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華麗，又平庸。
這就是蓋爾·加朵擔綱女主的《尼羅河上的慘案》，給人的觀感。
它不可避免地要被拿來與前兩次改編相比，尤其是1978年的經典版本。1978年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由英、法、德三國合拍，時長達140分鐘，演員陣容囊括了三位奧斯卡影帝、兩位奧斯卡影後，和一位金球獎影後。
但1978年版之是以經典，并不隻是因為它的演員陣容豪華，更在于它注重深掘圍繞在受害者身邊的每一個人，在幾乎所有人都有殺人動機的前提下抽絲剝繭，把人性的複雜暧昧和幽暗微深，囊括在大偵探波洛的推理過程中。
它既是在懸疑推理，又是在深掘人性，而且充滿敬畏。
反觀2022版《尼羅河上的慘案》，除了華麗的異國風光，和蓋爾·加朵的美豔，它的推理過程，和它對人物的塑造，用平庸乃至糟透來形容，絲毫都不為過。
政治正确 人物混亂
《尼羅河上的慘案》，原著作者是阿加莎·克裡斯蒂。
據《紐約客》雜志統計，她作品的銷售量，在書籍發行史上，僅次于莎士比亞和《聖經》，而《尼羅河上的慘案》正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也是她寫作特點的集大成者，即——
開篇就有重大事件的轉折，其後疑雲密布、奇事疊出到偵探不得不出場，他利用扯閑天來推理，把無關緊要的閑話和動作，與蓄意的謀殺聯系在一起，在轉瞬即逝的細節疊加上，揭開潛藏在每個人内心深處的秘密。
拿下真兇不是重點。
揭開大家不為人知的秘密才是關鍵。
《尼羅河上的慘案》也是如此。
繼承家族遺産的琳内特，不僅對身邊的人尖酸又刻薄，甚至搶走了閨蜜傑姬的未婚夫西蒙；
就在倆人去埃及度蜜月時，傑姬尾随而至；途中他們登上一艘尼羅河遊船，大偵探波洛，剛好也在這艘船上觀光；
波洛發現，這艘船上的每個人，似乎都圍繞琳内特而來——
比如色情作家莎樂美、手腳不幹淨的寡婦範斯凱勒太太、女仆路易斯、貝斯納大夫、律師安德魯、護士鮑爾斯小姐等等。
女仆路易絲
他們都對琳内特很不滿，尤其是帶着手槍尾随而來的閨蜜傑姬。
果不其然，一次偶然沖突後，琳内特被發現死在床上……
這個故事概要，是根據1978年版改編得來。
它剔除了原著裡，更加龐雜的人物線索，隻在電影裡保留了這幾個關鍵性的人物，讓觀衆能更專注于案件本身。
1978年版《尼羅河上的慘案》
而2022年版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則因為過分追求政治正确，顯得失掉原汁原味。
與其說它的着力點是懸疑推理和人性摹刻，不如說它是在湊齊好萊塢全家桶，種族問題和同性元素一個都不能少，完全不在乎它們放在這裡合不合适。
比如在原著裡，日常鬥嘴到其樂無窮的主仆二人，在這裡給改成了和諧有愛的中老年同性伴侶；
比如在原著裡，動不動就開黃腔的抓馬情色作家莎樂美，在這裡給改成了深受種族歧視困擾的黑人歌手，還跟大偵探波洛搞起感情線，屬于政治正确的“黑白配”。
并不是說這種為追求政治正确的改編，就一定存在讓人不适的觀感。
而是說既然要這麼改，就應該好好刻畫，給觀衆一個熟悉新人物的時間和空間，而不是靠現實裡跟政治正确相關的慣性認知，理所當然地認定，他們就應該是這樣的關系。
任何靠慣性認知解決戲劇沖突的導演，都是耍流氓。
但這還不是2022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緻命的缺陷。
它最大的問題，是它沒能力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簡單到人物的出場順序，它都沒拎清。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特點之一就是人物衆多。但他們的出場都是循序漸進的，你能在每個角色第一次出場的對話裡，就界定清楚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和隔閡。
1978年版改編，就極好地順承了這個優點。
比如在電影開場的前8分鐘裡，圍繞琳内特，你能分别看到她與管家、女仆和閨蜜的關系，也能看到她居高臨下到讓人不爽的态度，和尖酸刻薄到讓人憤恨不已的言辭。
管家告訴她園藝師還沒來，她就盛氣淩人讓他現在去找人。
仆人喜歡上一個埃及人，她說不同意婚事，也不給她嫁妝。
閨蜜希望她能幫未婚夫安排工作，她卻抱怨自己的鞋太小。
它沒有一處細節是多餘的，對每個角色的界定也是清晰的。
但2022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第一幕出現在舞會上，每一個可能殺害琳内特的人，都出現了。
所有以文學為基礎的叙事藝術，都在極力避免盛大聚會之類場景的出現。
因為它太考驗創作者的功力，既要讓在現場的每個人有存在感，又要讓他們彼此截然不同，還得在言行舉止間，暴露人際關系、推演故事走向。
但新版改編自信過了頭，把那麼多關鍵角色一次性交代出來，以至于觀衆很難在有效時間内，尋獲到每個人物身上的關鍵資訊。别提建立人物彼此的關系了，連他們誰是誰，觀衆都很難厘清。
大家最後記住的，可能就剩下那兩段情色意味濃郁的舞蹈。尤其是蓋爾·加朵騎在艾米·漢莫身上，肆無忌憚地展露身姿、撩撥情欲的那一幕。
推理平庸 境界低廉
每個人都有作案動機。
如前所述，這是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特點，《尼羅河上的慘案》更是如此。
是以這個故事的精彩在于，觀衆會跟随大偵探波洛的推理，不停地更換嫌疑人。在這個過程裡，你能看到衆多角色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網，以及每個人内心潛藏的灰暗地帶。
也就是說，一團和氣下是暗流在湧動。
戲中的角色人人自危，戲外的觀衆也享受到推理的樂趣。
但是，2022版改編，始終帶有一種“我早就看穿一切”的優越感。它提前了波洛出場的時間，讓他從一開始就旁觀着琳内特和她身邊的每一個人，并洞悉他們每一個人的心懷叵測。
這種設定，讓波洛從出場就帶有極強的目的性。
可事實卻是，波洛為什麼出現在埃及？
他厭了、倦了、累了，他隻是想單純地旅個遊，享受一下生活的惬意和闌珊，根本不想去查案——這個并不顯眼的設定，既契合他大偵探不停查案的身份，又帶出他也有正常人的一面。
是以1978年的波洛身上，有不少尖酸刻薄和玩世不恭，他隻想好好享受美酒、美食和美景。
雖然他也注意到每個人都對琳内特心懷不軌，但他并不真的關心。
相較于2022版波洛的冰冷生硬，1978版波洛那種帶點讓人讨厭的滑稽和敏感，反而更有親和力。
這種能拉近與普通人關系的親和力的設定，讓他在推理案件時，顯得并不那麼僵硬，反而在觸碰每個人灰色空間的時候，顯出悲天憫人的涼薄。
但2022版的波洛，他一開始的冰冷和僵硬，卻在推理過程裡，情緒相當地激動。
而且不僅激動，它居然還開啟了倍速，就像相聲演員報菜名一樣，不快點說完都燙嘴。
以至于讓人禁不住懷疑導演是不是得了什麼“懸疑不耐症”，到了那些關鍵性細節上，他都選擇一筆帶過。導緻案件的重要細節，缺失了一大半，進而使推理過程如走馬燈一般，流程化地完成了任務。
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筆下，波洛确實是解密推理的人。
但她并沒有讓波洛隻是停留在解密推理的功能上，反而也讓他在探案推理的過程裡，帶出自己的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在見識過那麼多兇狠陰暗的人性之後，對人性抱持的基本态度。
如果1978年的波洛是悲天憫人的，那2022版的波洛則是憤世嫉俗的。這種細微的差别，很能說明主創審美傾向的不同：
悲天憫人的底色是涼薄——他見識過太多人性的美好與陰暗，因而對人既不高看也不貶低，是一種自以為得意的超然感。是以在1978年版裡，當兇手當着波洛的面自殺時，波洛懊惱、自責又遺憾，他自以為對人性了然于胸，結果卻沒想到認知得還不夠。
不然他也不會感歎說“太慘了”。
而憤世嫉俗的底色是厭惡——在見識那麼多的陰暗和殘忍後，他早就對人性失去希望，剩下的隻是對人性不過如此的一次次印證。是以在2022年版裡，當兇手當着波洛的面自殺時，波洛的表現就像是一切早已在他的預料之中，所謂人性不過就那麼回事。
他是以審判者的姿态在自居，是以衆人下船時，他會對每個人進行詢問和交代。
而1978年版的波洛，他沒有要去審判誰，更多表現出的卻是遺憾，和多愁善感。
畢竟，沒有人可以審判人性。
是以在1978年版的最後，當那對情侶告訴波洛他們訂婚時，波洛才會激動和祝福得那麼虛假，并看着他們相擁離開後，借莫裡哀的那句名言，意味深長地感歎道：“女人最大的心願，是叫人愛她。”
一起聊聊：
（素材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僅作分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