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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虎圖記|從韓日古畫中的虎,看中華文化的流播

在東方文化中,老虎自古以來都是力量與勇氣的象征,亦是扶正鎮邪的守護神,在宗教與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值農曆壬寅虎年新春,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南韓和日本,也有着與中國相同的十二生肖,從韓日繪畫中的虎,依稀可見中華文化是如何傳播、輻射到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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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圖》(局部),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南韓:老虎幾乎等同神的化身

古代南韓,因為多山地,自古就有很多老虎栖息,故稱為“虎國”。古代南韓被稱為“駕馭老虎的君子國”,從古代到北韓王朝時代(1392-1897),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老虎不斷化身為墓葬美術中的守護神、佛教美術中的山神、繪畫中君子和辟邪象征,反映出南韓人對虎的信仰與敬畏。

在南韓美術中,勇猛咆哮的虎并不多,更多的是姿态威嚴、面帶诙諧微笑的老虎。這些形象反映出南韓人重視儒家思想與樂觀诙諧的天性。這也證明了在南韓人的心目中,老虎一直是具有神通力和氣魄的靈物,也是一個诙諧親近的朋友。

南韓的三國時代(百濟、新羅、高句麗)與中國交流活躍,在百濟(前18-660年)首都扶餘羅城遺址出土過“虎子”(夜壺)。在高句麗(前37-668年)墓葬真坡裡第1号墓(封土石室墓,現位于平壤)中的“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壁畫也與北魏墓葬壁畫有着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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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坡裡1号墓白虎壁畫(臨摹),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時任東京美術學校助理教授小場恒吉(1878-1958)繪制

“四神”源自二十八星宿。從公元前三世紀起,人們按照五行劃分東西南北各七個星宿,分别布列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神獸。随着時間的推移,“四神”象征的意義也有所擴充,漢朝在其辟邪的基礎上,增加了方位神的作用,四世紀以後逐漸為道教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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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場恒吉臨真坡裡1号墓白虎壁畫(局部)

墓葬壁畫上的四神是想借助它們的勇猛和神威護衛死者。這一想法同後漢極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風俗通義》中記載的“老虎噬食鬼魅”一脈相承。

真坡裡第1号墓中的白虎壁畫,帶着火焰形的翅膀,細長的身體與四肢、頸部呈S形。與其說是真實存在的老虎,更接近于理想化的動物。白虎身處五色雲彩和花朵飄落的神秘場景,推測為仙界雲氣化生。從白虎精緻流暢用筆、雲氣花朵等畫法推測,這座古墓建于6世紀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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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韓王朝(1392年—1910年),越來越多的繪畫中出現虎的形象,比如《山神圖》。山神源自民間,在佛教與民間信仰相結合的過程中,山神被提升為護法神。到了18世紀中後期原本置于山神殿的《山神圖》移入道廟殿閣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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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圖》,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北韓王朝後期的《山神圖》多采用拟人的手法,以雲彩、遠山為背景,松下有搖扇的山神、童子與蹲坐的老虎。有人認為老者是山神,老虎是山神的使者;也有人認為老虎是山神,旁邊的老者是将老虎拟人化的“山中之王”。

“出山虎”也是北韓王朝中期以後虎畫常見的題材,“出山虎”始于中國北宋畫虎高手趙邈龊,“出山虎”顯示老虎作為百獸之王的威嚴,也可視為敦促為政者關切民生、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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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猛虎圖》,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在南韓國立博物館藏的一幅“出山虎”作品中,墨繪的老虎躍然紙上,它停下腳步轉身凝視正面。因作品上有北韓王朝後期畫家沈師正“玄齋”的落款,曾被認為是他的作品。但題款上的“甲午年”與沈師正(1714-1774)的活動時期不符,據此推測作品上的題款與落款為後添,其作者不詳。

但這位畫家的藝術造詣并不低,他以細膩的筆觸畫出虎背的皮毛。并通過虎背的扭動讓觀者感受其健壯與強悍,以及不為周圍環境所動、唯我獨尊的王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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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猛虎圖》(局部),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這幅圖寫實厚重、用細勁的筆緻表現出老虎悄無聲息地出山,身姿靈活的威武之姿。一根根刺起來的胡須、霸氣淩人的眼神、欲行又止的威嚴神态,充分彰顯出百獸之王的霸氣與神秘感。觀者也身臨其境、有與老虎對視之感。

《易經》上說,大人虎變,小人革面,君子豹變。是以出山虎有隐身于山中的君子為匡救扶正出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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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弘道,《松下猛虎圖》,北韓王朝,南韓三星美術館藏

18世紀北韓畫家金弘道(1745-1806)的兩幅虎畫,被認為是北韓王朝後期最為優秀的虎畫作品,展現了畫家無不擅長的繪畫天賦。

其中,《松下猛虎圖》中松樹的畫法别具一格,由于松樹旁邊還有“豹庵畫松”的字樣,據說是與他的老師姜世晃(1713-1791)的合力之作,可是松樹的表現與姜世晃的畫風有一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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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弘道,《竹下猛虎圖》,北韓王朝,個人藏

《竹下猛虎圖》是老虎在竹下屹立,擡頭翹尾。右側有黃基天(1760-1821)所寫題跋,黃基天曾擔任江東縣監、慶尚道都事,并善于書法。題跋寫着“北韓西湖散人畫虎,水月翁畫竹麥山道人評”,證明這件作品為金弘道畫虎,林熙之畫竹,黃基天評論。林熙之是中人出身的文人畫家,他介于兩班和平民之間的階層,他的畫竹技巧不亞于姜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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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弘道,《竹下猛虎圖》(局部),北韓王朝,個人藏

與中國一樣,龍虎代表瑞獸,通常被繪成一對。南韓國立博物館藏兩幅長寬過兩米的巨作,背面分别粘貼六張厚白紙形成一張底面,頂端放入粗繩卷邊固定。推測是北韓時代正月裡挂在宮廷門扉、官府大廳的挂畫,用來突出虎威,鎮宅避邪迎福,這也是現存北韓時代虎畫中最大的一幅墨繪龍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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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圖》,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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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圖》,北韓王朝,南韓國立博物館藏

畫家用淺墨、淡黃渲染底色、用墨色、白色渲染虎皮,以濃、淡墨畫岩石、松樹。松枝上的一對喜鵲,是北韓時代深受人們喜愛的“虎鵲圖”結構,“虎鵲圖”也被廣泛運用于民間年畫,意義也得到進一步拓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件“民間虎鵲圖”中,老虎坐立咆哮,身邊圍繞着三隻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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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在铉,《虎鵲圖》,北韓王朝,南韓三星美術館藏

畫面如同剪紙、沒有立體感。老虎、三神山、松樹皮等呈現形式化的工藝樣式,畫中的老虎、喜鵲展現出吉祥物般典型、簡潔、強烈的視角效果。老虎右側有“風聲聞于千裡,吼蒼崖而石裂”;上方有寫成圓形的“虎嘯南山郡鵲都會”,即老虎在南山咆哮,喜鵲聚集。乘在母虎背上的幼虎旁邊寫着“膝下孫”把母虎作為仁獸慈祥的特征,展現人們多子多孫的心願。作品右側寫着“甲戍元旦申在铉寫”,由此推測這幅年畫由申在铉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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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應铢肖像》,北韓王朝,個人藏

北韓王朝時代的官員服飾,也效仿的是中國的制度。官服上面繡有麒麟、白澤、獬豸、孔雀、仙鶴、虎豹等表示不同品階。北韓王朝中期武臣權應铢(1546-1608)的肖像(南韓第668号文物)展現了17世紀功臣肖像的基本樣式,胸前裝飾象征武官的老虎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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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應铢肖像》(老虎胸背局部),北韓王朝,個人藏

權應铢于宣祖17年(1584)考上武科,壬辰倭亂時期起義擊敗日本軍隊戰績出色被封為宣武功臣。權應铢将軍肖像為宣祖所賜,據推測繪制于封功之際。武官的胸背在英祖執政時期,一、二品使用虎豹,三品使用熊罴。也有一些“胸背”上老虎身上不是條紋而是斑點,特征也很接近豹子。有研究認為,當時的北韓,虎豹是兩種動物相結合的獨特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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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背,北韓王朝,19世紀,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日本本無虎,“照貓畫虎”尚欠缺

日本本土沒有老虎,約15世紀,當中國老虎畫被帶到日本時,老虎也作為繪畫題材在日本畫中流行。在禅宗寺院裡,它們成為了世俗精神的象征,并經常與龍的形象搭配,象征着翺翔和啟蒙精神,在繪畫及工藝品等領域多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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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寫生圖(虎皮),繪者不詳,19世紀(江戶-明治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但日本畫家筆下的老虎實在不敢恭維,其結構、神态、形體給人以松垮之感。因為在江戶時期之前的日本畫家幾乎無人目睹過真正的老虎,畫時隻能參考國外傳入的虎皮和來自中國的老虎繪畫等,是以畫出的老虎常常姿态不自然,如肩膀高聳、缺少關節。由于參考有限,即便是日本地位很高、專門給皇室作畫的狩野派畫家,他們畫的老虎與本尊差距也很大,甚至被認為像過度生長的家貓,老虎在日本畫中的改良應該說是失敗的。

比如,德川幕府的禦用奧繪師、江戶前期著名畫家狩野常信(1636-1713)并未畫出老虎的威猛,在他的《竹下虎》中雖老虎唯唯諾諾匐在竹子之間。其實在日本老虎是權力的象征,竹子也因其韌性備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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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常信,《竹下虎》,1704-1713

狩野派之後,漢畫派、琳派、圓山派畫家均有涉足虎畫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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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我直庵,《龍虎圖屏風》17世紀(安土桃山-江戶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比如,圓山應舉(1733 - 1795),早年跟随狩野派畫家石田幽訂學畫,後師從旅居長山的沈南薪等人的畫風中學習中國明清院體風格的寫生技法;又研習了歐洲繪畫中的透視原理,并重視寫生,進而掌握高超的寫實技法,開創了嶄新的畫風。他的虎畫有了中國水墨的意味,也對虎有所研究,但造型上尚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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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圓山應舉,《虎圖》,京都福田美術館藏;右:長澤蘆洲,《虎圖》,京都福田美術館藏

圓山應舉的弟子長澤蘆雪(1754-1799)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紙本水墨障壁畫《虎圖》、《龍圖》。這兩件障壁畫位于日本無量寺(又稱蘆雪寺)之中,無量寺位于本州島最南端1707年寺廟因地震和海嘯完全摧毀,1786年重建即将完成時,無量寺住持邀請圓山應舉為寺廟創作障壁畫,後者因工作繁忙無法完成,遂由弟子長澤蘆雪代替他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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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澤蘆雪,《虎圖》,1786年,無量寺藏

長澤蘆雪的繪畫以自然與動物為主題,繪畫風格相比圓山應舉更加自由奔放,将西方現實主義融入作品。

圓山的另一位弟子原在中(1750-1837)早期以臨摹中國繪畫而聞名,後建立自己介于中國文人畫和“圓山派”之間的風格,并被認為是京都畫壇的領軍人物。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件《虎嘯風生》中,一隻老虎緊張地站在陡峭的山坡上,松樹從斜坡上生長而出。這幅作品很可能是仿照了中國明代繪畫,但卻顯示出日本畫的特色,從題跋可知這件作品作于1775年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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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中,《虎嘯風生》,1775,大英博物館藏

到了“浮世繪”盛行的時代,初代歌川豐國(1769-1825)門下學習歌川國貞(1786-1865)和歌川國芳(1798-1861)也留下了不少與虎有關的作品。歌川國芳在1827年出版了表現“108位水浒豪傑”的“武者繪”,水浒英雄豪邁威猛的形象,很快成為了理想武士形象的化身。他筆下的武松打虎充滿了動感;另一些表現“龍虎鬥”的浮世繪,表達了自然界中相生相反的原則,龍代表水和東方、虎代表風和西方,對峙的“龍虎”充滿氣魄。龍虎作為瑞獸,也出現在東方文化的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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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國貞,《捉虎圖》,約1830,洛杉矶縣立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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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國芳,《青河縣之産 武松》,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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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川國芳,《龍虎鬥》

在日本,陣羽織是象征武士身份的服裝,虎的勇猛更是武士地位的展現。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件陣羽織的背面有一隻威猛的老虎,并非織布或印染而成,而是直接用毛筆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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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羽織,白粗毛織品地虎圖案,19世紀(江戶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進入明治時代後,動物園開始飼養老虎,日本從博物學的視角重新認識了老虎。竹内栖鳳、大橋翠石等畫家得以在寫生基礎上表現真實的老虎形象,“老虎”這種動物有了全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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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是真,《漆繪畫帖》,19世紀(明治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注:本文部分參考谷歌“文化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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