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國與俄國的作戰計劃
1914年被擱置與檔案夾中的法國戰争計劃——第17号計劃，恰恰建議實施施裡芬認為法國人不會去做的事情，給德國“送大禮”。它計劃輕率地越過法德共同邊境，開進洛林并向萊茵河進軍。根據施裡芬的判斷，這對法國而言是最為不利的。因為正如法國從1880年代開始花費時間和大量金錢改進、擴建保衛法國領土的堡壘一樣，德國也是這樣做的。阿爾薩斯、洛林諸省在1871年并入德國，法國人在此前的兩個世紀裡在此大力構築防禦工事。阿爾薩斯-洛林是“帝國”的領土，直接接受柏林的管理，在德意志帝國政府時期，摩澤爾（Moselle）河畔的梅斯（Metz）和蒂永維爾（Thionville）、萊茵河畔惡斯塔拉斯堡（Steassburg）道德堡壘都經曆了昂貴的現代化。這些城市是從法國通往德國的大門。施裡芬估計法國最高指揮部将不敢計劃進攻它們。
普法戰争後法國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
在“大備忘錄”處于準備階段的時候，施裡芬的推測是準确的。完成于1898年的法國第14号計劃斷言在與德國發生戰争的情況下，法國将在共同邊境上采取守勢。因為數量上的懸殊，由法國發動進攻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變化的4000萬法國人口無法與已經多達5000萬，且仍在快速增長的德國人口相抗衡。另外，法國最高統帥部隊德國在危機時期通過征召預備役軍人快速擴大軍隊的能力感到恐懼，這項能力已經得到了證明。法國的預備役體系在1870年已經失敗。1898年的法國将軍不相信這個體系在未來能夠變得更好。第14号計劃沒有為各不相幹的預備役機關分派任何角色，1903年的第15号計劃中則分派了次要的角色。
1914年的法軍
預備役的難題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始終折磨着法國的軍事思維。當德國将領絞盡腦汁想解決如何以可能的最快速度把大量軍隊送到標明的行動地點的難題時，法國卻在為如何找到充足的士兵而苦悶。1905年的兵役法案（Conscription Law）沒有任何豁免地強制所有法國年輕人服兩年兵役，以擴大“現役”或和平時期軍隊規模的方式稍緩時艱；該法案确實使法國和平時期的軍隊規模超過了德國計劃部署到比利時的部隊。它再次帶來了預備役的問題。目前線擴大時，和平時期規模足以壓倒共同邊境上的德軍仍然需要快速吸收預備役。1907年的第15号計劃第二稿允許法國軍隊對比利時南部進行集結；兩年後的第16号計劃擴大了該集結的規模，盡管新的集結有賴于吸納預備役部隊，而最高統帥部仍不知該怎樣謹慎地獲得它們。到1911年，對于德國穿越比利時、得到龐大預備役加強的大規模進攻的恐懼變得日益急切，一位新任的法軍參謀長維克多·米歇爾（Victor Michel），提出了一項與第14号到第17号計劃分道揚镳的建議：所有可能的預備役部隊都與現役部隊混合在一起，所有軍隊都将被動員，沿從瑞士到北海的整個法國邊境進行部署。盡管米歇爾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計劃可謂“施裡芬計劃”的真實映照；他甚至提議攻入比利時北部，這恰好與施裡芬的“強大的右翼”狹路相逢；無從猜測結果如何，但絕不會比迥然不同的法國1914年戰争計劃的結果更壞。不幸的是，米歇爾是位不合群的軍人，是一位“共和主義的”将軍，不為同僚所喜。他很快就被新的右翼政府剝奪職務。1913年4月生效的第17号計劃與他的方案背道而馳。預備役與現役部隊的混合被束之高閣。一直到北海的部署被削弱，隻留下左翼的法軍第5集團軍，從比利時南部應對德軍穿過比利時北部進軍的危險。最重要的是，在共同邊境上的行動被設計為進攻性的。“無論情況如何”，第17号計劃主張，“總司令的意圖是以所有部隊前進攻擊德軍。”這意味着法軍将攻入洛林，而這正是施裡芬懷疑法軍不會去做的“送大禮”行為。
1914年戰争爆發是德軍與法軍分别執行施裡芬計劃（紅）與第17号計劃（藍）
第17号計劃是米歇爾的繼任者約瑟夫·霞飛的建立，采用這一方案并非毫無理由。理由之一是情報部門始終無法确定德國人真的會采取穿越比利時北部這樣的戰略上存疑、外交上将遭譴責的冒險行動；考慮到當代所有國家都對戰争計劃嚴守機密，想得到這樣的情報并不容易，但這時也要歸咎于法國第二局（情報局）目光短淺，拒絕确認情報的蛛絲馬迹。另一個理由則是德國針對法國1905年兩年兵役法的反應所引起的焦慮；1911-1913年，德國通過了它的兵役法案，大大增加了和平時期的軍隊規模。這些措施，以及德國已知的動員預備役機關的能力，使在任何一方能夠使用預備役力量之前最大可能地使用和平時期的軍隊成為法國人的第一選擇。這意味着進攻，進攻他們很容易找到而德國人不得不防守的一點，即穿越法德共同邊境。另外，作為對德國1911-1913年征兵法案的回應，法國頒布了另一項法案，把服役期限延長為三年；1913年的這項三年法案（Three-Year Law）盡管無法縮小德國相對法國日益增長的軍隊規模優勢，确實擴大了法國和平時期軍隊的規模，這自然而然削減了預備役的規模，是以加強了在戰争中立刻采取攻勢的論調。采用第17号計劃的最後一個理由，在于法國及其盟友間關系的發展，自1905年起，英法總參謀部之間頻繁地舉行秘密會議。到1911年已經形成了堅定的共識，在德國破壞保證比利時中立的1839年英法普三國條約的情況下，一支英國遠征軍将在法國左翼登陸。如果該共識沒能解決“比利時難題”的話，至少使其得到緩解。這兩個國家還希望得到更多：如果遭到德國的威脅，希望比利時能夠允許二者之一或二者共同進入其領土。二者都被比利時總參謀部斷然拒絕——對法國的拒絕是它采取第17号計劃的一個補充理由——但法國可以因為比利時提供支援的承諾感到安慰。盡管兩個國家并未簽訂任何正式條約，法國将軍們獲悉，“當（他們的）參謀人員就某些事務達成一緻，行動将随之而來。”
法軍總參謀長約瑟夫·霞飛
法國将軍們相信，在對德戰争開始時，為了使俄國提供法國所需要的幫助，必須采取第17号計劃的攻勢。确然如此，因為“法俄兩國的專家們”——二者确實結為盟友——“并非常常能夠敲定一項計劃”。俄國的戰略困境與法國的有同有異。像法國一樣，它在危機中利用預備力量的速度也要慢于德國。是以，它最初的行動也要依靠現役部隊發起。法國的問題隻不過是無法确定滿意的計劃，以便把預備役和和平時期的軍隊整合在一起，與法國不同的是，俄國加強軍隊的困難更多是地理上而非組織上的。拖延前線部署的是，俄國内部各大人口中心之間的距離遙遠，而且它們與德國邊境也過于遙遠。然而這樣的距離對于俄國而言也是一種優勢，因為在戰争危境中，空間就是時間。在動員的危機中，俄國并不感到急迫。在召集軍隊時最初喪失一些領土是可以接受的，而法國卻承擔不起。法國人非常清楚這一點。是以，第17号計劃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道理的：它設計挑起的大戰将在東線赢得時間；另一個方面，法國感覺有必要在一開始就向俄國證明，這是一次生死之争，也促生了第17号計劃。危機規模越大、來得越快，法國的危險也就越大，其後對俄國的威脅也就越大，因而俄國快速進軍幫助法國的必要性也就越大。
龐大的沙俄帝國
然而俄國素來以拖拖拉拉而聞名，這讓法國将軍們深感氣憤。與英國正相反——盡管它還不是一個正式盟友，但卻能激起法國的信心——俄國将軍們偷偷摸摸，常常效率低下，這已經夠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俄國逃避義務。“盡管法國持續地給予壓力，1911年以前的俄國除了語焉不詳的動員之日後二十天進攻外，不肯承諾任何東西。在1910年末，當聖彼得堡從俄屬波蘭撤出一些部隊，并且沙皇和德國皇帝在波茨坦舉行會晤，這樣的最低期待也發生了動搖。”徹底感到驚恐的霞飛在1910年8月召集了新的參謀談判，赢得俄國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Sukhomlinov）的保證，俄國軍隊将會“在第十六天采取一些進攻行動，以期牽制最少五或六個可能部署在西線的德國軍隊。”這項保證仍然隻是口頭的。法國沒有任何對俄國履行諾言的紙面擔保，甚至真的對俄國想要做什麼沒有任何明确的影響。
俄國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
不應該把一切怪罪到俄國人頭上。這個世紀的前十年對它而言是麻煩的十年，國内的革命，在遠東的對日戰争中被日本擊敗。戰争使國家陷于貧窮，在混亂中使其軍隊敗北。1906-1909年是“施裡芬計劃”可能發揮作用的年代，在這些年裡，俄國最多希望在發生沖突時采取戰略防守，一種對法國沒有任何幫助的姿态。到1909年，俄國已經恢複過來，足以寫下一份動員計劃——第18号（Mobilisation Schedule Number 18），它至少已經包括了一項進攻條款，盡管該條款是在完成預備役力量集結的停頓，以及确定最主要的威脅是來自于德國還是奧匈帝國之後。在1910年6月，俄國參謀人員變得更為積極一些。第19号動員計劃承認德國是主要敵人；該計劃仍将俄屬波蘭的大部分棄于敵手。這種前景讓長期與奧匈帝國交戰的西部區域的指揮官火冒三丈。在行動上可行的、根據俄國對東南歐的傳統義務應該去做的、由于與法國的同盟需要去做的，将軍們之間關于這些東西相對分量的争論繼之而起。解決方法是一種妥協，以第19号計劃的修正方案A和修正方案G為人所知，A方案集中力量于奧匈帝國，G方案則主要抵抗德國。
俄國的作戰計劃
如果法國人知道了修正方案A，一定會更加恐懼。對法國人而言幸運的是，在俄國總參謀部完成了第19号計劃兩個修正案的同一個月，即1912年8月，他們終于榨出了俄軍總參謀長芝林斯基（Zhilinsky）的承諾：自動員日“十五天之後”，他的軍隊将以至少8萬人進攻德國人，這是俄軍和平時期軍事力量的一半。在1913年9月的俄法軍事協約第三條中，這一點被明确下來，是“在動員後的第十五天”而非“動員後的第十五天之後”。對這一俄國人忽然全心全意地對待盟友的情況有多種不同解釋。其中之一是到1913年，俄國軍隊已經大體上從敗于日本之手的混亂中恢複過來；一項新的軍費計劃，蘇霍姆利諾夫的“大計劃”（Great Programme），在四年期限内承諾積極改進和切實擴張軍隊規模。第二點，有意見認為，是因為情報的誤導。在1913年，俄國“在恰當之處有一位間諜”，奧匈帝國上校阿爾弗雷德·雷德爾（Alfred Redl），此人向俄國出售奧匈帝國軍隊動員的計劃，該計劃看起來使修正案A中預料的危險最小化了。“第三種解釋是（法國）盟友的重要性……如果法國輕易地敗于德國，俄國人沒有什麼信心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蜂擁而至的聯軍……俄國和法國同生共死……而俄國應該竭盡全力履行其義務，甚至在動員後第十五天發動進攻。”最後，有意見認為，俄國将軍們突然對采取進攻而非自私自利但卻安全的防守戰争将會帶來的危險視而不見。然而，在這方面，俄國與法、德的差別僅僅在于決心賭一把的時間較晚而已。
數量龐大的俄軍
2.奧匈帝國的作戰計劃
如果說1906年到1914年的俄國因為支吾搪塞和拖延耽擱讓法國倍感恐慌，奧匈帝國也讓其盟友德國深有同感。德奧兩國在1866年戰争中為敵，那場戰争确立了德國在中歐的領袖地位，兩國在1882年消弭了紛争。然而，它們簽訂的同盟條約并不包括軍事條款。德國首相俾斯麥明智地躲過了卷入奧匈帝國各式各樣國内外困境的危險，其中包括了與奧斯曼土耳其人長久以來的積怨，最近被掩蓋起來的、因喪失威尼斯而與意大利的争吵，以及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對哈布斯堡領土中這兩個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構想，它們再那裡的勢力強大而且不斷增長。然而兩國總參謀部非正式地探究各自的戰略；奧地利獲悉，在發生兩線戰争的情況下，德國意圖對法采取守勢而進攻俄國；德國則心滿意足地獲知奧匈帝國将進攻俄屬波蘭。事情到此為止。施裡芬上任後，奧匈帝國參謀部門發現他“沉默寡言”而且“不好接近”，直到1909年1月他退休以後，才開始了富有成效的磋商。
一戰前的奧匈帝國版圖
德國總參謀長小毛奇知道了他想要的東西。“施裡芬計劃”仍在擱置中。它需要奧匈帝國盡可能最大規模、最快地針對俄屬波蘭進行部署。不管怎樣，談判起于他的奧匈帝國對應者康拉德·馮·赫岑多夫（Conrald von Hotzendorf），然後在一場不僅與俄國，而且包括其被保護人塞爾維亞的兩線戰争想起警鐘。還有其他的擔心。意大利是個可靠的盟友，羅馬尼亞也不是。康拉德看見一張彼此相連且難以預測的網，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利于奧匈帝國。最壞的可能是塞爾維亞挑起的一場針對奧匈帝國的戰争，在這場戰争中，把哈布斯堡軍事力量的重心部署在多瑙河以南而非波蘭北部，俄國可能卷入，這将把其軍事部署的方向變成一個錯誤。他建議的解決之道是在動員之時把部隊分為 三個部分：由10個師構成的巴爾幹最小集團（Minimalgruppe Balkan）針對塞爾維亞進行部署，30個師的A集團（A-Staffel）對應波蘭戰場，而12個師的B集團則作為“機動”（“swing”）的力量，在二者之一需要的時候投入戰場。
奧軍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多夫
這項計劃并未給毛奇提供什麼，1月20日他寫信提出修改建議。為打消奧匈帝國對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不忠實的恐懼，他保證西線戰事将在俄國全面動員之前結束，而德國那時将派遣強大的軍隊開赴西線；但他并未給出時間表，這一缺漏讓康拉德憂慮不已，因為他必須制訂自己的兩線戰争計劃。1月26日他警告毛奇，在動員後的五十天之前，德國不能指望巴爾幹最小叢集開赴波蘭。德國能否保證在四十天之内提供支援？如果不能，他最好在波蘭采取守勢而傾盡全力進攻，摧毀塞爾維亞。摧毀塞爾維亞是康拉德真正渴望的東西；如同許多講德語的奧匈帝國，憎恨這個小小的斯拉夫王國，不僅是因為它沒有對奧匈帝國在巴爾幹的非正式統治權給予适當的尊重，也是因為它吸引着哈布斯堡帝國内部心懷不滿的塞爾維亞人。赢得對塞爾維亞的勝利看起來是解決奧匈帝國與其他斯拉夫少數民族間廣泛存在的問題的最保險方式。
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
毛奇在一些方面做出保證，但對另一些問題避而不談。法國不可能阻擋德國超過四個星期——而“施裡芬計劃”中則估計為六個星期，奧匈帝國并不了解這一計劃的細節——是以對奧匈帝國而言，進攻俄屬波蘭既是非常安全的，也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即使奧地利在一場塞爾維亞戰争中泥足深陷，德國也不會背叛它；至于塞爾維亞，“奧匈帝國的問題自然而然地解決。”康拉德評論道：“确實如此。不過如果被困于塞爾維亞無法脫身，我該怎麼辦？”因為奧匈帝國的兵力比塞爾維亞多60到100個師，傳統認為，隻需半數于此的優勢即可赢得一場勝利，人們可能認為康拉德頗為膽怯。即使他隻派出巴爾幹最小叢集，塞爾維亞人也不能擊敗他。毛奇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使俄國也兩線作戰——波蘭西線，德國在那裡暫時會比較虛弱；波蘭南線，他希望奧地利在那裡強大一些——他掩蓋了任何康拉德的支吾搪塞所引起的激怒，而且幾乎是立即回信保證與奧地利一起發動進攻：“在奧匈帝國發動攻勢的同時，我會毫不猶豫地發動進攻來進行支援。”這是個既不應該做出也不可能實作的承諾。“施裡芬計劃”毫無疑問地規定，當進行大規模的西線戰役時，德軍留在東普魯士的部分應該進行防禦。他顯然是善意地做出這一承諾，無論如何，1909年3月19日做出承諾的這封信在接下來的數年間保證了這兩個盟友之間的了解。康拉德因為好戰而在1910年11月去職，當他在一年之後官複原職時發現，這一問題仍然未有定論。1914年5月，康拉德和毛奇在度假勝地拉爾斯巴德（Carlsbad）舉行最後一次戰前會議，德國總參謀長回應奧匈帝國要求承諾在東線增加軍隊時，模糊不清地保證：“我會盡力而為。我們對法國并沒有設麼優勢。”擱置中的“施裡芬計劃”在法國北部勾畫出一條“強大右翼”的軌迹，所堅持的東西恰好與此相反；但它指望着奧匈帝國更堅定的意志和俄國更虛弱的力量。
奧匈帝國吞并波黑威脅塞爾維亞
3.英國的作戰計劃
施裡芬沒有考慮到的是英國人會參與其中。他的“大備忘錄”略微提到了這種可能。他在1906年2月的一條附錄中讨論了它的重要性，但推測英國人最多也就是安特衛普或德國北海沿岸登陸。他并不擔心英國人會為了阻止德國通過比利時進軍而在某一點加入法國的戰線。因為作為1904年4月英法協約（entente cordiale）成果的軍事對話直到1905年12月才開始，而“大備忘錄”在這個月完成，他無從預測英國人可能這樣做。另外，盡管已經開始與法國進行讨論，英國人仍然舉棋不定，不知道如果把軍隊派遣到大陸應該做些什麼。确實存在進行兩栖行動的可能性，皇家海軍支援這一方案，以便迫使德國公海艦隊（German High Sea Fleet）與之交戰。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是一種“分散的戰略”。普遍的軍事氣氛要求再決定性一點上的“集中的戰略”。這個決定性一點的戰争中的進攻者将是德國，它将是法國某地，後來确實如此。英國逐漸同意了法國的建議，派出遠征軍。1906年4月，帝國防務委員會起草方案，直接向低地國家派遣軍隊。因為比利時不願意英國軍隊進入，而且法國無法制訂讓人信服的戰争計劃，其後的五年毫無進展。1911年，霞飛就任法國總參謀長，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任英國軍事行動的指揮官，一切發生了改變。霞飛令人敬畏，威爾遜充滿活力。當他們11月首次在巴黎會面，霞飛披露了第17号計劃的概要。因為用于海軍的花銷以及英國人持續反對征兵，使它在本土隻能維持六個師的部隊，英國遠征軍的規模不會很大。盡管如此，8月，威爾遜已經向帝國防務委員會概述了如何最好地進行部署。通過迫使德國抽調力量對付它，這六個師針對德國右翼的行動有可能打破平衡。“德國從決定性的一點調走的軍隊越多，”威爾遜論證道，“對法國以及我們就越是有利。”他進一步研究計劃的細節，如何利用海軍的積極協助最快、最有效地把部隊運送通過海峽，海軍支援完成快速行動後，便得以集中力量誘使德國艦隊進行決戰。雖然如此，英國保持謹慎。盡管是一個熱心的法國支援者，但直到1914年8月，關于遠征軍将在何處參戰，威爾遜拒絕給出任何暗示。隻是在1912年11月，法國從外交部長愛德華·格雷那裡榨出了類似共同行動的某種承諾。這封信如下：“如果任何一方政府有重大理由預計将發生第三方力量的無故攻擊，或者威脅到普遍和平的情況，它應該立即與另一方政府進行協商，讨論雙方政府是否應該行動以阻止侵略并保衛和平。并且，如果這樣，協商它們應該共同采取何種措施。如果這些措施涉及共同行動，總參謀部的計劃應當立即得到考慮，然後雙方政府決定在何種程度上實施它。”因為日漸消退的經濟實力和不斷增長的德國海軍力量所帶來的危險，光榮孤立的原則仍然使英國對于把自己和一個盟友捆綁在一起趕到猶豫。當然，英國享有大陸國家所沒有地進行選擇的奢侈權利，随心所欲地決定“最大程度或是最小程度地卷入戰争”；培根對于海軍強國優越之處的總結在20世紀仍然像在16世紀一樣正确。
英國軍事行動指揮官亨利·威爾遜
4.走向悲劇
法國和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無法從海洋的保護中獲益。它們最多不過由河流和山脈分隔，最壞時除了地圖上的線條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界線，它們的安全在于其軍隊。一支軍隊如果不盡可能早地發動攻擊，就有可能在動員中被摧毀；甚至如果完成動員但是其後未能發動進攻，它也将暴露底牌，并喪失戰争計劃煞費苦心圖謀實作的優勢。這一危險對于德國而言更為尖銳：如果它未能讓部隊在下車地點跳下運載軍隊的火車時立即發動攻擊，東西線力量的不平衡劃分将毫無意義地洩露，更為嚴重的是針對比利時的集結将會暴露。“施裡芬計劃”将不再是秘密，法國将獲得時間避開第17号計劃的危險，俄國将獲得以壓倒性力量侵入東普魯士的動力，而奧匈帝國将背負不願意以及可能無法避免地保證中歐安全的負擔。
一戰時的德軍
如果歐洲列強之間存在永久性地進行談判的媒介，或許可以剝去各國備用戰争計劃危險的瞬間性；六十年之後，核戰争計劃的自殺性冒險促使超級大國通過召集正常高峰會議和莫斯科、華盛頓間安裝“熱線”來尋找這樣的媒介，盡管超級大國之間是因為意識形态而分裂，而這在歐洲的國王和皇帝之間并無對應之物。1914年以前，技術上無法提供經常和即時性的通訊手段，但比這更重要的是缺乏尋求權宜之計的氣氛。不僅執着于舊日政府節奏的外交界缺乏這種氣氛，即使政府内部也是如此。英國帝國防務委員會集中了各部門主管、外交家和政治家，是個特例，但仍不完美；皇家海軍自恃資曆，保留着自己的顧問班子。法國軍隊在更權重宜性的最高軍事委員會（Superior War Council）中的行動與此類似。在由宮廷政府上司的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君主在名義和實質上都是最高指揮，軍事系統的每個組織都直接向他負責，通訊受到隐秘和嫉妒的困擾。這種系統災難性地在德國實作了其極端形式，在那裡，
沒有任何政府程式來修正……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對計劃和政策）的評估。差不多有50人惡意直接向他報告，但他們彼此之間卻沒有任何程式進行讨論或協調，或者分享各自擁有的重要而分散的資訊。沒有為此而存在的确定或經常的會議。甚至關于戰争計劃的資訊也是高度機密，并隻告知有必要了解的人；總部參謀、陸軍部、軍事内閣（Military Cabinet）、海軍部、海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彼此并不分享資訊。
一戰前歐洲9國皇帝（國王）聚會合影
這就像六十年後美國戰略空軍（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ir Command）享有獨自撰寫針對蘇聯的核戰争計劃的自由，而不知會國務院、海軍或陸軍，并使美國總統在做決定時需要在政府内部各處搜集計劃的細節。一位民選的總統，從老練政治家的競争中産生，或許無論如何會為系統建立秩序；而一位世襲産生的君主，在1904年以後對于戰争的細節越來越不感興趣，就不太可能這樣做了。現實中的德國皇帝就是這樣；在1914年的危機中，當他是終止無情的“施裡芬計劃”的唯一人選時，他發現自己并不了解這一台本應由他控制的機器，他備感恐慌，任由一紙文書為事件做出決定。
德皇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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