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藍》
[美] 萊斯莉·賈米森 著
高語冰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是《紐約時報》推薦作家萊斯莉·賈米森繼《十一種心碎》《在威士忌和墨水的洋流》之後的非虛構新作。14個互相獨立的故事，聚焦于一個直擊靈魂的共同主題：比海更深的渴望，以及由此帶來的沉迷。她向這份渴望的本質發問，并嘗試做出最為真摯的回答。她滿懷包容的深情講述，映照了人性之複雜，之幽微，之動人。
精彩文摘：
我們跟自己講故事，為的是再活一遍
2000年4月，路易斯安那一個名叫詹姆斯·萊甯格爾的幼童開始做一些有關飛機失事的噩夢。每當他的母親來到他的卧室裡安慰他時，都發現他的身體扭曲着，手腳使勁擺動踢打，仿佛正掙紮着想要掙脫什麼。他不斷重複着同樣的話：“飛機失事！飛機着火！小朋友出不去！”
在之後的那幾年裡，這些噩夢的故事情節變得越來越清晰。詹姆斯最終告訴他的父母，這些是前世的回憶。他說自己曾經是一名飛行員，他的飛機被日軍擊中墜毀。他開始用到一些專有名詞，令他的父母十分不解。他所駕駛的是一架“海盜式飛機”。他從一艘名為“納托馬灣”的航空母艦上起飛。他的父母從未跟他談及過二戰，也無法想象他怎麼會出現這些幻覺。詹姆斯跟他們講起了他在艦上的朋友們：有個名叫傑克·拉森的人，還有沃爾特、比利和萊昂，他們都在天堂等着他。他用這些人的名字命名了他的玩具特種部隊成員。他的母親安德烈娅開始确信詹姆斯在回想前世，父親布魯斯則半信半疑。
然而，當布魯斯着手研究時，便發現有些資訊讓他難以再持懷疑态度。1945年，有一艘名叫“納托馬灣”的航空母艦曾被派往硫磺島，船員包括傑克·拉森和詹姆斯·休斯頓兩位飛行員，而他們就在那一年3月3日在父島附近被擊落。納托馬灣号的船員還包括沃爾特·德夫林、比利·皮勒和萊昂·康納，所有人都在休斯頓喪生之前犧牲。一個小男孩怎麼會知道這些人？更别提他們這艘艦的名字和他們死的順序了。
2002年，布魯斯參加了一場納托馬灣号船員聚會，并開始問問題。他并不準備告訴大家他的兒子所回憶起的内容，他告訴所有人他正在寫一本有關這艘航空母艦曆史的書。安德烈娅則對軍史不感興趣，她隻想讓兒子結束夢魇。她告訴詹姆斯，她相信他說的話，但是前世已經過去了，現在，他要過好今生今世。
為了讓詹姆斯徹底釋懷，在他8歲的時候，一家人來到了日本。他們計劃為詹姆斯·休斯頓舉行一場悼念儀式。他們搭了15小時的渡輪，從東京來到父島，又乘一艘小船來到休斯頓的飛機墜毀的大緻地點。就在那裡，詹姆斯向海裡扔了一束紫色的花。“我向你緻敬，永不忘懷。”他說。然後，他抱着母親的大腿啜泣了足足20分鐘。“你就在這裡把一切都放下吧，夥計，”他的父親告訴他，“就在這裡把一切都放下吧。”
當詹姆斯最終擡起頭并拭去眼淚時，他想要知道他的花去了哪裡。有人指向水面上遙遠的一點紫色：它們就在那兒，遙遠但依然可見，依然在漂，在海面上越漂越遠。
2014年1月晴朗的一天，我來到弗吉尼亞一家名為 DOPS（感覺研究部）的研究所，通路一位名叫吉姆·塔克的兒童精神病醫生。他花了14年的時間彙編了一個資料庫，收集号稱記得前世的孩子的資料。我見到塔克時，他的資料庫已涵蓋了逾 2000個家庭。不過，他把詹姆斯·萊甯格爾列為最厲害的案例。
我當時是受紐約一本時尚雜志之托采訪塔克，而且我明白雜志的編輯期待我寫出一篇駁斥性的文章。每當我告訴别人，我在寫一篇關于DOPS的文章，而該研究所主要研究前世回憶、瀕死體驗和超感官知覺時，别人就會說：“等等，你說啥？”它輕易就能惹來别人的嘲笑。然而，從一開始，我就有為輪回轉世之說辯護之心。倒不是說我堅信它，而是說我已對懷疑論本身産生了深切的懷疑。似乎對人、對方案、對信念體系雞蛋裡挑骨頭，要比建立、捍衛或至少是認真對待它們容易得多。那種預設好的不屑一顧抹殺了太多神秘和驚奇。
轉世之說本身并不稀奇。我們都思忖過自己死後會如何。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份報告發現，33% 的美國人相信有輪回轉世，而2013年的一份調查問卷則估算有64%的人相信定義更寬泛的“死後靈魂不滅”。在我居住的紐約，坐地鐵時我總看見在10月走失的一個13歲自閉症男孩的照片。那個孩子住在皇後區，沒有哪一輛經過皇後區的列車上沒有他臉部照片的。我不理性地确信，他們會找到他，或者，不論在哪裡，他都會以某種方式，安全地活着——如果那樣相信讓我顯得愚蠢，那麼我甯可做個傻瓜。
DOPS的辦公室位于夏洛茨維爾市中心一座雄偉的磚樓裡。塔克來歡迎我的時候看起來并不像是一個怪人或是神秘主義者。他風度翩翩、頭腦清晰，顯然是個聰明人——人到中年，正在脫發，但輕盈而瘦削，就像是你高中好友那個跑馬拉松的爸爸。他鎮定自若，帶着一絲彬彬有禮的客套。他說話很小心，卻無可置辯，解釋着某些媒質如何招來死者的魂靈，而胎記則可以證明前世受的傷。那有點像是在聽研究酸的地質學家就事論事地描述土地的構成。
DOPS成立于1967年，嚴格來說是隸屬于弗吉尼亞大學的，但其經費主要來源于私人捐款。 在塔克帶我參觀那些辦公室時，我在筆記本裡潦草地記下了一系列奇怪的細節，都是這個地方讓人輕易可以發現的與衆不同之處。公告欄上貼滿了寫着勵志言辭的紙張（“我們對于頭腦和物質的認知必須經過多個尚無法想象的階段”）和描述正在進行中的研究項目的傳單（“對于聲稱可以提供死者資訊的媒質的研究”“癫痫的超凡經曆”）。我們走過了“加護室”，它是為超感官知覺實驗而設計的：一個看似陰森的洞穴，裡面有一張活動躺椅，參加實驗的人坐在上面等待接收“發信者”從大樓另外一個地點發出的資訊。塔克解釋說，這間房間的設計是後來才完善的——牆壁上都覆寫了金屬薄片，以防止用手機作弊——似乎預設我可能已經知道超感官知覺實驗室的構造了。
DOPS圖書館裡有一隻巨大的玻璃箱，裡面裝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武器——奈及利亞短劍、泰國匕首、斯裡蘭卡劍——它們對應着據說會轉世的傷痛。一把緬甸大頭槌下面的标牌上寫着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僧侶遭精神錯亂的訪客擊中頭部，據稱在幾年後轉世投胎，成了一個頭顱骨異常扁平的男孩。在附近的一條走道裡，放着一堆堆介紹各種DOPS研究的小冊子，其中有一本的标題是“與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有關的另外七段超自然經曆”。我們走過一面牆，有兩把勺子被固定在牆上，其中一把是彎的，仿佛它曾被扔進火裡熔化。當我向塔克問及這兩把勺子時，他的回答很是若無其事。“那些麼？”他說，“彎曲勺子實驗。”
還有就是那把鎖了。DOPS的首任所長伊恩·史蒂文森在2007年去世時留下了一把鎖，鎖的密碼隻有他一個人知道。他想，如果他的靈魂可以超生，就會想辦法回來，揭曉密碼。塔克和他的同僚接到過好幾個電話，建議他們嘗試某些密碼，但至今都沒能把鎖打開。在跟我談及這把鎖時，塔克的聲音裡終于流露出一絲揶揄的淘氣。不過，在我們參觀的過程中，他對于講轉世投胎的笑話表現得非常節制。當晚晚餐時，他告訴我他曾經嘗試寫小說，但當我問他是否考慮過再次寫作時，他卻笑了。“或許來生吧。”
塔克告訴我，一邊當持證執業的兒童精神病醫生，一邊在DOPS任職，讓他頗覺自我分裂。他簡單介紹了資料庫的構成：他的大部分案例都是2到7歲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回憶。這些回憶以生動豐富的夢為主，并充斥着各種情緒——恐懼、愛、悲傷。大部分孩子都來自外國，有許多孩子是塔克尚未謀面的。不過，當有新的家庭找上門來時，他會定期對他們進行訪談。當似乎可信的前世身份得到辨認（通常是家族中的某個人），他便會将其列為“已解決”案例。不過，也有個别像詹姆斯這樣的案例，其前世是個陌生人。
數周之後，當我聆聽我們訪談的錄音時，我很尴尬地聽到自己不斷地向塔克宣稱自己“對神秘事物抱有開放心态”。我那麼說是認真的，但我也能聽到自己聲音當中刺耳的自我說服、過分積極的語調，還有政策上的精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在試圖說服塔克我并不是另一個懷疑論者。
在我拜訪塔克時，我已經參加十二步驟戒酒複原計劃3年多了。 我發現，要實作這種複原必須同時徹底放下（至少是暫時放下）許多懷疑：對于教條，對于陳詞濫調，對于有洞見的計劃和預先僞造的自我意識，對于其他人對自我人生看似刻闆的、表面的描述。在複原過程中，我們被要求避免“在調查之前就予以藐視”，而寫一篇有關轉世投胎的文章——參觀DOPS及其彎曲的勺子——就像是另一種測試，看我是不是願意保持開放心态。
寫作多年，我一直很喜歡瓊·狄迪恩的散文《白色專輯》。這篇文章的開頭很出名：“我們跟自己講故事，就是為了活下去。”它的結尾不那麼出名，不過幾乎是同一個意思——狄迪恩重申了她對于所有這些“故事”及其虛假的連貫性的懷疑，仿佛她還沒将這一觀點反複強調好幾遍似的。最終，我開始對她的懷疑産生懷疑。我讨厭其沾沾自喜——她如何在一個充滿自欺的世界裡，将自己說成看破一切的懷疑論者。我開始相信，懷疑論本身就帶着倫理上的失敗，那就像是在複原會議上拒絕陳詞濫調，或是完全駁斥他人對自己人生過于簡潔的陳述的沖動背後的勢利。
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越來越癡迷于描寫一些或許在他人看來很可笑的人生和信仰：有人聲稱患了一種大多數醫生都不相信它存在的皮膚病，有人自稱與世隔絕卻跟一條難以捉摸的鲸魚産生了精神共鳴。然而，坦白地說，這種偏愛也帶有一抹自以為是。或許我喜歡告訴自己，我在為弱者辯護。又或許那是怯懦。或許我太害怕了，對于人們為了繼續活下去而跟自己講的故事，沒有辦法予以拒絕。
這次，倒不是說我被塔克有關投胎轉世、貌似“圍繞實體學”的解釋完全說服了：這套理論基于從實體學曆史中選取的一系列實驗，而我采訪的一位實體學家說這些實驗是“精心篩選過的”，并且被選擇性地予以錯誤闡釋。無論如何，塔克是一個精神病醫生，而不是一個實體學家。重要的是，我在情感上、精神上和理智上都排斥某種表示自己知道得更多，知道何為可能、何為不可能的輕蔑語氣。假設我對意識本身——它是什麼、來自哪裡，還有，一旦我們用不着它了，它又去向何處——有多麼深的了解，似乎是一種傲慢。
在弗吉尼亞，我陪同塔克對兩個家庭進行了訪談。兩個家庭中都有從小就記得前世的青少年。
我的回程航班因為弗吉尼亞一場罕見的暴風雪而被取消了，我便在機場附近的一家行政酒店住了兩晚，在大堂酒吧裡一杯接一杯地喝氣泡水打發時間。随着電視裡不斷播報各種預示着世界末日的新聞，酒吧侍者和我痛苦地四目相對：腐敗、性騷擾、死去的海豚血染日本一秘密海灣的海水。在我心靈深處某個未被提及的部分，我已經說服自己，不可知論和忍受本身是美德，但實際上，我并不确定。假裝我的信仰體系足夠寬容，視一切同等合理，這或許并沒有幫到任何人。或許有些經曆是我無法了解的，有些事情是我無法相信的。
既然如此，我到底為何要為這些前世故事辯護呢？倒不是說我想要證明投胎轉世是真的，而是我想要弄清楚為什麼這些故事會吸引人們去相信。如果我們跟自己講故事，為的是活下去，那麼從讓我們再活一遍的故事中，我們又得到了什麼？那不止是緩和了死亡的可怕終局，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受到無形的或無法了解的力量的影響。
暴風雪還在繼續，就在快要上床睡覺時，我在機場酒店酒吧的電視螢幕上看到了亞馮特·奧肯多，那個走失的皇後區男孩。他的屍體被從東河裡打撈上來。當警方以為還可以找到活着的他時，他們放過一段他母親錄制的錄音，以便幫助他信任他們：“亞馮特。我是你的母親。你是安全的。向着燈光的方向走。”
（本文摘選自《52藍》，有删節）
作者：萊斯莉·賈米森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