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會看的眼睛最值錢
假日的時候去逛古董市場，會遇上許多古董的行家，偶爾也會遇到自己喜歡的寶物。日子久了以後，認識了一些賣古董的攤販和一些古董收藏家，你會逐漸發現，賣古董的人比買古董的要内行，有許多買古董的人甚至對古董一無所知。
有一次，我和一個買古董的人蹲在小攤前看一尊銅佛，他突然嚴肅地對我說：“說真的，我們的眼睛最值錢！”
“因為隻有眼睛才能辨認真假、判别年代、分出美醜，是以，買古董的人，要先鍛煉自己的眼睛，有了好眼睛，就不會受騙上當了。”
收藏是一個不斷求證、鍛煉眼力的過程
在如何對待古董的問題上，眼下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一邊是少數在文博系統工作的人員，他們堅持認為“民間文物稀少，仿品、赝品多多”；一邊是為數衆多的民間收藏愛好者，他們在承認存在古董造假現象的同時，也認識到近些年面世的古董藝術品浩如煙海，不能夠像沒有爹媽的孤兒一樣流落街頭、流失海外，必須先收藏起來。
而資訊交流的多樣性，使得許許多多的人不再盲目相信所謂的一“家”之“言”了，面對某些“鑒定權威”們的錯誤的鑒定觀點也不再沉默。近年來，杭州、北京兩地法院受理的維權訴訟，反映出雙方之間尖銳的沖突。
多年來，少數文物工作者和社會散兵遊勇被人包裝成文物鑒定“專家”，走遍大江南北，借助媒體向社會高分貝地宣傳“中國現在收藏界的收藏品假的 多，真的少”“高科技造假無所不能”，暗示人們“收藏真品找專家”緻使大多數中國人看到文物就知道問“真假”和“值多少錢”，而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或被人為地扭曲解釋，或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老百姓出于對政府媒體的信任，也就盲目地相信了所謂的“專家”，相信了古董值“錢”，收藏到一件就可以發财。于是，民間收藏愛好者的雪球越滾越大，有人吹噓說收藏大軍近億人。結果，凡是想着收藏古董就可以發财的美夢，必定一個個地破滅。因為一般人不明白古董是用來記錄那段曆史的，收藏古董是為了傳承文化的，不是用來發财的這一道理。是以，由于收藏導緻的家庭沖突、社會沖突很多。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曾說：“理論永遠不可以被事實證明，隻可以被認可。”這話用來說明衆多的收藏過程可謂再貼切不過。比如，收藏家得到一件收藏品，照個别所謂鑒定“專家”的觀點，這些藏品都是“不對”的，但是，收藏家不是着急的肯定或否定，他們潛心研究、調查、走 訪、交流，尋找“專家”說的藏品“不對”的證據。結果，一次次的反複的實踐，卻無法找到支援收藏品為“假”的證據。是以，這反而證明了民間收藏的很多東西都是真品，而且不少還是非常精美的古代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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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文物工作者對“某一件”古董藝術品的學術研究理論是沒有錯的，但是，如果把個别“理論”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去指導收藏，則是違背邏輯學原理的。拿館藏文物作為“标準”去衡量任何一件類似的收藏品，必定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因為古董多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手工制作的藝術品，沒有一模一樣、沒有差别的兩件瓷器、兩幅書畫、兩件玉器。
面對一件古董藝術品，每個人有着自己的了解和看法，但是，了解深度和自己的學識審美水準以及能力相關，“看法”也不是證明古董本身真品赝品的證據。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某古董藝術品為 “假”，那麼，實際上它就是被證明為真，這是被無數事實證明了的科學原理。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曆史文化基礎上的，優秀的曆史文化的載體正是老祖宗留下來的不可複制的古董藝術品。喜歡收藏的朋友對我們未知和知之甚少的曆史遺存不要輕易地聽信他言而否定。因為收藏是一個不斷求證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認識自己民族文化的過程，這是值得每個人為之尊重的。
每一位收藏家都值得尊敬
收藏，不僅是個人為興趣而做出的行為，更是一種能影響社會的做法。為什麼說收藏家最值得尊重，因為他們在曆史上扮演着獨特的角色，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
隋展子虔《遊春圖》
張伯駒賣園護寶
1948年，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為了避免國寶《遊春圖》流向海外，賣掉了心愛宅邸園林——似園，最終以220兩黃金的高價買下《遊春圖》，并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将其捐獻給國家。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铎準備給一些報酬，張伯駒堅定地回絕了，他說：“東西在我的手裡，就是在國家的手裡，我怎麼能和國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國家，無償捐獻!”張伯駒先生為保護文物，防止珍貴的文物外流付出了畢生的心血，使一大批珍貴的書畫幸免于難。
晉陸機《平複帖》
張伯駒先生所收藏的珍貴書畫，最後全部歸于國家。1956年，他将所藏的8件國寶級的書畫，捐給了文化部。這8件珍寶是：晉陸機《平複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範仲淹《道服贊》、宋蔡襄《自書詩冊》、宋黃庭堅《諸上座帖》、宋吳琚《雜書詩帖》、元趙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書帖；在這之後不久，張伯駒先生又将宋楊婕妤《百花圖》、宋趙伯嘯《仙峤白雲圖》、元趙孟頫《篆書千字文》、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一大批書畫，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張伯駒夫婦捐獻給國家的書畫多達27種，均是罕見的稀世之寶。
徐熙《雪竹圖》
衆藏家為國捐
另一位大收藏家錢鏡塘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0餘年中，先後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贈給國家，數量達3900餘件之多。徐熙、董源、範寬、唐寅、沈石田、王石谷、趙之謙、金聖歎、任伯年、虛谷、吳昌碩……中國書畫史上衆多名家的名品，都在其列。已被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五代徐熙的《雪竹圖》、五代董源的《山水圖》、宋代範寬的《晚景圖》、清代王石谷的《陳元龍竹嶼垂釣圖》等，都是稀世之寶，撼世之作。
董源《潇湘圖》
将心愛的藏品捐獻給國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兩位，朱文鈞，也是大陸著名的收藏家。1953年，朱文鈞夫婦囑咐其子朱家溍，将其畢生心血706種碑拓全數捐獻給國家。這些碑拓從東周的石鼓文以下，包括了以後曆代的法帖在内，多是宋、元、明、清的拓本，字迹清晰，均是碑拓中的上品。在此以後，又将2萬多冊善本圖書捐獻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将全部書畫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
範寬《晚景圖》
華僑收藏家周銳在慶祝他旅居美國舊金山60周年之際，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壺而聞名海内外的許四海，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壺名師邵大亨的傑作“大亨壺”。一位外國人欲出7萬美元購買。許四海卻婉言笑道：“這是中國人的寶貝，我收藏它并不是為了出售，你就是出100萬美元我也不會動心。”
也許在在惟利是圖的人看來，這幾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識财務的大傻子，哪有手握價值連城的珍寶，不待價而沽、轉手謀利卻無償地捐出去的道理。這恰恰說明了收藏家與大多數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差別在于：前者是“藏物”，後者是“藏錢”。對于以上幾位收藏家來說錢并不重要，個人的得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藏品有利，怎樣才能讓那些珍貴的文化化遺産發揚光大，正如張伯駒曾在《叢碧書畫錄序》中所寫的：
“予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後，嗜書畫成癖，見名迹巨制，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予之煙雲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上，世傳有緒，則是予所願也!”在這短短數語之中，張伯駒先生明确地表示，他收藏書畫的目的，是使這些珍品永遠儲存在國内，防止流失到海外，世世代代傳流下去，供後人鑒賞。至于他個人，隻不過是煙雲過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