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獲悉，外國文學研究所退休幹部，著名法語翻譯家羅新璋先生，因病于2022年2月22日17點1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羅新璋先生生于1936年，浙江上虞人。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1963年起先後在外文局《中國文學》雜志社從事法國文學翻譯工作，1980年起在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譯審。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羅新璋先生著有論文《大陸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錢锺書的譯藝談》《釋“譯作”》《譯藝發端》，校讀《傅雷譯文集》十五卷，譯著有《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紅與黑》《栗樹下的晚餐》等，編輯有《翻譯論集》。
在文學翻譯方面，羅新璋先生受到傅雷、錢锺書等大家影響，年輕時，他曾就翻譯問題寫信向傅雷先生請教，也曾将傅雷譯文與原文逐字逐句對照學習。羅新璋先生将中國傳統翻譯思想概括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認為中國譯學理論博大精深、自成體系，并能夠在國際占據一席之地。他的翻譯實踐和研究為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翻譯理論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謹以下面這篇文章，懷念羅新璋先生。
法國文學翻譯家、翻譯理論家羅新璋，因病于2022年2月22日下午5時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紀念羅新璋：以翻譯為志業
在餘中先的印象裡，羅新璋一直是位不太愛說話的老先生。在他看來，羅新璋“做事認真、為人正派”，經常在研讨會上談論國内的翻譯現狀，批評種種不好的現象。他猶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法國文學研究會在井岡山召開讨論會，他與羅新璋、施康強兩位先生一同前往，同住在一個屋子裡，與羅新璋有過近距離的接觸。三位法語譯者坐在三輪摩托上同遊的畫面，永久地留在餘中先的腦海裡，成為美好的回憶。
“在生活裡，羅先生走路很快，精神很好，還喜歡給朋友拍照。身體不好是近三五年的事，尤其是老伴去世後。”餘中先說。羅新璋的妻子高慧勤于2008年去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譯家，譯有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并主持編譯了《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龍之介全集》，對日本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作出了重要貢獻。高慧勤畢業于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專業，曾與羅新璋同在國際書店工作，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持日本文學室。如今，羅新璋步先妻而去，我們再也無法見到先生的音容笑貌。
苦熬數十年，成就“晚熟”的人生
羅新璋1936年出生于上海，17歲時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1957年畢業時，原本安排好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一職，後陰差陽錯被配置設定到國際書店負責法文圖書的進口工作。原先可以同法國文學打交道的美好日子，就這樣被彙集訂單、核對發票等瑣碎事務取代。這個枯燥的工作一幹就是五年零三個月。眼見同班同學或留在北大，或去往其他大學發展，羅新璋發出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感慨，頗有“時不我與”的無奈。
1963年初，在對外文委副主任周而複的幫助下，羅新璋的生活發生轉機。他被調到外文出版社《中國文學》編輯部，從事中譯法工作，同僚裡不乏楊憲益、戴乃疊等翻譯大家。盡管新工作讓羅新璋擺脫了終日與發票打交道的日子，也有機會翻譯陶淵明、柳宗元、巴金、老舍等名家名作，羅新璋最終發現自己無論怎麼努力，譯出來的法語還是“中國式的法文”。
羅新璋一邊從傅雷的譯文中學習翻譯，一邊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一等就是17年。1980年，羅新璋被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文學翻譯和理論研究。錢锺書先生曾建議羅新璋可以“就自己喜歡的書，好好翻幾本”，這激發了羅新璋的興趣，開始發揮翻譯才幹，走上法國文學翻譯之路。
羅新璋在外文所一共工作16年，直至退休，結出了累累的碩果。《紅與黑》《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栗樹下的晚餐》等文學譯作相繼問世；與此同時，《大陸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錢锺書的譯藝談》《釋“譯作”》等多篇論文也得以刊發，在法國文學翻譯界産生了一定影響。
羅新璋翻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
羅新璋翻譯的《列那狐的故事》
“抄”傅雷譯文，成“傅譯傳人”
早在北大求學期間，羅新璋便對翻譯産生過興趣，這讓他與傅雷結下了不解之緣。緣起是在法國文學課上讀到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裡的一段原文Mère et fils(《母與子》)，在比對傅雷的譯文後，羅新璋為之折服。這一年寒假，羅新璋放假回到老家上海，特意找來《約翰 克利斯朵夫》第一冊L’Aube（《清晨》）。他一邊對着傅雷的譯本閱讀，一邊感慨“譯筆高明，令人擊節歎賞”，自此對翻譯産生濃厚的興趣。
1960年，羅新璋還在國際書店工作。他在北京東單市場找到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法語原本全集，要價35元。當時，羅新璋的工資不過56元，還得貼補全家用度。為了買下這套難得的舊書，羅新璋硬是省吃儉用，攢了兩個月的錢。枯燥的工作之餘，羅新璋把時間全花在抄錄和研讀傅雷譯本上。他有一個“笨辦法”，就是把傅雷的譯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作的字裡行間。據羅新璋自己統計，從1949年到1960年，傅雷總共發表譯文275萬字，而他抄了255萬字（單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就抄了120萬字）。剩下的20萬字之是以沒有抄錄，僅僅因為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字，但他也做了筆記。通過這種“笨辦法”，羅新璋對翻譯有了新的認識。
羅新璋手抄傅雷譯文
傅雷寫給羅新璋的信件
1963年初，羅新璋鼓足勇氣第一次寫信給傅雷，請教翻譯問題。讓他意外的是，傅雷很快給晚輩回信。傅雷在信裡嚴肅指出羅新璋譯文裡的問題：單獨看每個句子，譯得都沒錯，但是通篇來看，每個句子各自為政，不夠連貫；傅雷還在信中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張，并說“翻譯的第一要求是将原作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羅新璋将此銘記在心，反複試練。經過四年時間的學習和摸索，他對傅雷翻譯的技法爛熟于心。
翻譯家、福克納研究專家李文俊曾經感慨地說， “他（羅新璋）真是我所認識的翻譯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個了”。對此，羅新璋倒是很謙虛，他說自己“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點兒便宜”。但誰又能知道，僅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得付出那麼多心血，才換來那些準确而文雅的譯文。
數易其稿，交出《紅與黑》最好的譯本
《紅與黑》是法國文豪司湯達的經典名著，上世紀90年代之前，已有多個譯本問世。1991年，浙江文藝出版社邀約羅新璋翻譯新的版本，當時已年過半百的羅新璋頂住壓力，毅然接下任務。他再次拿出當年學翻譯時的吃苦精神：每天淩晨4點起床，先翻譯三個小時，再到機關上班。晚上臨睡前，又把當天的翻譯内容重新複查一遍。在此過程中，羅新璋總結出一條翻譯經驗：“悟而後譯”，意思是“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譯出來，而不是照着字典機械翻譯”。
《紅與黑》的翻譯花了羅新璋兩年時間，其間數易其稿，交稿後又大改兩次，目的都是為了譯文能精益求精。譬如他将《紅與黑》的開頭“市長盯了太太一眼”，以傅雷筆法譯成“瑞那先生一副老謀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 en regardant sa femme d'un air diplomatique)，這句話如果直譯的話，就變成“以外交家的眼光看他老婆”，韻味全無。羅新璋戲稱這個翻譯是從傅雷翻譯的《歐也妮·葛朗台》裡“抄”來的，經過那些年“抄”傅雷譯文，技法已經爛熟于心。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餘中先表示自己特别贊賞羅新璋在《紅與黑》裡的翻譯，認為羅新璋講究文詞的儒雅，是譯介19世紀法國文學獨一無二的人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羅新璋翻譯的《列那狐的故事》，一本法國中世紀民間故事合集。這也是羅新璋本人最喜歡的個人譯作，因為能“放開來翻”，能玩點文字遊戲。
羅新璋翻譯的《紅與黑》譯本
羅新璋翻譯的《紅與黑》受到了很多贊譽，被公認為十幾個譯本中最好的版本。他的同班同學、翻譯家柳鳴九說：“我生平有一志，隻想譯出《紅與黑》來，但得知他（羅新璋）翻譯《紅與黑》後，我心服口服，從此斷了這個念想。”翻譯家羅國林也表示，有出版社曾約他重譯《紅與黑》，他沒有接受，理由是“有羅新璋的譯本在先”。
羅新璋用法語Sobre（“樸實無華”之意）來形容他心目中譯文的精煉，并認為自己翻譯《紅與黑》如果有成功的地方，便在這一點上。“1993年2月交稿之後，我花了将近三個月的工夫，把全文從頭到尾再看一遍，把原譯稿中那些可有可無的字全删去了，譯本的品質可以說靠這一遍，當然從稿費上來說是有損失的，但是原來那些臃腫、累贅、笨拙的地方沒有了。”
編選《翻譯論集》，闡述“大陸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
常年浸淫在翻譯實踐中，羅新璋對翻譯理論漸漸有了獨到體會。尤其是對傅雷譯文的研究，恐怕少有人比他更為專業。他先是寫出大陸最早評論傅雷譯文的《讀傅雷譯品随感》，文章發表在《文藝報》1979年第5期上。其後，又帶頭編選了彙集大陸翻譯文論的集子《翻譯論集》。該書收輯自漢末以迄編定之日有關翻譯的文論180餘篇，梳理了上自《周禮》《禮記》，到漢魏唐宋，再到元明清，直到近現代、解放之後中國翻譯的曆史，收錄支謙、道安、鸠摩羅什、嚴複、朱生豪、傅雷和錢锺書等重要譯家的翻譯實踐和論述。《翻譯論集》以其宏富的規模、充實的内容、缜密的體系，成為了中國當代翻譯史料學的重要選本。
《翻譯論集》書影
羅新璋為該文集寫下的序言《大陸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也成為一篇重要的翻譯理論文章，與他随後發表的一系列研究翻譯的論文一道，形成為羅新璋獨具個人特色的翻譯理論。《大陸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将中國的翻譯理論分為三大時期：漢唐以來佛經的翻譯、近代和五四時期以嚴複“信、達、雅”為标志的中心理論，以及解放後對“神似”與“化境”的論證。羅新璋認為，中國的翻譯理論體系可歸結為八個字：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羅新璋曾在訪談中表示，介紹外國譯論，最好能結合中國的翻譯實際和翻譯傳統。“翻譯(translating)先須嚴謹，行文（rewriting）不妨放開；也即窮達辭旨，妙得言外。有所羁束又不受羁束，原作客體與譯者主體兼資并包，他者（other）與自我（self）兩全其美。”他認為，研究外國翻譯理論，不是使自己變成中國的外國翻譯理論家，而是能推進大陸傳統譯論的現代解讀，發展大陸當代的翻譯理論。
《古文大略》書影
在羅新璋看來，做好外譯中的翻譯，外文好自然很關鍵，但在此基礎上，中文也要足夠好。為此，退休後在台灣講學期間，羅新璋憑着興趣編寫了一部收錄180篇古文的《古文大略》。除了不可不選的經典名文，還特意加入一些思想深刻、能增進譯者人格涵養的文章。為便于青年讀者了解中國古代的翻譯思想，還特意将支謙的《法句經序》、嚴複的《天演論·譯例言》等翻譯論文收入其中。
羅新璋曾說：“我既沒有什麼志向也沒有什麼所長，是個很笨的人。在學習的時候發現課文裡有傅雷的譯本，一看覺得翻得真高明，才開始對翻譯感興趣。”這自然是自謙之詞，但也在無形中警示翻譯界的晚輩：要肯下笨功夫，不要操之過急，以及以興趣為導向，循序漸進，方能成就“晚熟”的人生。
參考資料：
1.《羅新璋先生訪談錄》，金聖華，香港《大公報》，1999年6月
2.《羅新璋：享受孤獨 走向生命很深邃的地方》，江楠，《新京報》，2013年7月
3.《訪翻譯家羅新璋：傅譯傳人 悟而後譯》，杜羽，《光明日報》，2016年12月
4.《文學翻譯是乞靈巧悟，悉心修辭的文字工作——記文學翻譯家羅新璋》，文羽，《文藝報》，2019年12月
（圖檔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