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構想裡，“人文閱讀思想圖譜”隻是一次出版建議收集嘗試——業界需要了解學界發現了哪些閃光的作品，學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夠關注到他們發現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書評周刊集全編輯部之力，向與我們有聯系的人文學者、創作者問出了如下三個問題：
您在2021年持續思考的問題；
您在2021年關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夠關注或未引進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樣的中國原創作品。
最後我們獲得的遠遠超越了“建議”的層次。随着新年的來臨，編輯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總字數逾5萬字。情感與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織就一份呈現關聯傳統與現代、未來與當下的閱讀思想圖譜，他們以自身生活或研究為次元的閱讀與追問，記錄下了雖然蜿蜒動蕩，但對真摯的愛、對重塑人與人的連接配接依然充滿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為仇鹿鳴、呂文浩、馮立君三位學者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回答。
持續思考的問題
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照片攝于2021年12月5日徽州府衙前，攝影/許多）
呂文浩：曆史學者總是從現在回望過去的，現實社會提出的問題往往啟發我們向曆史提問的方式。這幾年最為社會熱議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提高青年男女的生育意願，使業已陷入重度老齡化的大陸社會能夠在未來若幹年保持發展的活力。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人，我也從自己專業研究的角度對此有所思考。
在過去很長時間内，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是中國近代以來諸多仁人志士着力思考的問題，但我注意到社會學家吳澤霖先生在194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論中國人口問題時所具備的國際視野，其前瞻性令人驚訝。盡管那時他考慮的還是當時中國如何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數量的問題，但他對發達國家人口發展規律是了然于胸的。他注意到，在工業化的國家裡，人民生活享受日益提高，女子教育日益普遍，生育節制是極易推廣的，“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下，個人享樂變成工作努力的目标。子女繞膝的大家庭變為一種累贅，既妨礙他們的經濟享受，又束縛他們的自由活動”。基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他認為生産方式的改變、生活程度的提高、教育設施的完善乃是縮小家庭、減少生育的直接原因，“用不着政府來努力提倡的”。我們現在不就是走在吳澤霖先生70多年前預見的路上嗎？
我這幾年研究比較多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先生也有這個特點，他對發達國家的近代發展史以及最新情況、最新舉措非常熟悉，總是在世界格局中讨論中國問題的出路。這一點我們現在還很少有人做到。這啟發我想到，我們在制定國家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時，要特别重視對發達國家的曆史經驗和現實問題的追蹤研究，因為他們昨天遇到的問題可能就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他們今天遇到的問題可能就是我們明天遇到的問題，提前預判形勢并汲取發達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經驗，必将有助于大陸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
仇鹿鳴，複旦大學曆史學系教授。
仇鹿鳴：我最近兩年主要精力都在古籍整理上，完成了《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和《五代十國墓志彙編》（與夏婧合作），今年應該可以出版。思考的問題主要從文獻出發，大約可以歸為兩端，一是，如何更好地整理古籍，在我看來不但包括釋讀、标點、校勘，而且通過箋注，發覆史實，使研究者能夠更好地了解史料背後的政治、制度乃至人事關系，才是古籍整理更高的目标，順帶也可以提出，目前學術的評價體系，對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更多地會思考，如何借助更精密的分析，剝離史料的來源層次，确定不同記載的來源與信度，如果落實到我研究的唐代，其實就是要揭示已佚實錄、正史與碑志之間的史源層次與互相的交錯關系。
馮立君，陝西師範大學副教授。
馮立君：2021年持續思考的，仍然是我前面若幹年裡一直堅持專攻的方向的具體問題。例如，唐朝與東亞的關系，以及地處太平洋西部的東亞與内陸歐亞地區因為唐朝的作用而聯通起來的問題。其次，也在思考很多自己的研究領域以外的問題——雖然沒有動筆，比如東亞地區的史學史問題，漢字文化圈的漢籍文獻問題，這些是後面的研究要持續發力的地方。
值得關注的圖書
呂文浩：《黃敏蘭史學文集》（左玉河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是一本沉甸甸的學術著作，全書50餘萬字，彙集了黃敏蘭先生（1953-2016）從1985年到2011年最重要的30篇史學論文。黃先生15歲至24歲時作為北京知青到陝北農村插隊，對基層社會的艱苦體會很深，改革開放時代以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為業，在專業研究中比較注重思考宏觀理論問題，頗具家國情懷。她在對中西社會結構的比較和分析基礎上歸納概括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即以權力為核心的等級制，并隐含批判之意。有多篇論文卷入到當時學術界的熱點争論，如中國古代社會是否是“封建社會”，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否是“君主專制”，重新評價中國古代農民戰争的曆史作用等。
《黃敏蘭史學文集》，黃敏蘭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黃先生中青年時代曾以好學敏思、富于批判精神聞名于業界，可惜在中年時期不幸身患重病，不得不長期與病魔抗争，但先生以讀書思考為最大的精神寄托，身體稍有起色即手不釋卷，指不離鍵，收入本論文集的大部分論文即寫作于她患病期間。這是一本凝聚了一個學人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學術積累的理論探索之作，在當今學術愈發專門化、理論思考時常缺席的狀況下，重讀這本書，可以刺激讀者在從事具體問題研究的同時關注那些影響全局的理論問題，進而加強史學研究的反思意識。黃先生與同為陝北知青并身患重病的作家史鐵生為知己之交，他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譜就了一曲充滿意志力的生命之歌。她的頑強意志力和純粹的治學精神在今天對我們仍具鼓舞作用。黃先生身患重病大大地限制了她的活動空間和所能達到的高度，她的職業生涯因其批判精神時有坎坷，其人其書沒有成為熱議的對象是很自然的。一個生前無職無權無學生的普通研究員，因她的思考有價值，因她的精神有感召力，在她辭世五周年之際能夠獲得機關的資助，由同僚主編她的論文集出版，這對于一切關心國家命運的學人來說，都将是一個巨大的安慰。
仇鹿鳴：從我閱讀而言，主要集中在專業閱讀，讀的有限的閑書中，覺得有向公衆推薦價值的是楊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我不清楚這本書的公衆關注度如何。此書以作者重走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的路線的見聞為主幹，穿插了大量聯大師生的回憶，形成的複調的叙事，既有曆史感，也有對中國現實社會的觀察，在寫法上頗為精巧。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楊潇著，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5月。
馮立君：我讀了王赓武的《王赓武談世界史》。它當然沒有引起熱議，要讀懂并不容易，雖然書的形式異常輕松，是訪談語錄體，可是正因為如此，它展現的是一位積累深厚的學者多年的思考觀察。關于歐亞史的結構性思考，是高超的，是曆史的，是原創的，因而是經典的。
呂文浩：我最期待在未來看到的國内原創作品是大量的、紮實細緻的國情調研報告。我希望看到的調研報告是樸素的，充滿事實和資料的，不希望看到客觀材料不多而抒發情懷不少的那些所謂的“調研報告”。最近江南大學汪春劼教授主編了一本大學生寫家史家事的作品集《父輩的歲月：零零後口述家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這個項目得到該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大力資助，盡管調查範圍有待擴充、調查深度還有待提升，但那種努力尋求事實和資料的精神讓我看到了一縷希望的曙光。希望這種作品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這種項目能夠得到有關部門的更多支援，不再是汪教授“一個人在戰鬥”。
《父輩的歲月：零零後口述家史》，汪春劼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仇鹿鳴：如果說期待什麼樣的原創作品，其實很簡單，期待的“好”的著作，如果從專業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可以确信最近二十年來，學術研究有很多具體的推進，無論是史料的開掘還是對曆史人物、事件複雜性的揭示，都有大大超越前人之處，産生了很多精彩的論文。但嚴格來說，好的著作并不多。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最近二十年，我們對五四運動中參與的各位人物的相關材料與活動細節，有很多精彩而細膩的研究。但落實在著作上，最好的五四著作依然還是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這種重視具體個案研究、重視論文有學界風氣、考評體系的影響，事實上，這也造成了學界與公衆認知的脫節。我們要有更多好的著作之後，才能談得上去講希望有哪種類型好的著作。如果從社會價值而言，蘭小歡《置身事内》這類著作，連接配接公衆與學界，就很有意義。
馮立君：曆史類知識性原創叙事作品。注意，不是抄學者專著通俗化的那種，而是真正有原創的曆史寫作，好看，深邃，好讀。
作者 | 仇鹿鳴 呂文浩 馮立君
編輯 | 李永博 何安安 青青子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