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近代以來的中國元史研究
近代以來中國的元史研究，始于20世紀初。這一時期，以傳統修史方法進行的元史研究已接近尾聲。真正意義上近代實證史學路徑元史研究的開拓者，主要為王國維、陳垣和陳寅恪三位。繼他們而起的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則是以元史為專門研究領域的學者，除在國内新式大學受到系統的史學訓練外，還曾到海外不少國家留學，先後師從當時世界公認的漢學大師伯希和(PaulPelliot)，受到很好的語言教育與方法訓練，掌握了波斯語等元史研究必備的語言工具。在治學方面，三人都注意面向世界，善于借鑒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因熟悉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方法，注重将漢文文獻與其他文字文獻進行比較研究，開展名物制度的考證，取得了不少突破性進展。新中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元史學者，大都與三人有着直接或間接的師承淵源，是以上述三位學者，可看作是當代中國元史學科的實際奠基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标志着中國史學研究由近代實證史學進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新發展階段。在此期間，史學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的思想改造。總起來看，受政治環境等因素影響，1949年至1965年元史研究的隊伍規模還很小，研究範圍較為狹窄，主要集中在農民戰争、蒙古社會性質與曆史人物的評價等幾個與“史學五朵金花”有關的方面。“文革”期間，學術研究基本上已處于停頓狀态，即使“文革”結束後的頭幾年，極“左”思潮的慣性影響也依然存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學術思想得到了真正解放，中國的元史研究開始逐漸恢複并進入蓬勃發展的嶄新時代。
新風：40年來的中國元史研究概況
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40年來，中國的元史研究煥然一新，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這一時期，元史研究的長足發展是全方位的。概而論之，可以展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後繼人才和教研基地的形成。這40年的前半期，除韓儒林、翁獨健、楊志玖等老一輩學者外，一批中年學者已成為元史研究的中堅力量。這批學者除蔡美彪外，集中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主要有亦鄰真、周良霄、周清澍、丁國範、陳得芝、楊讷、黃時鑒、餘大鈞、邱樹森、陳高華等。全國聯考制度恢複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學院(後改名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内蒙古大學、北京大學、複旦大學、暨南大學等機關先後承擔起培養元史方向碩士、博士研究所學生的任務，為元史學科發展培養了大批後備力量。目前活躍在元史研究領域的第三、第四代學者，絕大多數畢業于上述院校。近年來除上述元史“傳統重鎮”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之外，随着元史人才的不斷培養和走向工作崗位，元史的教研基地有不斷擴大的良好發展趨勢。武漢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湖南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便是其中的代表。
(二)學術團體和學術專刊的建立和運作。元史研究隊伍的擴大，為學術團體的建立創造了條件。1980年10月，中國元史研究會于南京大學成立，由韓儒林任首屆會長，并創辦會刊《元史論叢》(目前已出14輯)與《元史研究通訊》。此外，專門刊載元史研究論文的刊物，還有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主辦《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原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8—1990年共出13輯，2000年複刊後，改名《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共出4輯，2006年第18輯起改今名，目前累計已出31輯)，近年又出現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辦《清華元史》(目前已出3輯)與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主辦《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目前已出3輯)。
(三)研究成果的不斷湧現。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元史研究的成果，無論是數量、品質，還是研究廣度，同以前相比都有了質的飛躍。自1978年起，平均每年發表論文均在百篇以上(頭10年有的年份未到此數，以後則遠超此數)，近10年，更上升至年均三四百篇的規模。與此同時，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寬。橫向而言，已廣泛涉及政治(包括政治事件、制度、人物等)、經濟(包括人口、農業、手工業、賦役、商業等)、法律、文化(包括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科技等)、社會、民族與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從縱向來看，過去研究重兩頭(蒙古國和元末農民戰争)、輕中間的趨勢已得到徹底扭轉。與之相應的是研究角度的變化。在元史研究中，長期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即特别重視元代社會中蒙古及其他非漢族的文化成分，而對漢族文化的固有成分有所忽略。現在的研究者則更多地将元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努力分析各種文化成分的主次地位，它們之間的碰撞、影響與融合。将元代納入中國曆史長河進行長時段的考察，也成為近年元史研究的一個趨勢。
(四)對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深化。元史研究不僅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更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随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以日漸開放的胸懷面對世界，元史研究的對外學術交流也随之取得了根本性的發展。國内元史國際會議的舉辦和學者的對外交流狀況從無到有，日趨頻繁。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10餘年裡，元史研究的對外交流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目前國内元史會議常有國外學者參加，國内元史學者也不斷赴外交流，屬于新生力量的元史研究所學生群體也有很多人獲得機會去美國、德國、以色列等西方國家進行通路學習，一些人直接攻讀學位。不僅交流次數日益頻繁，交流合作的程度也日益深化。目前中國元史研究已不滿足于及時回報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舊有程度，而是不斷向真正意義的“國際合作”邁進。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目前西方最一線的元史及有關學科的學術會議、研修班等活動，多能看到中國學者使用英文報告授課和直接同西方同行交流的身影;另一方面，中國元史學者也開始與國外學者合作編寫英文研究論著，而非停留在以前譯介國外論著的層面。
例舉：40年來的中國元史研究成果選介
40年來，元史研究成果可謂“蔚為大觀”，幾乎遍布我們現在所知的元史領域的各個方面。限于篇幅，以下僅介紹一些專題研究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政治與經濟。政治方面的論著最多，内容廣泛涉及典章制度、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軍事史、農民戰争等各個方面。其中政治制度的綜論性著作主要為《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陳高華、史衛民撰稿，人民出版社，1996年;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其他較重要的著作有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增訂本，中華書局，2007年)、《行省制度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後經修改增訂，改名《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11年)與論文集《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政治人物以成吉思汗的傳記種類最多，其中篇幅較大者主要有餘大鈞、朱耀廷的著作(《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忽必烈的傳記較重要者有李治安《忽必烈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他政治人物傳記則有劉曉《耶律楚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邱樹森《妥歡貼睦爾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後經增補修訂，改名《妥歡貼睦爾評傳》，澳亞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等。軍事史方面，則有軍事科學院主編《中國軍事通史》第十四卷《元代軍事史》(史衛民撰稿，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内容涉及元代軍事制度、戰争、軍事人物與思想等諸多問題，代表了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元代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賦役制度、手工業生産和海外貿易方面。綜合性專著有李幹《元代社會經濟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陳高華對元代經濟問題潛心研究多年，發表過系列重要論文，絕大多數收入其論文集《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年)、《陳高華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元史研究新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與《元朝史事新證》(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他與史衛民合著的《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再版)，體例嚴整，内容翔實，是元代經濟史研究的經典之作。元代城市研究主要有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陳高華和史衛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交通方面主要有黨寶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侖出版社，2006年)。貿易方面的研究則有陳高華和吳泰合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榮盛《元代海外貿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二)思想文化宗教社會。讨論元代理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第三編《元代理學》(人民出版社，1984年)、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2年)。文化史方面綜合性論著主要有陳高華等《元代文化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史學史研究，主要有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王慎榮主編《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對《元史》的史料來源進行了細緻的辨析。宗教史研究，主要有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6年修訂本)、楊讷《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年)、趙衛東《金元全真道教史論》(齊魯書社，2010年)、殷小平《元代也裡可溫考述》(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張廣保《全真教的創立與曆史傳承》(中華書局，2015年)等。社會風俗方面則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2005年再版)、陳高華與史衛民《中國風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等。
(三)元代少數民族曆史地理和中外關系。羅賢佑《中國曆代民族通史·元代民族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對元代民族狀況作了整體性研究。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收錄了作者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劉迎勝《西北民族史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是中國學界關于察合台汗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尚衍斌《元代畏兀兒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馬建春《元代東遷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謝詠梅《蒙元時期劄剌亦兒部研究》(遼甯民族出版社，2012年)也是頗有分量的專著。民族邊疆地區研究有張雲《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周芳《元代雲南政區設定及相關行政管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薛磊《元代東北統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等。
馬可·波羅及其行記，一直是元史關注的焦點之一，出版了不少譯本。是以馬可·波羅研究也是元代中外關系史領域的重要議題。楊志玖對馬可波羅的研究享有國際聲譽。他針對馬可·波羅是否來華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收入論文集《馬可波羅在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其他有關馬可波羅的研究論著也有不少。此外，還有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劉迎勝《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蒙元帝國與13—15世紀的世界》(三聯書店，2013年)、《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
(四)史料整理。史料是曆史研究的基礎，40年來元史學者對元代史料的整理校勘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誕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按照元史研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史料整理成果又可分為漢文史料、民族史籍和域外史料幾個方面。
漢文史料整理方面，1978年以前隻有《元史》的點校與《中國曆史地圖集》元代部分的編纂堪稱重要。改革開放後，學界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力量，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較重要的元人别集大都有了整理本，有些别集的整理本還不止一種。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李修生主持編纂的《全元文》(鳳凰出版社，2004年)61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鐮主持編纂的《全元詩》(中華書局，2013年)68冊，是規模龐大的元代文獻總彙，也是目前元代文獻整理最重要的成果。《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早期曆史的最基本史料，烏蘭《元朝秘史(校勘本)》(中華書局，2012年)則是近年這方面的最新成果。《元典章》為元史研究的基本文獻，向以難讀著稱，經陳高華等學者的不懈努力，已出版點校本(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黃時鑒主持的《元代史料叢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種，彙集以政書為主的元代基本文獻。宗教史料方面，陳智超、曾慶瑛在陳垣舊作基礎上增補完成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有相當多内容也屬元代。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在前者基礎上又有所增補。
元代的出土文書主要指黑水城文書，而這方面近年來成績斐然，相繼出版了圖版、文字更為清晰全面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塔拉等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中國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獻》(塔拉等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釋錄》(杜建錄，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至于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獻，也有不少整理著作出版，如孫繼民等編著《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
民族史籍的整理。民族史籍的整理、研究與翻譯，是元代文獻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前述，《蒙古秘史》在蒙古早期曆史資料上地位最為重要，但僅有漢字标音本傳世。恢複《秘史》的本來面目，是各國蒙古學家追求的目标。1987年，内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族學者亦鄰真《秘史》的畏兀兒字複原本，這在國内尚屬首次。零散的蒙古國文獻整理與研究，則有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獻彙編》(民族出版社，1983年)、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國文獻》(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國文化研究所，I研究文集，1990年;Ⅱ文獻彙集，1991年)、呼格吉勒圖與薩如拉《八思巴字蒙古國文獻彙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等。元代藏文文獻也很豐富，其中蘊含了大量珍貴曆史史料，目前一些重要的藏文史籍已先後譯成漢文。
域外史料的翻譯整理。早在19世紀下半期起，中國學者就已認識到域外史料特别是波斯文史籍對于元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多隻能通過《元史譯文證補》和《多桑蒙古史》等書去間接了解“域外史料”中的有關記載。改革開放後，這一情況得到根本改善。“域外史料”漢譯本得以陸續與中國學者見面。其中較重要的有何高濟從英譯本轉譯的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餘大鈞、周建奇從俄文本轉譯的拉施特《史集》(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周良霄譯注的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3世紀上半期歐洲教會使節出使蒙古的行記，已出兩種譯本(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中華書局，1985年)。
前瞻：對未來中國元史研究推進的展望
綜上所述，40年來中國的元史研究成果豐碩，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欣欣向榮的表象下，也掩蓋着諸多不足。像不少文章僅靠一些常見的零碎資料東拼西湊而成，停留在淺層次的平鋪直叙，根本談不上是嚴格的學術研究。有的文章雖然花了不少精力，但因閉門造車，沒有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實際上是在重複别人已讨論過的東西，沒有多少新意。而有自己獨到見解的文章，其中又有不少因不重視學術規範，使讀者無法知道哪些是作者的新意，哪些是前人的觀點。另外，研究文本缺乏規範化的通病，也在實際上大量存在着。
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中國元史研究，還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大力加強。
第一是史料的繼續發掘與整理。史料是曆史研究的基礎，曆史研究如無史料作後盾，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以往的實踐業已證明，史學研究的蓬勃發展，往往與新史料的發掘有很大關系。
在漢文、蒙文、藏文史料利用方面，中國有得天獨厚的優勢，20世紀中國元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得益于這種優勢。改革開放40年來，元史研究領域不斷出現引人注目的新史料，如在河南發現的西夏遺民文獻《述善集》，在南韓發現的元刊《老乞大》《至正條格》、高昌偰氏家族的《慶州偰氏諸賢寶記》與《近思齋遺稿》，國内外所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研究，以及近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公文紙本文書(又作公文紙背文書)的發掘與整理等。這些鮮活的文獻資料，有的已被學者引入研究領域，為元史研究增添了勃勃生機。其實，除這些新資料外，在文獻整理方面我們還有許多工作可做。例如，地方志、金石志中的元代文獻值得下大力氣全面、系統地加以輯錄，而且，因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編纂的方志，收錄的文獻往往互有異同，我們絕不能以查閱其中一種為滿足。至于分散各地未見輯錄的元代碑刻及拓片，以及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數量也頗為可觀。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翁獨健就曾提倡進行《元碑內建》的編纂，可惜這方面的工作至今也未全面展開。近年已有學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遺存資料的搶救、發掘及整理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漢文文獻資料的整理可以多方面進行，以便于學者研究利用為原則，《全元文》《全元詩》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資料的分類整理也很有必要，《道家金石略》的出版曾極大地推動過元代道教史的研究，元代的佛教金石文獻存世者更多，如也能彙集在一起編輯成冊的話，肯定會推動元代佛教史的研究。
“域外史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資料寶庫，這方面的整理與利用，國外學者因得天獨厚的條件，已取得豐碩成果，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頭。為此，翁獨健曾提出分兩步走的建議，即先将國外學者整理研究的成果轉譯過來，以後待條件成熟時再直接翻譯原始文本。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僅完成了第一步，即從西方文字的轉譯，且種類有限。近年來随着中國元史學者越來越重視“域外史料”和語言能力的不斷提高，“域外史料”的漢譯工作已呈加速度發展，形勢喜人。如穆勒(Moule)和伯希和于1938年刊行的《馬可·波羅寰宇記》集校本，至今仍是《馬可·波羅行紀》最完備、最權威的版本，卻一直沒有漢譯本問世。近年來其漢譯工作已經在進行之中。現在一些域外史料的翻譯工作已不再依賴西方文字，而是直接與其原始語言“對接”。如著名的波斯文世系譜《五族譜》(u'ab-iPanjgāna)的漢譯與整理工作便是直接以抄本作為工作本，逐漸開展。此外，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國内一些語言學者已開始着手第二步的工作，出版了諸如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國史〉研究與文本翻譯》(昆侖出版社，2006年)、時光《〈伊利汗中國科技珍寶書〉校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論著。
以後，我們仍需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曆史學者與語言學者的通力合作。此外，“域外史料”有不少是抄本、寫本，在國内各大圖書館收藏較少，以往學者研究多通過私人管道獲得，在學界流傳不廣，給研究帶來了極大不便，是以，今後有必要建立依托于某一大學或某一研究機構下的資料中心，廣泛搜集收藏于世界各國的“域外史料”抄本或刻本，以友善國内學者的使用。
第二是考古成果的吸收與借鑒。考古發現不僅能為曆史研究提供新資料，而且還可以發現許多新問題。自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提出以來，曆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相結合，已成為史學研究的一條重要途徑，元史研究當然也不例外。元代考古同其他朝代相比，應該說是比較薄弱的。其中固然有某些客觀原因，如元朝統治的時間較短，諸帝均葬漠北，蒙古人一般無墓室，導緻元代墓葬考古不發達等，但這并不意味着元代考古沒有工作可做。新中國成立後元代的重要考古發現首推黑水城文書，黑水城文書雖在數量上與唐代敦煌文書不可同日而語，但因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元代世俗社會的情況，學術研究價值絲毫不亞于後者。泉州等地的宗教石刻以及全國各地出土、征集到的元代文物也有不少，被學者廣泛應用于宗教習俗、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元大都、上都與中都等都城史的研究，更是因考古發現較多地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才取得了飛速發展。以上情況表明，元代考古并非可有可無，而是大有希望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完全有必要響應翁獨健關于編纂《元代文物圖譜》的倡議，結合考古發現，帶動元史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第三是專題研究的深化與新領域的開拓。盡管20世紀的元史研究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也明顯存在着許多不足，各領域的研究并未得到均衡發展，即使研究較多的領域，成果也不平均。例如政治制度史，對中央機構的研究多集中在省、院、台等重要機構，對部、寺、監等機構的專門研究就顯得很薄弱。這方面的問題，在其他領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經濟史中區域經濟與财政制度的研究，近年來雖取得不少進展，但有待深化之處仍有不少。元代法制史的研究起步較晚，從法律編纂、刑罰制度到實體法研究等，有許多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再如宗教史的研究，有關内地佛教史的研究就十分薄弱，即使是學者們關注稍多的禅宗，其實也有許多問題沒有展開讨論。元代衛生醫藥，内容豐富多彩，迄今沒有得到史學界的重視。目前出版的幾部元朝斷代史(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周良霄、顧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已獲得學術界較多好評，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我們應當繼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專題研究與彌補研究不均衡的缺陷上。近年來，陸續出版了一些元代專門史著作，如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陳高華、史衛民《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史衛民《中國軍事通史·元代軍事史》，陳高華、史衛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陳高華等《元代文化史》等，我們希望今後能有更多這方面的著作問世。
除已有研究外，客觀世界的變化和研究手段的進步，都會導緻新的問題出現，以往一些被視作研究的“範式”，現在看來，還有許多需要重新認識的地方。近年，日本蒙古史學者杉山正明的系列通俗讀物被大量譯成中文，引起了不小波瀾。有關“新清史”的熱烈讨論，也波及部分元史學者。如何打破以往以漢族、漢語、漢文化為中心的研究範式，從不同角度，從亞洲乃至世界視野研究蒙元史，一時成為熱門話題。部分學者的讨論與回應，曾結集為《重新講述蒙元史》(張志強主編，三聯書店，2016年)出版。此外，元代在中國曆史發展長河中的地位如何，宋元之交、元明之交中國社會都發生了什麼變化，也是有待重新認識的問題。雖然已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于此，但尚未形成共識，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再如，元代的“四等人制”以往曾是學界的一種共識，但實際上從目前材料，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元朝官方的正式規定。“四等人制”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是僅适用于某些具體規定，還是影響遍及元代社會的各個角落?近年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
第四是研究視角的拓展和深化。曆史事物是普遍互相聯系的，這種聯系的複雜程度往往超出人的想象，随着研究視角的變化，即使舊有的研究領域也會釋放出全新的學術價值。是以在推動元史繼續發展的方式上，研究視角的拓展和深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徑之一。“拓展”和“深化”分别代表了兩種學術路徑。首先，“拓展”又可以分為“時間”和“空間”上的兩種思路。時間上的“拓展”主要指将元代納入中國曆史進行長時段的考察，最為可行的是将元代與之前的南宋金朝時期、之後的明代置于“貫通式”的研究視野之下。實際上，中國史每個斷代往往都有自己非常成熟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彼此又不盡相同。但曆史的演進卻是逐漸因循的，是以如果将元史領域成熟的視角和意識放入蒙金、宋元、元明之際的曆史考察，可能會喚醒很多深藏在這些曆史時期深處的重要問題。空間上的“拓展”則是将元史置于13—14世紀世界史的格局之下，重視多種語言史料的解讀和比較。這個思路雖在近代中國元史學科誕生之初就已受到很大重視，但在新時代中國日益開放的有利大形勢下，才會變成可能。其次，視角的“深化”則更是元史舊有領域内的“更新更新”。如前所述，元史已有專題領域還有待深化的空間，但這種“深化”性質上更可能是“量”的增長或對未覆寫領域的“彌補”，當難以從“質”上提升元史的研究水準。是以若想“更上一層樓”，引入“結構化”的研究視角或許是一種必然選擇，即找出不同專題領域間的關系，立體化去考察元代的曆史，就如同曆史上真實的元代中國确實是由各種曆史事物彼此聯系而構成的“立體事物”。
第五是繼續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及時了解國外學術界的研究情況，并直接與國外進行合作。作為東方學的一個分支，涵蓋元史的蒙古學在18、19世紀一直是國際顯學，直到今天，世界各國仍有不少學者緻力于這方面的研究，盡管他們研究的角度、關注的問題與中國學者不盡相同，有些觀點也不為中國學者所接受，但這并不妨礙雙方互通有無、取長補短。20世紀初的中國元史研究，可以說正是在這一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也正是以緣故，元史被國内不少學者稱之為“不中不西”之學。新中國成立以後，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我們的對外學術交流走過了一段曲折道路，長期的自我封閉，使我們對外界的學術研究動态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這種局面才得到改善。今後，我們要繼續加強對外學術交流，拓寬視野，不斷吸取國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也隻有這樣，中國的元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在世界前列。而且現在的中國和世界都處于大開放大合作的嶄新時代背景之下，中國的元史研究融入世界正逢其時，可大有作為!
作者簡介：劉曉，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文章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态》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