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法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又極富創造活力，是書法史上的裡程碑，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态，促清民（國）之樸，深刻地影響了曆代書法并影響着當代書法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的書法尚神韻，風度嫣然，其中魏晉尚韻，南北朝尚神。在漢隸的破體隸變發展成的楷、行、草在該時期都有飛速的發展，湧現出了大量的書法名家，如鐘繇、“二王”等等，甚至出現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可以說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個鼎盛發展時期！南朝書法婉麗清媚，舒暢活潑，喜出新意；北朝書法雄奇芳樸，嚴整敦厚，以方嚴為尚。
《天發神谶碑》局部
《天發神谶碑》，又名《天玺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毀于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谶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皇象章草《急就章》局部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蕩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闇帖》、《文武将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迹。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颍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窦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窦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複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别；休明章草，相衆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範本。
锺繇《宜示表》局部
锺繇字元常，颍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生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锺太傅。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時代，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以後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锺王”。劉宋羊欣說锺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他在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現在其書存世可以确認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種，即《賀捷表》、《薦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騎帖》、《長患帖》、《雪寒帖》、《長風帖》。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并評其字說：“锺繇書如雲鹄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锺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锺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隻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馀。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後人莫及”。
锺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曆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蘭亭序》（唐·馮摹本）
蘭亭修禊，使王羲之觸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兩忘的境界中，一氣呵成，揮寫下千古傑作《蘭亭集序》，正因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為他筆法精嚴，故能使筆底如行雲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為他諸美皆備，故能使這篇文稿的揮寫最終達到高華圓融的境界。在這件盡善盡美的作品面前，後世名家雖竭力臨仿，卻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張泊雲：“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隻寫下這一傑構，其後他再度書寫《蘭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絕倫，沈尹默說“當時逸少本天全”，贊美了《蘭亭序》的傑出有其不可重制的機緣，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北魏石刻《石門銘》局部
《石門銘》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于是記載重開褒斜道這一利國利民大事，故書丹、鑿刻在當時也是有意識請書法與鑿字高手完成的，這從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處陝西褒城石門東壁，而書丹為“太原郡王遠”，鑿字為“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并且留名刻記于崖文題記中，可見王遠、武阿仁的藝術業績雖不為曆史所記載，但其高超的藝術作品正昭示了他們在當時就為社會認同的藝術高手。《石門銘》是吸取了處于同一地方的著名漢隸《石門頌》等的蒼勁凝煉的篆隸筆法，筆勢與體勢也吸取了《石門頌》等漢隸的跌宕、開張、奇崛的特點，發展成奇崛開張的北魏楷書。
《始平公造像記》局部
《始平公造像記》本是附屬於佛龛的題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陽龍門古陽洞北壁。題記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楷書。此碑與其它諸碑不同之處是全碑用陽刻法，逐字界格，為曆代石刻所僅見,在造像記中獨樹一幟。記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懷，兼為往生者求福除災。清乾隆年間始被黃易（1744－1801）發現，受到書壇重視，列入“龍門二十品”，此碑文方筆斬截，筆畫折處重頓方勒，結體扁方緊密，點劃厚重飽滿，鋒芒畢露，顯得雄峻非凡，被推為魏碑方筆剛健風格的代表。
《張黑女墓志》局部
《張黑女墓志》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志》，又稱《張玄墓志》。張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烨名諱，故清人通俗稱《張黑女墓志》。此志楷書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書法精美遒古，峻宕樸茂，結構扁方疏朗，内緊外松，多出隸意。此墓志雖屬正書，行筆卻不拘一格，風骨内斂，自然高雅。筆法中鋒與側鋒兼用，方圓兼施，以求剛柔相濟，生動飄逸之風格，堪稱北魏書法之精品。
《爨寶子碑》
南朝沿襲晉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極少，而雲南“二爨” ( 《爨寶子碑》，《爨龍顔碑》)可謂燦若星辰，光耀夜空。與《爨龍顔碑》相較，此碑字數較少，石碑較小（高1.83米，寬0.86米），故後人稱《爨寶子碑》為“小爨”。《爨寶子碑》是雲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熏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爨寶子碑》，字多别體。後人多有考釋。書體是帶有明顯隸意的楷書體。碑中一部分橫畫仍保留了隸書的波挑，但結體卻方整而近于楷書。用筆以方筆為主，端重古樸，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卻飛動之勢常現,古氣盎然。李根源說該碑“下毛鋼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康有為稱其書法“樸厚古茂，奇姿百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此碑為“端樸若古佛之容”是很恰當的。
《瘗鶴銘》局部
《瘗鶴銘》，大字摩崖，南梁天監十三年刻,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這裡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内容雖不足道，而其書法藝術誠然可貴。此銘究竟是何人所書？曆來就有争議。宋人黃長睿考證它為梁代陶宏景所書。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态飛動，讀之令人回味無窮。用筆撐挺勁健，圓筆藏鋒，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結體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态大方，飄然欲仙，字如其名，表裡一緻，堪稱書法傑作。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瘗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是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别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名震海内外，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書，而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大般涅槃經》
自從一九OO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數萬卷古代文書公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儲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儲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迹。敦煌書法的出土對研究大陸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貢獻。敦煌書法範圍較廣，一般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為主，另外還包括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代漢簡書法、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碑文書法等。敦煌遺書寫卷，絕大部分用筆抄寫，為古代民間書法大成。卷子的抄寫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他們常年抄寫，熟能生巧，久書成藝。有的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娴熟娟秀，溫文爾雅。書體行、草、隸、篆皆備，豐富多彩，表現自然質樸，機動靈活。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贊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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