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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年僅20歲的安東尼·布羅德沃特是一名意氣風發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為了照顧病重的父親前往紐約州雪城，不料這一趟卻被錯認是性侵犯，入獄16年。
2021年，安東尼再一次站上了法庭。而這一次，迎接他的不再是一場不公正的審判，而是一場徹底的勝利：他被判無罪。
這是一場遲來了40年的正義。沒有人會想到，幫助安東尼翻案的契機竟然是一位電影制片人在改編作品時發現的線索。
1 一場錯誤的指認
1981年5月8日，18歲的雪城大學學生艾麗斯·西伯德在回寝室的路上遭人襲擊，她被拖進了一條隧道，被人用暴力手段侵害了。她第一時間報警，可因為缺乏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
警察告訴她，不久之前，在同一條隧道内，有一個女孩也遭受侵害。不同的是，那個女孩被兇手殘忍地殺害分屍了。“你能活着，是幸運的。”警察對艾麗斯說道。
案件發生後，性侵的夢魇常常盤踞在艾麗斯身側，她無法繼續完成學業，甚至連已經收到的心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她也拒絕了。
10月5日，在性侵案發生五個月後，艾麗斯偶遇一個跟當時的性侵犯非常相似的人，她連忙去警察局報案，稱這名男子也許就是當時的性侵犯。但因為不知道那名陌生男子的名字，警方無法在附近鎖定他。
這時，一個調查員告訴艾麗斯，也許她說的那個人是安東尼，他是最近才來到這一片區域的黑人。
很快，警察就安排了嫌疑人指認。11月4日，五個身着淡藍色襯衫的黑人男子排成一列站在單面鏡子一側。艾麗斯則站在另一側，試圖從中找出哪一個才是當年侵害她的犯罪嫌疑人。
艾麗斯首先排除了左邊三個人的嫌疑，因為在她的印象中，犯罪嫌疑人并沒有這三名男子高。根據她的回憶，安東尼站在從左往右數的第四個位置上，艾麗斯一開始指認的并不是他，而是站在安東尼旁邊的人。
可就在這時，助理檢察官蓋爾卻告訴她，她指認錯了人，但這不是她的錯，因為安東尼和站在他旁邊的人原本就是好朋友，并且為了迷惑艾麗斯，安東尼還特意讓這位“朋友”皺起眉頭，扮出兇狠的樣子。
聽到這樣的解釋，艾麗斯認定安東尼就是侵犯她的那個人。1982年，該案正式開庭，艾麗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堅定地指認了他。同時，根據警方送出的毛發對比分析結果，安東尼下體的毛發和案發當時在艾麗斯身上發現的毛發完全一緻。
最終，安東尼因犯一級性侵罪、一級性虐待罪等五罪被判處8年4個月至25年的有期徒刑。
2 發現案件漏洞
安東尼被判入獄後，艾麗斯也在努力治愈自己的創傷。但因為她的家庭關系并不融洽，在遭到侵害後，艾麗斯找不到傾訴的對象。後來，她開始了寫作，嘗試把自己想說的話全部都寫下來。在文學老師的鼓勵下，1999年，艾麗斯發表了由這段真實經曆改編的自傳《他們說，我是幸運的》。
書中，艾麗斯用冷靜的筆觸較長的描述了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以及與自己内心的恐懼與絕望相搏鬥的漫長過程，這種信念和勇敢面對自我的力量給予了很多有着相同經曆的被害人勇氣。
2002年，她的第二部作品《可愛的骨頭》同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長時間盤踞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上，瘋狂售出一千多萬冊，被翻譯成45種語言出版，還被著名導演彼得·傑克遜改編成電影。這本書講述的同樣也是一位14歲的少女在遭到性侵殺害後以幽靈的樣子來觀察世界的暖心故事。
電影《可愛的骨頭》劇照
《可愛的骨頭》的成功，讓諸多電影公司也盯上了她的處女作。2021年5月，美國奈飛公司決定給《他們說，我是幸運的》投資，翻拍成電影《幸運》。
而就在這部電影的拍攝籌備階段，劇組制片人蒂姆·穆西安特的介入徹底改變了安東尼和艾麗斯的命運。
蒂姆是法律系的高材生。在看劇本時，他發現劇本的第一稿與回憶錄裡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于是開始懷疑這起審判的正當性。
一個月後，蒂姆卻因懷疑這起案件的正當性被這個項目組開除。蒂姆沒有放棄，随後便雇用了一位有20年偵查工作經驗的私家偵探幫助調查此事。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此時的安東尼仍在為攢錢請律師而苦苦掙紮着。出獄後，他隻能找到諸如垃圾清潔工和蔬菜打包員的工作，可這遠遠不夠支付給一名優秀律師的費用。
在蒂姆幫助安東尼介紹和安排律師前，安東尼也曾先後雇用了四批不同的律師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盡管每一次都是無功而返，安東尼從來沒有放棄。
随着蒂姆的深入調查，他發現這起案件在司法環節上有着更多的漏洞。安東尼被逮捕和指認都不符合司法程式。這起性侵案的審判也僅僅用了兩天時間。
蒂姆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任何一個稍微有些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個人沒法在列隊中指認出襲擊者，那麼關于這個“襲擊者”的案子就結束了。檢察官和警員不能說，“好吧，雖然你沒被認出來，但我們就是要審判你”。
在獄中時，安東尼就開始學習法律，前前後後五次申請上訴，但都被駁回。在獄中，他一直堅稱自己的清白，然而這卻被看作是認錯态度差勁且毫無悔意的表現。即便是在兩次測謊測試中被認定為證詞可信，安東尼的命運也并沒有是以發生改變。
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20世紀80年代的雪城是一個有着17萬居民，制造業不斷萎縮，經濟發展依賴着雪城大學的城市。當地人被稱為“鄉下人”，他們平時被阻止靠近位于市中心大學城的校區。黑人居民占當地人口的16%，他們大多居住于較為貧窮的地區。
安東尼當時的辯護律師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表示：“我時常感到在一個白人和保守黨占絕大多數的陪審團裡，我的黑人客戶們無法得到公平的評判。”
在美國司法曆史上，白人女性錯誤指認黑人男子的冤案并非個例。
在作家斯裡尼瓦桑《性别的權利》一書中，她向我們展示了一組資料：在被錯認為性侵犯的案例中，有52%的人是黑人男子；而被判定為性侵犯的黑人男子中，他們無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3.5倍。
美國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在他的名作《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裡，也描述了一個類似的黑人被錯誤指認為性侵犯的故事。對于美國社會裡黑人和白人的關系，他是這麼表達的：“在白人的世界裡，黑人扮演着一顆不動的星星，一根無法被移開的柱子。如果它被移開，那麼天地的根基都會動搖。”
在艾麗斯的回憶錄裡，她寫道：“自從性侵案件發生後，我對黑人産生了恐懼心理。”“我不止一次地希望侵犯我的是白人。”
3 永遠抹不去的污點
2021年11月，針對安東尼的案件指控在證據鍊上存在嚴重缺陷，奧内達加州法院推翻了有關安東尼·布羅德沃特的五項相關指控的定罪。
判決結果一出，全美嘩然，美國奈飛公司的電影改編項目《幸運》宣布流産，所有資金全部撤出。而艾麗斯小說的重版計劃也被擱置，多國出版商表示将慎重考慮有關她的書籍出版。
奧内達加州檢察官在接受采訪時表明：“我不打算像往常我們犯錯後就說聲很抱歉那樣來評價這起案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發生。”
這是一場遲到的正義。作為當事人，安東尼更是難掩激動之情，當庭落淚。對于他來說，40年前的判決結果不僅成了他永遠抹不去的污點，還影響了他整個人生的走向。
服刑期間，安東尼的父親不幸去世，他的社會關系也是以分崩離析。家庭成員中，除了安東尼的妻子，其他人都不願意相信他是清白的。
1998年，在監獄度過16年的安東尼被提前釋放。出獄後，紐約市将他登記為性侵犯。從此，性侵犯的烙印一直跟随着他。根據1994年美國頒布的雅各布法，假釋或緩刑的性罪犯必須向所在地警察局登記，同時執法機關應當履行告知義務，向性罪犯所在社群居民披露相關資訊。
這意味着，安東尼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社會和相關部門的監督，他的每一次變更位址和工作都會被公示出來。是以，安東尼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隻能靠着臨時工作糊口。他也自願接受夜班工作，因為這些工作能成為他合理的不在場證明，避免以後發生類似的案件時，他不會再一次被當成性侵案的替罪羊……
40年來，安東尼一直活在這場不正義審判的陰影之下，為自己未曾犯過的罪，過着一種毫無隐私和不受保護的生活。
在安東尼被判無罪8天後，艾麗斯公開發表了一篇道歉聲明。她寫道：“40年前，作為一名18歲的飽受創傷的性侵案受害者，我選擇信任美國司法系統。我1982年的目标是正義，而非施行不義。我沒想到的是，這起改變了我一生的案件也永遠改變了另一個年輕人的人生。今天，美國社會開始承認并解決一直存在于我們司法體系的種族歧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意味着有些人的正義是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的。”
艾麗斯的道歉聲明一經發表就引起了衆多争議，有人說她隻提到司法系統和種族歧視的錯誤，卻很少談到自己的主要責任。而有人認為，一味指責艾麗斯隻會讓所有的問題簡單化，也會讓當時的警員和檢察官逃避應承擔的責任。
在他們看來，艾麗斯并非故意讓無辜的人入獄，因為那時的她是沒有能力像蒂姆一樣發現這起案件的諸多漏洞的。并且，對于一個剛剛成年的少女來說，在遭受性侵後能夠獨自去報警，後來也願意公開談論自己遭受性侵的所有細節，這些本就需要很大的勇氣。
後來，安東尼在《紐約時報》的采訪中接受了艾麗斯的道歉。他說：“做出這個道歉需要很大的勇氣，我認為她很勇敢，因為她和我經曆了一樣的風暴。做出這樣的聲明，對她來說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我原諒她，因為我明白她是一名受害者，我也是。”
社會學家尼古拉斯發文稱：“安東尼比我們整座城市的人都更加體面和勇敢，我們應該做得更好，去補償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并需要對檢方的不正當行為保持時刻的警惕。”
原諒一個間接毀掉自己一生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有的時候，原諒并繼續自己的生活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就像艾麗斯在回憶錄裡借主人公之口對性侵犯說的話：“我原諒你，我說了我必須說的話，為了把自己從真實的死亡中拯救出來，我會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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