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武次位面》作者：羅夏
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年絕對是熱門候選。
1949年春，“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中國共産黨應邀派出代表團出席大會。按照大會規定，開幕式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要奏唱本國國歌。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自然更不可能有國歌。
但是中國代表團出場時，不可能直接在開幕式上開天窗什麼都不奏唱。代表團經過緊急讨論，決定用《義勇軍進行曲》來暫時代替，不過裡面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引起了争議，“現在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将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
最後，郭沫若臨時把這句歌詞改成了“中華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
▲1952年12月，郭沫若（第一排左二）在維也納參加世界和平大會
一個新誕生的國家沒有國歌是不行的。1949年9月25日的座談會上，各方都同意使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但是老問題又來了：歌詞到底要不要改？
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李立三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不妥，我們用了14年時間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時間打敗了“蔣匪軍”，當時的新中國欣欣向榮，怎麼會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判斷？而另一部分人認為，作為曆史的産物，應該保持歌曲的完整性。
面對僵持不下的争論，周恩來最終表示：“我們前面還有着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将越加嫉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我看還不如留下這句話，經常保持警惕的好！”
毛澤東也同意這個做法：“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可是，我們還要居安思危。這首歌曲中的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遠，我表示贊成。”
事實證明了中國上司人的高瞻遠矚。1950年6月，北韓戰争爆發，此後美國轟炸機不斷侵入中國領空，轟炸邊境城鎮，剛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國，面臨嚴重的威脅。
說實話，中國剛剛經曆了漫長的抗日戰争以及解放戰争，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很難說清楚此時的處境跟之前相比，究竟哪一個更危險。就像毛主席說的：“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
但是這場戰争又不能不打，就像毛主席說的：“我們對北韓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北韓一把刀插在大陸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大陸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大陸的腳上。”
戰鬥意志的高漲不能否定巨大到幾乎令人絕望的差距，這場戰争的危險在于，新生的中國遇到了最強大的敵人——二戰後如日中天的美國。
這種差距最直接的展現，是原子彈。1945年8月，美國分别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顆原子彈，人類第一次在現實中見識到了核武器摧枯拉朽的毀滅力量。
當時毛主席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着你打，最後打敗你。”這個方針雖然非常正确，但也說明我們跟美國的差距确實巨大，如果條件允許，誰會想用手榴彈去對付原子彈？
問題是，誰能保證在北韓戰争期間，美國人不會使用原子彈攻擊中國人民志願軍甚至中國本土？
這不是杞人憂天，實際上，美國幾乎在戰争一開始，就打着用原子彈迅速結束戰争的主意。
1950年7月，麥克阿瑟主張使用原子彈摧毀連接配接北韓半島同東北和海參崴之間的橋梁和隧道，隻不過這個方法在美國決策者内部并沒有獲得一緻的支援，畢竟剛剛打完反法西斯戰争，美國還顧及自己的國際聲譽，當時的戰況看起來也沒有必要搞這麼大動靜，使用原子彈“從軍事角度看是沒有依據的，而從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問的。”盡管如此，10架攜帶核彈頭的B-29轟炸機在1950年7月底曾進駐關島基地。
▲B-29轟炸機
美國并沒有停止研究怎麼對中國使用原子彈。1950年11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尼采（Paul Nitze）同國防部負責原子能事務助理部長洛伯（Herbert B.Loper）準将商量怎麼用原子彈轟炸中國。
從戰略上來說，摧毀東北工業城市沈陽、鞍山、哈爾濱、撫順、旅大等，将殺傷大批平民，容易引起蘇聯的幹預和亞洲各國的反對；而從戰術上轟炸中國部隊，很難确定目标，而且一不小心就把對面的美軍也給炸了……美國決定繼續觀察戰況再決定，但美國國務院建議，在正常武器無法取勝或雖能取勝但美軍傷亡過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對中國使用原子彈。
▲1950年美軍進犯中國邊境統計，來源：《人民日報》1951年11月12日《我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嚴斥麥克阿瑟及奧斯汀無恥讕言》
可以說，中國會不會遭到原子彈大規模轟炸，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國怎麼想。
但是1950年末，随着美軍在戰場上的一系列失利，使用原子彈不再隻是一種可能的選擇，而是迫切的需求，美國内部越來越多人支援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麥克阿瑟主張把戰争擴大到中國本土，聲稱要把35-50枚原子彈投到中國東北的重工業基地和軍事基地；在打擊中國的進攻以後，沿鴨綠江鋪設一條放射地帶，以防中國再度發動進攻。
1951年4月6日，杜魯門準許向空軍移交9枚核彈頭，并同意向沖繩基地進駐攜帶核武器的B-29轟炸機。1951年9月和10月，美國在北韓進行了模拟核打擊訓練。
到了1952年，美軍不斷進行戰術核打擊的模拟演習。在1952年初舉行的為期17天的演習中，有11500名陸軍和750名空軍人員參加。5月舉行的同類演習中，有1萬名士兵參加。這些士兵被部署在越來越靠近核爆炸中心點的區域内，以檢驗核攻擊的能力和效果，最近的一次離爆炸中心點僅有半英裡。
▲1950年，北韓戰争爆發前，麥克阿瑟與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威克島會晤
這簡直像是一個悖論，志願軍在戰場上戰鬥得越英勇，美國使用原子彈的沖動就越強烈。
而美國的第七艦隊也已經開到了台灣海峽，蔣介石似乎看到了“反攻大陸”的希望：“我相信在聯合國的海空軍配合行動之下，台灣陸軍的反攻大陸，可得到大陸上150萬遊擊隊的響應……然後南韓的局勢便将根本改觀”。
此時大陸内部還有大量國民黨殘餘力量、地方武裝和土匪在到處暴動和破壞。僅僅是1950年前10個月，國内就發生了816起試圖推翻新政權的暴動。
當時大家滿懷希望讨論國歌時，恐怕很少有人能夠想到，幾十年前千辛萬苦取得的革命成果，在不到一年時間内就面臨從内到外各方面的嚴重威脅，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種絕望從懸在頭頂的原子彈一直延伸到戰鬥的每一次短兵相接，并在水門橋戰鬥中展現得淋漓盡緻。
1950年11月30日，在經過長津湖慘烈的戰鬥之後，美國陸戰一師終于發現，再不撤退自己就永遠不用擔心撤退問題了，盡管師長奧利弗·史密斯還在嘴硬：“見鬼！我們不是在撤退！我們是在換個方向進攻！”
白天靠着飛機坦克的掩護，美軍拼命向南突圍，晚上志願軍就趁着夜色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陣地再搶回來，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美軍一天隻撤退了500米。
關鍵點是位于古土裡以南5.6公裡的水門橋。橋的跨度雖然隻有8.8米，但下面是斷崖，水門橋是唯一一座可以通行車輛和人員的橋梁，也是美軍逃出長津湖地區，向南撤到真興裡的必經橋梁。
這裡就是雙方必争的死生之地，而在《長津湖之水門橋》裡，炸橋的任務交給了七連。
在沒有增援的情況下，這是一個近乎自殺的任務。在原著《冬與獅》裡這樣描述：“大部分時候，美軍的一觸即潰是假象，實則是為了拉開距離，以便展開他們壓倒性的優勢火力。而志願軍的應對就是緊貼，我沒有優勢火力，但我絕不給你發揮優勢的距離。”
這簡直是往敵人的槍口上沖，“七連地貼上去真是不打折扣，沖在最前的戰士拼着以身飼彈也要制造一兩秒的遲滞，然後就是接踵而至的手榴彈之雨，再随後就是迎着爆塵和彈片的步兵沖擊。”
當然，這不是莽撞的犧牲。在影片中，觀衆可以看到戰士們清晰的進攻政策和嚴密的方針：有人吸引注意力、有人對付火力點、有人負責最危險的炸橋。
為了展現這場戰鬥的殘酷，劇組經曆了長達四個月的雪景拍攝，導演與演員在零下20多度的嚴寒天氣中不分晝夜辛苦拍攝，甚至一度凍到在雪地上睡着，“無論是劇情展現還是從拍攝難度，包括後期制作，《長津湖之水門橋》比起前作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如果把兩部電影長達5個多小時的故事連起來，經過《長津湖》的鋪墊，水門橋是整個故事的高潮。為了能夠對得起整個故事最重要的部分，《長津湖之水門橋》在前作的基礎上，對電影場面進行了全面更新，“幾乎每一個鏡頭都要做特效，都要現代電影工業的技術支撐”，一切都是為了還原最真實殘酷的戰場。
用徐克導演的話說，相比前作，《長津湖之水門橋》“更寒冷，更熱血，更殘酷，更火爆”！
但曆史往往更殘酷。
戰争已經打到了這個地步，慘烈的犧牲和裝備的天差地别早就不會讓人感到絕望，“最讓他們絕望的是斷橋：就這麼會工夫已經從四五米被鋪得就剩下三四米，這還是工程車把大把工夫用來打固定基座，有了基座，下回他們會快得多。”
戰士們眼睜睜看着美軍用一些他們沒見過的先進機械，迅速修好了自己拼命炸掉的橋梁。
美國在這裡不經意露出了自己更可怕的一面。1950年，美國的鋼鐵産量是8772萬噸，而中國的鋼鐵産量隻有60萬噸；美國的工農業總産量2800億美元，中國隻有100億美元。這是從工業規模到科技發展全方面的碾壓。
如果說工程機械超出了戰士們的認知，那麼空投橋梁預制件已經突破了他們的想象。曆史上，在戰士們第三次炸毀橋梁之後，60師一名副師長親自到懸崖邊視察了一番，從中國人的觀察角度，以中國人對科技與工業的了解，得出的結論是：沒有半年的時間，美軍休想在此處重新架設橋梁。
結果，美軍空投下了8套M-2型鋼梁，其中一套落入了志願軍陣地，一套落地後嚴重變形，其他6套，都被美軍成功接收。第二天，一座全鋼結構、可以通過包括坦克在内全部重型機械車輛的橋梁，出現在了被志願軍炸斷的橋基之上。
▲陸戰一師車輛經過水門橋
中國人民志願軍20軍的軍長張翼翔曾說過：“在水門橋，哪怕隻要給我一門重炮，就一門，陸戰一師一個也跑不了！”
但是，偏偏就是一門重炮都沒有。這種情況難受不難受？說不難受肯定是假的；憋屈不憋屈？簡直太憋屈了。
影片裡，戰士們看到被炸毀的美軍直升機時，不無羨慕地說，這是美國的新玩意，可以直上直下，什麼時候我們自己能有？說完這句話，他們又向下一個戰場奔赴。
就是在這樣幾乎全面落後的情況下，志願軍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終勝利，也保護了新生的共和國和民族的希望。
他們也許不知道美國究竟還有多少先進的裝備和機器，但他們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麼做。
但志願軍戰士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卻不是美國式的超級英雄，他們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每個人的父親、孩子、哥哥和弟弟，是最可愛的人，是以觀衆才會被《長津湖》裡千裡和萬裡的兄弟情和戰友情感動，經過上一部的鋪墊，這種感情共鳴在《長津湖之水門橋》裡更加令觀衆動容。
在影片裡，哥哥看到弟弟的成長，在水門橋下對他說，“接下來你想怎麼飛、怎麼跑，你自己定”——殘酷的戰鬥讓弟弟迅速成長為一名戰士，自己不能永遠把他護在下面。
但是哥哥畢竟不放心，于是他握着弟弟的手又說了一句，“手腳麻利點，手榴彈扔得越遠越好。”
沒有人想讓自己的弟弟上戰場，但這些戰士們也清楚，自己和兄弟、戰友在戰場上的犧牲，正是為了保護身後的祖國和千千萬萬的兄弟姐妹。
中國究竟哪一年最危險？有人說是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有人說是1941年日本瘋狂掃蕩而蘇聯陷入苦戰的時候；有人說就是1950年北韓戰争爆發，中國面臨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對手；甚至還有人說是90年代到21世紀初，從銀河号事件、轟炸南聯盟到南海撞機，中美不斷發生沖突的時候。
這些說法，每一個都很有道理，每一次的處境也都很絕望，每一次都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總能一次又一次從絕望中挺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