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音樂自己去說話

萬遂

1849年11月14日，在肖邦的葬禮後兩周，李斯特（LisztFerencz）曾向肖邦的姐姐盧德維卡（Ludwika）去信，表示自己想為故友作傳，希望可以就一些私人資訊咨詢傳主的至親。正忙于為肖邦遺産善後的盧德維卡對此頗感不悅，弟弟屍骨未寒，李斯特就急于樹立自己對肖邦的權威解釋權。剝削和貶損肖邦名聲的人幾乎同愛護和推廣肖邦作品的人一樣多，她的丈夫就屬于前者之一，是以她無暇顧及，隻是直覺告訴她李斯特寫不出一本像樣的傳記。雖然在成年後與弟弟聚少離多，但盧德維卡的判斷不但頗有預見性，更完全吻合肖邦對李斯特長久以來的觀感。

同為在巴黎活躍的中東歐音樂天才，肖邦從十二歲起就被拿來和李斯特比較，兩人在巴黎也一度過從甚密，有過四手聯彈的經曆。作為同行，肖邦對李斯特的音樂并無太多指摘，可專注于創作本身的肖邦對李斯特虛華俗麗的文風極為厭惡。在李斯特的筆下，肖邦的音樂會更像是一場社交派對而不是音樂聚會。李斯特越是書寫肖邦，就越讓肖邦感到前者好為人師，兩人因而漸行漸遠。李斯特那本被辭藻堆砌出來的《肖邦傳》成為早期音樂人傳記強化空洞符号的代表，一次次地被後來的音樂史研究者吐槽，連以三卷本《李斯特傳》在學界獲獎的音樂史研究者艾倫·沃克教授都毫不避諱。艾倫·沃克對那個時代的熟悉，寫《肖邦傳》已經推進到了樂譜中的筆迹字元。這個認識肖邦的過程始于另一位與之齊名的音樂家的拙作，貫穿了音樂研究的學科史，留下了有待明辨的細節。

音樂作為母語

肖邦和李斯特最大的分歧在于對音樂的闡釋方法。李斯特正好是在肖邦逝世前後幾年結束了鋼琴演奏生涯，專攻作曲和指揮。而在他的生涯前半段，年少成名的他喜歡在社交圈抛頭露面，用詩化的修辭比賦音樂的感染力。他不是一個人，同時代的門德爾松和舒曼都喜歡給音樂配上畫面和看似深沉的文字。标題音樂算得上是當代跨媒介叙事的濫觞之一，可能給觀衆帶來多元度的享受，也可能隻是專業素養技拙的更新檔。

講究遣詞造句是浪漫主義樂派的标簽，身為“浪漫主義鋼琴王子”的肖邦卻是其中的異類，一位少見的古典主義者。終其一生，肖邦的大部分作品是直接套用其體裁作為标題，很少進行主題創作。因為喬治·桑在創作後十五年描述當時肖邦是在教堂受一場豪雨啟發，《降D大調前奏曲》又以“雨滴”之名在後世廣為流傳，而李斯特則認為這個名字更适合安在《F小調協奏曲》上。這則轶事讓不少後世樂評家詩興大發，比如科爾托（AlfredDenisCortot）聲稱能從曲中嗅出死亡和陰影。可事實上，不僅肖邦竭力否認他的音樂是對自然的模仿或個人經曆的投射，這本傳記甚至提及一位常年居住于事發地的英國詩人聲稱，這個故事并不符合教堂的建築結構。肖邦笃信絕對主義的音樂，不喜歡用标題等非音樂元素給自己的作品貼金，希望能讓音樂自己去說話。

肖邦的音樂才華幾乎是無師自通。如果不算上4歲時為他鋼琴啟蒙的母親，他唯一的鋼琴老師是他12歲以前的沃伊切赫·日維尼，唯一的作曲老師是華沙音樂學院院長約瑟夫·埃爾斯納（JózefElsner），兩人都長期放任和鼓勵肖邦的随興創作。肖邦的鋼琴演奏技巧不屬于任何流派，不遵從任何教義。鋼琴教學界一般會斥責琴童用拇指彈黑鍵，肖邦卻寫出了那首知名的《黑鍵練習曲》，右手五個指頭隻彈黑鍵，拇指也不例外。主流的車爾尼學派笃信“手指平均理論”，認為十個指頭應該同樣有力，他的練習曲“似乎要把手指擰斷”。肖邦則根本不避諱中指和無名指之間天然的生理性關聯，更不介意從黑鍵到白鍵的滑音。這也許是鋼琴史上第一次将手的舒适度作為關注的重點，肖邦也讓自己那雙天才的雙手被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來。從如今保留下來的手模來看，肖邦的手掌并不算大，海涅卻說那雙手有如巨蟒，會忽然張開吞下數倍于自己的獵物。

李斯特覺得肖邦在《降A大調瑪祖卡》中的樂段毫無邏輯，直到聽到肖邦本人的演奏。因為肖邦本人的天賦，他的一些樂曲是不易彈奏的，但他對于自己的學生從不藏私。他曾對慕名而來求學的賓客自嘲道，“如果沒有我的指導，人們就沒法彈好我的曲子，這不免有些悲哀。”可他的指導确實非常貼心，毫無成名鋼琴家的架子。他會親切而寵溺地讓人克服緊張情緒，對學生也不吝誇贊。當手在鍵盤上大跨度展開時，支撐指不一定總是中指，肖邦就經常鼓勵學生使用食指支撐。來自匈牙利的11歲天才卡爾·菲爾奇（CarlFiltsch）受本國貴族資助，來到巴黎向他求學，試彈剛引入主題就被肖邦打斷。肖邦已經被菲爾奇的天賦所打動，花了十八個月傾力培養，也是他唯一教過作曲的學生。在這個孩子的公開亮相裡，肖邦要麼坐在前排，要麼同台獻藝。在一次演奏後，他把手按在菲爾奇的肩膀上說：“女士們，這就叫才華。”這位天才在數年後英年早逝，令肖邦黯然神傷。

相對于文字和教義，肖邦更喜歡從聲音中汲取養料。肖邦生前要求他的葬禮必須有女歌唱家演唱莫紮特的《安魂曲》，為了等待巴黎主教的批複，葬禮拖延了兩周才舉行。早期肖邦的《夜曲》展現了他對人聲的熱愛，而他用高超的技巧将所有音符都配置設定到右手的五個手指上，可以模仿雙聲部的樂句。肖邦創作晚期的主攻方向則是曲式和體裁的融合，甚至會在樂曲的結尾融合宣叙調。就像歌唱家一樣，他的樂曲也有呼吸點。他認為不會斷句的作曲家都是冒牌音樂人，就像死記硬背的課文一樣難以下咽。他創作的《船歌》就是受聲樂所啟發，在樂譜的在第78小節寫下一個來自花腔唱法的意大利術語“輕逸（sfogato）”，肖邦告訴演奏者，要放松下來，“甜美而輕逸”（dolcesfogato）。

不過，放松隻是演奏的狀态，并不是創作的态度。肖邦知道在宴會場合最合适演奏的是海頓風格的協奏曲，既能展現花哨的技巧，又不需要聽衆全神貫注。琴技高超的他在宴會的即興演奏時甚至能用鋼琴模仿一個壞掉的音樂盒，卻絕不會輕佻地把獨幕喜劇視為成品和作品。他對即興演奏和作曲的區分泾渭分明，喬恩·紐瑟姆（JonNewsom）曾有一句到位的評述：“作曲家肖邦對即興演奏家肖邦殘酷無情”。在鋼琴上随性表達的靈感要經過嚴格考量、提煉和修改，才能被寫進作品中。為了抓住一個樂思，他會從各個大調追到各個小調，甚至有時打磨一頁樂譜要花掉他六周的時間。他在臨終時囑咐親友把他的未刊手稿全部燒掉：“我向來非常尊重公衆，我出版的東西都要盡可能完美。我不希望冠有我名字的、讓大衆失望的作品被四處傳播。”不幸或萬幸的是，肖邦的姐姐并沒有遵循他本人的遺囑，給後來的音樂研究者留下了有待挖掘的寶藏。可在一個傳播過盛的時代，也許肖邦的謹慎和雕琢才是更稀缺的品質。

波蘭幻想曲

對于同時代人而言，肖邦的音樂是“王謝堂前燕”，難入尋常百姓家。肖邦在7歲時已經寫出了不少波蘭舞曲和變奏曲，8歲時的一首《g小調波蘭舞曲》就被他的老師幫忙抄錄出版，并為當地媒體所報道。1818年2月24日，不到8歲的肖邦就在華沙權貴的慈善音樂會上第一次為上流社會演奏歌曲，名噪一時。時任波蘭統治者康斯坦丁大公（KonstantinPavlovich）自小受到祖母葉卡捷琳娜大帝的斯巴達式教育，性情殘暴，喜怒無常，後來為了迎娶他的波蘭裔王妃秘密放棄了沙皇的繼承權。喬安娜·沃維茨卡王妃（JoannaGrudz－ińska）為了驅散宮廷内的肅殺氣氛，經常讓家教把肖邦請到華沙的貝爾維德宮，請這位天才琴童來安撫丈夫無端的怒氣。終其一生，肖邦為英法俄的君主獻過藝，和七月王朝的王室維持着長期關系。無論對方身份多麼顯赫，都不會影響到他近乎完美的優雅風度。浪漫樂派的同行柏遼茲甚至抱怨說，“肖邦總是對人很疏遠……如果你不是王侯将相，就别對聽他的演奏抱太大希望。”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并不是肖邦趨炎附勢，而是他确實偏好小環境演奏。在他剛到巴黎時，演奏界的主流鋼琴家還熱衷于炫技，被業内人士稱為“空中飛人學派”。早年的李斯特算得上其中一位，與塔爾貝格（SigismondThalberg）的鬥琴也名噪一時，演出觀衆動辄成百上千。喬治·桑（GeorgesSand）不無醋意地抱怨道：“隻要辦兩個小時音樂會，彈幾個和弦，就能在觀衆的贊美、高呼的‘安可’和巴黎最動人的姑娘的簇擁下賺到六千法郎，這個無賴。”可肖邦卻很少辦音樂會，對公衆的關注避之不及，以至于桑嘲笑肖邦對音樂會上公開演奏有病理性的恐懼。

也許是有了這層機緣，沙皇尼古拉于1837年宣稱要授予肖邦“俄羅斯帝國宮廷鋼琴家”的頭銜及相應的終生津貼。這個身份非常符合肖邦的表演風格，也能讓身體長期抱恙的他衣食無憂。可他甯可以教學和作曲為生，斷然拒絕了這個頭銜。據說，他向俄羅斯駐法大使毫不客氣地回答，他唯一願意接受的榮譽是流亡者：“雖然我沒有參加1830年的革命，但我支援那些革命者。”隻有在涉及波蘭的愛國主義話題時，人們印象中冷靜淡漠的肖邦才會爆發出熱血難涼的憤慨和恢弘，當着兩位俄羅斯外交官的面演奏傳統愛國歌曲《波蘭沒有滅亡》（MazurekD諭browskiego）。

如前文所說，肖邦很少根據現實題材進行命題作曲，但祖國的命運是少數的例外。1837年11月28日，華沙起義紀念日的前一天，肖邦署名完成了他的《葬禮進行曲》，這是他為祖國寫下的挽歌。這首曲子在肖邦生前從未在葬禮上被演奏過，第一次演奏正是他本人的葬禮。他的命運就是這樣奇妙地和祖國交織在一起。

肖邦的父親實際上來自法國，但老肖邦本人很少提及這一點，音樂史家是多年後考察到了法國的縣志，才落實了這一點。肖邦的父親經曆過拿破侖時代的潰敗，對介入政治非常謹慎。肖邦在成年後則是一位旅居法國的波蘭僑民，自我認同完全指向波蘭，甚至連愛開“猶太賤民”玩笑這一點都如出一轍。他的童年屬于後拿破侖時代和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執政時期。根據維也納體系的政治安排，沙俄将歐洲各國的土地歸還，赢得了對瓜分波蘭和吞并芬蘭的輿論支援。不過，拿破侖時代全面戰争留下的陰影尚未遠去，沙皇俄國看管下的“波蘭議會王國”還是以懷柔為主。直到1830年11月，就在肖邦離開祖國後一個月，沙皇準備派往比利時、法國鎮壓革命的波蘭部隊嘩變，當地軍民士紳一起舉義，最終被沙皇鎮壓。肖邦在日記裡甚至不惜株連旁人：“願袖手旁觀的法國人遭到天譴”。

以1830年革命為中點，肖邦的前半生活在俄羅斯間接統治的小陽春，後半生活在七月王朝的文化繁榮期，相比同時代人的大部分同胞都更少動蕩。

早期肖邦研究的權威阿爾弗雷德·科爾托認為《F小調協奏曲》講述的是波蘭民族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Mickiewicz）的史詩《三兄弟》（TheThreeBrothersBudrys）中尋寶的故事，如今看來毫無根據可言，是一種文化意象之間想當然的嫁接。不過在肖邦之前，波蘭的圖騰正是這位寫出了民族史詩《塔杜斯先生》（PanTadeusz）的波蘭歌德。1840年12月22日，密茨凱維奇在法蘭西公學院受邀發表斯拉夫文學教授的就職演說，台下座無虛席。肖邦和其他波蘭僑民一樣備受鼓舞，慶幸波蘭終于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可惜不久後，這位寫出過“我的名字叫作千百萬人”的民族詩人陷入了彌賽亞主義，令笃信“自助者天助之”的波蘭人民感到疑惑。與此同時，肖邦曾因為拒絕為門德爾松逝世的紀念冊署名而遭到部分樂評人的诟病。對肖邦來說，那是德國音樂家為自己的音樂人獻禮，輪不到自己一個波蘭人來摻合。大約從那時起，肖邦和他的樂曲後來居上，逐漸成為了波蘭人的象征。

這當然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肖邦本人是1830年華沙起義前後的移民之一，代表的是一代人，他也活躍在僑民圈子裡。隻有在民族獨立難産的東歐，流亡者的形象才能超越階級沖突的壁壘，成為同胞共同的精神寄托。他本人雖然和文學家喬治·桑同居多年，但除了報紙從不讀書，卻在1833年1月15日當選為僑民們組織的波蘭文學協會會員。事實上，這個組織是個除了文學什麼都涉足的政治結社。另一方面，也隻有在19世紀，小說、詩歌和音樂才具有穿透時空的号召力，是民族主義必要的幹柴和養料。相比于造就了民族文化的文學，沒有語言門檻和立場表達的器樂其實具有更廣泛的流通性，也為肖邦造成了跨時代的知名度，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名片被保留下來。肖邦早年的未婚妻曾經信裡說一直遺憾他的名字不叫“肖邦斯基”，也許正是後來廣大波蘭人的心聲。更關鍵的是，受惠于波蘭的民間音樂，他曲目裡的确實有明顯而進階的波蘭氣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回到波蘭的心髒

病弱可能也是肖邦可以和近代波蘭國運挂鈎的一個特征。不知從何時起，藝術天才和體弱多病挂上了鈎，疾病隐喻了天妒的才華。在肖邦所處的年代，肺結核還是不治之症，他的妹妹年少時就命喪于此。肖邦在16歲左右開始出現類似症狀，終其一生都為此所困。“優雅地咳嗽着”成了肖邦給人的第一印象，他也耗費了大量财富求醫問藥，特殊食譜和水蛭吸血更是他的家常便飯。在藥石罔效的情況下，奉行遇事不決，去泡溫泉。家人帶着肖邦前往每年夏天有幾千名肺結核病人聚集的療養地，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可能夯實了肖邦的病根。肖邦前往巴黎後，法國的醫生也束手無策，籠統地說溫暖的氣候會有助于他的恢複。可惜天不遂人願，肖邦去西班牙的馬略卡度假卻碰上了連日陰雨，更因為患病被恐懼的當地人趕出了住處，讓他險些喪命，“島上三位著名醫生為我檢查了身體……第一位說我已奄奄一息，第二說我已無藥可救，第三位說我已經死了。但是，我的感覺和平常差不多……”

不過肖邦還沒到如謠傳一般，虛弱到不足以在公開演奏的地步，那隻是他的審美和習慣。肖邦的藝術人格形成于名流顯貴們鎏金的宅邸，他的聽衆都是社會賢達，能夠欣賞出他演奏中的細膩韻味，或至少裝成那樣。肖邦的表達含蓄而内斂，不喜歡坐在較高的琴凳上猛擊琴鍵。他對同時代那些熱衷于炫技的鋼琴家彈奏琴鍵高強力度嗤之以鼻，經常說他們使用蠻力發出的粗暴聲音像是愚蠢的犬吠。有研究者聲稱，翻遍他的作品也沒找到一個震音。他演奏的聲音輕柔沉靜，為了給他營造私密的演奏環境，肖邦音樂會的組織者讓他的親友們坐在舞台前排，圍繞在鋼琴四周簇擁着肖邦，也難怪更受大衆歡迎的李斯特指摘肖邦的擁趸是一個教會組織。

不過，肖邦并非不能和名流們保持合适的距離。李斯特筆下的小冊子迎合了文藝愛好者們的附庸風雅，但肖邦也很清楚沙龍常客們的秉性。據肖邦的朋友回憶，一次肖邦即興演奏了一首戰歌，在場的夫人們立即簇擁上來，執意要求肖邦把這首樂曲改編成合唱曲以供她們演唱。肖邦一口應承下來，然後轉頭用波蘭語和同胞們說：“她們明天就會忘了這回事。”

确實，社會名流既有來聽歌的，也有來看人的。肖邦的才華和氣質為他招來了大量仰慕者，文學家喬治·桑就是其中一位。福樓拜稱喬治·桑為“高産的奶牛”，其實是貶損她的文學造詣。誠然，她在寫作上的過分高産不利于她留下更多傳世之作，其文學史地位并不牢固，但在那個年代，她是歐洲文藝生活中不折不扣的先鋒派。由于原生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生活的失敗，阿芒蒂娜-露西爾-奧蘿爾·迪潘女士（Amantine-Lucile-AuroreDupin）斷然離婚，獨自撫養兒女，并選擇喬治·桑作為筆名，以文字養活自己。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同樣先銳，也是一位特立獨行、敢愛敢恨、四處留情的大女子。在仍有一位穩定情人的情況下，她毫不羞怯地向肖邦遞去一張紙條，寫着“我愛慕你”。不過，喬治·桑男性化的裝扮和張揚的舉止一度給肖邦留下了惡劣印象，讓後者一如既往地冷淡。喬治·桑随後爆發出驚人的情感，主動出擊，還用渣男一般的說辭主動和原先的情人斷絕了關系——從低級的情人上升為純潔的友誼和陪伴。

1838年7月，肖邦和喬治·桑成為戀人。兩人的愛情頗具當代氣質，是很多都市人最夢寐以求的自由關系。這段關系始于桑的主動求愛，終于桑的家庭糾紛，完全由女性主導。在朋友眼中，肖邦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小公子，比大部分女性都注意穿着打扮，在演出前一定要找裁縫、發型師和貼身男仆。加上肖邦身體羸弱，桑很快就從戀人變成義務照顧病人的保姆。她是一位典型的夜貓子，總是通宵達旦地寫作，身體羸弱的肖邦卻不可能遷就這樣的作息。在巴黎期間，兩人不住在一個屋檐下，隻有一牆之隔，保持了現代人夢寐以求的距離感。就是在兩人共同生活的1839年至1846年間，桑出版了12篇長篇小說、6篇短篇小說，還有一部戲劇。肖邦更是寫出了包括《六首夜曲》、《搖籃曲》在内的不朽名作，在巴黎鞏固了他的樂壇地位。互相扶持的兩個人達到了彼此的創作高峰，他們的作品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肖邦被葬在法國，但心髒被他的姐姐盧德維卡帶回祖國，葬在聖十字教堂的地下墓穴。經一名記者曝光，肖邦的心髒迅速激起了公衆的愛國熱情。1880年2月29日，他的心髒被移入主教堂，并舉行了正式的祝聖儀式。1944年9月華沙起義遭受軍事報複，一名典型的納粹進階軍官——熱愛音樂的猶太屠夫——保護着肖邦的心髒免遭塗炭，心髒由德國士兵護送到華沙市郊的聖黑德維希教堂。1945年10月17日肖邦逝世96周年，新政府為了凝聚愛國之心，以國家元首的禮儀把肖邦的心髒途徑他的家鄉迎回了聖十字教堂，90多公裡長的路線上道路兩旁站滿了人，家家戶戶都插上了國旗。2014年4月14日臨近午夜時，兩位法醫專家在大主教和波蘭文化部長的見證下，取出了這枚心髒，秘密核查肖邦的死因，事後引發物議。多年來，有人不希望打擾這件聖物，也有人向政府申請基因檢測。波蘭的肖邦和肖邦的波蘭一樣，都夢想一顆跳動的心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