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用“分衆”來指代當下文化消費的主力。“分衆”即“閱聽人細分”，本來是一種商家精細地劃分消費者、投放特定的商品的市場行為。不過在符号消費+大資料的時代，“分衆”不光意味着實體商品的精細化投放，更意味着資訊與資訊環境的精細化投放：一樁掀起幾百萬人閱讀、讨論的“熱門”事件，換一個平台、哪怕隻是相同平台上切換賬号，也可能“查無此案”。是以，這裡的分衆不光是欲求特定産品的小衆消費者，更是字面意義上“被分割的大衆”：人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資訊環境中、不共享認知、事件或常識。在此前提下，文化現象隻具有“破圈度”，而不具有“大衆性”。
破圈，意味着先有“圈”；沒有大衆性，意味着沒有“圈”以外的力量能聚集衆人。這涉及到讨論“衆”的基本問題：人們是如何被分類的？為了适應這些分類，社會又需要什麼樣的個體？
為了進一步讨論這種狀況，我們可以繞個遠路，先來觀察一部網絡文學中的世界設定：
這是一個流行着奇怪的傳染病的世界：負面心理狀态（貪婪、悲傷、絕望等）具有傳染性、四處播散。感染者有一定幾率變為精神怪物。當感染者數量增多、無法控制，便會爆發疫情。疫情中，感染者們沉浸在集體情緒中，喪失了獨立的身體邊界，與其他人交融在一起。于是，一個龐大的精神怪物，以成千上萬的人類肢體、器官為原料的精神怪物誕生了，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它暴力、無序、具有摧毀一切的力量……
《從紅月開始》
這幅畫面出自起點中文網的人氣作品《從紅月開始》（黑山老鬼，2020— ）。小說描述了人類精神問題傳染病化、精神傳染病又具象化為怪物的恐怖景象。于是，文本中出現了各種類型的“精神污染”、奇怪的感染鍊、個體心理問題堕入集體無意識的深淵……這些設定帶有強烈的“後疫情”色彩，突出當下人類社會——一個病毒肆虐、随時進入“例外狀态”，但又被經濟的全球化與網際網路技術“網”在一起的人類社會——的失據與不安。
我認為，器官融合的精神怪物，正為思考上述的“分衆”提供了一個生動的隐喻形象。要解讀這個形象，就要關注下述問題：“分衆”是如何被“分”出來的呢？它為何是心理性的？又怎樣表現為器官融合的、非理性的怪物？
我們來借助一個商業上使用泛濫的詞“使用者畫像”切入這個問題。“使用者畫像”又叫“使用者角色”，是一種勾畫目标使用者、聯系使用者訴求與設計方向的工具。這一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程式設計語言Visual Basic的開發者Alan Cooper。他在《精神病人管理精神病院：為什麼高科技産品令我們瘋狂以及如何恢複理智》（1999）中首次提出“使用者角色（personas）”的概念。這裡的“角色”，不是通過市場調研勾勒出的使用者形象，而是完完全全出自産品設計師的虛構。如果要設計一款精準定位閱聽人的旅行箱，人們就虛構一位“Francine”，她是一位空乘，在飛機上分發飲料，每天飛3趟，面容精緻……然後設計師為這個虛拟角色設計産品。
在市場表現上，虛拟角色可以比調研結果更優秀。因為虛拟角色不受“無意識”的幹擾：人在面對調查問卷時可能出現隐藏、誤會、答非所問，但虛構角色不會；人們可能說不清自己想要什麼，但虛構角色的欲求極其明确。換句話說，設計師在運用小說家般的想象力，尋找着潛在的、尚未被大衆市場滿足的欲求。
在今天的大資料時代，描繪“使用者畫像”不再依賴設計師的想象力，因為無意識被大資料在一定程度上“顯化”了。大資料不但可以記錄一個人明确的性别、身份、愛好，還可以記錄“無意識”的偏好、情緒：在某個頁面上停留的時間更長、反複觀看某個短視訊、不經意間提及的事物……人在網際網路上留下的各種痕迹直接成為原始資料。算法統統收下、分門别類、需要時貼上标簽。産品經理們則對算法的結論進行某種“解讀”，比如重組标簽，劃分出不同的“顆粒度”等等。
這暗示着經濟活動可以繞開“人”，直接瞄準（捕獲、分類、再生産）欲求。如果大資料有眼睛，那麼它看到的一定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大團一大團流動的标簽雲——這是分衆的直接形象。如果說大衆社會中為人群分類的方式，如性别、年齡、地域、民族、收入等等，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比如民族、地緣、經濟生活等），力圖将個體在更大的共同體（比如地域、國家）中加以定位，這個定位為個體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态（價值感），分衆則完全不是這種東西——将人群按照愛好、欲求、感情傾向的劃分無關任何更高的共同體，隻關乎個體的感受、欲望和心理。但這些東西卻難以提煉出固定的标準，正如真實使用者說不清自己的欲求。在這個意義上，大資料不是理性的機器，它隻是在快速積累人的“樣本”，然後“經驗”性地為他們分類。這一定會帶來流動的、善變的分類。
而分衆需要的，正是能适應“劃分”的任意性與偶然性的人。但這裡的“人”，與其說是理性的原子化的個人，不如說是“人”在網絡空間中顯現的、屈從于非理性的、情緒化的的大量切片。這些切片被算法捕獲，轉化為标簽。
這是分裂的人。每個切片都是真實的。在社交媒體時代，一個人可以擁有多個虛拟身份（ID），它們像演出服一樣，提供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自我”有能力操演複數的角色，存在于複數的空間中。此時，每個個體都要面對“真實的我在哪裡”的終極之問。要麼“我”統合了不同的化身（avatar），是一個精神分裂者；要麼“我” 本來就是多面的，隻是在不同情景中表現出不同面向，于是空間分裂了。無論是哪種想象，個體都從“individual”（不可分的），變成了“dividual”（可分的）。
“ID”令人們“意識到”這種可分，但大資料隐藏了這種可分——它讓人們生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資訊繭房中。這裡的“自我中心”不導向自戀，因為自戀是在與他人比較的想象中發生的，而是導向絕對的孤獨，即一個無他人的、隻有自我的世界，這個世界隻能通過“點贊”“彈幕”等情緒性的、即時性的表達确證他人的存在。于是，人們更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聯合體，但理性并不是這個聯合體的内容。
我們可以借助法國思想家德勒茲與瓜塔裡的“器官”概念深入這個問題。根據他們的說法，“器官”與“身體”相對，是被組織化的部件；而“身體”則時刻試圖擺脫束縛、僅僅指對抗行為中的強度。這有點難以了解，但設想一下，人們玩手機時常常要用到大拇指滑屏，大拇指不得不如此工作，它變得更習慣滑屏，有時甚至發炎，這就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化”的器官。類似地，适應生産而變得過于靈活、肥大、或勞損的肢體，也是器官。而身體則不受這些組織化束縛。正如市場不需要真人、隻需要“需求”，資本主義也不需要身體，它隻需要特定的、肥大的器官。
從這個角度講，在大資料時代可分的“dividual”們無法再被确證為主體，隻能作為一堆欲望的器官存在。因為性欲、喜好、緻瘾因素等都可以納入生産消費的環節，進入整個系統的運轉。此時便不難推測，個體對算法無足輕重，而具有重量的，是不斷在欲求、不斷進入符号消費的、小于個體的東西。
在這個意義上，比起個體的聚集，“分衆”更是器官的融合。“衆”向來被認為是無理智的、肉體性的存在，缺少形狀、難以定義，零零散散的“衆”是“烏合”、暴力無序的“衆”是“利維坦”。在經典的比喻中，人們把大衆比作無頭的利維坦，意識形态為它安了個頭。沿着這個思路，分衆不單沒有頭，而且也沒有什麼能為它安一個頭。它就是小說中描述的肢體胡亂拼湊、肉身鬼鬼森森的融合怪，變化莫測、沒有固定的形象——因為它本來就是由感受、欲求等非理性的因素構成的。
可以說，這部網文寓言性地寫出了分衆的“分”，比喻着當下分類的任意性與無據性。當人們被特定欲望捕獲、以“标簽”為依據，被無意識地劃分在一起，觀看同一段短視訊、欣賞同一段音樂、被推薦類似的商品……又在手指滑動的一瞬間被打散、被組織進不同的欲望空間時，“衆”就失去了邊界和限度。“分衆”就像大衆的分屍：你做胳膊，我做腿，他做指甲，甚至會變成一堆邊界模糊的細胞……這些屍塊無法重新拼回“大衆”，因為不再有頭的位置。如果強行拼合，隻能彼此融合為可怕的、帶來毀滅的怪物。而如何應對這種現狀，就是一件考驗人類想象力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