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棗園革命舊址是中共中央書記處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此期間,繼續上司了全黨的整風運動和解放區軍民的大生産運動。革命舊址内,有一條叫“幸福渠”(裴莊渠)的水渠橫穿棗園流過。水渠盡管不長,卻是大生産運動和延安精神的曆史見證。
靠天吃飯是靠不住的。陝甘甯邊區地處西北,雨少風多,常遭荒旱,所謂“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加之邊區地廣人稀,農業生産大部仍沿用相當原始的簡陋技術和工具,是以這裡每年群衆收獲的豐歉,幾乎完全決定于雨量的多少,這說明在這個地方靠天吃飯是靠不住的。
但是,試圖通過興辦水利以達到增加農業收獲的目的,在陝甘甯邊區也絕非易事。首先從曆史上看,陝北這個地方曾有過三次興修水利,但這三次無一例外都失敗了。而在當地群衆看來,修水利既費勞動力又花錢多,倒不如去開荒。是以,就在延安市裴莊渠修建之初,當地老百姓對這個水利工程能否産生效用,同樣是表示懷疑的。有的說:“修水地太難了,不成功白花費銀錢。”還有的說:“整理一垧水地,倒不如開三四垧荒地打的顆子多哩!”有些老百姓甚至抱着這樣的态度,甯願把地丢下,也不願分攤修理費。
針對這些情況,深入地宣傳發動和解釋工作成為先決條件。邊區政府用了很多宣傳手段,給群衆解釋為什麼要興修水利以及水利工程帶來的好處等,同時向他們宣傳科學技術知識。這其中,用具體鮮活的事例來教育群衆,無疑是獲得群衆真正信任和擁護的不二選擇。而裴莊渠的修建,就承擔着這樣一個示範水利工程的使命。修建它的意義,就是要打破一般群衆對修水利的錯誤見解,給邊區的群衆看,告訴他們修水利并不是難事。而隻有興修水利才是預防旱災的重要途徑,才有可能增加農業收入,實作豐衣足食。
興修水利應該“大家動手”。延安市裴莊渠是在陝甘甯邊區政府上司下,廣泛動員附近群衆共同建成的。為修築這條水渠,陝甘甯邊區建設廳在财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仍撥款4000元,并指派畢業于北洋工學院(天津大學前身)的邊區水利專家丁仲文負責勘測設計,指導當地群衆修建。由于當時科技人員缺乏,參與設計修建的除了丁仲文外,其他都是沒有土木工程科學知識的工農幹部。于是,丁仲文就手把手地教,最終使大家學會了使用儀器、設計壩址等科學知識。而在财力及現代建築材料缺乏的情況下,丁仲文就和大家共同想辦法。他們克服困難,就地取材,采用碎石壩擋水,用木闆作閘闆。在這種艱苦困難的客觀條件下,延安市裴莊渠從1939年8月動工,到11月大地封凍前已完成了主要工程。次年3月解凍後繼續施工,4月底建成竣工并開閘放水。
陝甘甯邊區政府除了直接撥款外,還發動附近群衆按照每畝地2元進行入股,成立了裴莊渠水利合作社,并由參加水利合作社的群衆民主推選出擔任主任、會計、宣傳、組織、工程等工作的5個委員,負責水渠的護理和灌溉等事宜。
為了提高裴莊渠的使用率,用“看得見”的豐收果實教育群衆,自1942年起,陝甘甯邊區政府建設廳還派了技術從業人員,組成裴莊水利管理所,親自經營着棗園30畝農場。由于經營管理得好,僅用了7個月就獲利45700元。
“新式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試驗。興修水利是陝甘甯邊區經濟建設中發展農業生産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産黨人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對邊區農業環境進行保護和改造的探索實踐,這在邊區不啻為一種偉大革新。因而,延安市裴莊渠修建伊始,就被《新中華報》譽為“新式水利工程”,稱“這在邊區還是第一次試驗”。
當然,陝甘甯邊區水利事業的探索實踐,也并非一路順利。事實上,就在裴莊渠建成竣工後不到2個月,也就是1940年6月末,延安市附近各縣就遭遇山洪沖擊。“山洪爆發,水頭高約2丈,沖動了數萬斤大石,2尺直徑的大樹,被拔起滾流下來,沖擊力更大。”洶湧的山洪,直接造成竣工不久的裴莊渠大壩被沖毀。
這次裴莊渠因山洪受災雖大,但在邊區政府建設廳和當地群衆的積極努力下,按照“支費小而收效大”的原則于同年10月再度動工。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經驗教訓,注意把新法修築的内容與當地的具體條件和民間的曆史經驗很好結合起來,對水渠進水口等進行改修。在軍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莊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幸福渠”水流不盡。建成後的延安市裴莊渠,自裴莊起,經過了廟嘴、磨家灣、棗園、侯家溝,直達楊家崖,全長約6公裡,灌溉面積達1500畝。作為陝甘甯邊區延屬分區灌溉面積最大的水渠,據1943年春天統計,能放水的有1072.5畝,每畝以增收細糧三鬥計,年可增收細糧321.75石(1石約為50公斤),解決了延安市機關的蔬菜問題。應該說,裴莊渠的建成使用,讓棗園、裴莊一帶的群衆變“靠天吃飯”為旱澇保收,極大地惠及了當地群衆,裴莊渠由此也被稱為“幸福渠”。
也正是在“幸福渠”的示範帶動下,邊區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後春筍,普遍發展起來。據統計,1943年全邊區的水地共13647.6畝,增收的細糧可供約一萬人一年食用。總的來說,興修水利極大增加了糧食産量,基本實作了自給自足的生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