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輝 董存發
【作者按】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應邀訪華，實作了中美關系的破冰。在紀念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之際，梳理梅蘭芳平劇外交和文化傳播的努力，有助于思考“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真谛，促進“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良性互動，尋找緩和今日中美關系張力的途徑。
扮相梅蘭芳與青年梅蘭芳（分别出自《梅骨芳華－梅蘭芳極限片集》谷糧編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梅蘭芳珍藏老像冊》梅蘭芳紀念館，2003年）
著名中國平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于1930年通路美國，取得空前成功，為中美文化外交做出了貢獻。文化外交是一種以國家為符号的觀念、意識、價值和形式的外交活動與文化交流，屬于公共外交的一大部分。它以具體文化形态為觀念載體，通過國家與民間的多重努力，主動或有意識地參與文化觀念的交流，推動國際之間文化體系、文化結構、國家形象和個體名譽的重塑。[1]本文所讨論的梅蘭芳“平劇外交”即屬于文化外交。
由此定義，能夠揭示“平劇外交”的四大要素：第一是符号的國家性。這個符号是指平劇文化、平劇文化活動和平劇文化人所具有的國家（如中國）烙印，但不一定是國家、政府和官員主導。第二是交流的民間性。平劇外交既存在以政府為主導、以外交利益為驅動的政府實踐，更推崇以民間為主、政府為輔，由理想和平劇藝術驅動的個人和民間行為，與政治和商業利益并不發生必然和完全的聯系。第三是國際的互動性。原生文化國的文化人與他國群眾存在觀念和人員的互動，既包括群眾之間态度、話語、行為和政策的交流，也包括單向、雙向、多向的平劇表演和觀賞互動。第四是表現的多元性。平劇外交的表現形式包括故事講述、舞台表演、社交聯絡，也包括價值宣揚和媒介包裝。[2]
1930年梅蘭芳訪美成為中美平劇外交的一個成功案例。當時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流和主題是“西學東漸”，而梅蘭芳訪美則成為“中學西傳”的一大嘗試，見證了“東海西海心同理同”，通過平劇這一重要媒介，促進了超越政治、經濟和制度的心靈相通，建構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經絡。
梅蘭芳遊美紀念專刊：梅蘭芳近十年來所得之紀念品，《北京畫報》1930年 第2卷 第67期
（一）并不理想的時機
必須指出，1930年梅蘭芳訪美時的“天時”與“地利”非常不理想。
就中國而言，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1928年6月北伐軍占領北京、12月9日東北易幟服從南京政府，盡管形式上形成了國家統一的局面，但國民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外交事務，疲于應付各種國内危機。而且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許多學者對平劇的态度日趨負面，包括胡适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的著名文章，對傳統平劇進行了猛烈抨擊，[3]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将孔家店、傳統社會和古典文化視為中國落後、現代化失敗和無力抵抗西方列強的原因，由此導緻中國知識和教育精英普遍拒絕傳統文化和平劇。加上梅蘭芳的原配夫人王明華去世，梅蘭芳在1929年12月22日才把夫人安葬在北京香山，這一切都嚴重影響了梅蘭芳的美國之行。[4]
美國政界、商界、戲劇界等盛情招待梅蘭芳團隊訪美（《梅蘭芳訪美平劇圖譜》）
在美國，經濟上，1929年僅10月24日至11月3日兩天，紐約股票指數從452點下跌至224點，高達50%左右，失業率超過25%，導緻演出成本激增、觀衆觀劇意願萎縮；政治上，1882年頒行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繼續有效，直到1943年才被廢止，華人出入美國困難重重；文化上，多數美國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群眾的印象，仍然停留在18年前剛推翻的清朝帝制：剃發留辮、愚昧落後、專制閉塞，嚴重影響美國輿論和閱聽人對平劇的觀感。根據當時生活在紐約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主席孟治的回憶，1920年代的美國人對于中國人“是友善多于尊敬”（more good will than respect for Chinese），但對中國戲劇和音樂知之甚少，對那些高深莫測的中國人去欣賞“不和諧的打擊樂”（dissonant percussions）和“尖叫的假聲”（screechy falsetto）的嘈雜表演，實在感到莫名其妙。[5]尤其是，看過平劇的西方觀衆已經出現臉譜化偏見，認為平劇演員的吐字都是單音節，“讓人想到一隻壞了喉嚨的貓叫聲一樣的難聽”，而且，1929年，美國戲劇家Sheldon Cheney在《三千年的戲劇曆史》（The Theatre Three Thousand Years）的“東方戲劇”中，認定中國戲劇内容“雖然有兒童似的神仙故事的清新，卻又是種四不象的詩的劇場。中國戲劇内容太過簡單，缺乏深度，表現了中國人無知的天真，這種天真隻能使西方人視之為可笑的幽默”。[6]
如此不利的客觀情勢，對梅蘭芳的“中學西傳”和“平劇外交”提出挑戰，也更凸顯了梅蘭芳人為努力的重要。根據修正學派的史學理論，許多曆史事件的出現與客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因素并沒有必然聯系，而是與主觀、人為、偶然因素密切相關。[7]
CHINA'S STAGE IDOL COMES TO BROADWAY，New York Times，1930-2-16
（二）訪美演出的三大定位
任何一類成功的文化外交必須定位明确、名正言順、師出有名。梅蘭芳訪美适度而又合理的定位，明确地向外界宣示了其訪美宗旨、演出性質與官民合作的基本特質。
為訪美印制的梅蘭芳英文介紹書
首先，梅蘭芳明确規定和限定了訪美演出的三大性質與宗旨。第一是向美國群眾介紹中國平劇和學習美國戲劇。1930年1月14日，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歡送會時，梅蘭芳強調，此次美國之行就是通過文字說明、書本圖畫、服裝器械、樂器臉譜等，向美國群眾介紹和交流中國平劇。[8]在2月8日紐約歡迎大會上，梅蘭芳也告訴美國群眾，中國的美術已經流傳西方很久，但中國戲劇卻很少來歐美表演，而研究揣摩中國的戲劇非有十幾年的工夫不可，是以，介紹和傳播十分必要。[9]同時，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梅蘭芳公開表達了“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對美國的戲劇藝術進行深入研究”。[10]梅蘭芳在1930年5月28日接受加州Pomona College榮譽博士學位時也表示，他來美國“是要吸收新文化的”，并聽取“貴國學者之批評”，[11]促進古老的中國平劇得到改良。
第二是增進兩國群眾感情、促進人類和平。梅蘭芳在上海舉行的歡送大會上提到，他是為了促進中美兩國的民族感情而去美國。[12]鑒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才結束10年左右、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之際，梅蘭芳很睿智地在3月23日紐約的歡送晚宴中強調，世界和平需要聯絡各國國民的感情，而各國群眾感情的融洽，最好從美術和藝術入手，“因為美術和藝術是最富于情感的，是人人思想共同有的趣味，并且是不分國界的學問”，尤其是，中國音樂四千年不變的宗旨就是“提倡和平”。[13]在接受榮譽博士時，梅蘭芳也明确指出，訪美有助于“促進文明人類的最懇切希望的和平”，因為“要維持世界的真和平，人類是要互相了解，互相原諒和同情，是要互相扶助的，不是要互相争鬥的”，是以，“我們中美兩大民族，希望的人類和平是根據國際的信用和好感”。
美國波摩那、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授予榮譽博士（選自《梅蘭芳珍藏老照片》梅蘭芳紀念館編）
第三是演出的非營利性質。梅蘭芳明确提出這次訪美演出不是為了盈利、賺錢，并要求美國劇場的主人“不可抱完全營業的性質”，但不賺錢不等于沒尊嚴，他要求美國劇場的主人以禮相聘、優待禮貌，授予梅蘭芳自由的演出權利，而且劇場的身份和規格需要足夠的高尚。[14]
（三）訪美演出的官方協助
除了明确上述平劇外交的宗旨和目的之外，梅蘭芳積極與中美官方配合，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障礙、提升文化外交的效能。但與梅蘭芳三次訪日（1919年、1924年和1956年）和兩次訪蘇（1935年和1952年）相比，訪美演出的官方介入要小得多，梅蘭芳訪美應該屬于官方外交與民間交流的适度合作。
梅蘭芳訪美的起源與官方外交有關。1915年，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1855-1939）餞别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1869-1923），并邀請梅蘭芳演出。觀戲後的芮恩施提出：“若欲中美國民感情益加親善，最好是請梅蘭芳往美國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藝術”，他表示，“我深信用毫無國際思想的藝術來溝通兩國的友誼是最容易的”，“以藝術來融會感情是最好的一個方法”。此後，瑞典皇太子、法美兩總督、英國公使、香港總督以及駐華各國公使都曾拜訪梅蘭芳，經常餐叙與觀劇，由此形成了一種輻射效應，因為此後來北京遊曆的各界外賓常去拜訪梅蘭芳，他們把參觀“故宮、天壇、長城、訪梅君、觀梅劇，作為同等必要的遊程”，而且，中國外交部必定選派官員指導和幫助這類拜訪。
另外，美國使館的公使、參贊在辦理遊美護照和健康檢查等方面給予友善，英、法、德、比、意、日等駐北京公使也給他們駐美大使和領事寫了介紹信，請他們對梅劇團幫助照應，其中日本公使還給了一張護照，請沿途日本官員對梅劇團多多關照。當時，中國的各地方官員也樂觀其成。例如，當梅蘭芳一行離開河北、天津和上海的歡迎告别宴會上，一些地方官員也出席歡送，包括天津市長崔廷獻、河北省政府主席徐次辰（訓詞）、上海市長張群、淞滬警備區司令熊式輝等。[15]而且，在1930年1月6日，梅蘭芳在上海會見了外交部長王儒堂，王表示：“你們這一次到美國去，于國家體面上，也狠有關系的。我回京之後，自當電令駐美官吏，妥為照料。盡可放心”。[16]
到達美國之後，美國官方也是超規格接待，幾乎與外交使團的待遇類同，因為梅蘭芳劇團1月31日夜在入關西雅圖時，移民局官員親自到船上接洽。由于入境手續存在瑕疵，而且每個中國人在船上也必須辦妥旅美允許證後，才能登岸，但為了節省時間，移民局官員竟然允許劇團成員先登岸，随後将允許證送到旅館。尤其是到了檀香山，稅關監督大緻問了問就簽字。[17]這與1925年7月4日25名粵劇演員從香港抵達西雅圖的遭遇，形成鮮明對比，因為他們當時被移民局扣留，懷疑他們是非法移民做苦工，而且接待他們的戲院也遭指控。[18]
檀香山市長招待梅蘭芳、齊如山、張彭春（選自《梅蘭芳珍稀史料彙刊》谷曙光 編校 學苑出版社）
同時，美國各地方官員也熱情款待。5月24日到達舊金山，市長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并在劇團成員所乘坐的十幾輛汽車上，都插上中美兩國的國旗，還有警車六輛開道、警笛長鳴。舊金山商會會長在緻辭時提到：“舊金山是中國和美國來往的樞紐，是以對中國的感情向來很好；自從梅君演劇以後，全美國對于東方文化更明瞭許多，以後兩國國民的感情，必更親善了。”[19]在洛杉矶和夏威夷，市長和總督等主要官員也親自接見。
中國駐美使領館也多方協助。1930年2月14日，中國駐美國公使伍朝樞（Wu Chao-chu,1887-1934）在華盛頓舉行歡迎晚會，并約請梅蘭芳舉行首場演出，約七百多位來自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外國使節出席，其中還包括美國副總統Charles Curtis（1860-1936）、内政部長Ray Lyman Wilbur、商務部長Robert Patterson Lamont等。[20]而且，本來時任總統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也計劃出席。中國駐紐約總領事熊崇智也在紐約主持歡迎宴會，極力贊美梅蘭芳訪美，因為“國家不費一點錢，不費一點事，能夠得這麼大的效果”。[21]
這類以民間演出、個人遊曆的形式，得到中美官方的接待與禮遇，是文化外交值得稱道的效應，它揭示了梅蘭芳作為國民大使的重大意義。
（四）民間為主的平劇外交
盡管中美雙方的外交和地方部門對梅蘭芳訪美有所協助，但這是一次以民間為主的平劇外交。很顯然，沒有官方協助與配合，美國之旅難以成行，但如果官方色彩太濃，其所能凸顯的文化交流功能一定受到阻礙，事倍功半。
左 申報1930-1-1 梅蘭芳赴美宣揚藝術 右 梅蘭芳為訪美籌款做的廣告
梅蘭芳訪美的構思與準備首先與美國的民間人士密切相關。1915年後的北京已經相當開放，梅蘭芳也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各界美國友人拜訪梅蘭芳時，梅蘭芳“必極誠懇地招待，也算是盡地主之誼，也算是國民外交分内的事”。[22]早在1925年，美國的報刊就開始大力推薦和贊美梅蘭芳與張彭春，認為中國平劇提供了令人驚喜的可與西方中世紀戲劇相比美的戲劇形式（a surprisingly close parallel to our drama of the Middle Ages）。[23]
同時，梅蘭芳訪美的資金全部由民間籌集。與梅蘭芳在1935年訪蘇的情形截然不同，因為訪蘇是由蘇聯駐中國大使發起邀請，蘇方主動提供食宿費用，隻是演出報酬無法用外币，具體行程由蘇聯駐華大使和文化參贊等協商安排，盡管正式邀請機關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理會長。而且，蘇聯政府還派“北方号”專輪從上海護送梅蘭芳到海參崴。[24]
作為對比，梅蘭芳訪美隻能自籌經費，曆經重重困難與波折。梅蘭芳先在北京專門成立一家戲劇學院，旨在吸引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朋友出資。後來，在1929年春，得到曾任北大校長和北師大校長的李石曾（1881-1973）之極力推動，并獲得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和傅泾波（Philip Fugh, 1900-1988）等名流的鼎力相助。而且，由于美國正遭遇嚴重的經濟大蕭條，導緻美元急劇貶值，臨行之際，除了已籌的“十萬元之外，非再多籌幾萬不可”，最後關頭，政府也未出面，而是由銀行協助，“幸而馮幼偉君費盡心力的張羅，銀行界諸公的幫忙，居然在上海籌了十來萬元之多”。[25]根據随梅蘭芳赴美的秘書和第三位弟子李斐叔的日記記載，馮先生“是提攜梅先生最早最力之元勳，也是梅先生最敬愛最倚重之一人”。據李斐叔回憶，訪美資金一是來自北京的李石曾、周作民、王紹賢等，二是“承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馮幼偉、虞洽卿”等先生的“一緻贊助，才成功此次遊美之行”。[26]同時，美國方面共有219人捐款，其中有學術界的哥大教授杜威、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芝加哥大學校長Robert Hutchins（1899-1977），文藝界有卓别林等，政界有威爾遜總統夫人、她的女婿、财政部長（W.G. McAdoo）、前美國駐華公使Charles Crane和John MacMurray和洛杉矶市長John Porter。[27]
杜月笙六十大壽與南北名伶合影共28人
左為杜月笙與梅博士合演四郞探母 右為齊如山撰寫的《梅蘭芳遊美記》（1933年乙種本）送給杜月笙
另外，主辦組織和核心成員皆為民間。美方的主要接待機關是民間的華美協進社。根據孟治的回憶，“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北京通路了張彭春、梅蘭芳和齊如山，讨論了梅蘭芳訪美演出事宜。到了一九二九年八月，才開始認真的讨論，并收到來自張彭春和梅蘭芳的信件，他們希望在馬年的春節（1930年2月）開始時，在紐約開始演出”。[28]孟治希望通過梅蘭芳訪美的項目，将華美協進社演變為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的非營利文化機構。而且，華美協進社也希望通過梅蘭芳訪美，重新評估戲劇藝術的标準，促使西方人“對這個最古老民族的文化燃起新的興趣”（initiate a new interest in the culture of the oldest living nation）。[29]
更重要的是，梅蘭芳訪美一路得到美方民間和華僑的厚待。從1930年1月18日登船離開上海，經停日本，在遊曆維多利亞市（加拿大）、西雅圖、芝加哥、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的整整6個月的過程中，梅劇團在吃住行、行李通關、服務态度等方面，始終得到美國社會各界超出尋常的歡迎與接待。例如，當梅蘭芳從美國返華、路經夏威夷時，當地華僑希望船主晚到兩個小時靠岸，因為接船的群眾還未到齊，如此“非份”要求，船主竟然答應配合。而且，按照美國鐵路的章程，不許單挂車，但卻給梅劇團挂了一個從西雅圖到芝加哥的專車。[30]尤其是1930年3月20日，美國報人協會在紐約舉辦歡送宴會，5000人參加，一桌500美元，二樓包廂1000美元一桌，紐約市長Jimmy Walker陪同梅蘭芳走進大廳，所有來賓起立，鴉雀無聲，隻聽到女士們發出愛戀、羨慕的尖叫聲。[31]
是以，合理定位訪美演出的宗旨與目的、适度借助官方的協助與支援、竭力強化民間各界的組織與籌款，應該是平劇外交和中學西傳成功的三大重要助力。
注釋：
[1] Ien Ang, Yudhishthir Raj Isar, and Phillip Mar,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 21 （4） （2015）: 365;
高飛、彭昕：“文化外交的學理闡釋”，《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三期，第268頁。
[2] Lucian Jora, “New Practices and Trends in Cultural Diplomacy,”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 （1） （2013）: 43.
[3] 胡适：“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第308-315頁。
[4] 李斐叔：《梅蘭芳遊美日記》，載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7卷（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343頁；
李小紅：“《梅蘭芳遊美日記》中的李斐叔”，《戲劇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93頁、第98頁。
[5]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150.
[6] 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國戲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9、23頁。
[7] Thomas Kuhn, “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seco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72）, pp. 6-7; Vann Woodward,The Future of the Pas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梅蘭芳歡送會紀盛”，《申報》，1930年1月17日第15頁。
[9]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5頁。
[10]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Foremost Member of China’s Stage Warmly Welcomed by Compatriot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11]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附錄，第10頁。
[12] “梅蘭芳歡送會紀盛”，《申報》，1930年1月17日第15頁。
[13] “Mei Lan-fang P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30.
[14]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一，第10、11頁、18頁。
[15]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一，第2、9、50、49頁。
[16] 李斐叔：《梅蘭芳遊美日記》，第366-367頁。
[17]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四，第37-38頁；卷三，第5頁。
[18] Nancy Younhwa Rao, 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2017 （饒韻華：《跨洋的粵劇—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國戲院》，2017）。 引自淹然：“一次曆史探索：跨洋的粵劇與消失的唐人街戲院”，https://mp.weixin.qq.com/s/0X3nxGVRnkBlRWoefEdUxQ。
[19]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三，第21頁。
[20] “Mei Lan-Fang in the States,” North-China Sunday News, Februrary 16, 1930.
[21]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四，第41頁。
[22]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一，第3頁。
[23] A. E. Zucker, “Chinese Wits and the Drama,”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April 25, 1925.
[24] 許姬傳：《梅蘭芳遊俄記》，載傅瑾主編：《梅蘭芳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第14頁；黃殿祺：“張彭春和梅蘭芳的赴美、訪蘇”，《中國平劇》，1995年第2期，第43頁。
[25]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一，第4頁、第14頁。
[26] 李斐叔：《梅蘭芳遊美日記》，第362、369頁。
[27] 梅紹武：“訪美演出美方贊助人一覽”，《我的父親梅蘭芳》（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30-237頁。
[28]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p.151.
[29]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7.
[30] 齊如山：《梅蘭芳遊美記》（乙種本）卷二，第1-4、3頁。
[31] A.C Scott, Mei Lan-fa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Peking Actor（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1.
作者簡介：洪朝輝，美國紐約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曆史學終身教授，研究興趣是中美關系史、美國史和經濟史；董存發，加拿大獨立學者、複旦大學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興趣是民國曆史和杜月笙家族史。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