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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據統計，有近7成清華北大畢業生選擇進入體制内，2021年國考報名157萬人，省考報名人數則達到了537萬。為上岸，不少年輕人屢敗屢考，直到35歲來臨。35歲是公務員報考的年齡線。
本文主人公是一位超齡的公考人，有着12年考編生涯，卻最終沒能進入體制。在他生活的東北四線城市，公務員身份意味着面子、鐵飯碗，以及父母親戚的期盼。
以下是他的自述：
2008年4月份，我第一次參加公務員考試。在我12年的考公生涯中，這是成績最好的一次。
考公這條路，是我爸給我安排的。他家兄妹六人，五個公務員，一個教師，全都在體制内。職級最高的是老大，曾擔任這座東北小城的市委副書記。我爸在市衛生局幹了大半輩子，到退休也隻是個正科級。
如不是大伯後來落馬，進了監獄，等我畢業，他給我安排一份工作，大概是件很輕松的事。
決心考公時，我還沒走出校門，沒什麼雜事分散精力，學習狀态保持得還不錯。臨近畢業，要上的課不是很多，我買了幾本書，一有空就去圖書館，認真複習公務員考試。那次，我報的是省會哈爾濱的工商局，同一個崗位，競争人數還不到一百。
家裡有不少公務員，這個身份對我來說并沒有太多光環，隻當個就業出路而已。考不考得上，也完全不當回事。相比之下，我更想靠自己的專業電子資訊工程，出去打拼一番。
可在我爸眼裡，企業都是養小不養老，哪有體制内穩定，有職稱、有編制，退休了，工資也有保障。官不用當多大，至少一輩子不用為生活奔波。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能在體制裡歲月靜好地度過一生。他常說，在機關機關工作，你的一舉一動都代表國家，必須處處小心，這是規矩。
我覺得，他這種遇事就躲，從來不敢出頭的性格，就是在機關裡熬出來的。雖辦不了什麼事，人緣始終不錯，誰也不得罪。這一點，我和我媽早就達成共識。
2008年，大衆對考公的熱衷度還不是很高，多數都抱着試試的心态，甚至有裸考的。考試當天，稀稀拉拉的考生陸續進場，神态松散，鮮有表情凝重的。門口發的宣傳卡片，也沒人會接過來掃上兩眼。整個氛圍如同來走過場，然後該幹嘛就去幹嘛。
放榜後，我以80多分的成績考了第五名，差兩名進面試。
2008年7月，我從本市一所普通大學畢業，恰逢金融危機爆發，大環境下，電子廠不是倒閉就是裁員。
我在南方轉了一圈，好不容易才被蘇州一家生産攝像頭的工廠錄用。從學徒做起，每月工資一千二。由于沒有訂單，勞工們整天拄在流水線上打哈欠，工廠為了攏住人心，隻得組織員工學習度日。
三個月後的一天，經理通知我們，廠子停産了，大家另謀生路吧。
我問過一些同專業同學，有人的廠子開不出工資，靠家裡打錢硬挺；有人幹脆回家，複習考研。畢業第一年，所有人的境遇都不太好，卻很少有人選擇考公。
春節期間家庭聚餐，二舅聽說我就業困難，想通過關系幫我找份工作。過完年，我便前往青島，在一家生産膠原蛋白的加工廠做電工。二舅是個老生意人，人脈廣，家裡大事小情總能幫襯一把。這家企業的總經理，正是二舅同學的妹妹。
原本我的專業是弱電，到了這，就開始跟着師傅從頭學強電。幾個月過去，主管跟我說：“别在這幹這個了，跟我們去上海，帶你見見世面。”于是，我從青島調到了上海分部，做起銷售。
我是北方人，一米八大個兒，長得也精神。去推銷産品時，那些美容院的老闆娘見到我，心情都特别高興。打開産品一喝，直接笑了：“這味也太沖了。”她知道我們幹這個不容易，出于禮貌，還是留了幾盒。團隊的員工全是廠子調過來的，有搞生物技術的，有搞電子的，就是沒人懂銷售。業務開展的并不順利。
半年後，我隻好從上海回到青島，繼續做電工。
我師傅是個幹活很賣力的人，有什麼技能也願意教給我。一天，他因為工作失誤，把手割傷了，向企業尋求賠償。結果，廠長不講一點情面，直接把他趕走了，連最低的留職養傷都沒同意。那個廠長，原來就在三鹿奶粉負責生産流程，三氯氰胺事件曝光後，躲到了我們這。
我那時是個憤青，看不慣企業把員工當工具，兔死狗烹，索性辭職了。在外面折騰了兩年，依舊沒能找到合适的路子，我開始有了進體制的想法。至少，體制内不會遇事不管，随便把人開了。
我爸膽小怕事，為了給我安排工作，他還是動用了同僚關系。2010年初，經家裡建議，我自學了一個月财會，考下了會計上崗證，然後，被送進了某直屬醫院的财務科。
醫院坐落在市周邊的縣城。那時，我對體制内沒有太多了解，隻知道自己終于有份正式工作了，一心想好好努力，争取把崗位定住。一進去，我就跟老财務學起了做賬，同一批的三個新人裡，我來得最早，也是唯一一個有會計上崗證的人。心想以後做賬的活兒，肯定是我接了。
可一個月後，科長直接把活兒交給了另一個應屆生，不是專業出身，也沒有會計證。他家人是血站的站長，跟醫院同屬一個系統，關系更近。
對此，科長的解釋是，一人做一年，輪着來。從此，我的工作變成了打雜，貼票子。等到第二年，她再沒提過輪班做賬的事。我想做的，科長始終沒有交給我。我爸說：“你一個外來的受欺負很正常，都得從基礎做起，讓你掃地你也得去啊。”
科室的辦公效率很低，有時候就要一個數，能足足拖上半個月。回頭一看，這一個月好像就幹了那麼一件事，日子一天一天就這樣磨沒了。
回想在青島工廠做學徒時，我每天工作起來很有勁頭，知道有哪些知識需要掌握，也能看見那些高端工程師都會什麼東西，清晰的目标就在眼前。到了醫院，我感到整個人一直是懸着的狀态，空有一腔熱血，卻不知該往哪灑。
那段時間，我經常急得晚上睡不着覺，琢磨着怎麼才能讓上司喜歡我，然後，把有技術含量的活交給我做，讓我學點東西，實作點價值。
圖｜東北城市的街道
2011年，我靠自學又考下了初級會計證，科室裡專業出身的同僚都沒我的分高。這依然沒能改變科長對我的看法，她覺得我這都是死記硬背的，一個學電子的，再會考試也沒有實踐經驗。她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當科長之前，在醫院受了不少氣，現在翻身了，又把打壓下屬的習慣傳承了下來。
沒想到，她不給我活幹也就算了，竟天天想着怎麼給我使絆子。
2012年6月份，上面派人下來審計醫院國有固定資産的賬目，最後發現，國家撥了款給醫院做房屋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子卻沒蓋起來，直接問責醫院上司。科長走進辦公室，指着我問道：“固定資産是不是你負責的？怎麼回事？”
我知道這裡面牽扯着很多利益，誰都不愛背這個鍋，接做賬的那個同僚三番五次請我吃飯喝酒、洗浴，忽悠我接固定資産。我一直留了個心眼。
面對科長的責問，我當場否定：“活怎麼能是我接的呢？我隻是配合把數給做了，最後确認簽字的人，還是那個同僚啊。”科長和同僚一聽，愣了半天，臉一下拉了下來。她想把鍋甩給我，面上又不能直接說，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件事得罪了科長，我在科室更加邊緣化了，也經常被“穿小鞋”。沒事幹的時候，我就在辦公室打遊戲，意志一點點被消耗的一幹二淨。
本來我是個挺幹淨利索的小夥子，在醫院待了兩年，人變得越來越邋遢。每天上班看不到希望，提心吊膽，就怕科長找麻煩。即使不是我工作範圍内的事，她也會指使我，“那個你去吧”，語氣就像在說“你也隻配幹這個”。
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跑到科長辦公室，暢快淋漓地大吵一架：“你什麼意思？逢年過節禮也沒差你的，憑什麼這麼欺負我？要不是為了等個編，你以為我願意在你這幹嗎？”
一幫同僚聞聲趕來勸架。結果就是，我從财務科被調到了器械科。
2014年12月份，按照流程，正是給我發放編制的時候。然而，就在這個節點上，财務科科長和人事科科長聯合定了個條文——入職滿五年才能發編，我剛好差一年。另一個比我晚來的同僚卻正常發了，他爺爺原來是這家醫院的院長。
我急得給我爸打電話，他的回答是：“政策每年都會變的。”
在醫院待了四年，我明白一件事，所謂機關，就是人情大于做事，它不像企業，想着教你怎麼把工作幹好，而是看你背後到底是什麼背景。關系不夠硬，就别想舒舒服服躺平。
年末，我從醫院離職回家，虛歲剛好三十。
對機關的失望，并沒有完全澆滅我對公務員的向往。這源于我後來進工會時，被機關機關的氛圍所吸引。
離大學畢業已有七年，我所學專業基本全都還給了老師，财會這門手藝，也沒得到一點實踐的機會。擺在眼前的，似乎隻剩一條對專業要求不太高的路：考公。
2015年4月，我坐在大學圖書館環顧四周，至少有20人手裡都拿着《行測》，學校周圍也開始興起專門針對考公的輔導班。中午吃飯途中，我時常能看見，100平米的門市裡，黑壓壓坐滿了學習考公的人，他們面向螢幕，目不轉睛地聽着講解。
考公的熱度，已然今非昔比。
報了班之後我才發現，他們已經把做題研究得如此透徹了。比如，有些數學題型根本不用像我之前那樣，實打實地算，而是通過排除法，用最快速度找到正确選項。那年，我一共考了兩次，一次省考，一次國考，成績都不盡如人意。短闆在于申論這科，隻有40多分。
為了提高申論的寫作水準，我特意考了市工會的公益性崗位，一邊工作，一邊鍛煉寫材料的能力。每月還能領一千出頭的工資。
身處政府大樓，到處彌漫着融洽的氣息，大家會刻意避免沖突發生，有一種高素質的體面。我知道，這種和諧來自他們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你是公務員，我也是公務員，我們是一個體系的。
和諧隻在食堂開餐時才被短暫的打破。大門一開，堵在外面的人便一窩蜂湧進食堂，搶着自己愛吃的菜，鍋包肉、溜肉段、炖魚、炖雞、冷面、拌菜、饅頭、米粥、水果……夥食相當不錯。
大樓裡還設有專門的羽毛球館，隻有公務員刷卡才能進入。在一次部門比賽當了回裁判後，我瘋狂地愛上了這項運動，羽毛球是我不如意時，找到自信和排解情緒的出口。起初，我都由同僚帶着進館，久而久之，看大門的以為我是正式員工，不刷卡也從不攔我。
一團和氣的氛圍深深吸引了我，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環境。是以，我更加堅定了考公的決心。
工會科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女性，性格和藹，從不用指令的口吻和下屬說話，沒有一點架子。她十分支援我考公務員這件事，并允許我，不忙的時候可以拿出資料在辦公室複習。下班後和周末時間，我就開着車，去大學圖書館做題，專心備考。
圖｜我的考公複習資料
複習了三個月後，2016年12月份，國考開始，我報了本市的稅務局，到這時，一個崗位的競争人數，已經達到了二百多人。盡管我發揮的不錯，拿到了120分的成績，卻隻考了第五名，沒進面試。
我真切的感覺到考公的題型正在變難。從榜單可以看出，前幾名的分數都咬得很緊，不容半點松懈。
那時，知道公益崗位的人并不多，隻要我說自己在工會工作，外界幾乎都會預設，我就是公務員。在這座企業不多的東北小城，我逐漸體會到公務員身份帶來的尊重和溫柔對待。
有次我去人社局辦事，詢問視窗人員科長辦公室怎麼走，他手一揮：“你上後面排隊去。”随後，我表明自己是工會的，來送材料，對方态度立刻溫和起來：“啊，啊，這樣啊，那個你從這上電梯，到五樓……”
還有一次，是去交警支隊送開會用的紅頭檔案，登記處保安得知我來找他們主任，警覺地瞅瞅我，強硬地扔出一句：“他不在。”
我說，我是工會的，他不在的話，你幫我把這個材料給他吧。
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夥一聽，瞬間變了個人：“啊，他在呢，你給我就行，我保證親自給送去，完了我讓他給工會打電話。”
出于自我保護和自尊心，我曾一度以正式公務員的身份對外，并迫切地想把它變成事實。
到了2017年，考公的條件更苛刻了，不少崗位開始要求必須是黨員，研究所學生還有特定的專業才有報考資格。相比之下，我這種計算機類的大專業，又是大學，競争壓力格外大。4月份省考，我報了哈爾濱的統計調查局，考了20多名。12月份國考，名次則更加靠後。
期間，我經常聽父母提起，誰家孩子考公多年，終于成功上岸的消息。可對我來說，希望卻愈加渺茫。
在真正考上公務員前，那層我給自己找來的虛假外殼，脆弱到一擊即破。
在體育館學羽毛球時，有個一起上課的學員，他聽說我在工會工作，還是單身，說什麼要給我介紹對象。女方是鐵路局檔案科的職員，專科學曆，家境殷實，親屬是鐵路局的上司。飯桌上，女生說自己也在考公務員，還報了輔導班，問我有什麼考公的經驗。
話裡話外，我感覺出她不是那種學習的人，也不是真的想考公務員，隻是想找個公務員結婚，覺得和自己的條件比對。但我不是正式的。
飯後回到家，我以比她大8歲為由，告訴她，我們不合适。沒想到，她不但沒有放棄，反而對我發起強烈的攻勢。連續幾天晚上，她經常主動給我打電話聊天，說年齡不是問題，如果我不喜歡她，她可以追我。我一直找各種借口推脫，再沒和她見過面。
直到有一天，女生突然發消息質問我：“原來你不是正式的啊，我讓我姐查了，沒你這個人啊。”我腦袋一懵，心裡抑制不住的憤怒：“我都說了不合适，你為什麼非要刨根問底，戳人的痛處！”
最後，我們互删好友，再不聯系。
在這之前，我向女孩提出一個請求，那就是幫我保守這個秘密。如果我不說自己是公務員，教練不會那麼認真教我打球。
多次考公失敗，我逐漸心灰意冷，複習也沒了以往的勁頭，精力全花在了打羽毛球上。這幅日本進口的球拍，是劃我爸工資卡買的。親戚們知道我考公多年，一直啃老，跟着發愁：“還考啊，都成範進了。”表弟也來給我出主意：“不行跟我學着開個會計事務所吧。”
我媽在縣城做了十年獸藥生意，2018年7月份，她看我年齡大了，工作和對象都沒個着落，一狠心，把店兌了出去，專門回來解決我的問題。
她一共給我安排了十幾次相親，對方一聽我不是正式編制，有連面都不見的，也有見的，見面後就隻問家裡條件怎麼樣。有個年齡跟我相仿的女生，剛剛考上縣裡的獄警，眼睛有一點斜視。得知我不是正式編制，隻是在考公務員後，不屑地說了句：“我想找個跟我差不多點的，不能等你了。”
後來，我還是談了個女朋友。她是我的高中同學，北漂多年後，考上了大連海關，副科級。我倆是在一場同學婚禮上聯系起來的，異地的那幾個月，我有空就跑到大連看她，我們商量好，等我考上大連的公務員，就考慮結婚。
為了能收獲一份婚姻，我又重新燃起了考公的希望。
我重整心态，認真複習了三個月。12月份國考，我報了大連金州區的商務局，那次同崗位的報考人數，有三百多人，我考了第十名。
最終，我們沒能走到一起。
眼看我在工會的崗位期即将結束，科長過來勸我，她說，别看我跟我老公都是公務員，倆人加起來不到一萬的工資，一樣為孩子的補課費發愁，一節課就好幾百，這工作除了穩定，還有啥意思。我開始思考，公務員這份工作，到底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它真的适合我嗎？（會不會有點晚，你這個腦子怎麼上的大學）
2019年4月份，我又考了一次哈爾濱調查統計局，依舊落榜。從此，我決定放棄考公，10月份，我離開工會，先後前往雄安和青島，考察有什麼賺錢的項目。
2020年初的一天，我的手機收到一條資訊，是當初給我介紹對象的羽毛球學員發來的，他說：“原來你不是正式的啊？”看來，那個女孩還是沒有幫我保守住秘密。
面對他的質疑，我的心中毫無波瀾，那時，我們全家已經搬到了青島膠州。這是我外出考察後做出的決定。
在青島工作過，我知道這裡的氣候比東北好，冬天沒有那麼冷，不用穿羽絨服就能出門。另一方面，膠州區正處于開發階段，以後做生意的機會也多。我們在這買了一套住宅和兩個車庫，準備長久定居。
到那之後，我應聘了一家私立醫院的财務工作，想着先有份工作，在慢慢看有沒有适合做的生意。本以為我之前在醫院财務科幹過，肯定能行，沒想到剛去一周就出了問題。
上司讓我做材料入庫，需要彙總所有結算的票子。當初在醫院，票子都是别人主動給我送過來的，并不知道得挨個打電話去催。眼看快到規定時間，不少人的票子還沒送來，還有人送來的票子不對，急得我焦頭爛額。最後，我自知手法跟不上，辭去了工作。
我已經35歲，一無所長，前路渺茫。
公務員考試規定，報考年齡必須在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應屆碩士和博士可以放寬到40周歲以下。既然适應不了專業性的工作，不如趕在超齡之前，最後再試一次，也算給這件做了很多年的事，一個交代。
山東是全國的考公大省，我深知自己不是山東考生的對手，權當碰碰運氣。
疫情爆發後，大量企業倒閉，裁員，考公人數暴增。青島城陽八中，入場時間一到，堵在門口的考生魚貫而入，留下一幫焦急等待的家長，場面如同聯考。這一次，我完全沒有複習，山東的題型跟黑龍江也有所不同。拿到考卷的一刻，定數已經顯現。
走出考場，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仿佛壓在身上的重擔，永久性地卸了下來。從此，考公再不會有我這個人。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