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mes McAuley；譯/龔思量
編者按：作為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澤穆爾将法國的堕落歸結于穆斯林移民身上。然而，澤穆爾的支援者與他本人難以否認的是，澤穆爾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唾棄猶太曆史的猶太人。此外，許多政治家和學者也對其言論表示極力反對。然而，在反對澤穆爾的呼聲背後，是法國精英階層及仇外地方主義的延伸。即使許多人對他的言論嗤之以鼻，但在某種程度上，澤穆爾恰恰代表了當下法國的極端思想。本文發表于《紐約書評》，作者James McAuley，前《華盛頓郵報》駐巴黎記者，擁有牛津大學的法國曆史博士學位。
2021年12月5日，法國巴黎，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埃裡克·澤穆爾在巴黎舉行首次集會。
2021年11月中旬，埃裡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這位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職業煽動者和惡毒的伊斯蘭恐懼症“患者”，在波爾多（法國最富裕的資産階級大學營之一）進行了競選活動。大廳裡擠滿了人，尤其是那些戴着棒球帽的年輕白人男子，他們前來聆聽這一激動人心的演講。但也有很多女性，其中有幾個人感謝澤穆爾拒絕“女權主義教條”。成千上萬的人在書店外排隊購買他的新書《法國還沒有說遺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無論2022年4月的選舉發生什麼（澤穆爾獲勝的機會幾乎不存在），他都肯定會賣出大量的書。像他每次出版另一本哀歎國家衰落或“自殺”的書時那樣；也像他最著名的著作《法國的自殺》（Le suicide français, 2014）所宣稱的那樣。這也許就是該故事的寓意（如果這個故事有任何寓意的話）。澤穆爾回應了法國人深刻的焦慮，即國家正處于自由落體狀态，而這種螺旋式的下滑在某種程度上是穆斯林移民的錯。澤穆爾對于許多人相信，但很少有人敢于承認的事情進行了粗暴的誇大。
在法國，對“堕落”的道德主義抱怨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傳統，在某些方面澤穆爾隻是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恐懼主義的延續，當時莫裡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愛德華·德呂蒙（Édouard Drumont）等人譴責了對有機民族共同體的侵蝕。但最重要的是，澤穆爾是當代媒體的産物，由CNews（相當于法國的福克斯新聞）強加給公衆，該公司得到了右翼億萬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支援。澤穆爾利用自己作為電視評論員的平台，并且曾一度作為《費加羅報》的專欄作家，發起了無休止的文化戰争。這迫使許多比澤穆爾理智得多的人，都感到不得不去加入這場戰鬥、與他鬥争。澤穆爾聲稱，他的動機是對曆史，特别是法國曆史的感悟，有時他感到這段曆史将會重制。
在波爾多的那個晚上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在晚會即将結束時，澤穆爾允許觀衆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來自一位年長的男子，他介紹說自己是一個名為“警惕清真”（Vigilance Halal）組織的創始人，他問澤穆爾如果後者當選總統，是否會禁止儀式性屠宰，這是嚴格遵守教規的穆斯林和猶太人飲食規則中的一部分。“你是唯一一個說伊斯蘭教與共和國不相容的候選人，”那人說。至少，這一點是真的。澤穆爾曾多次宣稱伊斯蘭教不屬于法國，他在法國法庭上兩次被判“犯有針對穆斯林和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他甚至還提出了驅逐某些穆斯林公民的想法。這名男子顯然贊同這些滑稽的行為，但他把問題表述得更清楚，以確定澤穆爾能夠明确了解。他說：“我想知道你是否會禁止宗教祭祀。”
觀衆中出現了一些不安的雜音，他們在那一刻被迫面對關于一件人盡皆知但幾乎沒有人願意提及的事情：澤穆爾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唾棄猶太曆史的猶太人。他比法國傳統的極右翼更偏右，并引起了法國猶太機構上司人的憤怒和尴尬，因為他試圖否認法國大屠殺的真實曆史。更為反常的是，澤穆爾與讓·馬裡·勒龐（Jean-Marie Le Pen）這樣不知悔改的反猶主義者結盟。勒龐是法國極右翼九十三歲的元老，也是被定罪的大屠殺否認者，但是他們仍然以某種方式固定出現在法國的公共辯論中。然而，澤穆爾仍然是一個信奉猶太教的人，他是巴黎一個東正教猶太教堂的成員，在一個猶太教家庭中長大，他在《法國的命運》（Destin français，2018）一書中較長的描述了這一點。
澤穆爾顯然對有關儀式屠宰的問題感到不适，盡管像這樣的時刻，即試圖調和他的現實身份與他政治綱領的卡通式毒性是不可避免的。澤穆爾，這個從來不會不知所措的人突然發現自己有點語塞了。“我承認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說，試圖尋找出路，“我會嘗試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達成一個妥協。”當我看着他一邊掙紮一邊給出回答時，我想他明白真正的問題是什麼，那就是他到底是法國人還是猶太人，一個存在于他培養的許多支援者心中的、假想的二進制對立。這就是埃裡克·澤穆爾的沖突之處：那些“接受澤穆爾原本的樣子的人”（who accept him as he is）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而大多數愛他的人可能希望他的一個基本屬性能夠消失。
澤穆爾話語的核心是法國人對大替換（le grand remplacement）的明顯焦慮，這是法國作家雷諾·加缪（Renaud Camus）闡述的陰謀論，該陰謀預示着法國和歐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成群結隊的非白人，尤其是來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換”。當然，這一理論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國，都産生了反響。在人口統計學和存在主義噩夢的背後，有一種對一個從未真正存在過的世界的懷念。不出所料，這種對傳統法國的向往是澤穆爾競選活動的精髓；他在11月底正式宣布參選時稱自己是現代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但是，世界各地也存在着明顯的暴力。對大替換的恐懼在全球各地引發了緻命襲擊：最著名的是2019年3月在紐西蘭的克賴斯特徹奇，51名穆斯林在兩座不同的清真寺被一名槍手開槍打死。澤穆爾在波爾多的露面縱容了更多的暴力，這些行為的目的是阻止種族替代：“我們應該有權譴責那些攻擊我們的人……那些想讓我們消失的人!”然而，他迎合了那些很可能更喜歡用其他種族取代自己猶太身份的人，他将自己納入了被大替換的群體中。
米歇爾·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2015年最暢銷的小說《屈服》（Soumission）是一個關于法國衰落的寓言——這次為法國帶來沖擊的是伊斯蘭主義者，而不是納粹。在這本書中，一位北非伊斯蘭教徒赢得了法國2022年的總統選舉，這本書恰好在《查理周刊》大屠殺的同一天、巴黎郊區一家猶太教超市遭到襲擊的前兩天出版。到目前為止，在現實的2022年選舉中，炙手可熱的候選人确實是一個北非的思想家，或者說是一個北非裔的思想家，但他不是韋勒貝克想象中的人物：他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家庭的猶太人，不是突尼西亞的伊斯蘭教徒。“大替換”是他的政治承諾，也許也是他的個人承諾。畢竟，他新成立的政黨的名字是“再奪取”（Reconquête），這讓人想起收複失地運動（Reconquista），那是一場長達幾個世紀的軍事運動，基督徒通過這場運動擺脫了中世紀伊比利亞地區的穆斯林征服者。但那場運動最終也驅逐了西班牙的猶太人。
澤穆爾既不代表也無法代表法國的猶太社群發聲，這是歐洲最大的、可以說是最有活力的社群。我不是法國人，但我是猶太人，我在法國的六年時間裡，我為在法國的猶太社群生活，以及其知識的嚴謹性和公衆的自豪感而高興。我們巴黎猶太教堂的拉比德爾菲娜·霍維勒（Delphine Horvilleu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當今全球自由猶太教中最著名的領袖之一：她是一位暢銷書作家，在公衆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越來越歇斯底裡的時候，她支援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她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開辯論參與者，這些辯論有時甚至與猶太事務無關。這種心态可能是法國猶太機構中多數代表性成員的态度，但澤穆爾還是表達了對反穆斯林情緒的極端立場，這種情緒在部分社群中非常明顯。
一個複雜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伊斯蘭反猶主義對法國的猶太人構成了緊迫的、日益暴力化的威脅。2012年3月，一名阿爾及利亞裔法國槍手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襲擊了圖盧茲的Ozar Hatorah猶太日間學校，殺害了拉比和三名10歲以下的兒童，其中一名8歲女孩被他抓住頭發射殺。此後，類似的事件一直在發生：2015年對猶太超市的襲擊；2017年莎拉·哈利米（Sarah Halimi）被殺害，她被扔出窗外緻死；2018年八十五歲的大屠殺幸存者米雷爾·諾爾（Mireille Knoll）被折磨和謀殺。我将永遠記得，在我在巴黎的第一年，我們被訓示在禱告（Kol Nidre）儀式後結伴離開猶太教堂，而這個教堂沒有明顯的猶太教标志。
澤穆爾的敵意，無論多麼粗俗和暴力，都有辦法在法國猶太社群引導一種憤怒甚至絕望的感覺。在其他時候，他聽起來像一個利庫德集團的強硬派，特别是内塔尼亞胡時代的強硬派。“這很簡單，如果我敢說的話，”澤穆爾在2018年接受我采訪時告訴我，“反猶主義随着來自穆斯林領土的人口的到來在法國重生，在那裡，反猶主義是一種文化。”但法國本土的反猶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統，而澤穆爾比其他公衆人物更熱衷于恢複其尖銳性和激烈性。
澤穆爾無數次的挑釁将粗鄙之語和荒謬結合在一起，他扭曲地癡迷于修正，甚至否認法國和猶太曆史上一些最痛苦的曆史。例如，他曾質疑1894年被錯誤判為叛國罪的猶太陸軍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清白。澤穆爾說，德雷福斯的清白“并不顯而易見”。他多次為維希政府的上司人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辯護，該政府在大屠殺期間公開與納粹德國合作，将猶太人從法國驅逐出去。澤穆爾在9月的CNews上說：“維希政府保護了法國猶太人，放棄了外國猶太人”。這也是維希政府進階官員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在1945年10月的戰後通敵審判中提供的辯護。他随後被行刑隊處決。
但是，就像侮辱過去的猶太人一樣，澤穆爾也對現在的猶太人進行中侮辱。在《法國還沒有說出遺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中，他寫道2012年圖盧茲襲擊事件中的猶太受害者家庭表現得“不那麼法國”，因為他們選擇将被謀殺的親人埋葬在以色列，澤穆爾表示：
人類學家告訴我們，我們的家鄉就是我們被埋葬的國家。當談到留下他們的遺骨時，他們沒有選擇法國，他們是外國人，而且希望在死後仍保持這種狀态。
即使是最直言不諱的極右翼思想家也未必會說這些話，即使他們同意這一觀點。
《法國還沒有說出遺言》
“像他這樣的人，公開質疑德雷福斯的清白，為維希政府平反，重新開啟關于猶太人雙重身份的辯論。法國猶太人一緻認為，這無異于在鼓勵法國的反猶主義，”法國哲學家伯納德·亨利·列維（也許是澤穆爾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家），最近向我坦言。
“澤穆爾和我唯一的差別就是他是猶太人，”讓·馬裡·勒龐在10月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表示。采訪中的細節連米歇爾·維勒貝克都難以想象。2020年1月，勒龐和他的妻子雅妮與澤穆爾在巴黎奢華的布裡斯多酒店（Le Bristol Paris）餐廳共進晚餐。勒龐家族帶來了一位親密的朋友：烏蘇拉·潘溫（Ursula Painvin），原名烏蘇拉·馮·裡賓特洛普（Ursula von Ribbentrop），是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女兒。潘溫對澤穆爾評價很高，并向他轉達了“敬意和友愛的想法”。像她這樣富裕的種族主義者喜歡澤穆爾，因為他可以鹦鹉學舌地表達他們的觀點，但不會被趕下舞台。還有什麼比通過猶太人的口來否認或減少大屠殺更好的方法呢？正如勒龐對《世界報》所說，“很難把澤穆爾稱為納粹或法西斯。這給了他更大的自由。”
我曾經問過勒龐，他認為他的遺産會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畢竟，他們最終可以說，‘勒龐是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澤穆爾是送給勒龐及其前任的反共和、反歐洲、反猶太、反移民的極右派的一份意外禮物。這位猶太辯論家是他們獲得勝利的方式，即便最終他們無法在投票箱裡獲勝，也能在公衆心目中赢得好感。
澤穆爾于1958年出生在巴黎郊區的一個阿爾及利亞猶太移民家庭。他在一個虔誠的家庭中長大，但在他的叙述中，這個家庭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一件私事。他寫道:“街道不應該遭受哪怕是最微小的宗教認同的肯定。”他關注的不是二戰期間法國猶太人的曆史（他們相信共和國的價值觀卻被背叛）；而是法蘭西帝國和法國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猶太人的曆史，直到1870年，這些人才通過克雷米厄（Cremieux）法令成為法國公民，但是法國殖民地的穆斯林沒有得到同樣的權利。
盡管獲得了新的身份，但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最初面臨的主要是來自法裔阿爾及利亞人有組織的暴力反猶主義，他們在維希政府期間失去了法國公民身份，在很多情況下，這似乎并沒有損害他們在法國的形象。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當然沒有減弱澤穆爾對該事件的印象。正如他在《法國的命運》中所寫的那樣，“我的祖先在嘗過和平和法國文明的滋味後，成為了柏柏爾法國人。”但在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争期間，許多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也經曆了暴力的穆斯林反猶主義，這種記憶揮之不去，澤穆爾現在已經将這種情緒動員到了極緻。
澤穆爾成長的法國則處于另一場鬥争的陣痛之中：即如何去銘記大屠殺的創傷。在戰後的幾年裡，法國成為了一座熔爐，一面推動着紀念這場尚未被命名的災難的努力，一面卻在否認這場災難的存在。1943年春天，烏克蘭出生的拉比艾薩克·施奈爾索恩（Isaac Schneersohn）在格勒諾布爾建立了當代猶太文獻中心，這是歐洲第一個大型大屠殺檔案館的前身。它最終成為了納粹浩劫紀念館——位于巴黎瑪萊區的無名猶太烈士紀念館，這是歐洲第一個重要的大屠殺紀念館。在1953年5月以色列決定建立大屠殺紀念館之前，當代猶太文獻中心為紀念館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然而，法國也成為了否認主義的中心，在許多方面扮演者其最強大的堡壘。盡管歐洲各地在戰争結束後立即出現了否認大屠殺的現象，但在法國卻出現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運動。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它自诩為知識分子的自負。至少在開始時，它通常是一種精英，甚至是文學現象，标志着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和二十世紀初反猶主義的尾聲，那些認為猶太人将再次入侵和統治他們的國家的作家和思想家大肆宣傳，這一次他們扮演着被捏造出來的受害者。
1948年，在猶太曆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法西斯作家莫裡斯·巴德切（Maurice Bardèche）出版了《紐倫堡或應許之地》（Nuremberg ou la Terre promise），這是公開否認大屠殺的首次重大嘗試；這本書最初被認為是對紐倫堡審判和以色列國建立的回應。從那時起，法國就存在着一個強大的否認産業。在巴德切的反猶主義期刊《保衛西方》（La Défense de l'Occident）中刊登了羅伯特·福裡松的文章，後者于1978年公開在《世界報》上質疑毒氣室的存在，這是該報曆史上最大的尴尬之一。
這就是澤穆爾成長過程中的法國，1969年，他11歲時，馬塞爾·奧菲爾斯（Marcel Ophüls）發行了《悲傷與憐憫》，這部廣受贊譽的紀錄片揭露了克萊蒙費朗市與納粹占領的合作，此後一段時間，法國政府對該片進行了審查。他13歲時，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出版了《法國維希政府》（Vichy France），一部關于維希政府與納粹共謀的開創性著作，這本書撼動了法國當局的核心。當《世界報》發表福裡松關于毒氣室的第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時，澤穆爾才19歲；當讓·瑪麗·勒龐首次将毒氣室稱為二戰曆史中的一個“細節”時，他33歲；而當莫裡斯·帕蓬（Maurice Papon）因為在1940年代将數百名猶太兒童從波爾多送往納粹集中營，最終被審判時，他39歲。但對澤穆爾來說，所有這些都是一種過度投入的自我鞭撻文化的标志。“這是一個與要緻我們于死地的悔改之間鬥争，”他在9 月說，“隻有這樣（放棄自我批評）才能振興法國。”
澤穆爾的候選資格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場反對記憶大廈的運動，無論記憶看起來多麼根深蒂固，它仍然是脆弱的。法國著名曆史學家亨利·魯索（Henry Rousso）就這一問題撰寫了大量文章，他認為問題在于，一旦公開的大屠殺記憶被當權派所接受，它就被視為民粹主義者決心拆除的又一個建制部分。魯索告訴我：“不僅是對于法國，乃至對于整個西方世界而言，承認維希政府，特别是承認浩劫的存在，是記憶戰争的偉大目标。”
這是當代道德的一個支柱；納粹浩劫構成了絕對邪惡的參照物，是我們比較所有其他罪行的參照物。當澤穆爾攻擊這種了解時，他隻不過使用了一些平庸的右派手段，即不喜歡忏悔；但他走得更遠，甚至增加了一個挑釁的層面。
“所有的曆史學家都是修正主義者，”當我們在2018年見面時，澤穆爾告訴我。然後他解釋了他自己的方法（或者說暴露了他并沒有方法），“我不認為自己是專業的曆史學家，因為我不去檔案館挖掘新的作品。”沉迷于過去，特别是對大屠殺的迷戀，在法國并不像在國外看起來那樣奇怪。法國生活中最奇怪、最令人不安的特點之一是，許多關于國家精神的辯論都将猶太人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去提及，卻往往缺少來自法國猶太社群的任何實際成員（澤穆爾在其中長大）的洞察。在法國公衆的想象中，猶太人經常成為讓·保羅·薩特想象中的隐喻，是他們真實身份之外的某種事物的具象化身。
猶太隐喻的中心地位深深植根于現代曆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成為第一個解放其猶太人口的歐洲國家，而法國特有的、對于普世主義的自負在本質上變成了一場關于猶太人的辯論：如何處理他們，如何整合他們。共和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即在國家眼中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以及公民身份高于所有其他從屬關系，最終導緻猶太人在商業、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用曆史學家皮埃爾·伯恩鮑姆（Pierre Birnbaum）的名言來說，猶太人是模範的共和主義者——為共和而瘋狂（les fous de la République）。但這使得共和國在其最嚴厲的批評者看來，成為了一個“猶太人”的結構，這是1886年出版的《法國猶太人》（La France Juive）的标題，這是法國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反猶太文本。
該書出版後不到十年内，德雷福斯事件就使整個國家兩極分化。猶太人德雷福斯成為了一個比喻，而非真實的個人，對他的辯護者來說，他是理性的法國；對他的反對者來說，他代表了猶太人、外國人和移民的反法國态度。事件的結束，德雷福斯的無罪釋放和天主教對公民生活和公共教育的壓制，是一個比喻對另一個比喻的勝利，更不用提我們今天所知的，共和國宣稱的價值觀的起源。
大屠殺的記憶，以及一般的猶太事務，幾乎是每一次關于身份政治、伊斯蘭主義甚至關于國家衰落的法國辯論中都經常提到的，而這正是澤穆爾最喜歡的三個主題。這段曆史不斷被重新談判，但訴諸曆史也早已成為非猶太人在政治上的條件反射，是在公共生活中封殺對手的最終手段，無論他們手頭的話題是什麼。“猶太人”（Juifs）标簽幾乎每周在法國推特上流行，通常是當非猶太政治家或活動家将某事與大屠殺進行比較時：例如，将新冠疫苗通過和黃星進行類比，或者認為非猶太對手沒有充分考慮猶太人等等。這種表演性的哲學猶太主義本身可能是一種反猶主義形式。有時訴諸一種想象中的猶太人權力結構，以一種不同于傳統歧視的方式來差別猶太人。似乎沒有人想到這些問題，也許除了法國真正的猶太人，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與這種心理劇毫無關系。
作為一名政治候選人，澤穆爾似乎已經陷入困境。但這幾乎是題外話。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東西，這不是極右翼，而是法國建制派本身的扭曲：他提供了一個極端版本的偏見和觀點，這些偏見和觀點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形成，特别是在伊斯蘭教問題上。他最終展現的是建制派的看法，無論其代表如何譴責他。這位前專欄作家已經把自己轉化成了某種集體身份，成為了一面醜陋的鏡子，反映了法國許多人的原始情感。
毫無疑問，澤穆爾的崛起與一種揮之不去的創傷密不可分。法國遭受了最近ISIS和其他伊斯蘭教派在西歐的最為殘酷的恐怖襲擊。除了2015年1月對《查理周刊》記者和猶太超市的大屠殺之外，還有2015年11月對巴塔克蘭音樂廳和巴黎各地咖啡館的襲擊。2016年7月，八十五歲的牧師雅克·哈梅爾（Jacques Hamel）在一個鄉村教堂被殺，以及2016年巴士底日在尼斯的海濱大道上的屠殺。在這些襲擊中，總共有234人被殺。最近，2020年，巴黎郊區的公立學校教師塞缪爾·帕蒂（Samuel Paty）被斬首，其“罪行”是在有關言論自由的課程中向學生展示了關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
2020年11月2日，法國斯特拉斯堡，芬克威勒國小的一幅塗鴉畫展示了納爾遜·曼德拉的肖像和他的名言“教育是改變世界的最強大的武器”，以此聲援被斬首教師塞缪爾·帕蒂。
多年來，甚至幾十年來，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緊迫問題一直是該國穆斯林人口的融合和同化，該國被認為擁有歐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在這些毀滅性襲擊之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特别是因為其中一些襲擊是由具有非常相似社會特征的年輕人發起的：這些法國公民的祖父母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從北非的前殖民地來到法國。這些家庭在法國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程度并不高。其中一些年輕人甚至是培養出澤穆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那個被吹噓的教育系統的産物，但這些年輕人卻被聖戰極端主義所迷惑。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被蠱惑？而回答這個問題已成為法國公衆辯論中一條痛苦的斷層。
這就是2016年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吉爾斯·凱佩爾（Gilles Kepel）和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之間廣為人知的辯論中的問題：簡而言之，凱佩爾認為激進化源于宗教激進主義，羅伊認為伊斯蘭主義隻是年輕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這些被排除在法國社會之外的群體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在這場辯論中，馬克龍顯然站在凱佩爾一邊，但他的政府在帕蒂被斬首後對恐怖主義暴力問題的反應方式卻都屈服于公衆的歇斯底裡，甚至不惜代價。澤穆爾對這些事件的立場始終如一：無論有沒有襲擊，他一直認為伊斯蘭（不僅僅是伊斯蘭主義）與法蘭西共和國不相容。令人震驚，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管理着國家，并把自己當作反法西斯的最後一道屏障、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現在基本上已經采用了這種觀點，不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自豪的中間派馬克龍在2017年因反對瑪麗·勒龐（Marine Le Pen）的呼聲而當選，随即開始了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的計劃，但從一開始該計劃就明顯缺乏嚴肅性。也許政府對“伊斯蘭分離主義”的反應中最極端的方面（也是最澤穆爾式的方面），是公開打擊學術自由和它在法國大學中所謂的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簡直像是最近襲擊事件的肇事者在巴黎政治學院的研讨會上莫名其妙地成了激進的極端分子。2月，馬克龍的高等教育部長弗雷德裡克·維達爾（Frédérique Vidal）告訴CNews，伊斯蘭左派“困擾着整個社會，大學并不能免受影響”。六百多名學者在《世界報》上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反對維達爾的言論，他們的名字很快被公布在一個極右翼部落格上，該部落格試圖在網上破壞他們的聲譽，并試圖扼殺那些可能希望研究法國穆斯林受歧視等真實作象的學生的機會。面對越來越多的批評，特别是來自法國首要學術研究機構CNRS的批評，維達爾最終收回了她的宣戰言論。
這就是法國版的“覺醒戰争”，這已經成為美國右派的狂熱夢想。但不同的是，在法國，在反對馬克龍所說的“完全從美國引進的社會科學理論”的聲音中，最響亮和最有影響力的發言來自中左翼；澤穆爾絕不是唯一一個沖向這些風車的騎士。對他來說，當代法國的主要威脅是外國人。澤穆爾在12月中旬說：“你隻需要看看街上發生的事情，就能看到正在進行的偉大更換。”但是，同樣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反對澤穆爾的政治機構，卻在外國思想中發現了一個明顯相似的威脅（覺醒文化），這些思想常常為澤穆爾攻擊的同一群外國人辯護。這可能是一種不同的“被替代”的焦慮，但它仍然是“替代焦慮”。
在這些問題上的強硬派是馬克龍的教育部長讓·米歇爾·布蘭克（Jean-Michel Blanquer），2020年10月，法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名為République的智庫，旨在阻止所謂的“覺醒”思想的傳播，他告訴《世界報》，這些思想是共和國的“反反面”。在那次采訪中，布蘭克說：
共和主義的觀點反對這種分裂和分化的學說，這種學說已經征服了某些政治、媒體和學術環境，提出了一種損害我們社會的民主基礎的受害者邏輯。
當我聽到澤穆爾在波爾多回答有關“覺醒文化”的問題時，我想到了這種交流。“你是絕對正确的，”他對問他的人說。
這種覺醒的意識形态，那些假裝已經意識到不平等，在膚色或性别方面遭受真實或想象的痛苦的人，對思想自由、智力健康以及我們的學校和大學構成了威脅。
雖然他們各自的動機不同，但布蘭克的評論和澤穆爾的評論沒有明顯的差別：前者使後者合法化，甚至讓步于後者。
最後，還有面紗的問題——這位自稱是法國“普世主義者”永遠的盲點。不出所料，澤穆爾對蒙面的穆斯林女性表達了激烈的情緒，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有多少聲稱厭惡澤穆爾裝腔作勢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卻沒有反對他，不管他們如何證明自己的觀點。面紗與其他宗教标志和象征一起被禁止在學校内使用，但在其他公共場所佩戴面紗是完全合法的。然而，馬克龍的許多官員似乎樂于告訴法國的穆斯林公民，戴面紗使他們在公共生活中不受歡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使得他們不像法國人。2019年，法國前衛生部長阿涅絲·比贊（Agnès Buzyn）抱怨法國運動服裝品牌迪卡侬推出的跑步者頭巾。“我甯願一個法國品牌不要推銷面紗，”她說。布蘭克還評論說，雖然穆斯林母親在學校實地考察時戴頭巾在技術上是合法的，但他希望“盡可能”避免戴頭巾。
是以，如果僅僅把澤穆爾看作是法西斯主義的化身，就曲解了他的意義：他是法國精英階層及仇外地方主義的自然延伸。法國電視上最近出現的一個更荒唐的景象是，CNews跟随澤穆爾來到德蘭西，他在那裡度過了部分童年時光，猶太人在被驅逐到奧斯維辛之前被關押在那裡。他面對一個戴着頭巾的穆斯林婦女站着，她原來是一個很少戴面紗的人，但為了這次交流的目的，她被帶到了CNews。“法國是世俗的，”澤穆爾說，他提到了該國珍視的世俗主義價值觀。 “我們不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在公共生活中，我們說‘我是法國人。’”這位女士摘下頭巾，這可能是為了表明她在電視直播中恢複了理智。盡管這一場景很奇怪，但澤穆爾所說的一切并沒有與許多傳統法國女權主義者和主流共和黨人的基本信念互相沖突，他們真的相信沒有穆斯林婦女可以自由地選擇戴面紗。我常常想，這些人在看澤穆爾時看到了什麼，他們是否能從他的形象中看出自己的影子。
最近，馬克龍的歐洲事務國務秘書、政府最雄辯的代表之一克萊芒·博納（Clément Beaune）說，“埃裡克·澤穆爾對法國來說是個壞消息。他是法國的對立面，是對法國的憎恨。”他當然是個壞消息，但他不是法國的對立面。在顯而易見且令人不安的方面，埃裡克·澤穆爾就是法國。
責任編輯：韓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