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來
【導讀】目前中國文藝領域的改革和發展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文藝領域百花齊放，但也魚龍混雜、亂象頻出，屢屢刺痛大衆神經；另一方面，官方資料顯示，2020年全國文化産業比上年增長1.3%，占GDP比重4.43%，比上年下降0.07個百分點，這是近15年文化産業增加值增速罕見“觸底”。如何繁榮發展中國文藝事業，成為各界關心的重要問題。
本文是周恩來總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劇情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文章闡述了文藝工作的獨有特點，強調尊重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改變文藝界作風，在社會主義的大框框中開展充分的争論和批評，促進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衆服務。
周總理認為，我們是中國人，文藝總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但也不能排外，外國好的東西要加以吸收，我們民族從來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的。此外，要做好文藝工作，上司幹部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要有自我批評精神，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深入群衆，對問題要做出恰當的估計。這一切歸根到底，是為了教育幹部，要造成一種健康風氣，文藝才能得到更好發展，活動天地就可以非常廣闊。
本文節選自周恩來總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劇情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自《周恩來選集》（下卷）。值此周總理誕辰124周年，謹為紀念，亦供讀者思考。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劇情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
▍ 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問題
物質生産的某些規律，同樣适用于精神生産。搞得過了頭，精神生産也會受到損害，甚至損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講過，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趕寫稿子。當然，有些稿子也要趕，例如報紙的社論，為了适應瞬息萬變的國際鬥争形勢，必須趕寫，以便配合鬥争。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傳統，如果寫得不好，甯肯晚一天見報，也要把它改好。是以外國人常說我們發表意見晚。連國際鬥争方面都可以這樣做，國内的精神生産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搞名額、訂計劃、保證完成、一催再催，這對于精神生産者是苦惱的事。我說過，在文藝工作方面我有過一個錯誤，就是提倡大拍藝術性紀錄片。藝術性紀錄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過也不行。我們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結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濫造、浪費勞動力、占用材料的，當然也有拍得好的。
總之，要求得過多，就違背了多快好省的辯證結合。多快好省，要算總帳，算大帳，不能從每個人來提要求。比如張水華同志，你拍影片習慣于慢一點搞，應當允許慢一點，不必要求很快拍出來。又如做詩，我們的上司人中，陳毅同志喜歡寫詩，寫得很快，是多産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則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寫出來，寫得較少，而氣魄雄偉、詩意盎然。當然，陳毅同志的詩也很有詩意。我們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寫一首詩，也不必幹涉陳毅同志，叫他少寫。精神生産是不能劃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國的精神生産加在一起，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仍是豐富多彩的。國畫，像展出的江蘇國畫家《山河新貌》畫展，就是很豐富的。我不贊成說隻有江蘇的國畫好，雖然我是江蘇人。應該說全國各地都有很好的國畫。精神生産是不能限時間限數量的。要從全國作綜合的計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東西來。這方面的問題應該講清楚。過高的名額，過嚴的要求，有時反而束縛了精神産品的生産。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有退賠問題，我支援這個意見。當然，怎麼退賠還有待各部門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見是對的，你說他錯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暢，難道不應該檢讨一下嗎？又如獻稿費問題，人家本來是按照規定的标準領的稿費，但你卻規定要獻出百分之幾十，這個規定又沒有經過準許，而且，即使準許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農村，農民手裡的糧食，可以提出若幹作為公社、大隊的儲備糧，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應該按工分分給農民，這是他的勞動所得。當然，也要有不同對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時間，影響本身工作的品質而寫出的，就要有所不同。業餘時間寫作所得，就不能無償占有。據說有人說，究竟誰的稿費歸了公已經查不清了，不好退賠。這種話是上司者的話，是找出借口來不想退賠。實際上人家心裡是有數的。是以還是應當退賠，退賠多少則可以公議。又如平調了作家的房子，為什麼不應該退還給本人住呢？
文藝部門也有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問題。過去搞得多了，不合乎鞏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隊伍搞大了，事業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就應該同樣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我們要求中央文教部門搞一個規劃，提請地方同志們讨論，加以限制。據說，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願意退下來。我看還是要從實際情形出發，要差別情況，有的是群衆的愛好和自願，有的是上司的要求。群衆自己愛好，願意保留一個流動劇團，大家出股子養活一個劇團，在社隊之間巡回演出，這樣的劇團就可以保留下來。我們允許集體所有制，為什麼劇團都要全民所有呢？當然，集體所有制的劇團，應該防止舊勢力複活，不能讓班主、把頭拿高薪。劇團工作是精神勞動，應該是主要演員、藝術水準真正高的人多勞多得。要允許他們搞合作社性質的劇團，而由地方黨委和文化行政部門加以指導。這是一種，是根據群衆的需要、為群衆服務的。另外有一種，中央各部、地縣上司機關，一定要搞一個戲班子，為少數人服務，這就要幹涉，不允許保留。保留這種劇團是搞幹部特殊化。劇團主要是為群衆服務的，雖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應當有個界限。文化部門應在黨委宣傳部門指導之下訂一個規劃，脫離物質生産專搞精神生産的人不能太多。至于業餘的，群衆自己辦，又不影響生産和工作，應該允許辦。我們普及文化，主要還是靠業餘活動來實作。
總之，三年來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精神生産方面也不例外，同樣需要規劃一下。
▍ 為誰服務的問題
為誰服務是個政治标準，任何文藝都有個為誰服務的問題。毛主席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就是我們的政治标準。為工農兵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無産階級專政制度下的人民大衆服務，這隻是文藝的政治标準。政治标準不等于一切，還有藝術标準，還有個如何服務的問題。服務是用文藝去服務，要通過文藝的形式。文藝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能框起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是肯定的，至于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文藝形式至少像周揚同志報告中說的，有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舞蹈、電影、曲藝、攝影等方面，細分還不止，如戲曲中就有很多劇種。文藝為政治服務，要通過形象，通過形象思維才能把思想表現出來。無論是音樂語言，還是繪畫語言，都要通過形象、典型來表現，沒有了形象，文藝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沒有了，還談什麼為政治服務呢？智語口号不是文藝。像我今天的講話，隻能叫漫談，就不能叫藝術。既然如此，文藝要好好為人民服務，就要通過實踐，到群衆中去考驗。你這個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不是上司準許可以算數的。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衆回答，而不是由上司回答；可是目前上司決定多于群衆準許。當然，如果有政治錯誤，反社會主義，我們要發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濫，但這終究是少數。
我看到四川一個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到四川說：川劇落後。得罪了四川人。當時一位同志回答：落後不落後要由四川七千萬人去回答、去決定。我看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上海人喜愛評彈、淮劇、越劇，要你北京人去準許幹什麼？上司人可以有喜好，有人愛看戲，有人愛看畫，有人愛古董，這有什麼關系？我們看了戲說好，不一定就好，我們的話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愛好，怎能作為标準？藝術是要人民準許的。隻要人民愛好，就有價值；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就許可存在，沒有權力去禁演。藝術家要面對人民，而不是隻面對上司。這是不是主張反對上司呢？不是的。上司在政治上有權提意見，要政治挂帥，但政治挂帥主要是看它是香花還是毒草，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敏銳要放在這個方面。至于藝術方面，我們懂得很少。
我們懂得少，發言權很少，不要過多幹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上司的人，希望你們幹涉少些，當然不是要你們不負責任。第一，要負責任；第二，要幹涉少些。負責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義。但是一定要區厘清楚，不要把什麼都說成是修正主義。有人問我：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娛樂作用是不是統一的？是辯證的統一。群衆看戲、看電影是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你通過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娛樂之中。當然要多樣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說，我打了一輩子仗，想看點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讓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愛看，就要去看香港片，這隻能說明電影局的工作沒做好；反之，一個打仗的片子也沒有，讓青年喪失戰鬥性，也不好。現代片多少，曆史片多少，要大體上有個比例。至于題材，完全可以允許作者自由選擇。古代沒有社會主義，但有中國人民優良的傳統，人民創造了許多他們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還有不少神話，都可以寫。我們要有個比例，這種比例在不同地區、不同劇種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劇種隻宜于演抒情戲，打仗戲隻能偶爾演之，如越劇團都是女同志，演《紅樓夢》很舒服，演《追魚》也還可以，演武打戲如《泗州城》就有困難。越劇是嵊縣“的笃班”發展而來的，後來又吸收了紹興大班的一些東西。原來有男演員或全是男演員，後來都變成女演員演，現在既允許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許全是女演員的。由于劇種不同，要因地因時制宜，在安排劇目時必須考慮群衆的需要。
又如電影，農村、工廠宜于看什麼片子，要不同對待，但總要對生活有所調劑，一方面要歌頌勞動光榮，一方面也必須有些抒情的、輕松的東西。對于青年，要告訴他們革命之甘苦，社會主義來之不易，表現革命鬥争艱難困苦的戲要多演，使他們不要忘本。創作題材要有個大體的比例，文化部在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決不能強迫指令和幹涉過多。聽上海的同志講，有幾個作者對黨委上司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寫黨委上司，結果天天對他講黨委挂帥如何重要，還是寫不出來，不如讓他寫寫别的，發揮所長。本來是各顯所長，百花齊放，結果成了一花獨放，拿一個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縛住了。
陳雲同志關于曲藝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他身體很弱，很疲勞，需要另一種生活環境來休息，聽聽評彈，以便為黨做更多的工作。評彈也有教育作用，藝術上很有特點，一個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過去對評彈不懂，現在覺得比北方大鼓還好，當然各有千秋。但我仍願意聽北方曲藝，因為聽評彈的蘇州口音比較費力，是以不如陳雲同志熱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陳雲同志一樣，也不能因而說我不贊成評彈，各取所需嘛！觀衆看戲看電影就是各取所需的。
又如，我願看散文、短篇，看長篇小說就沒有時間。有時想看看不費腦筋的戲劇和電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還是要想，要提意見，其實這是多餘的，今後要解放一下，反正專家很多嘛！我們看了戲之後，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和電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長。小說比較粗犷，表現了彜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電影加工較小說好，但到後來該哭時不敢哭，受了束縛，大概是怕“溫情主義”。我們無産階級有無産階級的人性，為什麼有顧慮？是有一種壓力。把“人性論”、“人類之愛”、“人道主義”、“功利主義”都弄亂了。這些問題，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就回答了。我們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講無産階級的功利主義、人性、友愛和人道主義。現在的搞法，不是從無産階級的立場和階級觀點來看問題，而是用唯心主義觀點來看問題。以政治代替文藝，就沒有文藝了，還有什麼看頭呢！
還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經濟基礎。如周揚同志所說，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設高潮要在經濟高潮之後。文化事業的發展不能漫無邊際。文化事業、大專學校太多，超過經濟發展的水準，就會使基礎、使生産受到影響。說是為生産服務，結果适得其反，成為生産為文化服務，為文化而文化，最後消滅了文化。普及與提高，普及就要開展群衆業餘活動，在此基礎上提高。現在我們做過頭了，文化事業搞多了，隊伍搞大了，占用了勞力，影響了生産，是以要縮短戰線，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才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産階級的政治服務。
▍ 文藝規律問題
文藝同工農業生産一樣，有它客觀的發展規律。當然，文藝是精神生産，它是頭腦的産物，更帶複雜性，更難掌握。周揚同志講，文藝的特點是通過形象思維反映生活。毛主席說，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以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衆推動曆史的前進，實作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我覺得現在在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1.數量和品質的問題。幾年來，文藝作品在數量方面搞得很多，品質不高。文藝的隊伍搞得很大，水準不高。同一個劇目，到處學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個題材，各地都寫，大同小異。用同樣的語言歌頌同一事物，把品質降低了。雖然目前文藝的數量離普及還有距離，但是目前主要的不是繼續發展數量，而是要提高品質。提高品質是一件細緻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創造出來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優秀的作家、優秀的作品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并不很多的。當然我們要超過他們；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詩，人人畫畫”，每縣出一個郭沫若。這種口号是不對的。數量和品質是辯證地發展的，數量總是超過品質，好作品總是少數。但是現在品質高的東西太少了。文藝要求思想性和藝術性辯證的結合，創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準備。《社會主義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詞太簡單了。在大革命時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強》，群衆很愛唱。一共隻有八句詞：“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更簡單，等于智語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寫的。現在過了三十七年，還是那麼簡單，就不好了。《社會主義好》的作詞者不要緊張，我在這裡不是怪作家；這是由于上司要求太急，是以隻能是急就章。現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衆歡迎，因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品質較高。這就是群衆的批評，群衆的選擇。現在應當允許作家的寫作時間多一點，不要催得太急。劇團也不要演那麼多場，使演員能夠勞逸結合。
2.原料和加工的問題。普通的實際生活總是要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後，必須經過加工，才能寫成作品。現在應當更加着重加工這一方面，是以要多給點時間。《楊門女将》這出戲如果能由梅蘭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業務的問題。思想很重要，是指導，必須加強思想學習。你們是“靈魂工程師”，思想總要高些。思想水準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寫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準以外，還要精通業務，否則思想如何表現出來呢？隻懂政治，不精通業務，寫出來的東西勢必是智語口号，不能感人。隻懂政治不精通業務，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傳工作，不能成為藝術家。當然，宣傳工作也要求有鮮明性，生動性。要精通業務，沒有基本訓練是不行的。作為一個藝術家，要有經驗和才能，必須有很好的修養，其中包括訓練，否則見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也不能成為評論家。我今天的講話就隻能是漫談，而不能算作評論。是以，一定要積累經驗和才能，要不斷實踐，在實踐中接受群衆的考驗。我們的藝術團體到國外去，人家對我們的藝術家受到國家的重視和培養非常羨慕。大陸的藝術家有廣闊的發展天地，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受人贊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發展，是以要重視經驗和才能，要重視技巧。現在不敢談經驗和才能，不敢談技巧，有人一談技巧，就被說成是資産階級思想，這顯然是錯誤的。
與此相聯，紅與專，論與史，文與道，都不能偏廢。這些問題周揚同志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都講過了。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号很流行。這個口号不是我們提的。
聶榮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講講這個問題。什麼叫做“白”呢？一個人隻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緻志為社會主義服務，雖然政治上學習得少，不能算“白”。隻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例如有個外科醫生，開刀開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隻是政治上不大開展，是以就說他是“白專道路”，豈不是荒謬？再如有一個人專心緻志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兩年把飛彈搞出來了，對國家很有貢獻；另外一個人，天天談政治，搞了五年也沒有把飛彈搞出來。你投票贊成哪一個人？我投票贊成第一個人。第二個人隻好請他去當政治教員，他不能在飛彈部門工作，他隻能在飛彈部門“搗蛋”。毛主席說過：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要講無産階級的功利主義。這兩個人中的第一個人對我們是有利的，對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利的。不講革命的功利主義，空談政治，不好。當然，學習政治我贊成，但是要精通業務，不能占用鑽研業務的時間。
4.批評和讨論的問題。文藝作品要容許别人批評，既有發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評的自由；同樣，既有批評的自由，就要有讨論的自由。不論哪一方面都不能獨霸文壇。我們提倡批評，也提倡百家争鳴、自由讨論。隻要是在社會主義大框框中争論，你說好，我說壞，都可以。光允許批評，不允許讨論，人家就會說，還是批評家好當。
▍ 遺産與創造問題
毛主席說，我們應當厚今薄古。我們相信一代勝過一代。曆史的發展總是今勝于古，但是古代總有一些好的東西值得繼承。是以毛主席要我們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産，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東西，“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使它發揚光大，一代勝過一代，到了共産主義社會就更加發揚光大。
在中外關系上，我們是中國人，總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閉關自守，如果那樣就是複古主義了。外國好的東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們民族的文化裡。我們的民族從來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的。我們吸收了印度文化和北韓、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歐的文化。但要“以我為主”，首先要把我們民族的東西搞通。學習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會》是一個很好的舞劇，在上海演出時，其中的《弓舞》沒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動作，在北京演出時加上了。事實上在太平天國時代怎麼能有這種動作呢？它同太平天國的曆史背景不符合。《寶蓮燈》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神話怎麼能夠那樣演呢？也許他們考據出什麼東西作為根據。一些器樂也是如此，總要來點西方情調，聽來不和諧。在這方面，也許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張先把本民族的東西搞通，吸收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這種溶合是化學的化合，不是實體的混合，不是把中國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焊接在一起。
不論學習古代的東西還是學習外國的東西，都是為了今天的創造，都要把它們溶化在我們的創作中。文藝總要有獨創精神。也許《小刀會》中的《弓舞》，讓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種創造，這可以争鳴。我認為把古代的、外國的東西吸收溶化在創作裡，應該注意時代背景。寫古代題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寫現代生活就不同些。據說安徽的《花鼓燈》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記得年輕時看群衆跳這種舞是男扮女裝的，從前根本不允許女的站在男的肩上。當然你們也可以駁我。我講這一部分就是準備引起讨論的。
▍ 上司問題
三年來，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部分的。如何改正這些缺點和錯誤？中心問題在于上司，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衆，總起來一句話，要實行調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論就是調查研究。做調查研究的是上司者，上司者要有自我批評精神，不是層層對下批評。
最近聽周揚同志說的一句話很順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不僅統戰部要做，宣傳部也應當做。這話很對。本來宣傳部應當廣為招徕，門戶洞開，但是現在黨外人士不到中宣部來，可見門戶不是那麼洞開。統戰工作不隻是統戰部的工作，而是全黨的工作，不僅文化部、宣傳部要做，組織部也要做，許多部門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談談教育工作。我也還要對溥儀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來了，總要讓他做點工作，發揮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這也是杜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嘛！否則為什麼放他出來呢？
缺點和錯誤的改正要從上司做起，首先上司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系的。希望你們回去也這樣做。文藝團體的上司也要自我批評。這樣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隻有大的，沒有小的了，辮子就不會亂抓了，根子就不會亂挖了，帽子就不會亂戴了，棍子就不會亂打了。就可以使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意氣風發，行社會主義文藝更加繁榮。
光有自我批評還不行，還要深入群衆。隻有深入群衆，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見對不對。怎麼辦？要實行調查研究。我還要說一句，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但是你們也不能封鎖消息。不能認為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樣就無法合作了！任何問題公之于衆總是有好處的。這樣，可以得到大家的幫助，有什麼不好呢？當然，調查研究不能成災，事前應當有準備，應當寫好提綱；還要自帶糧票，注意節約。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别人的成績，應當加以肯定。對問題要做出恰當的估計。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的情況會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個上司錯誤，有的地方是個别錯誤，有的地方則很好，要實事求是，分别對待。
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教育幹部。毛主席說，十一年來忙于建設，對幹部的教育注意不夠。我今天講這麼多話，也為的是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要造成一種風氣，使大家敢于講話。隻要是對社會主義有利，即使思想不一緻，也要說出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樣，我們的幹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風氣才能造成，社會主義的文藝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活動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廣闊。
▍ 話劇問題
話劇幾年來有進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來要弱一點。什麼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認基本規律，不搞基本訓練，似乎演話劇很容易，隻要會說話就行。話劇是一種綜合藝術，它包括劇本、表演、布景、燈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的藝術化，話劇要通過語言打動人。話劇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請毛主席看話劇。我說，你們什麼時候把話劇演得不像普通人說話，毛主席就會來看了。
話劇演員不僅要會說話，而且要會唱、會做，是以基本訓練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現在不大講基本訓練，忽視話劇藝術的基本規律。話劇團體的演出任務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場，弄得大家很累，沒有時間鑽研藝術，使話劇不能被人接受。演話劇也要有别的修養，琴棋書畫都要會一點，要成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會的生活，演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藝術不掌握規律，不進行基本訓練，不掌握技術，是不行的。我看藝術應當苦練，這雖是從話劇講起，但應适用于各個藝術部門。要進行基本訓練，就要有時間。文化部在這方面應當有一個規劃，定出一個恰當的比例。
解放以來，我們培養出很多人才，但是從發展觀點來看，還是不夠的。楊秋玲在香港被稱為“小梅蘭芳”，但是實際上她離梅蘭芳還遠得很。如果不給她時間加強訓練，過幾年也會垮的。我們培養人才不能起一個垮一個。國家培養人才也要講“成本”，當然，不是說要搞經濟核算，但是要注意這個問題。
要掌握基本規律，加強基本訓練。這是第一點。
第二，演話劇要目中無人，心中有人。又無人，又有人。演員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雙眼睛，就有些戰戰兢兢，當然演不好戲，是以要“目中無人”。現在劇場觀衆席是黑的，是為了讓演員看不見觀衆。但是往往又産生另一種偏向：演員的心裡也沒有觀衆了。演員在台上背着觀衆說話，我們豎着耳朵都聽不見。他們根本忘了話是要說給觀衆聽的，戲是要給觀衆看的。是以演員要心中有人。
第三，對舞台，既要藐視，又要重視。所謂藐視，就是要敢于什麼角色都演，好人、壞人都演。年紀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義》中演瓦夏和别佳這兩個孩子的女同志年紀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視不行，還要重視。舞台雖小，下面卻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觀念都會看出來的。是以要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把戰略上藐視和戰術上重視統一起來。
第四，演員自己要做到客觀逼真，主觀認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完全變成角色，是不可能的。隻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觀上要認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應當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
總之，各種事物都有它的客觀規律，藝術也一樣，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許多經驗要認真加以總結。希望在這次會後，大家都來研究規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許多框框來。
我今天所說的這些話不一定對，我是樹個“的”，放大家來射，樹個活靶子，讓大家來攻攻。
本文節選自周恩來同志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劇情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自《周恩來選集》（下卷）。值周總理逝世46周年紀念日，特此節選編發， 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