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終于出現“轉機”。從一開始的”沒有犯罪“到後面涉嫌非法拘禁罪、涉嫌拐賣婦女罪，大衆對這個結果依舊不算滿意，但終于可以暫時松一口氣。
豐縣女子事件涉及衆多部門，其調查必須有更上一級的部門介入，才會有一個較為透明、公正的結果。
不得不說，該事件的揭露過程是自媒體的一次難得勝利。面對主流話語權的階段性”失語“，選擇性”釋出“，自媒體和網絡發揮了“圍觀有力量”的積極作用，反向引導輿論關注，并最終倒逼主流媒體發聲官宣。
離開危險的輿論陣地，我們回到熟悉的文化領域。豐縣女子鎖鍊的另一端，其實是畸形的生育觀。
一邊是男性以女性為他生育為榮耀，一邊是女性無法對生育說“不”；一邊是男性把生育與義務混為一談，一邊是女性無法獲得公正的兩性态度。
最可怕的是，類似偏見和劣根性甚至以群體性暴力的方式不斷呈現，即中國鄉土社會綿延已久的底層結構和運作規律。
在此，普遍的道德标準失效，法律法規也被隐形。
對于豐縣女子事件的電影投射，大多集中于《Blind Mountain》、或者南韓電影《金福南殺人事件始末》、以及拉斯·馮·提爾的《狗鎮》（Dogville），主線故事都是女性從受到壓抑到激烈反抗，而片中的群體性罪惡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經典電影的力量不會減弱，反而因為穿越時光，解剖現實的鋒利程度而讓人汗顔。最近一部法國新片《正發生》再次聚焦女性的生育困境，讓我們看到了發生在1975年以前法國的，有關女性身體權力的現實主義佳作。
《正發生》拿下來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它對于電影技術上的貢獻并無太多，它得到專業影評人的盛贊，更多是因為其故事對現實的關照。
一個女孩堕胎的故事想不到還能令現代女性和大多數觀衆共鳴，這無疑說明了不少問題。
影片改編自法國著名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的自傳體小說。講述1975年以前的法國，堕胎和協助堕胎，都被法律明令禁止，違反者将面臨牢獄之災。
而片中的女孩安妮就因為意外懷孕，引發了一系列讓人意料不到“差序格局”。
費孝通中，把“差序格局”比喻為投擲石頭後在水面上蕩起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它以自我為中心，由無數的私人關系搭建成網絡，比如由于地緣和血緣上的親近結成的宗族。
影片裡，大學生安妮無法通過現代人看來正常的途徑解決肚子裡的問題，隻能用各種“偏方”。
《正發生》被不少人看作大尺度影片，其尺度就在偏方的呈現中。
眼看着自己的肚子漸漸有了輕微的凸起，安妮第一次采取了極端方式。她偷了母親的毛衣針。
鏡頭對準她的臉，每一幀都是強烈的生理疼痛。難怪有觀影者把比喻影片是一部“讓人産生痛感的大尺度影片”。
但這次豁出去的行為并沒有結束安妮肚子裡的“風暴”。長達100分鐘左右的影片，可以用安妮三次疼痛無比的“行為”作為幕分隔。
安妮的每一次行為都對應着社會的群體暴力。因為法律禁止，正規醫院選擇漠視和威脅，沒有醫生敢為她提供手術，甚至欺騙她使用保胎藥。
退回到更私密的場域，從朋友到家人，都對她的需求“充耳不聞”，甚至是威逼利誘。男性朋友隻想占有她的身體，“反正你不需要避孕了”。而父親和女性朋友，不但沒有同理心，反而是諷刺和怒罵。
“差序格局”對安妮層層包圍，讓她窒息且無力。
在導演“刻意”地跟拍鏡頭中，安妮獨自以疼痛和血淚，對抗着一種強大的、集體式的沉默。
法國著名文化周刊評價《正發生》：“非常政治化。”
雖然影片講述了幾十年前，發生在歐洲的過往，但時至今日，“道德體系”、“未來母親”或者”賢妻良母“等沉重的帽子依然扣在大多數女性頭上，特别是底層女性。當整個社會認知中，普遍覺得女性不能堕胎，應理所應當地多生育，愛自己的骨肉和丈夫。
那麼安妮就成為了率先的反叛者。
值得一提的是，從柏林、戛納、威尼斯到奧斯卡，大銀幕一年四季都在為女性困境發聲。因為疼痛之苦無法得到平衡，内心止不住的火就無法被包裹。
女性身體從來都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并非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城市可以糊弄式解答。
系統性問題難以解決，但至少人們要在認知上改變，法律要在基礎上支援。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舉過例子：收買被拐賣婦女，最高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購買六隻珍稀鹦鹉，可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對此，羅翔主張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刑罰，因為“人性尊嚴高于一切的動物和植物”。畢竟，豐縣事件的結局，關乎許多女性的未來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