”的政策。此後更因回鹘烏介可汗殘餘勢力瓦解，北疆危機消除，以及大中複開河西等重大事件，唐朝将關注重點轉向安西回鹘，而不再如會昌年間那樣将黠戛斯視作“敵國”禮遇了。鹹通年間對黠戛斯的封冊應該是大中以後唐對黠戛斯調整政治定位之後的政策延續，而不是繼承會昌宗盟關系的産物。
三、鹹通七年“職貢是修”的原委
唐大中初年，西遷回鹘勃興，以龐特勤為代表的西遷回鹘在安西等地建立政權。大中五年張義潮驅逐吐蕃，向唐朝廷獻河隴十一州地圖戶籍，“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複故地” 。唐因之複通河西，才從來款的回鹘處獲知安西龐特勤已于安西自稱可汗的事情。大中十年（856）底即诏冊安西回鹘可汗為“嗢祿登裡羅汩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在唐的地緣謀劃中更加重視河西通西域一線，期望仰仗西遷回鹘之勢力，是以在不了解西遷回鹘具體情況下，對各支回鹘皆持招徕态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黠戛斯在大中年間與唐聯系情況并不明朗，更能凸顯出西遷回鹘與黠戛斯在當時唐朝地緣定位中的高低差異。
從黠戛斯方面來說，由于其居地葉尼塞河上遊盆地的特殊地勢，其對外交通僅有幾個方向的通道。西境通道是從阿爾泰—額爾齊斯河西進與寄蔑（Imäk）和葛羅祿相接，即出西出額爾齊斯河進入哈薩克草原絲路，另一條南下與高昌聯系的通道是南出阿爾泰山，沿KMR’Z/K. mīz(art)（今塔爾巴哈台山南麓）南下，經Xusan/Kh.s.n前往“Chīnānjkath”（中國城，前身即唐北庭）。黠戛斯東出的通道環境比較複雜，都要在高山密林中穿梭，且多為羊腸小路，沼澤密布，這條路是與東面說蒙古語的豁裡人居地相接。其地在色楞格河一帶，這條通道并不利于大宗商品物資的流通與交換。同時，黠戛斯出額爾齊斯河，還可以沿準噶爾盆地東緣南下，進入今新疆巴裡坤草原（時有伊州），與絲綢之路主幹線相通。由于8-9世紀黠戛斯與蒙古草原回鹘、達靼等遊牧部族長期不睦，其通過蒙古草原南下的通道基本被封鎖，也就是所謂的“為回鹘所隔”。史稱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鹘剽鈔，必往葛祿，以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為二十匹，每三歲一饷黠戛斯。這裡黠戛斯與吐蕃、大食以及葛羅祿的物資、人員流通，就是利用西出阿爾泰山進入哈薩克草原的通道。
從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西出、南進的通道對黠戛斯汗國的國運具有重要意義。這也能了解為何黠戛斯南下為何要首先向西搶占安西、北庭，控制東天山向西的絲綢之路通道，而不是選擇在蒙古草原東進追擊南遷回鹘殘餘勢力了。學界一般認為黠戛斯汗國在9世紀40-50年代曾經一度控制安西，兵鋒最遠可達西天山的伊塞克湖地區，此後則因西遷回鹘的擴張而被迫收縮。黠戛斯與西遷回鹘攻守之勢逆轉，當時應在準噶爾盆地一帶呈現膠着狀态，另一方面，黠戛斯在蒙古草原的經營并不得力，也面臨草原部族的威脅，其南下亦困難重重。黠戛斯在當時面臨諸多困境的情況下，自然與唐無法正常交通。大中年間鮮有黠戛斯遣使至唐，見諸傳世文獻的記述僅有一次，是黠戛斯李兼帶攜回鹘至長安，另一次則見于《崔鐬墓志》，稱有黠戛斯稱敕使者朝貢，大約在六年至八年之間。李兼至唐的時間大緻也與黠戛斯稱敕抵達的同一時段。兩者或為同一次，也有可能是兩次時間間隔不遠的遣使活動。從李兼帶領的回鹘人熟悉安西局勢看，這兩條記述都應是黠戛斯使者在唐大中複通河西之後，西出阿爾泰山，沿準噶爾盆地東緣，經歸義軍控制的伊州進入河西前往唐朝。在這些過程中，黠戛斯也看到唐朝的影響力通過河西重新進入西域，在西遷回鹘不斷壓迫其西出通道，國勢日衰的情況下，企圖擷取唐朝的支援。
唐鹹通四年，黠戛斯遣使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來悉歸唐。其事應與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鹘[仆]固俊克西州、北庭、輪台、清鎮等城”相關。與黠戛斯勢力範圍相鄰的西州回鹘仆固俊崛起，可能給黠戛斯造成了更大的壓力，同時鹹通年間西州的混亂也給黠戛斯看到反攻的希望，才會促使黠戛斯主動向唐朝提出每年遣使請曆，以奉正朔稱臣的姿态，換取唐朝支援其反攻。唐朝仍傾向于維護回鹘，果斷回絕黠戛斯的提議，但也同意于對黠戛斯可汗進行新的封冊，确定君臣關系。至于雙方交涉的細節已不得而知。我們有幸從6640/1-5号藏品見到是年冊書之遺墨，其誡勉語稱“職貢是修，保爾封疆”，參照大中十一年唐賜安西回鹘可汗文“勉修前好，恢複故疆”，微言大義，毋需多言。
餘 論
9世紀唐與黠戛斯關系資料較為稀缺，俄藏6640/1-5号鹹通七年黠戛斯玉冊殘簡無疑為文獻記述增添了寶貴的實物證據。結合傳世文獻不難發現，鹹通年間雙方建立了以唐為中心的君臣關系。這與會昌年間黠戛斯占據主動地位，與唐建立宗盟關系的情形差距較大。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唐與黠戛斯關系的定位是随着雙方政治實力對比、消長而發生變化的，黠戛斯汗國經曆短暫驟興，之後進入了長達200多年的持續衰退狀态，直至汗國解體。是以，在驟興的巅峰狀态時“求冊命”，采取主動聯通的政策，要求唐王朝能承認其掌控草原；在四面被敵，國勢日衰的情況下“每年遣使請曆”，實則是依靠向唐朝稱臣，以制衡回鹘勢力的北擴。這一政策在唐滅亡之後轉而向契丹—遼尋求支援，抗衡已經成長為阿爾泰—東天山區域政治中心的高昌回鹘。
在涉及周邊部族、政權與中原王朝關系論述時，中外學者或傾向于封貢關系理想化解讀，強調周邊慕化來朝、歸附的主觀動機；或走向反面，強調周邊部族、政權與中原王朝關系的對等化，無論就哪種情況而言，都容易形成對文物資料解讀的固定模式。這種模式往往脫離具體的曆史邏輯與情境。從俄國藏6640/1-5号的解讀史來看，俄日中三國學者對此藏品的了解亦存在這種問題。通過本文的史事梳理，能夠看到在文獻封冊表述的背後，9世紀黠戛斯與唐王朝的關系存在明顯的變化過程，與當時歐亞東部大陸不同區塊的勢力制衡關系緊密相關。6640/1-5号藏品隻能展現其中的一個側面，且不能展現涉事雙方的曆史動機與更為複雜的背景，單就實物而言，不能證明哪一方的論斷，仍需要将其置于傳世文獻各種叙述邏輯之中，進行類比與分析，才能進一步揭示出複雜曆史變化的圖景。這也是在讨論當下古代中國與周邊部族、國家和地區關系史尤應注意的方法論問題。
筆者曾在2019年與同僚前往俄羅斯探尋黠戛斯汗國史迹，尋訪金湖玉冊，但無緣得見。歸國後得到白玉冬、古松崇志、李錦繡、何雨濛諸位師友的幫助，得以系統了解阿巴坎玉冊研究的學術史，撰成此文。在此謹緻謝意！
【注】文章原載于《春山可望：曆史考古青年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85頁到198頁。為友善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