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 |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在前不久舉行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百餘名兒童演唱的主題歌《雪花》讓許多人印象深刻。據媒體報道，開幕式音樂總監趙麟向30多位作曲家發出了創作邀請時，轉達了總導演張藝謀的想法，給出了“一朵雪花”“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這三個關鍵詞。而《雪花》的歌詞“萬千你我，彙聚成一個家”，簡約而有力地傳達了“天下一家”的精神。事實上，“天下一家”也是新時代中國的世界秩序觀的凝練表達。
本文比較二戰後美國建構的全球秩序與近年來越來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想象。二戰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在經濟領域依賴于貿易-科技-金融互相支撐的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在政治法律領域以暴力-盟友-規則互相支撐的帝國霸權，在文化領域則塑造出基督教-英語-人權互相促進的曆史終結意識形态。
新世紀以來，資訊技術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深度全球化”快速發展，“地球村”成為現實，全人類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但美國為鞏固冷戰成果，不斷強化世界帝國建設。“深度全球化”的曆史大勢與世界帝國的治理模式出現前所未有的沖突：帝國的經濟壟斷阻礙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優先”無法應對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全球風險，“曆史終結”的意識形态無益于不同文明的平等對話。面對“深度全球化”遭遇世界帝國而産生的全球治理困局，作者指出，中國應繼承并超越“五四”精神，積極推進全球民主治理，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學，複興“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
本文原載《東方學刊》2021年冬季刊（總第14期），原題為《“天下一家”vs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
“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簡稱“新冠疫情”）無疑對全球格局産生深遠影響。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範式開始分析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格局。歐洲有學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分析其對人類行為習慣以及政治秩序産生的深遠影響。而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預測新冠疫情會成為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 21 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狀态，民族主義将加重大國對抗、戰略脫鈎的趨勢，導緻國際權力結構重新洗牌，中美戰略博弈成為重心。然而，要真正了解中美博弈的性質，不能簡單地陷入國際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将中美之間的較量簡單看作大國之間實力的較量，進而簡單地歸結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們需要将理論視角從基于主權國家思考的國際關系範式轉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國範式，進而充分認識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今天的中美關系乃是世界帝國體系的設計者和主導者與世界帝國體系的參與者和反抗者之間的沖突。
正是基于全球秩序的思考，我們必須意識到“深度全球化”的曆史趨勢與目前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尖銳。這次疫情将這種長期沖突以極端的形式展現了出來。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進必須依賴互相合作，人類已結成了更為緊密的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需要一種新的國際主義思潮來克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霸權主義。而美國建構的服務于美國利益的世界帝國體系不斷挑起國家之間的沖突和仇恨，撕裂大國合作和全球合作。是以，目前的狀況特别類似于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初期的國際秩序大變革時期的曆史情境。在那場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蕩中，最終是共産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兩種全球化理論叙事将歐洲乃至全球從門羅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乃至納粹主義等種種逆全球化的主張中解放出來。是以，我們今天讨論中美關系，不能簡單地陷入現實主義思路下大國博弈的實力較量，而要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别是冷戰結束以來）奠定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其面臨的問題。
正是從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這次新冠疫情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秩序演變的方向，而是以新的問題來加速這一曆史程序。我們不能把新冠疫情誇大為某個曆史時期的開端，而（應）與“9·11”事件、2008 年西方金融危機、中國崛起和中美貿易戰結合在一起，考察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治理格局面臨的不斷加速的“深度全球化”曆史程序與美國強化世界帝國體系的沖突。具體而言，“深度全球化”推動世界各國連為一體，成為休戚相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着需要以“天下一家”的視角來關注全球治理，推動國際合作，讓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利用“單極世界”的優勢，不斷瓦解聯合國體系，緻力于建構“新羅馬帝國”。這種世界帝國體系由于缺乏國際政治力量的制約和國際法的限制，已經蛻變為一種任性的、拒不承擔國際責任的帝國專制政體。我們需要真實地面對這種沖突，中國崛起以及中美競争博弈是兩種全球化、兩種全球治理體系和兩種治理方式的較量，是中國緻力于建構“天下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美國繼續維護鞏固其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沖突。
▍ 世界帝國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實際上是一部帝國争霸并不斷演變的曆史，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曆史。即使在近代歐洲推動形成的主權國家時代，歐洲列強都是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呈現出來的現代殖民帝國，因為這些主權國家的背後是大量被占領的殖民地。如果我們隻看到歐洲國家的主權建構的表面，而忽略其殖民帝國的背面，不僅不能了解歐洲主權國家崛起以來的全球曆史，更不能了解今天中美貿易戰中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比如，為什麼中美之間展開貿易戰，卻是加拿大扣押中國華為公司的孟晚舟？為什麼中美之間展開貿易戰，卻是歐盟跟随美國來污蔑中國新疆棉花并對中國施加相應的制裁？我們唯有從帝國秩序的理論和曆史視角，才能真正把握今天的中美關系，即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兩個實力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中國與一個世界帝國的關系，無論是美國不斷強化的“印太戰略”，還是拜登上台之後重新與英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與強化的 G7“民主聯盟”，這些國際關系表面的變化恰恰反映了美國所建構起的世界帝國的本質，即将現代帝國的建構隐藏在國際條約背後，用形式化、法律化的主權國家平等的法律關系來掩蓋帝國中心對邊緣的附庸國或隐形殖民地的支配。
美國的建構從一開始就是帝國建構。在美國曆史文獻中，美國人始終自诩“帝國”，尤其是一個“天定命運”的“自由帝國”，不僅有西部廣闊的土地可供征服和擴張，而且随着南北内戰後美國工業化加速并迅速崛起，美國開始不斷侵蝕歐洲殖民帝國在美洲的領地，将其納入自己的帝國版圖中，由此形成的“門羅主義”就是美國與歐洲諸帝國争奪美洲殖民地并重新劃分帝國實力範圍的宣言。随着美西戰争和巴拿馬運河的開鑿，美國從大西洋國家變成了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的兩洋大國，進而進入與歐洲列強的全球争霸戰中。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接過了大英帝國開創的世界帝國體系并加以改造，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新的世界帝國體系。随着冷戰的結束，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取得了勝利，從科索沃戰争到“9·11”之後西方學界關于“新羅馬帝國”的讨論，不過是在強化早已建立起來的世界帝國體系。“冷戰”在意識形态話語上掩蓋了世界帝國的實質，但恰恰是“冷戰”的緊迫形勢在客觀上幫助美國完成了世界帝國的建構，無論是控制歐洲的“北約”體系，還是控制日本、南韓和中國台灣的一系列條約，都是在“冷戰”的背景下完成的。
關于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西方學者已有大量的讨論，但這些讨論都從專業化的學科視角出發，集中在對某些具體特征的描述上，而缺乏對整個體系的完整認識。事實上，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已經成了一個複雜的多面體，而能夠将這些多面體有效建構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這些力量的組合構成了世界帝國的法秩序，進而呈現出三個次元。
1. 經濟領域：貿易-科技-金融互相支撐的世界體系
目前，學術界已大量采用“資訊帝國”“貿易帝國”“商業帝國”“金融帝國”等概念來描述世界帝國在經濟領域中的特征。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采用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概念來概括全球經濟秩序。貿易促進分工不斷擴大，将全球卷入一個互相交往、彼此滿足不同需要的體系中。随着貿易物品從自然出産物轉向工業制造品，西方列強采取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戰略，導緻全球貿易中西方與非西方地區、工業化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等持續擴大，以至于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貿易産品形成從自然出産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業品之間的一個等級鍊條。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産業鍊”。根據科技含量不同形成的産業鍊意味着商業貿易利潤的配置設定不同，恰恰是這種利潤和财富的配置設定不同導緻人類在聯為一體的過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間内形成了富裕-貧困、強者-弱者、中心-邊緣的帝國等級支配關系。“世界體系”這個概念雖然用來強調經濟力量的不同，但這恰恰構成強者支配弱者的世界帝國秩序基礎。是以，世界帝國秩序始終圍繞貿易問題展開，重商主義與自由貿易、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的各種争論實際上都是圍繞世界帝國秩序内部的利益配置設定而展開的。
然而，貿易利潤的不平等說到底是科技實力的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的中心-邊緣結構實際上建立在科學和技術推動的産業發展的基礎之上——這是近代歐洲崛起并建構帝國的阿基米德點。一個科技強國也很容易成為貿易強國，由此世界帝國的中心也往往随着科技創新中心和貿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間中的轉移而轉移。科技是推動人類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科技力量一方面讓人類從分散在地球的各個角落凝聚為共同體，但另一方面掌握科技力量的民族或國家很容易借助這種力量建構起帝國，使分散在地球上的傳統文明帝國邁向現代的世界帝國。美國之是以能夠建立起世界帝國，核心在于其引領全球的科技發展，其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和産業轉化的引領者，進而使其在全球産業鍊的分工中始終壟斷着高利潤行業，而且這種科技優勢會迅速轉化為軍事優勢。
如果說科技是推動貿易發展的力量，那麼貿易無疑需要一種作為交易中介的貨币，貿易強國無疑擁有提供基準貨币的最大可能性。因為任何國家想要和這個國家展開貿易活動，就必須采用這個國家的貨币。當全球商業活動逐漸形成一種全球通用的世界貨币時，世界帝國的經濟秩序基礎就已經形成了。在關于世界體系的争論中，一種意見主張将明清時期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看作唯一的世界體系，就在于全球形成了将非洲的黑奴販賣到美洲挖掘白銀的貿易線，以便滿足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白銀就是圍繞中國的朝貢體系形成的全球通用貨币。在此後幾百年的發展中，基于黃金本位制的英鎊取代白銀成為全球商業貿易的通用貨币。而在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黃金挂鈎的制度設計直接賦予美元作為世界貨币的特權。雖然在 1970年代黃金與美元脫鈎，但随着“石油美元”機制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美元跨境結算的電子化，美元的國際貨币職能被進一步強化，這使任何國家和跨國公司一旦脫離美元支付體系，就成為被排斥在世界體系之外的孤島。而作為國際貨币的美元的發行以及美元與其他主權國家貨币的匯率變化，直接影響着全球貿易和全球經濟的發展。
然而，國際貨币自身可以在交換中不斷進行自我升值，甚至嚴重脫離其所代表的展現為使用價值的全球實際财富，由此引發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上層資本主義”的全球金融活動實際上控制着、影響着全球經濟的發展。由此，美國可以利用美元作為國際貨币的霸權優勢來強化其科技産業發展和貿易優勢。例如，美國面對日本制造業在全球貿易中的挑戰，通過簽署《廣場協定》來強迫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大幅升值，導緻日本工業品出口價格大幅上漲。再如，在 2021 年，美國又通過大規模超發美元引發全球通貨膨脹來掠奪全球财富。
可以說，在世界體系中，貿易-科技-金融是互相支撐的三角關系，貿易量推動科技發展，科技優勢轉化為貿易優勢進而擁有金融優勢，而金融優勢能不斷鞏固科技優勢，轉過來又強化貿易優勢。美國正是牢牢控制着在全球貿易-科技-金融領域中的優勢，這種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奠定了其成為世界帝國的經濟基礎。然而，貿易、科技乃至金融領域的競争必然引發國家之間的沖突，是以這種世界秩序就需要建立起與其相适應的政治法律秩序。
2. 政治領域：暴力-盟友-規則互相支撐的帝國霸權
政治秩序的形成、維持和改變往往通過暴力的方式展現出來。戰争和暴力創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對統治支配的領土邊界進行劃分。而這種暴力征服不斷推動小共同體合并為更大的共同體，甚至推動全球不同地理空間中形成幾個長期穩定的區域型文明帝國。随着地理大發現，暴力也随着貿易而向全球擴張，歐洲貿易推動的市場擴張和争奪通常不是通過市場競争這隻“看不見的手”完成的，而是通過軍事戰争和掠奪完成的。沒有炮艦征服，西方列強就無法通過貿易打開東方的大門，那并不是因為東方帝國閉關鎖國，而是東方貿易規則是建立在朝貢貿易體系之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私人貿易體系。這種資本主義私人貿易體系的擴張推動了西方現代主權國家這種特殊的組織形态的興起。當這種貿易與市場、戰争、金融緊密結合在一起時便推動了“軍事-财政國家”的崛起。從此，人類曆史上的戰争形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戰争随着争奪市場和利益而常态化，圍繞經濟利益形成貿易戰、産業戰、科技戰、金融戰和軍事戰交織在一起的“混合戰争”，軍事戰争變成了“政治的延伸”。
正是這種混合戰争的興起，使傳統暴力戰争有了一個更為溫和、日常且中性的名字——“競争”或“鬥争”。商業市場上私人與私人的“競争”，推動政治生活中黨派與黨派的“鬥争”，最終演變為将私人高度組織在主權國家這個“權力容器”中，展開國家與國家的“鬥争”。鬥争或戰争是資本主義秩序的常态，和平則是戰争征服之後的間歇期。如此一來，我們才能了解近代歐洲崛起過程中頻繁發生的各種類型的戰争。這些戰争推動了帝國的興衰和轉型。正是采取了這種混合戰，大英帝國摧毀了印度的棉紡織業，進而确立起英國在全球棉紡織業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起“自由貿易的帝國”，即能夠用貿易打敗的就不用軍事，不能用貿易打敗的才需要發起軍事戰争。全球海洋貿易的背後始終是海軍和海權，資本主義的貿易始終需要軍事暴力的護佑，如果不能在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那就直接通過暴力征服、割地賠款來掠奪，由此形成了現代的殖民帝國體系。
是以，經濟領域中的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是依靠這種經濟與暴力的混合戰争建立起來的，那麼打破這種結構也無疑需要借助于經濟與暴力的混合戰争。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就是圍繞貿易利潤配置設定、為争奪世界體系的主導地位而展開的鬥争，進而導緻世界體系的中心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由英國主導的世界帝國轉向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是以，世界帝國體系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努力的結果。歐洲的工業革命也不是技術和資源累積的自然發展過程，而是軍事-财政國家在激烈競争中，基于暴力戰争争奪貿易利益的産物。在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背後，乃是歐洲帝國在全球殘酷的殖民主義和你死我活的漫長戰争。
美國建國實際上就是歐洲殖民帝國之間一系列争霸戰争的産物。在與英國全球争霸中失敗的法國，作為報複而支援北美分裂脫離大英帝國。在這場反對殖民帝國、争取獨立的戰争中獲勝的美國也迅速加入法國大革命的行列。是以，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帶來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即摧毀舊歐洲君主世襲下的殖民帝國，以自由、平等為政治原則來建立新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貿易的全球化仍在不斷推進，殖民主義的帝國争霸依然在繼續，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基礎上開始奠基，那就是基于主權國家平等而形成的國際法秩序，進而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從歐洲公法推向了國際法。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崛起在全球政治中始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在現實中繼承了歐洲舊秩序中殖民主義的遺産，另一方面則是在理念上反對歐洲的殖民主義。無論是美國向西進行領土擴張還是通過戰争兼并墨西哥領土以及向拉丁美洲的勢力擴張，始終伴随着軍事暴力，是以美國自诩“危險的國家”。美國人始終生活在戰争中，最近的就是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冷戰結束以來的“反恐戰争”以及今天針對中國崛起發出的戰争威脅。艾森豪威爾曾經在總統告别演說中提出要警惕美國的“軍工聯合體”，而這個“軍工聯合體”不過是歐洲曆史上“軍事-财政國家”的翻版。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美國所締造的世界帝國秩序繼承了歐洲曆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秩序的遺産，而這種帝國秩序始終以歐洲基督教文明秩序作為其意識形态的基礎；另一方面，美國的帝國秩序又包含非常強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實際上源于歐洲曆史上的共和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遺産，即用共和主義民主政治原則來建立世界帝國，進而實作永久和平。這種思想遺産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歐洲的共産主義思潮。可以說，正是威爾遜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義理念和列甯的共産主義理念，共同摧毀了舊歐洲所建立的殖民主義體系，進而推動了民族解放運動，而這兩種政治力量攜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制。
是以，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崛起，整個歐洲殖民主義體系瓦解，基于主權國家平等的聯合國體制建立起來。然而，在“冷戰”中，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放棄了聯合國體制而轉向歐洲曆史上的帝國争霸格局。但是，無論是蘇聯帝國還是美利堅帝國，至少都宣稱自己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平等的法律原則上，基于政治理念和利益而結成盟友體系。是以，盟友體系成為殖民體系的翻版。如果說殖民體系是一種直接的控制，那麼盟友體系必須借助國際法規則建構。比如，美國通過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石油美元協定、瓦森納協定以及各種自由貿易區的協定等控制了全球經濟，通過北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及與很多國家和地區簽訂的各種駐軍協定等，将歐洲、日韓等國家作為“附庸國”納入其帝國體系的控制之下，美其名曰“盟友體系”。不同的是，蘇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盟友的控制隻能借助暴力和政治上的直接統治手段，其途徑更為原始和粗暴。這種帝國統治與其宣稱的政治原則相違背，很容易遭到抵制和反抗。然而，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對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統治，但更多的是通過經濟、金融、法律和意識形态等“看不見的手”進行間接控制，進而其帝國色彩比較淡，帝國的統治手段更為現代和精緻。
是以，當我們把蘇聯的這種直接控制模式稱為“帝國”的時候，美國的這種間接控制模式則往往被稱為“霸權”，即一種基于認可和同意基礎上的支配。相較蘇聯的“帝國”，“霸權”反而是褒義詞。二戰後美國從不避諱自己建立的霸權秩序，甚至自豪地稱為“自由主義的霸權秩序”或“自由主義的利維坦”。直到“9·11”之後，美國差不多支配了整個世界，才暴露出其世界帝國的真面目。國際政治學界批評美國的“單邊行動”，恰恰是因為美國抛開了聯合國體系甚至盟友體系，将入侵其他主權國家的侵略行為解釋為世界帝國内部的治安執法行動。事實上，美國也并不避諱自己要建成統治世界的“新羅馬帝國”的意圖。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以全球軍事暴力作為後盾，表面上保留了主權國家的法律形式，卻通過各種條約體系和美國國内法體系維持對全球貿易-科技-金融體系的控制，進而利用這種經濟和法律的控制力量将其他國家變成其“準殖民地”或“附庸國”。
3. 文化領域：基督教-英語-人權互相促進的曆史終結意識形态
政治秩序意味着支配，而政治支配的穩固需要奠定正當性基礎。用韋伯的理論來說，單純的暴力支配隻能擁有“權力”，而唯有獲得意識形态正當性的支配才擁有“權威”。是以，帝國秩序的建構始終以文教體系的建構作為最高境界。古典帝國秩序往往需要宗教思想為其提供正當性支撐。基督教讓崩潰中的羅馬帝國延續了上千年，進而演變為羅馬-基督教帝國。然而，随着地理大發現和歐洲主權國家的崛起，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争奪越來越激烈。歐洲基督教帝國秩序受到來自這些世俗主權國家的挑戰，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就是宗教改革引發的新教國家對羅馬天主教秩序的系統性反叛。新教革命原本是基督教帝國内部的一場革命，然而它不僅摧毀了歐洲基督教帝國上千年的秩序，更是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帝國時代，一個在新教基礎上形成的以自由、科學的啟蒙思想來奠定正當性權威基礎的帝國時代。從此之後，不僅歐洲基督教帝國秩序衰落了，任何基于宗教奠定正當性權威的古典區域文明帝國秩序也是以瓦解了。
可以說，全球資本主義商業貿易、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及現代主權國家和殖民帝國的崛起等一系列全球重大曆史事件共同摧毀了全球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并将這些帝國的碎片整合到一個全新的帝國秩序中，這就是 19 世紀大英帝國在巅峰時期所建構起來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秩序。我們之是以将這個帝國秩序稱為“世界帝國”，不僅是因為其基于海洋貿易和科技發展将全球經濟和社會生活連接配接為一體，隻有少數内陸地區未能整合在這一全球經濟秩序中，但這些地方不過是整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孤島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帝國的正當性基礎已經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基于科學理性、工業化、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與前現代社會的“野蠻”形成了明顯的對照，而這種文明與野蠻的劃分又潛在地包含宗教和種族主義的色彩，進而打上了基督教（新教）-白人種族至上的烙印，這就是美國建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美國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正是在這種文教秩序的影響下，東方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受到歐洲帝國的外部沖擊，但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爆發了挑戰帝國秩序正當性的文教革命。
現代秩序雖然以激烈的反傳統的形式出現，然而現代秩序在西方的顯現無疑具有其曆史文化根源，這個根源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革命。新教革命徹底粉碎了彼岸世界與此岸世界的紐帶，将人抛在一個無意義的物化的世界中，迫使人以一種“驅魔”的眼光來看待周遭的世界，以一種冷靜的、不含有情感的、科學的眼光看世界，于是世界就成為有待于人類征服并服務于人類的對象化的客體。這種觀念孕育了現代科學技術，但也導緻了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世界的不斷征服，而形成對照的就是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囿于宗教“文明”而限制了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運用，導緻成為“停滞的帝國”。同樣，正是在新教的觀念中，才有上帝創造人類進而使人人平等的人權概念，才會有自然權利、社會契約、憲制民主之類的一切關于人類政治生活正當性權威的觀念。
正是在這種新教的觀念下，美國将其立國看作建立“山巅之城”，向全球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權成為其曆史使命。由此，建立世界帝國乃是“昭昭天命”，一如帝國詩人約瑟夫·吉蔔林（Joseph Kipling）把帝國擴張看作将野蠻人帶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負重”。這種關于政治秩序正當性的觀念随着歐洲帝國的全球擴張而被推廣，特别是在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的過渡過程中，它們一起打敗了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和蘇聯帝國，實際上将這種意識形态與英語在全球的推廣聯系在一起，并在冷戰結束後達到高潮。從此，自由人權成為所謂的“普适價值”，英語成為國際通用語言，基督教成為現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于人權理念的“顔色革命”和人道主義幹涉成為世界帝國擴張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國也往往被稱為“人權帝國”或“民主帝國”。從世界帝國建構的角度看，關于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在哲學層面上已經獲得了解決，形成了“曆史終結”的意識形态；而所謂的“文明沖突”始終在“政治”層面上，無法上升到哲學層面。是以，“曆史終結”和“文明沖突”這兩種沖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務于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的“内”與“外”：帝國的内部已經實作了“曆史終結”，而在帝國的外部則存在“文明的沖突”；可以說，世界帝國的建構是通過“文明沖突”推動實作“曆史終結”的。
▍ “深度全球化”與世界帝國的内在沖突
從 20世紀初美國進入亞洲并邁向世界曆史舞台開始，整個 20世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美國經過百年努力建立起統治全球的世界帝國。進入21世紀之後，網際網路、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的運用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深度全球化”。資訊傳播和人員流動使全球化從商業經濟領域發展到個人情感交流和生活深度體驗，“地球村”不再是一個比喻，而是成為現實。“世界主義”不再是基于理性反思的抽象概念或遙遠的政治理想，而是越來越具有現實情感和生活體驗基礎，進而使全人類真正走向“天下一家”，成為命運共同體。然而，21世紀的美國為了鞏固“冷戰”勝利成果，不斷強化世界帝國的建設。特别是“9·11”之後，美國針對恐怖主義展開了世界帝國治理下的全球治安清剿行動。這種清剿行動不僅反映在傳統的地面戰争領域，更是通過網際網路和大資料對全球資訊流動的全面審查和監控，通過司法層面的“長臂管轄”對全球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的監管。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的治理模式與這種“深度全球化”所推動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曆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這就是為什麼冷戰結束以來，全世界對美國的感受正日益從昨天世界的“解放者”變成了今日世界的“霸淩者”。“深度全球化”的曆史發展趨勢與世界帝國體系的治理模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沖突。
1. 帝國的經濟壟斷與全球經濟增長的沖突
“深度全球化”不斷推動全球經濟聯為一體，并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然而世界帝國的金融壟斷和霸權所制造的不平等阻礙了全球經濟的增長。“深度全球化”導緻全球經濟形成了比較優勢下的全球分工體系，而這個分工體系需要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進而推動其不斷變化。然而，比較優勢并非僅僅局限于自然條件和資源禀賦的天然差異，随着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後工業化時代的來臨，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比較優勢往往取決于後天的學習和努力，這就意味着後天的學習和創造能力完全可以改變先天的比較優勢。如果說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秩序是基于科技優勢和産業優勢分工所形成的，而這種分工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那就意味着随着比較優勢的改變，世界體系中的中心-邊緣的空間布局處于不斷的調整和變動之中。這種調整和改變無疑是有效率的，能夠為全人類帶來普遍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位置不斷變化，恰恰是在鼓勵通過合理的政策來強化後天的學習和創造能力，進而推動經濟發展，為全人類創造更多、更好的财富。這無疑是源于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精髓，即整體國民的财富和福利應當優先于工商業壟斷階級的财富和福利，全球的财富和福利應當優先于某些強國的壟斷财富和福利。
從亞當·斯密的理論視角看，自地理大發現 500 年來，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格局基本上固定不變，這種固定不變反過來強化了一種種族主義的理論，即唯有西方文化、文明和人種善于後天學習，進而具有創造能力，非西方民族在文化、文明和人種上缺乏後天的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并不是單純地基于比較優勢的分工所确立起來的，而是通過軍事、政治乃至文化的混合戰争确立起來的。當德國開始崛起，在科技和經濟乃至文化上超越西歐的英國和法國，進而在經濟層面上出現改變中心-邊緣的空間布局的曆史趨勢時，英國、法國就會借助美國乃至俄國（蘇聯）用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來摧毀德國的崛起，進而捍衛既定的中心-邊緣結構。是以，中心-邊緣的世界經濟秩序一旦變成世界帝國秩序就意味着一種壟斷的出現，即世界帝國的中心會運用各種力量來捍衛這種空間格局，并将這種格局固定化、永久化，甚至永恒化。
同樣，在冷戰時代，當歐洲和日本在科技産業領域崛起進而挑戰美國在經濟領域中的中心地位時，美國就利用手中掌握的軍事、政治和金融優勢，成功地遏制了歐洲和日本的發展勢頭，保住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今天，中國利用強大的後天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推動産業發展，并不斷打破西方對全球産業的壟斷，以至于西方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高額壟斷價格因中國産品的競争而跌成“白菜價”。可以說，正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大規模推動了全球貿易的不斷擴張和全球财富的大幅度增長。由此，中國産業技術更新給全人類帶來的福利增加與美國控制該技術所形成的壟斷利潤之間産生了前所未有的沖突。面對這種沖突，美國利用其所主導的世界帝國優勢對中國發起混合戰争。是以，中美貿易戰不僅是中美兩國利益的沖突，更是美國利益與全球利益之間的沖突，美國打壓中國的崛起，實際上也在打壓中國崛起給全人類帶來的普遍福利。美國将其國内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淩駕于美國人民的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淩駕于全人類的利益之上。是以，中美貿易戰本質上是一場階級戰争，是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大資本家對整個“第三世界”的戰争，是對包括美國勞動階層在内的所有下層群眾的戰争。
今天，導緻美國下層勞動階層失業的所謂“制造業空心化”問題，恰恰起源于 1970 年代美國金融資本依靠軍事和政治力量形成的壟斷，不斷通過金融手段來掠奪全球财富，進而推動美國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拟經濟。美國利用世界帝國的優勢維持了美國社會整體的高福利，以至于美國社會在繁華盛世中養尊處優，早已喪失了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喪失了韋伯當年所欣賞的新教倫理支撐下的勞動精神，隻能依靠移民來吸引全球優秀的、具有創造力的頭腦，并吸引下層移民進入美國從事體力勞動。在這種背景下，制造業向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轉移恰恰是全球比較優勢所推動的自然曆史程序。如果美國試圖恢複其制造業，那也應該大規模吸引中國政府和企業家投資美國，利用彼此的比較優勢推動兩國和全球的經濟合作，就像美國總統奧巴馬支援拍攝的《美國工廠》所反映的那樣。然而，美國卻利用其世界帝國優勢，以“美國優先”的理由揮舞制裁大棒，用各種手段來阻止世界分工體系的合理化調整，甚至不惜推動“中美脫鈎”，遏制高新技術、資金和知識向後發達國家流動和轉移，通過打壓中國經濟發展來推動制造業向美國回流。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美國又動用量化寬松的金融杠杆，推出一系列振興美國經濟的計劃，而這種思路無疑是以扼制全球經濟增長為代價的。是以，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甚至是全人類共同福利的障礙。
從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看，無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還是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理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不平等問題上。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不平等，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所形成的中心-邊緣結構仍是人類曆史的必然。問題在于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種結構，進而讓中心-邊緣結構處于一種與人類的文化商業活動相适應的變動狀态。一旦這種結構被固定之後，人類就會陷入一種命定的局面，成為這個世界帝國體系的奴隸而不是主人。過去 500 年漫長的曆史正是給了人們一種命定的錯覺，以至于西方左翼認為所有總體化反抗隻能是失敗或者帶來異化，“帝國”秩序乃是全球化時代不可克服的“鐵牢籠”，反抗不可能在政治經濟上以一種總體化的方案來颠覆世界帝國秩序，而隻能在帝國内部通過各種後現代的方略，尤其是文化手段來修正世界帝國發展方向，進而更關注臨時化、片段化、場景化、戲劇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反抗。這種對世界帝國牢籠般的命運的了解顯然是對過去 500 年曆史的誤讀。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表面上是經濟，而實際上是政治，經濟不平等僅僅是表象，政治不平等、暴力支配的不平等才是實質。西方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利用軍事、政治、金融和法律等一切壟斷性的政治力量，支配并扭曲了全球的經濟和文化思想的自由流動，進而将這種不平等支配關系經濟化、意識形态化，并由此固定化甚至永恒化。是以，後發達國家要改變被支配的命運，就不得不從關注發展的經濟領域轉向關注支配和鬥争的政治領域，最終要從政治上去颠覆這種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着必須認真對待政治問題，既要嚴肅對待文化政治中的敵我劃分問題，又要嚴肅對待利益政治中的暴力支配問題。唯有如此嚴肅地對待政治問題，階級劃分、人民主體、政黨組織、政治上司、政治教育、政治動員、暴力革命以及統一戰線等主題才會重新成為世界政治的主題。
事實上，世界帝國的力量并不僅僅在暴力、經濟和政治方面來展現，最關鍵的依然是思想觀念上塑造的“西方主導世界”的命定的意識形态。西方左派不能擺脫對這種帝國結構的命定力量的恐懼，就不可能從“諸衆”變成“人民”，就不可能從輕飄飄的“逃逸”轉向面臨死亡考驗的真正“反抗”。後發達國家若不能擺脫對這種命定論的恐懼，就無法團結起來，凝聚成真正的國際政治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唯有全世界左翼力量團結起來，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重新凝聚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摧毀世界帝國體系，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建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這恰恰是當年共産主義運動從歐洲到亞洲、從蘇聯到中國，在經曆勝利和失敗的教訓中保留下來的最可貴的遺産。這也是古老的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崛起的曆史意義和使命。是以，在理論上複興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遺産，複興中國古典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乃是思考人類命運、反抗世界帝國秩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條件之一。在這個意義上，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肆虐引發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興起，不過是為下一波全球化運動提供動力。唯有在面臨黑暗和災難之後，人們才會抛棄過往的常識而尋找真理，世界由此才有可能閃現出新的曙光。在“深度全球化”的時代，亞當·斯密通過自由貿易實作全人類财富增長的理想已經臨近實作，唯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将亞當·斯密的理想變成現實。
2. 帝國的“美國優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沖突
“深度全球化”引發全球風險，需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應對全球危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世界帝國結構基于民族國家的“美國優先”與全人類的公共利益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沖突。“美國世紀”建構世界帝國的百年，也是人類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百年。面對“深度全球化”的發展，人類已經進入“全球風險社會”，不僅原來分散在世界各地互相隔絕的威脅迅速向全球擴散和傳播，更為重要的是，全人類的深度交往和經濟發展的加速會産生全新的問題，諸如環境問題、氣候變化、病毒傳播、金融風險、網絡風險、太空風險、核武器擴散、恐怖主義等，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是以，随着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必然要加快政治全球化，以便使公共政治生活從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結構轉向以國際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建構，進而推動國際政治從聯合國向世界政府目标邁進。在這個意義上，歐洲漫長思想曆史上的“世界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共産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下大同”和“天下一家”理念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政治淵源。
然而，人類為什麼未能走向“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道路，反而始終面臨不斷的沖突、分裂和戰争呢？在歐洲曆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從政教分離的主權國家理論到世界主義、永久和平的政治構想，都是思考這個問題的産物，所有這些思考都是基于主權國家理論展開，進而提供了三種探索思路。
第一種思路是法治主義。一方面在主權國家内部用分權和憲法來限制主權者權力；另一方面是主權國家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通過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形成國際法，進而用國際法來限制主權國家。這種國内法治和國際法治相結合的法治主義思路就形成了後來非常流行的“共和政府”（後稱“民主政府”）之間不發生戰争的“永久和平”理論。這種法治主義的思路包含非常強的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但在現實中面臨着幾種困境。其一，國際法對于主權國家的限制力非常有限，若沒有建立世界政府，國際法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其二，這種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為戰争提供了正當性理由，即通過戰争來推動主權國家内部的革命，并将其改造為民主共和國。對外戰争與輸出革命始終交織在一起，從拿破侖戰争到蘇聯的輸出革命，再到美國在中東以戰争與和平演變相結合的方式推動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都是遵循這種法治主義的邏輯，其結果非但未能實作世界和平，反而将世界帶入長期的動蕩中。其三，這種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争的理想主義論述往往根據結果來推定國家是否屬于自由民主政體。若兩國發生戰争，那其中至少有一個國家不屬于自由民主政體，這就導緻與自由民主政體捆綁在一起的正義戰争事實上複活了歐洲曆史上古老的宗教戰争，将戰争正當化，導緻沖突永遠無法和解。可見，這種法治主義的理想思路非但不能奠定永久和平，反而會造成更大的戰争和沖突。
第二種思路是建構聯邦主義的新帝國，即主權國家之間建立起聯盟或聯邦而形成帝國，進而克服内部的分歧和沖突。如果說法治主義思路帶有理想主義的規範色彩，那麼這種聯邦主義的新帝國思路無疑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可行方案。然而，聯邦主義在歐洲曆史上的實踐始終處于分分合合的不穩定狀态，直到美國聯邦主義的出現，才真正為主權國家之間結束戰争、沖突甚至貿易的猜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即将聯邦政府建構為主權國家之上的超級主權政府。聯邦主義在美國的成功不僅是由于美國建國者基于對歐洲聯邦主義曆史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并以此始終緻力于增強聯邦政府的權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所處的相對于原來歐洲強國的獨特地緣環境促進了美國聯邦政府的不斷成長。這種聯邦主義的新帝國思路不僅影響到後來的“蘇聯”，即通過蘇維埃共和國以聯邦的模式形成帝國聯盟。更重要的是，二戰之後随着世界格局的變化，歐洲國家之間終于結束了上千年的戰争，并在聯邦主義的思路下成長為今天的歐盟。然而，這種聯邦主義的現實主義思路恰恰缺少實作永久和平的現實可行條件，原因就在于，由于國家主權的存在，國家之間永恒的較量不可避免。實力相當的大國互相競争，難以結成聯邦，而聯邦主義思路往往在于推動形成兩個聯邦帝國之間的較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帝國和斯巴達帝國就是例子。歐洲曆史上列強之間的縱橫捭阖也往往形成類似同盟國與協約國之間的全球對抗局面。美國和蘇聯不可能聯合起來，反而形成兩個聯盟陣營。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永久和平永遠不可能實作，隻能通過實力和戰争來實作短暫的和平，并要通過不斷的戰争來維持這種和平。
第三種思路是在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構世界帝國。歐洲主權國家之間的戰争往往是由于争奪海外商業貿易和殖民地引發的。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主權國家雖然在政治理論的正當性上否定了“帝國”，實踐中卻在殖民主義的架構下複活了“帝國”。歐洲“列強”（the great powers）這個詞語就是用來描述在歐洲擁有主權國家身份的同時又在歐洲之外擁有殖民帝國的混合體。歐洲的崛起導緻在主權國家的理論架構中重新複活了帝國體制，由此形成對内主權國家與對外殖民帝國相結合的“主權國家-殖民帝國”的帝國憲制模式。正是為了論證這種殖民帝國秩序的必然性，歐洲發明了“文明”與“野蠻”的理論。不過，這種殖民帝國體制是一種曆史性的、臨時性的、過渡性的體制，這實際上為後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埋下了伏筆，即這些殖民地一旦經曆啟蒙、接受西方的科學理性教育和自由主義思想、完成民主革命的改造之後，就能夠建構起和西方一樣的自由民主的主權國家，進而加入文明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進入國際法管轄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
在這種殖民帝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世界帝國體系主要通過貿易、科技和金融等隐蔽的底層經濟秩序來控制世界，進而大大弱化了傳統帝國通過暴力征服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法律控制手段。由此，我們看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底層之上建立起了衆多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在表面的法律形式上都擁有平等的主權，然而在底層的全球經濟秩序中，其中少數國家占據着世界體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處在半邊緣或邊緣的地位上。這些少數國家通過對全球經濟的直接控制獲得對全球政治的間接控制，進而構成世界帝國，就像曾經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從法律形式上看，這些國家都是和其他國家一樣的主權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因為控制着全球經濟進而差不多控制着整個世界。這種法律上的主權國家通過控制世界體系進而控制整個世界構成了這個獨特的世界帝國的憲制模式。如果說英國作為世界帝國的萌芽形态是在殖民帝國基礎上形成的，那麼美國基本上放棄了殖民帝國的模式，而是通過在主權國家之間簽訂大量的國際條約并建立國際組織的模式控制着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正因為美國放棄了傳統的帝國模式，既沒有采取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領土占領與擴張模式，也沒有采取殖民帝國的殖民地治理模式，而是以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反帝國模式建立起隐形的帝國，可以被稱為“沒有帝國的帝國”。
而這種從殖民帝國向世界帝國的轉型恰恰在于世界帝國攫取利潤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不需要通過直接的殖民控制來掠奪财富，而隻需要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知識産權貿易和金融控制來榨取利潤。如果說殖民帝國時代帝國對殖民地赤裸裸的經濟榨取和資源掠奪缺乏正當性，并最終要被推翻，那麼這種世界帝國模式隐蔽的利潤榨取方式實際上是一種新殖民主義，但這種新殖民主義卻在主權國家平等簽署國際協定的國際法層面上獲得了正當性，即法律實證主義模式下的國際法體系僅僅将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建立在缺乏實質内容的形式主義的基礎上，恰恰是這種形式主義的國際法治的合法性理論，掩蓋甚至論證了世界帝國的新殖民主義的正當性。其結果就是：美國在事實上作為世界帝國控制着整個世界，然而美國卻可以輕松地用法律形式上的主權國家為理由，推卸對整個世界的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由此，當全球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美國可以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呼籲“美國優先”，進而不斷退出各種國際組織，抛棄作為世界帝國本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大規模發行貨币，而完全忽略美元作為全球通用貨币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如果說曆史上的帝國必須承擔起對邊緣地區的道德責任和治理責任，甚至連大英帝國在撤退時也要标榜帝國責任，然而，美國控制全球，并通過“顔色革命”颠覆他國國家政權，進而讓這些國家陷入政治衰敗，甚至成為“失敗國家”，卻從來不認為自己對于整個世界、對被占領的國家負有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從阿富汗潰退，卻将責任推給阿富汗政府。
是以，在這個隐蔽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處于中心控制地位的美國一方面通過世界帝國體系來榨取資源，以推動美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不斷繁榮和強大；另一方面當世界帝國的邊緣地帶出現災難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美國卻以主權國家的說辭要求邊緣地帶的主權國家獨自承擔起責任，而美國對整個世界面臨的災難甚至不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換句話說，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這種世界帝國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經與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産生了前所未有的沖突，即世界帝國體系僅僅是美國榨取利潤的工具，美國擁有控制世界的權力并利用世界帝國體系來擷取利益，然而卻不需要對整個世界承擔責任。這就是為什麼過去 500 年來，西方塑造的全球秩序從主權國家-殖民帝國體系發展到主權國家-世界帝國體系，始終未能解決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平等問題，并且不斷将這種不平等固定化甚至永久化，其根源就在于這種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體系在帝國權力與帝國責任之間的巨大落差。是以，不分析這個隐蔽的世界帝國結構，就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源所在。
如果和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憲制結構相比較，立刻就可以看出現代帝國憲制設計的精巧秘密。古典帝國看似采取野蠻的軍事征服和領土占有，伴随着野蠻的殺戮，然而帝國一旦完成建立，其往往要承擔起對帝國事務的治理責任，不僅要保衛帝國邊疆，而且要盡可能增加帝國臣民的普遍福利。在這方面，中華帝國對邊疆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進行開發和治理堪稱典範，而這種治理的政治邏輯恰恰在于儒家所強調的“天下一家”理念，境内所有百姓都像一個家庭的成員一樣，關心天下萬民疾苦，使其安居樂業乃是帝國君主的政治責任。由此，我們看到晚清中華帝國在風雨飄搖中為了幫助藩屬國北韓和越南抵抗來自日本和法國的殖民侵略，用最後的力量同時投入對抗日本的北韓戰争和在越南的抗法戰争，而這兩次戰争直接加速了帝國的解體。假如中華帝國采取西方帝國模式，那麼首先就是将北韓和東南亞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進而迅速擴張為世界帝國。正是在這種比較中，我們才能看到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如何在全球攫取利益。盡管美國曾在“冷戰”中為了與蘇聯帝國展開争奪，投入很多資源來幫助其他地區發展。然而，冷戰結束以來，面對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美國卻不斷瓦解聯合國和國際合作體系，用世界帝國體系來鞏固美國利益，而将全球性的災難和問題留給世界。無論是面對 2008 年金融危機還是今天的全球疫情，美國非但沒有發揮上司者、組織者的作用，反而揮舞制裁大棒迫使世界向美國納貢。現在，美國将其防治疫情失敗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在媒體上污蔑中國，将病毒源頭栽贓給中國，企圖讓中國賠償其抗疫失敗的損失，打擊推動全球合作抗疫的世界衛生組織，試圖推卸其在全球治理和國内治理失敗中應承擔的帝國責任。
可以說，這次新冠疫情以一種極端的危害全球的方式揭露了全球治理體系的危機，即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一方面瓦解國際組織和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卻不承擔起碼的全球治理責任，進而導緻全球治理主體缺位，全球疫情不斷惡化。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非但未能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反而成為全球各種風險爆發的根源。無論是氣候問題，還是恐怖主義問題，無論是金融風險、網絡風險，還是病毒風險，其根源恰恰來自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
3. 曆史終結與文明共存對話的沖突
“深度全球化”亟須展開“文明對話”，而世界帝國的“曆史終結”意識形态阻礙着這種對話，加劇了人類文明之間的隔閡和沖突。“深度全球化”推動全人類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進行密集的文化交流，這就意味着原來分割在全球地理空間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進行各種各樣的交流，從曆史上彼此陌生的“相望于江湖”到不斷産生日常摩擦的“相濡以沫”。由此，“深度全球化”必然也引發民族、文明和宗教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尤其是北非、中東的移民大規模地進入歐洲，導緻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各種沖突不斷，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事件不斷發生，而歐洲保守主義力量不斷增長，甚至法西斯主義也開始擡頭。美國也同樣因大規模移民導緻其内部的文化認同發生分裂，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文化領域中的分歧已經演變為政治領域的分歧。全球的政治利益的分化無不以文化作為凝聚力量和政治動員的口号，以至于“文明沖突”已經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如果所謂的“文明沖突”一旦變成宗教的沖突，尤其是曆史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那種你死我活的宗教戰争，那麼人類曆史隻能退回到永恒的戰争征服、永遠無法共存的悲慘局面。
是以，“深度全球化”必然需要推動在各種層次上展開廣泛的文明對話，讓每一種宗教和文明反思其自身的局限性，進而尋求共識，共同建構多元文化共存、互相學習借鑒的“人類大家庭”。然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始終秉持“曆史終結”的意識形态，在意識形态的“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就以“文明沖突”的方式來推進“曆史終結”，不僅以反恐戰争為借口，對伊斯蘭世界發起“新十字軍東征”，而且以“冷戰”意識形态和“文明沖突”的姿态對中國發起全面的打壓，甚至試圖複活“高加索人”這種 19 世紀催生法西斯主義的種族主義論調來針對中國。如果說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基礎，那麼建構世界帝國的主權國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文明來了解整個世界和建構世界帝國，并利用世界帝國在全球推廣這種文明。事實上，曆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也是按照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然而，曆史上文明帝國的建立往往由一個強勢文明來同化周邊的弱小文明，是以出現的趨勢往往是文明的擴張，而不是文明的沖突。而這種強勢文明之是以強勢，并不一定在于其軍事力量，而在于其認識到了人類自身的優秀思想，這就是為什麼“軸心時代”在不同地域空間中的人類文明在思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進而塑造了地域空間中的文明形态。
然而，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的崛起在摧毀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同時，也在摧毀古典的文明形态，并建構起新的文明形态，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現代性或者現代文明。由于現代文明是在古典文明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那就意味着每一個區域性文明都應該找到與自己的文明形态相比對的現代化道路，進而呈現出“多元現代性”。然而，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始終以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長起來的自由民主體制作為現代文明的唯一樣闆，将其他任何文明對現代性的探索都看作離經叛道的敵人，甚至包括同樣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長起來的共産主義理論。是以，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并不是超越不同宗教和思想之上的秩序建構，而是将自己與基督教緊密聯系在一起，基于宗教的文明沖突問題就變成對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反抗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美蘇冷戰、恐怖主義與美國的新戰争，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中美之間的全面競争都可以了解為文明的沖突，但又可以了解為世界帝國的征伐與反抗民族之間的鬥争。在這個意義上，要從“文明沖突”轉向“文明對話”，不僅要抛棄基于基督教的理論所形成的“曆史終結”的意識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推翻西方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讓宗教脫離政治的争奪，真正面向真理展開對話。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在所有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中，唯有古典中國的帝國文明沒有依賴宗教，而是依靠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儒家哲學建立起來的，是以它成功地解決了宗教沖突的問題，能夠讓不同的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和諧共處。
美國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時，積極建構國際聯盟并推動聯合國形成全球民主治理體系，進而終結了歐洲舊世界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對于幾百年來深處歐洲殖民體系壓迫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而言，美國和蘇聯無疑是推翻歐洲主導的世界舊秩序的解放者。然而，随着冷戰的展開，美國逐漸抛棄聯合國體制，建構起世界帝國體系，特别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擁有“新羅馬帝國”的絕對權力，但由于缺乏國際法和國際政治力量的限制，導緻美國加速走向腐敗和堕落。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美國的世界帝國體系已不适應曆史發展的趨勢。今天，展現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美國是：經濟上的金融掠奪化、政治上的軍事暴力化和文化上的意識形态化。美國從作為世界燈塔的解放者日益變成自私自利的霸淩者，以至于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指出，美國今天的表現更像以前的蘇聯，而中國更像冷戰中的美國。
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雖然面臨内在沖突，尤其與“深度全球化”的曆史發展趨勢相違背，但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依然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實力。世界帝國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曆史趨勢，就像我們通常将 1840 年看作清朝衰落的開始，直到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華，清朝才真正退出曆史舞台，這中間有大約 60 年，即一個甲子的時間。是以，帝國興衰強調的是一個曆史趨勢，雖然晚清有短暫的“同治中興”，但衰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同樣，在今天的中美競争中，美國作為世界帝國依然具有相對于中國的巨大優勢，是以中國始終反對搞“全面脫鈎”的“新冷戰”，始終保持“不脫鈎”的戰略定力，并以更大的動力來推動全球化，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互相纏鬥中推動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在這個意義上，隻要中國保持面對全球、緻力于推動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戰略，那麼時間始終站在“天下一家”這一邊。是以，美國衰落的速度有多快，取決于中國崛起的速度有多快。與歐洲幾百年來建構世界帝國秩序的曆史經驗相比，中國依然缺乏建構世界秩序的曆史經驗、政治能量和知識儲備。這也注定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衰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 “天下一家”：繼承并超越“五四”
在聯合國體系陷入困境而世界帝國體系缺乏公共性的背景下，未來全球治理将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世界曆史将會進入世界秩序的動蕩期和全球治理的混亂期。在美國内部，雖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兩黨政治中處于你死我活的鬥争中，但兩黨的分歧僅僅是關于世界帝國治理方略的分歧——是采取特朗普式的單邊經濟政治暴力，還是采取民主黨主張的雙邊盟友戰略。在針對世界帝國的上司權和統治權的問題上，美國的兩黨高度一緻。為了維持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就必須全面打壓中國的發展，最終将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推動的“中美脫鈎”程序必然會加速，目前中美在文化教育領域的科技脫鈎已經開始啟動，而拜登政府團結盟友在意識形态上全面抹黑中國也已經開始，這似乎在為美國推動的“中美脫鈎”做準備。是以，世界格局表面上會圍繞中美的“脫鈎”與“反脫鈎”鬥争展開，但實際上是圍繞世界帝國的征服與反抗展開。由此，世界上将會形成以美國為首的擁護世界帝國與以中國為首的反抗世界帝國并支援聯合國民主體制的兩大陣營，一如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法西斯陣營和反法西斯陣營。由此一切緻力于推動全球經濟平等和民主進步的力量，一切緻力于推動多元文化和文明對話的力量，都會成為反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帝國體系的正義力量。在這場“脫鈎”與“反脫鈎”的鬥争中，全球化程序并不會發生“逆轉”，而可能出現“分叉”，呈現出互相交融的“區塊化”結構。美國正試圖逆轉“深度全球化”的曆史潮流，試圖與其盟友建構“更緊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沒有中國的全球化”，而中國則緻力于推進更為包容的全球化。随着反抗世界帝國的曆史程序的推進，全球化會邁向更加深入，各種反抗世界帝國的力量将會形成更為緊密團結的全球進步力量，推動全球化進一步邁向“天下一家”。
面對“深度全球化”遭遇世界帝國所帶來的全球治理困局，一如20世紀初所面臨的問題：“怎麼辦”？而這個問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面對全球格局變化引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争論中國之世界的重要主題。我們今天讨論這個問題，既要繼承“五四”傳統，發揚“五四”精神，更要超越“五四”，探索全球治理的未來。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的複興必然要求中國在“天下一家”的時代裡，承擔起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使命和責任。
1. 繼承“五四”民主精神，積極推進全球民主治理
“五四”運動起因于反抗“巴黎和會”所代表的歐洲列強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剛好這個時期社會主義的俄國和經曆了“進步時代”的美國登上世界舞台，兩者都是作為歐洲列強所締造的舊世界的批判者和終結者登上曆史舞台的，是以天然地成為中國推動民主革命的政治盟友。根據美國地緣政治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地緣國策，美國要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後機會就在亞洲，而亞洲的重心就在中國，保持中國獨立和“門戶開放”有利于抵消北方俄國和南方英國的勢力擴張，進而能最大限度地保護美國的利益。在此基礎上，美國應當以日本作為模範生，緻力于推動文化上同化中國。在這種國策的影響下，美國提出了公共外交或者民間外交國策，通過工商界和文化知識分子對中國進行政治宣傳，進而立刻獲得了“五四”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天然的好感和支援。可以說，美國和中國都是“巴黎和會”的參加者，而且都是這種殖民主義舊體制的反抗者和終結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團結一緻，共同緻力于推翻舊歐洲的殖民帝國體系以及終結由此引發的帝國主義戰争，共同推動聯合國這種全球民主新體制的形成。
是以，面對今天美國締造的世界帝國的全球擴張，發揚“五四”民主精神就要團結世界各國人民，團結世界各國的民主進步力量，包括美國内部的進步力量，共同捍衛基于主權國家平等的民主原則所确立的聯合國治理體系，堅決反對任何違背民主精神的專制體系，無論這種體系是以新殖民主義的形式出現，是以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出現，還是以世界帝國的形式出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崛起的曆史意義就在于緊密團結全球各國的進步力量，推動“世界人民大團結”，反對新型帝國主義和世界帝國專制，保衛并完善全世界人民共同參與全球治理的民主體制，并基于“天下一家”的理念來推動世界政府的建設。
2. 繼承“五四”科學精神，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學
歐洲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産生了不少關于全球治理的理論構想。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美國世紀”裡，美國推動了全球治理的科學發展，其核心就在于推動國際法治，即建立一個基于規則治理的世界，進而極大地推進了全球化的曆史程序。“五四”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入了科學和民主的理念，這裡所謂的“科學”，不僅局限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而且包括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科學。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就必須全面吸收過往全球治理的曆史經驗和優秀成果，其中包括曆史上偉大帝國的治理經驗，也包括歐洲殖民帝國的治理經驗，尤其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曆史經驗。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聯合國體制中，通過談判确立規則并執行規則無疑是現實可行的道路，由此形成尊重規則、崇尚法治的傳統無疑有利于積極推進并完善依規則治理的世界。事實上，在中美競争較量的同時，中美貿易談判就是圍繞規則展開的談判。中美或許可以通過規則談判來建構一個互相競争但同時合作的世界，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規則和經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尤其需要虛心學習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法治，隻有在明确的規則預期基礎之上才能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團結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需要逐漸落實到法治上來，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又要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然而，我們也要認識到，美國締造的世界帝國及其規則治理始終“以資本為中心”，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則須建構“以人民為中心”的規則體系。這次全球抗疫生動地展現歐美“以資本為中心”與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兩種不同治理景象和兩種不同的全球圖景。是以，随着“深度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未來全球治理無疑要“以人民為主體”，以法律規則和技術規則為用，積極建構全球治理的新科學。
3. 超越“五四”，複興“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
“五四”運動采取了激烈的反傳統立場，抛棄了中國古老的天下傳統，緻力于将中國建構為一個主權國家，進而加入全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曆史任務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才得以完成。此後，中國又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身份，進而成為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中的重要成員。新中國在聯合國中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始終緻力于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繁榮。而今天，随着中國的崛起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來激活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傳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積累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邁向強起來的曆史經驗，是以中國有責任推動後發達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曆史文化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共同反對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着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必須和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義傳統和共産主義傳統互相促進，共同探尋反對世界帝國體系、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的出路。面對“深度全球化”的曆史趨勢，中國人應當秉持“天下一家”的古老信念，堅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國人的天下。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文明都有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植根于文明的多樣性。中國人民應當與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本文原載《東方學刊》2021年冬季刊（總第14期），原題為《“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