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4年考入浙大土木系，1936年轉數學系。1938年在長沙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到宜山複學，是“拓荒社”的發起人之一，又是第一任的核心負責人。1940年在浙大畢業後，曾在貴陽、重慶、嘉興、上海、南京與蘇州等地的中學、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在曆次運動中，均平安無事，未遭沖擊。“文革”中當了十年讀報組長。亦未受批鬥，也沒做“落井下石”的事。一生頗為逍遙。1987年退休。
一、 老家情況及我幼年時期
二、
我是浙江省嘉興人。我曾祖父名叫錢笙巢，是個商人。有許多田産，房屋。我祖父是他的第六個兒子。分家時，我祖父分得許多田地，房産。我祖母說。在她結婚時，媒人說我的祖父分得号稱有三百畝的，這些是在嘉興南門外真如鄉一帶，房産在槐樹頭。
我的祖父名叫錢迪祥，祖母名叫陳蘭徵，有兒女四、五人(我出生後隻知有叔叔一人，姑母一人。其他的都是未成年就死去的)，我父親是最大的，祖父一生沒有做過什麼事，但相信當時的“洋務”，賣掉些田地，供給兒女進“洋學堂”念書，自己又吸鴉片煙，玩什麼照相機等洋玩意兒。祖母說，祖父是個“敗家子”。祖父于1918病死去(48歲)，地租(大約每年一百多元)歸祖母應用，抗戰開始後，祖母随家去内地，田租由族中人收用，他們又賣掉了一些田。我叔叔、我姑母二人因糖尿病和肺病于1923～1924年在蘇州死去。
父親錢寶琮生于1892年。少年時在嘉興府公立秀水縣學堂、蘇州鐵路學堂讀書，16歲時順利通過浙江省官費留學生考試，去英國伯明翰、曼切斯特讀書。1912年父親英國大學畢業後回國，在上海南洋公學、蘇州的江蘇省第二工專教書。1925～1927年在天津南開大學教書，1927～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學，1928～1956年在浙江大學教書。1956年春。經竺可桢極力推薦，調入北京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任一級研究員。
我父親于1914年結婚的。我母親名叫朱慧真，出生于一個畫家的家庭，朱家無田地，外婆早守寡，在上海開了個國小校。母親畢業于教會的中學，英文很好，曾任過多年國小教師。舅父朱福儀(字志鵬)南洋公學畢業後，去美國WISCONSIN大學深造，回國後在漢冶萍(漢口)當工程師十年，以後在上海電話局任主任工程師直到去世。父親當時是蘇州工專的土木科主任，工資有近二百元之數(當時的米價隻有四、五元一擔)，除了供給姑母在北京上學，叔叔在工專讀書費用之外，還給祖父、祖母些錢，供他們“享福”的。
我是1915年生于蘇州天賜薤婦孺醫院，1921～1 925年在蘇州平直國小讀初小，1925年因為父親去天津教書，我住到上海舅舅家去，就在上海大南門育材中學讀國小和國中一年級，直到1928年我家南遷嘉興，轉入嘉興秀州中學讀書。
二、中學、大學時期
1928～1934年，我在嘉興秀州中學讀初二到高三。秀州中學是基督教辦的學校，我入校時已無宗教課，亦不強迫學生“做禮拜”了，課程與省立中學一樣，有些宗教活動，自由參加的，我不信教，星期天總是在家玩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軍閥侵略大陸東三省事件發生後，我亦參加了校裡的宣傳隊，宣傳抗日、抵制日貨等活動。高中時期閱讀上海出版、鄒韬奮編輯的《生活》周刊，看了些魯迅先生的小說、文章，同時亦看過胡适的《獨立評論》，林語堂編的《論語》，思想是混亂的。因為秀州是教會學校，有幾個美國人在教英文，受到一些宣傳，有一定的崇洋思想。但是我不願參加宗教活動，有空就看些科學方面的書籍。高一辛二、三年級，我曾被選為學校膳食委員會主席，學生自治會主席，當過幾次班長。
1934～1940年，我在浙江大學讀書。1934年夏。我高中畢業後。投考浙江大學，第一志願是土木工程系，第二志願是數學系，結果我考取了土木工程系。那時候土木系的課程很重，一年級每周上課40多小時，我應付起來是很吃力的。1935年“一二·九”運動開始後。杭州學生發起到南京去請願，反動校長郭任遠鎮壓學生運動，浙大三個學院學生聯合起來組成了統一的學生會，把郭任遠趕走了。我曾經擔任過送信、寄信工作，因為杭州郵局要檢查，我将浙大寄往外地的宣傳品乘火車沿途投寄出去。1936年春，新來的校長是竺可桢，校内有了民主空氣。
我嫌土木系的課程太繁重，讀起來有困難，于1936年春季轉讀數學系為一年級生。因為有許多公共課(外語之類)我在土木系已讀過了，不必重讀的。是以我除了複習，加強一年級的教學課内容之外，又選讀了一些史地系的課程，如文化史、近百年史，等等。
1937年，“七·七”抗戰開始，“八·一三”上海亦打起來了，浙大于9月份開學，到11月份杭州吃緊，決定南遷建德。我家裡共有十個人(祖母、父、母、我、六個妹妹)亦遷建德。浙大在建德隻住一個多月又遷到江西吉安去了。因為當時交通情況較亂，我家無法全家搬去，就将家裡的祖母、母親和六個妹妹移到建德鄉下暫住。1938年2月我從吉安趕回建德。設法将家搬到長沙，我就此休學，照顧家庭，此時父親仍在浙大教書。1938年2～8月，我在長沙期間，參加了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的軍人服務部，這部分工作是由劉良模上司的。劉良模當時一直是與沈鈞儒、鄒韬奮等在一起，經常為沈、鄒辦的《生活》寫稿，宣傳抗日思想。劉知道我是大學生，告訴我說服務部牌子是青年會，做的是救亡工作。于是，我就跟着他幹，為傷兵醫院辦俱樂部，教群衆歌詠。時常能聽到“左派”名人的講演，還曾和他一起當譯員随史沫特萊去醫院慰勞。當時國共合作局面未破裂，長沙、武漢的救亡空氣是較好的，十八集團軍在長沙還有辦事處，徐特立同志曾在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講座中演講幾次，我亦去聽過。
1938年夏，長沙幾次被炸。浙大又由江西遷到廣西宜山，我與家人就在8月離開長沙。搬到宜山。我亦就此到浙大複學，為數學系三年級學生。1937年秋離校的黑白社社友周存國、姚鳳仙也來複學。由周存國等人介紹，我就加入了黑白文藝社，并成為核心成員，又因我在長沙搞過救亡宣傳和群衆歌詠，我當上了黎明歌詠隊的隊長。黑白文藝社分為三個小組。我在黑白社的哲學組，大家讀“大衆哲學”，“科學的哲學”、“國家與革命”刊物、文章，大約兩星期集中讨論一次。黑自文藝社出有牆報，提名為“衛星”。另有政治經濟學組和文藝組兩個組。我們的公開活動是組織文藝座談會，開過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會。黎明歌詠隊搞些群眾夜校、義賣捐獻、教群衆歌詠等工作，隊員最多的時候到過七、八十人。黑白與黎明兩個組織的骨幹分子經常在一起開會研究工作，我們經常在周存國住處開會，當時有特務注意着這兩個組織。經過幾個月的校内工作，一般同學對我們有了好感。于是就在1939年春季開學後，浙大學生會改選時，我被選為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從此一些工作都可由學生會的名義去做了。我們曾去懷遠鎮辦民校、去重傷醫院慰勞傷兵、挫敗過三青團分子預謀趕走竺可桢校長的活動、組織過反對汪精衛的降日，進而打擊了反動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張其昀(當時的史地系主任)等等工作。1939年11、12月日本侵略軍侵入廣西，學生會組織了戰地服務團，舉行義賣。
三、1940～1949年服務時期
1940年7月，我畢業于浙江大學數學系，想留在遵義做事，可以照顧家庭，但是不願當浙大數學系的助教，經過浙大教授費鞏的介紹，去了遵義的私立豫章中學教書并任教務主任。後因與校長意見不合，11月份離校。12月份去貴陽高中教書(該校當時避轟炸遷至修文縣)。修文縣的陽明洞當時有張學良關在裡面，是以該地特務很多。我初來乍到，除了上課教書之外，不敢活動。該時貴州教育界，地方觀念很重，要排擠外地籍的教師。該校校長劉薰宇是個老資格的數學教員，我跟他較接近，假日常陪他打打牌玩玩。1943年，在劉熏宇的鼓勵、幫助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最新用三角學》(由開明書店1946年出版)。在劉先生的介紹下，我還為文光書店編寫一本“國中算術教程”。1944年2月我從修文去了白沙。
1944年2月至1944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縣白沙鎮大學先修班教書，這是我父親老同僚，先修班的教學科主任張純薦我去的。該先修班裡的教員多是江蘇省立中學的“名教員”，同僚之間，鈎心鬥角，很不得意。1944年夏天，先修班換班主任，我去重慶玩。住在南岸的私立廣益中學裡面(當時老同學駐自強在廣益教化學)，結果被廣益的校長楊芳齡留住了，我就在廣益任教了。廣益是個“貴族”學校，收的都是些有權有勢有名望人的子弟。楊芳齡亦就靠着這批“家長”來宣傳、擴大自己的學校。由于我在該校教書還受歡迎，楊校長就要我另外再為幾個學生補習功課。這些學生中間有杜月笙之子杜維甯、朱學範之子朱培根、顧佳堂之子顧龍勝等人。
1944年2月我在重慶遇到了幾個嘉興秀州中學同班畢業的老同學，當時大家覺得遠離家鄉，在外工作，最怕失業、生病，有人還想結婚，等等。是以我們就組織了一個“秀州甲戍級(1934級)級友互助會”，大家每月拿出工資5％左右的錢交給在金城銀行工作的沈永綏，由他調劑運用。當時願意參加的有沈永綏，朱有圻，朱炳祥、朱僧、金興中、侯希忠、蔣禮鴻。還有我，共八個人。這筆互助金是起作用的，金興中的病費，好像朱僧的結婚費用都用這款的。1945年以後，用處不多，大家就不再交了。1946年後。秀州中學複校，我們就将餘款捐助給秀州中學。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我仍在廣益教書。後因白沙的大學先修班缺數學教員，我又怕繼續在廣益教書，不能回家鄉了，就于1945年10月又回到白沙先修班，直到1946年7月先修班解散，我拿到了“複員費”，于1946年夏天由重慶乘公路車到寶雞，經隴海線到南京，轉返嘉興原籍。
1946年8月，我回到嘉興，适逢我的母校秀州中學籌備複校，我就被留在秀州教書了。我的家裡人在貴州遵義、湄潭住了六、七年，于1946年11月亦随浙江大學搬回了杭州。我雖在嘉興教書，基本上每個星期要到杭州家裡去休息的。
1947年。我的女友鄒德蓁(上海民立女中教員)想與我結婚，鼓勵我去上海教書。我就辭去秀州的教職。去上海正始中學工作，籌備結婚。我1948年7月與鄒德蓁在上海金門飯店舉行了婚禮，我們住在正始學校裡，後因住房與校方發生争吵，我們離開正始，去民立女中教書，直到暑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教育界情況比較複雜，中共華東局的貝紋同志(她是我妹妹錢炜的同學)想介紹我去大連教書，而我因鄒德蓁懷孕，不想走遠路了。剛好此時浙大老同學胡玉堂被任命為紹興上虞白馬湖春晖中學的校長，約我去。我1949年9月就到上虞春晖中學，鄒德蓁留在杭州老家待産。
四、新中國成立以後
1949年8月。我應老同學胡玉堂之約去浙江上虞春晖中學任教，因為胡玉堂原請的教務主任不來，10月起就由我任教務主任。春晖是個私立學校，1950年春，學生減少，校董會又不肯多撥經費，學校極難維持，雖亦搞些勞動生産工作，亦無濟于事。1950年夏，學校緊縮編制。教職員另有出路者，學校不能強留。當時我的妹妹錢煦在南京第一中學教書。來信說一中缺數學教師，于是我就去了南京。
1950年8月，我到南京一中後，校長朱剛對我很重視，我加人了教育工會。1950年秋季抗美援朝，參幹運動時，我對自己讀教會中學時美國教員的罪行進行了控訴，對一些學生的參幹起些作用。為了讓我安心在南京工作。朱剛校長提出把鄒德蓁也調入南京一中當教師。這樣我們就在南京定居了。1 951年春，我被提拔為教研組長，後又為副教導主任，專管數、理、化等科的教學工作。1951年春，南京要成立中國數學會南京分會，因為一中在南京是有名的學校而我又是數學教研組組長，是以我就被推為籌備委員，後來成為南京分會的常務理事。1952年2～8月，我調到南京市師專，1952年9月，師專并入南京師範學院。那時的南京師範學院是由原金陵大學、金陵女大、南大、師專等校的人員合成，一些原來在大學教書的人對我們這些原來是中學教師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我們對于校方房屋配置設定等事什麼都依“學銜”來定的做法亦不大習慣。數學教員人多，學生隻有科、班各一班(1953年才有科、系)，我沒有什麼适當的功課可教，就選了兩門大家都是“外行”的科目，一門是數學教學法，另一門是“計算的理論和實踐”，大家都覺得新奇，是以有人來問我，我亦是以常常出去“做報告”，特别是“近似計算”這一部分，我講了多次。後來，1954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就來約我寫《近似計算》的小冊子(該書再版多次)，還要我寫教學法方面的書。那時我還在南師附設的工農速成中學教了一年書。1953年秋季起我教系的解析幾何，科的數學教學法課。
1955年，第二次院系調整，南師數學系并入在蘇州的江蘇師範學院(現蘇州大學)，我們一家就搬到蘇州。這次調整，我覺得滿意，加之蘇州是我幼年生活過的地方，更覺親切。當時我仍教解析幾何，數學教學法，還做些班主任的工作和教育實習工作。1956年8月我參加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後來成為民進江蘇師院的支部委員。也就在195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有人來問我，是否可以寫些東西。我說沒有，但看到一本蘇聯的習題集還好，問他是否可以翻譯。後來該社來信希望我來翻譯，并預付了我部分稿費，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将譯稿送到江蘇人民出版社，1958年春，《高等學校入學考試數學試題彙編》一書出版。因為當時我們的教材是學蘇聯的，是以該書很暢銷，一度成了聯考學生的重要參考書籍。1958年在蘇州我帶領二位助教着手編寫大陸自己的中學數學教材教法講義。
1962年起，我因膽囊結石，經常病假在家或住院治療，1965年在帶學生去虎丘社會實踐時，急性闌尾炎發作，進醫院動手術，同時将我的膽囊也割除了。主刀醫生是我在嘉興秀州中學的老同學黃炳然，手術很成功，除去了隐患。手術後又患腸粘連症。治療、休養，一直到1966年4月份才上班，後即參加“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4年，我去南京參加江蘇省中學教學課本的編審工作，“文革”後期，1974～1978年，在校參加初等數學教育工作，中學數學教學調查研究工作。我是中國數學會會員，中國數學會數學史分會會員，蘇州市數學會副理事長。
五、有關數學史研究
我當過十多年的中學教師，調進師院後仍鑽研中學數學問題，深感數學史知識對數學教學的重要性。我父親錢寶琮從1920年起就潛心研究中國數學史。是國内外有名的數學史專家。我從1960年起鑽研一些數學史書刊，先是精讀卡約黎(CAJORI)的數學史專著《A HISTORY OF MATHEMATICS》，并翻譯此書二百多頁内容(現有存稿)。1962年起，每年給學生做幾個專題講座，介紹國内外數學曆史。“文革”以後，從1979年起着手編寫數學史講義，着重兩點：(1)為數學教學服務；(2)内容要正确，盡可能地做到“貫通中、外”、“古為今用”。
1981年講義編好後，被邀請出席中國數學會數學史分會的成立大會(在大連)，我在大會上闡明了對數學史課的觀點和做法。得到與會專家們的贊賞。1982年8月，我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去北京參加中、日數學史學術交流會，與日本同行切磋研究成果。1982年10月，在江蘇省數學年會(無錫)上，我也宣傳了我的主張，得到許多同行的好評。從1981年起，直到1985年，我在蘇州大學，開設了數學史選修課，在江蘇省内外反響較大，我被邀請去南京、無錫、揚州和蘇州的大學、師範院校及中學演講。嘉興秀州中學也請我去學校給他們高年級學生作數學史報告。在此期間，我在《中學數學》、《上海教育》、《中學生》、《中學數學教育》等雜志上發表專題論文十多篇。在1984年，我的論文“秦九韶大衍求一術中的求定數問題”被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組委會專家選中，8月份去北京出席第三屆國際中國科學史讨論會，在會上宣讀論文，并在會議期間與組委會特邀嘉賓，世界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父親錢寶琮30，40年代的老朋友，李約瑟在其專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中寫道：“在中國的數學史家中，李俨和錢寶琮是特别突出的。錢寶琮的著作雖然比李俨的少，但品質旗鼓相當”)和魯桂珍博士親切交談，暢叙友情。我的最後著作《數學史選講》在經過多次反複修改後，1989年終于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數學史家嚴敦傑先生為書寫了序。該書在1989年11月被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評選為首屆全國科技史優秀圖書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