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威風赫赫，但卻為了一己之私，将大甯行都司所轄之地，盡行讓與兀良哈，從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建構的北疆防禦體系，給以後的明帝國安全埋下嚴重隐患。
那還須從他發動叛亂時說起。朱棣乃心思細密之人，起兵之際瞻前顧後，不僅對造反的決斷周詳考量，甚至慮及南下與政府軍作戰之後北平作為其後方是否會為人所趁。
當時，封于大甯的甯王朱權握有重兵，實力僅次于己。萬一朱權陰懷“鹬蚌相持，漁翁得利”之心，則腹背受敵。
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條狠計，不單教朱權無法從背後捅刀子，還進而使大甯之兵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此所謂“一石二鳥”。
為達此目的，朱棣與大甯所屬兀良哈三衛構成密約，借後者之六千蒙古騎兵脅持朱權入關。
那麼，朱棣是以怎樣優厚的條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與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紙黑字，記之甚明：“徙甯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盡割大甯畀三衛，以償前勞。”
即：将甯王封地改為南昌，将大甯行都司所在地遷往關内的保定，将原來大甯所轄之地全部割讓于兀良哈三衛。這三個“報償”，朱棣即位之後，果然一一兌現。
引狼入室、割地求榮，這樣的事件若擱在近代，朱棣必落得個 “賣國賊”的罵名。
他是以僥倖逃此罵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這樣污點，隻是因為兀良哈部落比較弱小，并非勁敵，倘若兀良哈與宋代時的遼國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則注定臭名遠揚。
但朱棣所為的惡劣之處，一是盡管兀良哈不足構成明帝國大患，但此事性質與曆來的“賣國”沒什麼差別；二是朱棣純屬出于個人奪權需要，而出賣國家利益；三是遷徙甯王于南昌、遷徙大甯行都司于保定，把大甯三衛拱手讓與異族，在北京正北至東北防線撕開一個大口子，後患無窮。
顧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明史研究是極重要的著作。其對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等，無不詳述。
在談到大甯對明朝東北邊防意義時，顧炎武這樣說：
大甯，居遵化之北一百裡，沿山海以逮獨石（即長城獨石口，在今河北赤城縣北，是宣府鎮明長城之重要關口），一牆之外皆其地。獨石、山海離京師皆七百裡，與大甯正相等。國初（指明朝初年）建谷、甯、遼三王……以屏藩東北，其為計深矣。
大甯的軍事地理重要性展現在，可以同時扼制蒙古、女真兩部，而朱棣将大甯行都司後撤，不啻乎使大明國從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随時可以長驅南下侵擾。
是以，“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諸敵犯内，皆從此至。”不單明代中期時受蒙古部落侵擾與此有關，尤為慘痛的是，明代晚期東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導緻明亡國，與這一帶防衛的空虛，關系也很直接。
明亡後，痛定思痛，傅維鱗的《明書》将矛頭直指朱棣：
撫今追昔，甯無歎慨？而況于數千裡嚴疆，一旦波沉陸海，則明季邊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甯不罪有所歸哉！
朱棣有沒有意識到割棄大甯的潛在危險？絕對意識到了。
華而不實的五次北征，恐即為掩蓋割棄大甯造成邊防空虛的事實而設，仿佛拍胸口說：有朕親自坐鎮北京，不時加以征讨，區區“胡虜”不足憂慮。
也可能在他腦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邊像甯王那種擁有重兵的潛在挑戰者，至于寒伧“諸夷”，隻要不時搞一搞“禦駕親征”，即足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