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軍：俄羅斯經濟的政治社會根源及國家發展前景
作者：馮玉軍，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歐亞經濟》2022年第1期； 複旦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自2000年以來，普京執掌俄羅斯政權已經20多年的時間。期間，除2008年之前借助高油價實作較高速度的恢複性增長外，俄羅斯經濟在2009年之後始終低速徘徊甚至幾度陷入衰退，普京多次允諾的經濟奇迹未能實作，俄羅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難以遏制地持續下滑。于是，一個重要問題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研究者面前：是什麼原因導緻了如此的結果？研究這一問題，當然有不同的次元，結果也可能是見仁見智。筆者試圖從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角度來探讨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态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績效的影響。
一、俄羅斯經濟發展軌迹
根據主觀層面的政策調整和客觀層面的經濟績效，我們可以把20多年來的俄羅斯經濟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00年至2004年，可以稱為“改良主義”時期。在普京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内，制定并開始實施“格列夫計劃”，也就是政府于2000年通過的《2010年前俄羅斯聯邦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在此期間，政府推進了稅收、累進養老金和公務員制度改革，通過了《土地法》，大力削除開辦企業的行政障礙，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提速。借助這些改革措施，俄羅斯經濟增長提速、外國投資流入、盧布開始走強。
第二階段是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貫穿普京的第二個總統任期。這一階段可以稱為“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其最突出特征是大規模的重新國有化。以“尤科斯事件”為标志，俄羅斯聯邦政府試圖以建立大型國有企業航母來引領經濟振興。這一時期，大部分改革都停止了，重大改革隻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繼續進行。但第一階段的改革無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成果：國家債務幾乎全部還清，穩定基金和競争性銀行體系的關鍵要素——存款保險體系得以建立。通脹下降和存款保險的引入，為金融業的發展、企業和消費貸款的增加創造了新的機遇。宏觀經濟穩定和投資評級提升促使外國投資急劇增加。在普京的前兩個總統任期，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7%。從1999年到2008的十年間，俄羅斯經濟總量幾乎翻了一番（由于油價上漲和外國投資流入導緻盧布大幅走強，以美元計算的GDP增幅更高，從1999年的210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1.8萬億美元，增長7.5倍）。這是俄羅斯現代經濟史上最輝煌的十年，經濟增速堪比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複蘇，高于斯大林治下蘇聯工業化期間年均5%的增長率。當然，除了第一階段改革的後續效應之外，國際油價的急劇上漲成為這十年俄羅斯經濟較高速增長的重要外部因素。從1998年到2008年，國際石油均價從每桶13美元漲到了97美元，幾乎上漲了6.5倍。是以有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油價高企對普京前兩個總統任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1/3到一半。
第三個階段是2008年下半年至2013年，這是遭遇全球經濟危機和實作經濟複蘇的階段。實際上，俄羅斯經濟的較高速增長在2008年就已經基本結束。盡管政府在2008年就制定了《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社會經濟長期發展構想》，提出了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加大人力資源投資和實作創新發展的發展思路，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發展構想所提出的計劃化為泡影，實際上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在危機後的十年（2010~2019年），俄羅斯經濟年均增長率不到2%。2011年1月，普京訓示高等經濟大學和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組織大批專家制定新的“2020年戰略”。為此成立了21個工作組，重新制定了全面的改革計劃。“2020年戰略”的主要目标是試圖消除商業和人力資源投資的障礙，打造“經濟增長新模式”。與此同時，為參加2012年總統大選，有關俄羅斯發展的另一個計劃也在2012年出爐并成為了普京的競選綱領，其經濟部分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經濟》為題發表在2012年 1月30日的《導報》上。2012年5月7日，普京在重新當選總統後簽署了包括12項内容的“五月法令”，其中一項就是關于國家長期經濟政策的法令。他提出要促進投資環境的根本改善、減少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過度幹預，并預言這将使勞動生産率在七年内提高一半，投資增加到GDP的27%。但實際上，承諾的改革并未落實，預期的經濟成果也沒有實作。在經曆了2010年至2011年危機後的短暫複蘇之後，經濟增速又開始迅速下降。
第四個階段是從2014年至今，這是在克裡米亞危機之後俄羅斯與全球經濟日益隔絕和陷入停滞的階段。實際上，俄羅斯經濟在2013年就呈現疲态，當年經濟增速隻有1.8%。随後接連出現的油價下跌、克裡米亞危機、西方制裁以及新冠疫情，使俄羅斯經濟遭受重創，2014年至2020年的年均增速隻有0.35%。以美元計算的俄羅斯GDP保持在2008年的水準，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從2008年的3%降至2018年的2%。投資沒有增長到GDP的27%，而是保持在20-22%的水準。外商投資下降、資本加速外流，2014年至2018年，資本外流總數達3200億美元。
二、經濟不振的政治與社會根源
導緻20多年間俄羅斯經濟從較高速增長到持續低位運作甚至幾度陷入衰退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油價下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确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羅斯經濟發展，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治理方式、社會生态等上層建築因素使經濟發展的内生動力不足。
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為肇始，之前以社會市場經濟、國家減少幹預為要旨的制度環境就逐漸改變，并讓位于以政治威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的新政治經濟體系。垂直權力體系的日益強化不斷改變着俄羅斯國内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生态，并對經濟發展構成了重大負面影響。
在新的政治經濟體系下，國家對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所有過程的幹預大幅提升。自2003年以來，在投資、價格、利潤配置設定、回報率、進出口、采購和銷售等幾乎所有主要宏觀和微觀經濟環節，政府幹預都在持續增強，稅收、關稅、财政等方面的法規和政策調整對企業經營的束縛日益增多。盡管政府還沒有掌控所有經濟資源，尚未對經濟實行全面管制，但市場配置資源和企業主體自主經營的空間已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壓縮，導緻經營主體難以充分自由運轉、經濟效率日趨低下。如果行政監管擴張的性質和速度保持不變，未來幾年市場空間可能進一步壓縮，并最終導緻市場與監管之間的沖突全面爆發。俄羅斯經濟學家謝爾蓋·古裡耶夫認為，“國家對社會生活各領域過度幹預的政治體制限制了經濟增長”，而這種“超級集中的管理系統并不适合管理像俄羅斯這樣龐大的國家。”另一位俄羅斯學者尼基塔·馬斯連尼科夫也強調，“經濟問題持續多年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是權力的過于強大，在現有制度架構内實作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未來的權力交接過程可能會對政治乃至經濟體系造成過于嚴重的沖擊。”
任何類型的政治經濟模式都不是在真空中運作，人的因素在現實政治中至關重要，特别是權力精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投資環境、社會生态、人力資源甚至群眾情緒的變化。自2003年以來，與俄羅斯重新國有化相伴随的，是新的一輪利益配置設定和權力争鬥（如烏柳卡耶夫案）。在重新國有化的過程中，不少政府高官出任大型國有企業董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而其親朋好友、門生故舊則紛紛在這些國有企業中搶占有利位置、坐享國資紅利。
相較于科技進步、創新發展、人力資源的優化，這些人更關注如何瓜分自然壟斷資源和财政資源，這導緻國有企業總體而言效率低下。而國有企業占據市場資源、備受政府保護，讓中小企業長期難有良好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的是，重新國有化導緻國内外投資者對俄羅斯政府是否有意願、有能力保護可靠的私有産權喪失信心，進而引發資金長期大規模外流并始終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在掌握對經濟資源的操控權力之後，俄羅斯政治精英對如何實作經濟的長遠發展、應對日益激烈的大國經濟競争缺乏明确的戰略規劃與切實行動。盡管2003年俄羅斯公權力日益集中，但表面上仍實行的是選舉政治。一方面要維系權力穩定甚至長期執政，另一方面又要擷取選民的支援，在此種存在内在張力的目标的壓力下，用基本的生活保障、社會福利購買群眾手裡的選票就成了俄羅斯政治經濟生活的一個基本邏輯。在此背景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控制通脹就成為政府經濟政策關心的核心議題，而用油價高企時賺取的石油美元建立的穩定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成為重要的“安全氣囊”，并未對經濟的戰略性發展進行有效投資。俄羅斯銀行系統在過去20年中從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汲取的大量資金，最終卻流向國際投機性業務，而非用于國内實體經濟投資。俄羅斯總統原經濟顧問格拉濟耶夫就此認為，多年以來，庫德林、格列夫、納比烏琳納等經濟高官固守“芝加哥學派”的貨币主義，限制貨币供應以減少通脹率，成為導緻國家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弗拉基米爾·金佩爾森則認為，導緻俄羅斯經濟衰退的關鍵是目前政府的保守政策與技術、教育、文化長期現代化趨勢之間的差距和沖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2021年9月釋出的研究報告稱，報告作者在與了解權力高層思維邏輯的人士進行的多次對話中證明，當權者的生存原則是“隻要在我們執政的年代有足夠的石油和天然氣為聯邦預算擷取收入，并以預算支出來購買選民的忠誠度、壓制民間社會和媒體輿論就足夠了。在那之後（2036年），哪管洪水滔天。”可以說，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之下，相當一部分俄羅斯權力精英目光短淺，他們對國家面臨的長期戰略風險漠不關心，不僅從根本上拒絕現代化努力，而且還喪失了務實的戰略思維。他們中的很多人對現有的管理模式感到滿意、習慣于在自以為舒适的“小天地”裡生存，漠視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和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而且越來越聽不進專家的意見。不僅如此，決策者們還相當自負，他們認為自己制訂的經濟政策是理想的。他們不是以整體性和系統性思維來考慮經濟發展，而是自以為是地把經濟分割成出口、國有經濟、社會消費等不同部分，甚至自欺欺人地認為“一切都還不錯”。在官僚體制坐大的情況之下，社會和群眾已經失去了政治經濟自主性，他們似乎是餐廳裡沒有選擇權的消費者，廚師做什麼就得吃什麼，似乎廚師比客人更了解自己的口味。
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權力階層更多地關注的是“瓜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正如經濟學家安德烈·莫夫昌所說，俄羅斯作為一個社會體系并不創造價值，而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提取價值并在國内配置設定。相較于以競争為前提的多元化經濟發展，這種利益配置設定很容易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獲益更多。這也導緻“保護對價值配置設定過程的控制以壓制獨立的價值形成中心為前提，其結果就是壓制創業過程和多元化的經濟增長。”
這一分析，從另外一個側面揭示了俄羅斯經濟結構“原材料化”長期難以扭轉的政治社會根源。
盡管資源出口所獲利潤的絕大部分被權力階層所擷取，但由于暫時還可以從中分得一杯羹，再加上對因表現出不滿、激怒權力階層進而遭受壓制的恐懼，絕大多數俄羅斯群眾選擇了得過且過的态度。最高權力核心也堅決反對任何改變，滿足于“以克裡姆林宮的方式”保持穩定,試圖通過增加系統的剛性來應對挑戰。
垂直權力體系的支援者認為，權力集中會提高決策效率。但20多年的俄羅斯政治經濟實踐表明，由于管理者的集權化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相沖突，因而日益強化的垂直權力體系導緻的結果是管理效率低下。權力集中與管理能力是負相關關系，權力和資源的集中帶來的往往是市場内在動力熄火、是手握大權的官員不願或不知如何承擔責任、是越來越多的少數群體利益被忽視。
在現代經濟決策過程中，結構性政策應當是經濟決策者與經濟體系的多元參與主體之間溝通和持續對話的結果。然而，20多年來俄羅斯垂直權力體系的日益膨脹破壞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資訊交流管道。對上級的惟命是從導緻決策過程缺乏正常、及時的資訊回報機制，各級權力機關都不願意了解真實情況和聽取專家意見，官員們都竭力避免觸怒自己的上級，“報喜不報憂”的現象日益普遍。這讓在全面、客觀、準确的資料和評估基礎上做出真實而清醒分析、預測和預案的正常決策程式被完全扭曲。缺乏回報和溝通，包括與專業人士的溝通，阻礙了經濟政策的合理制定。在人人自危的官場文化下，“不作為”成為各級官員的共識，甚至處于權力核心的高層政治精英也都因害怕失去官職而噤若寒蟬，不敢公開談論問題。這種現象非常類似勃列日涅夫執政末期的情形。此外，當局廣泛采用大資料、視訊監控、人臉識别等現代資訊技術收集普通公民的資料和資訊，壓制社會異見、阻止公衆抗議。新技術不僅沒有成為幫助政府與社會互相溝通的工具，反而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由于現有公共行政機制運作取決于權力高層的意志而不依賴于社會的回報，是以它不會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引入現代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會對那些扭曲的決策提供及時的修正資訊。
對于決策過程中回報機制遭到侵蝕的原因，俄羅斯學界有着不同的解讀。謝爾蓋·古裡耶夫強調，“故意破壞回報系統是當局的主動政策，因為從發展替代的角度來看，回報系統包含的風險對俄羅斯當局來說大于收到回報的好處。”在他看來，“俄羅斯當局完全了解存在的所有風險，但他們的利益不同于普通公民的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國家發展的利益相悖。他們的目标就是保住手裡的權力，完全滿足于現狀。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行動旨在加強鎮壓機構、加強審查、投資于宣傳而非人力資源以及将外交政策用于内部目的，這一點不應令人感到驚訝。”米哈伊爾·克魯季欣的觀點相對溫和，他認為“當局不可能沒有意識到挑戰，但權力精英更像臨時工，沒有真正的長期計劃和戰略視野，他們所關注的是如何将行政資源貨币化。”米哈伊爾·德米特裡耶夫還指出了另外一種風險，那就是“在危機影響下群眾中的民粹主義可能增加，同時發展需求減弱。這将成為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障礙，并限制實施旨在發展的經濟政策的可能性。”
在既有的利益配置設定格局下，能源與軍工兩個行業既是支撐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也是吸引投資的核心領域。但恰恰是這兩個行業的優先地位延續了俄羅斯經濟的畸形結構，使俄羅斯落伍于新能源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正如米哈伊爾·德米特裡耶夫所言，“對全球能源轉型條件的适應受到了代表傳統能源和原材料部門的強大利益集團的限制，也受到大中型公司經營風險增加的阻礙。這将抑制非資源部門的創新和新市場的開發，而這些部門需要加速增長才能彌補俄羅斯經濟中傳統部門的損失。”
更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脫碳程序的推進，俄羅斯能源行業将面臨日益嚴峻的中長期挑戰，并對國家财政構成巨大壓力。俄羅斯經濟專家預計，即使按照溫和的全球能源轉型和脫碳方案，也将給俄羅斯經濟在未來十年帶來不斷增長的損失。随着歐盟碳稅的施行，俄羅斯出口商每年至少損失3億-50億美元。而由于最重要的化石能源消費市場收縮，俄羅斯能源行業将失去之前的主動地位。到2040年，對化石能源需求的減少可能會給俄羅斯國家收入帶來嚴重問題，通過稅收激勵刺激油氣生産和出口的辦法也于事無補。随之而來的，将是國家财政狀态的惡化，20世紀90年代的内外債務負擔沉重的問題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現。
衆多專家認為，俄羅斯的技術落後與政治體制關聯密切，後者不受創新的影響，而且容易自我孤立。米哈伊爾·克魯蒂欣認為，“在寄生于自然資源的條件下保護技術落後，将導緻俄羅斯到21世紀中葉時脫離世界經濟體系、人口和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奧列格·維尤金強調技術落後也将導緻在保持軍力平衡和新武器研發方面遭遇困難，他估計，在15年-20年之後，俄羅斯維持軍事技術自主的可能性就将受到限制，“俄羅斯同美國甚至中國之間的軍事技術平衡存在被破壞的威脅”，因為“現代條件下的全球性趨勢在于，武器的發展是通過從民用工業到國防工業的技術轉移來實作的，而不是像幾十年前那樣從軍用到民用。”
有俄羅斯學者認為，現有政權的政治路線是傾向于保守的，與客觀的全球現代化趨勢背道而馳，它本身就會抑制發展。此外，它也扭曲了對國内外事務的了解，引發對世界發展趨勢的錯誤或非理性反應。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多種因素所催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在2007年之後的激進化。特别是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兩場戰争，導緻俄羅斯外部環境大面積惡化。在1998年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俄羅斯不得不迎來“制裁危機”。而在可預見的未來，為擡升2024年和2030年的總統選情，俄羅斯有可能在俄白聯盟國家、烏克蘭問題上有重大動作，是以這種制裁危機也難以明顯緩解。在投資環境和新的思想、技術方面的封閉加之與美國和歐盟的緊張關系，使俄羅斯陷入了某種“自我隔離”的處境。而自我隔離加劇了已經存在的經濟滞後——如果不參與國際合作，就無法獲得先進的思想和技術、無法獲得發達國家的經驗和資本，俄羅斯就注定要保持落後。而惡性循環也随之而來——随着經濟形勢惡化，制裁限制的影響越來越大，通脹威脅卷土重來。
在社會領域，201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疲軟、實際可支配收入停滞、低技能工作使人力資源品質惡化。反過來，低品質的人力資源又限制了經濟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産率的機會。未來10年至15年，人力資源危機将成為俄羅斯國家發展的重大掣肘因素。如今，由于家庭收入低和希望盡早賺錢養家，俄羅斯人甯願選擇中等職業教育而拒絕接受高等教育的現象已經大規模出現，這一現象令諸多專家震驚和擔心。葉夫根尼·貢特馬赫爾稱這一挑戰“涉及俄羅斯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導緻包括國家在内的所有機構的退化。”謝爾蓋·古裡耶夫憂心忡忡地說，“俄羅斯曾經擁有的重要競争優勢——教育體系、對人力資源的尊重——正在不斷被破壞。受過教育的人正在流失，大學和學校落後于競争對手。10年或15年内，俄羅斯将沒有明顯的經濟增長來源，也不會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人力資源惡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知識與财富精英的加速外流。俄羅斯研究機構2021年8月釋出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目前有超過1000萬俄羅斯人居住在母國之外。僅2000年至2020年間，就有400萬到550萬俄羅斯公民移居海外。2016年至2019年是海外移民潮最為高漲的階段，期間每年有30多萬人移居海外，總數達1186138人。而2006年至2011年是近20年間移民海外人數較少的幾年，六年間有698070名俄羅斯公民離開祖國。研究人員對移居世界65個國家的20歲至70歲俄羅斯人群的調查結果表明，55%的移民年齡在30歲至40歲之間，而他們在離開俄羅斯時的年齡為20至40歲。有92%的移民至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14%的人擁有高等級學位。移民的主要原因既有對改善經濟條件、給予後代更好教育的考慮，也包括對腐敗、缺乏自由的不滿以及在俄羅斯生活感到恐懼、危險和絕望等因素。調查顯示，有79%的受訪者喜歡新移居國家的生活，他們高度評價居住地的安全性、社會容忍度和國家局勢的穩定。如果大規模、高素質的人才外流，對俄羅斯經濟社會發展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損失。
較之什麼人離開，還有誰願意适應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留在國内也很說明問題。實際上，選擇留下的基本上是那些擁有預算編制（“吃皇糧”）的人口階層，他們大多是喜歡薪水少但工作穩定、不想冒險自己創業的人，其主體是數以百萬計的各級政府官員、安全部門雇員、軍人和警察。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大多數俄羅斯群眾傾向于選擇穩定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共部門工作。依賴國家預算過活的社會階層的增多反證了國家權力的膨脹，而預算編制人員的增多降低了中小企業的活躍度和勞動生産率。
由于俄羅斯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俄羅斯的年輕一代更多地選擇在相對穩定的國家機構或大公司工作。雖然很多年輕人夢想就職于私營部門或者從事自由職業，但由于國有部門無可比拟的主體地位，是以當警察或物業經理對他們而言更容易就業，而這擁有中等職業教育就足夠了。這間接證明了知識經濟在俄羅斯的發育不足，因為既有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不需要複雜的知識和現代能力。除人口品質下降之外，人力資源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也日益突出。在國土面積如此廣袤的俄羅斯，人口主要集中在大莫斯科地區、大彼得堡地區和羅斯托夫—克拉斯諾達爾—索契地區。此外，貧困、不平等、财産權和人權狀況的急劇惡化也對俄羅斯人力資源的品質構成了強有力的限制。
正如經濟學家奧列格·維尤金所總結的，“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内經濟競争力的喪失有其政治根源，而政治體系面臨的主要挑戰則與經濟增長乏力相關。俄羅斯的政治機構已經變得僵化，它們處于不允許創造投資激勵、吸引外國資金、保護産權、保護競争和確定法律面前平等的狀态。而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指望經濟增長。”
三、未來15年俄羅斯的發展前景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僅僅取決于自身的戰略規劃、内心想象和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一系列主客觀的限制條件。未來10年至15年，俄羅斯的發展前景将受到世界發展大勢與俄内外形勢互動的雙重影響。
首先，世界經濟體系正面臨新的一輪分化與組合。一方面，世界新工業革命加速發展，能否搭上這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的快車，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未來在世界勞動分工體系中處于中心還是邊緣的位置；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秩序正在重塑，在WTO遭遇諸多質疑之際，CPTPP、美加墨新自貿協定、日本歐盟自貿協定、美日自貿協定等多種新的區域性貿易、投資新機制正在加速建構，甚至不排除未來加以整合進而形成以發達國家為核心、一系列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的内部高度自由區的跨區域貿易投資新安排。盡管俄羅斯主導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但其規模和品質與上述機制無法同日而語，俄羅斯及其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同全球經濟體系的聯系可能進一步松動；此外，全球産業鍊也正在重新配置調整。但受制于經濟結構、西方制裁以及自我孤立等因素，俄羅斯無法在全球産業鍊重置過程中占據有利位置。可以肯定，上述變化将對俄羅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産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其次，全球能源轉型全面推進，傳統能源産業面臨多重挑戰，傳統油氣生産國和跨國公司都在主動或被迫轉型。盡管2021年夏秋之季歐洲的“能源荒”又讓俄羅斯有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強勢表演機會，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俄羅斯無法扭轉全球能源轉型的大趨勢。這對俄羅斯能源行業發展、國家财政體系乃至政治體制穩定都将帶來重大挑戰。
第三，國際安全局勢趨于緊張，既給俄羅斯帶來了借亂取勢的機會，也帶來了諸多安全風險。一方面，中東、中亞的局勢給俄羅斯帶來地緣戰略機遇，同時俄美重新開機戰略穩定談判，試圖共同塑造新的國際軍控規則；另一方面，安全風險也如影随形。比如，俄羅斯在裡海—地中海地區面臨土耳其在多重挑戰。在軍事上，盡管俄羅斯在不斷借各種機會展示其在裝備現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全球軍力對比正在加速變化。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俄羅斯的10倍，中長期看，俄羅斯無力維持冷戰時期那樣的對美戰略平衡。俄羅斯之是以不斷地“秀肌肉”，恰恰是因為看到了未來其面臨的嚴峻挑戰，恰恰是要引起美國的重視，迫使美國坐下來與俄談判，以俄美共商的國際軍控規則限制未來的大國軍力競争。
第四，大國戰略競争重新激活，中美成為大國關系沖突主軸。但俄與美歐的關系難以全面好轉，俄在“後蘇聯空間”也面臨諸多挑戰，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國與其漸行漸遠，其他原蘇聯國家也對其離心離德。
第五，俄羅斯面臨多重内外壓力，維系現政權長期執政是當局的核心關切。而營造一個“強國”形象是調動民粹主義，轉移群眾對經濟衰退、政治僵化關注的重要手段。
受制于上述因素的制約，未來10年至15年俄羅斯大機率可能呈現出以下發展前景。
首先，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以後的去工業化程序仍在延續，與此同時它并未趕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随着全球能源轉型，作為經濟發展、财政收入甚至政治穩定重要支柱的能源産業也面臨多重挑戰。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科技潛力總體而言不斷萎縮，後續發展動力受限，參與全球經濟、金融及氣候治理的能力明顯不足。俄羅斯經濟學家尼基塔·馬斯連尼科夫預計，從中期預測來看，俄羅斯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将比世界平均增速落後50%-100%，這已經可以稱為“具有結構性危機迹象的停滞”了。再加上全球經濟正在ESG議程（企業的生态、社會和治理标準）、能源轉型、全球企業最低稅、新的貿易和投資協定等領域加速轉型，“俄羅斯還在世界經濟列車上，但已經不可能坐在包廂而隻能站在車廂接連處的位置了。”
其次，政治治理呈現疲态，各層級官員腐敗有增無減。而随着經濟、财政資源趨于緊張，各利益集團的争鬥會呈現出上升趨勢。政治參與更加受限，社會冷漠日益彌散。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的報告認為，生活水準低下、貧困的持續存在、實際可支配收入停滞或下降，廣泛意義上的社會不平等導緻俄羅斯社會失去活力，高度的社會冷漠、不願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對不斷惡化的外部環境的麻木不仁正在成為俄羅斯社會的“新常态”，而社會冷漠将引發其他系統性危機。
第三，俄羅斯的人力資源形勢将進一步惡化。一方面，人口數量下降的趨勢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知識和财富精英加速外流。國内人口的民族、宗教構成也呈現出令俄羅斯高層擔心的趨勢。
第四，外部環境難見明顯改觀。近年來，盡管俄羅斯通過俄格戰争、克裡米亞危機、出兵叙利亞等軍事行動達到了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标，但受到了美歐的強力制裁，後蘇聯空間大多數國家也對俄離心離德。未來15年，這一趨勢難以明顯改觀。
盡管俄面臨諸多挑戰，但其仍将是國際體系中難以忽視的變量。未來10年至15年，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俄羅斯将積極運用混合戰争手段，借助國際和地區體系轉型過程中的紊亂達成自己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标，它所帶來的沖擊是值得高度關注的；二是盡管美俄關系難以全面改善，但是俄羅斯仍将積極謀求改善對美關系，并積極調動中美俄三角關系，借助中美沖突緩解自身壓力；三是在2024年之前，俄有可能做實俄白聯盟國家，一面營造強國形象，一面刺激2024年總統大選行情。而在2030年總統大選之前，後蘇聯空間的其他“被當機沖突”有可能再次暴燃。
從大曆史的角度看，大國雄心與實力不足之間形成的張力是決定俄羅斯發展軌迹的關鍵因素。回顧以往，大起大落是俄羅斯曆史發展的重要特征，每一次對外擴張的失敗和受挫都會引發俄羅斯國家發展的重大轉折。未來15年，最廣泛意義上的停滞——從經濟蕭條到社會冷漠，是俄羅斯最大機率的發展前景。基本可以确定，未來10-15年，俄羅斯将面臨氣候變化、能源轉型、新工業革命的多重挑戰，俄羅斯在全球供應鍊、價值鍊中的地位将會進一步下降。屆時，經濟發展滞後對國内政治和對外政策的反作用力将會顯現出來。到2036年甚至在2030年，能源轉型、經濟停滞、政治僵化、上司老邁等危機可能集中爆發，俄羅斯可能迎來重大的曆史性變化。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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