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音樂家和電影制片人阿曼達·克雷默（Amanda Kramer）被選為2022年鹿特丹電影節（IFFR）的聚焦電影人，她的最新作品《求求你寶貝》(Please Baby Please，2022年) 和《給我憐憫》(Give Me Pity，2022年) 與之前的電影《巴黎之窗》(Paris Window，2018年)、《女子求生園》（Ladyworld，2018年）和四個短片一起在電影節期間線上放映。在《求求你寶貝》中，安德裡亞·裡瑟伯勒（Andrea Riseborough）和哈裡·梅林（Harry Meilling）扮演一對50年代的新婚夫婦，在他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前遇到一群暴力的機車黑幫，轉變了他們對于性别角色和性覺醒的思考。《給我憐憫》由索菲·馮·哈塞爾伯格（Sophie von Haselberg）扮演電視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她的獨角戲以對話、喜劇、歌唱和舞蹈等多種形式演出，頌揚70年代和80年代達到頂峰的“女伶文化”(diva culture)，也探讨女人的身份和自我形象，以及表演者在舞台上演繹出的另一個自我。
阿曼達·克雷默的電影具有強烈的複古感、無可取代的戲劇性、音樂性和肢體豐富性，源于電影作者對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和藝術形式的深刻反思，具有鮮明的個人旗幟、挑釁性、蔑視性、實驗性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膽。
陳韻華（以下簡稱“CYH”）：你的電影中有一種強烈而原始的力量，通過挑釁和實驗重建電影美學，這使你的電影在當今電影圈裡獨樹一幟。你能否談談你對電影美學的想法源自哪裡呢？
Amanda Kramer（以下簡稱“AK”）：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拼貼藝術家，是以我的答案是：無處不在。美術、視訊藝術、音樂、電影、文學、舞蹈、談話、時尚、戲劇、夢想、幻想、曆史、室内設計、建築，所有這些觀察者和思考者可以取得的一切。電影需要一個内爆的架構，這個媒介正在乞求能有更多的規則破壞者、激進者、實驗者和媒介跳躍者。我的電影美學主要來自其他藝術形式，那些并非圍繞典型思維的電影文法和語言、非傳統情節設計、非線性叙事的藝術形式。我首先是一個作家，是以我對我的文本深信不疑，但最終我其實是個圖像至上主義者。德裡達說，圖像總是擁有最後的話語權。我不與德裡達争論。
CYH：從形式上看，《拜托了寶貝》和《給我憐憫》強烈反對經典的電影制作慣例，例如定場鏡頭、光澤度、色彩校正，以及虛假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在題材方面，《拜托了寶貝》、《給我憐憫》，以及你以前的電影，都關注于把被各種條條框框限制住的性别身份和女性身份釋放開來。你如何看待你的電影制作中電影形式和内容之間的融合？
AK：表演是我所有作品的一個中心主題，也是我電影創作的一個中心主題。也許我的電影是在表演 “電影 “的角色，也許它們更真實的身份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人們是否害怕色調混亂、模棱兩可、神秘莫測，或者這是我們行業裡的誤解和誤讀？人們是否真的渴望這些邊緣空間呢？當藝術因為它是 “高傲的”、”晦澀的 “和 “自命不凡的”，而被貼上 “壞 “的标簽，我們便失去了一條思路。藝術是人性、是意識，是關鍵而且必要的。電影中的藝術可以是愉快的、娛樂性的，如果允許更多的藝術家在好萊塢可以發出不間斷的聲音，就可以成為市場的現實。我不認為我的電影适合于某一個類型或某一個确切的盒子，我也不以單一的基調或指令來拍攝我的電影。我的目标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讓人驚喜。
CYH：你在talkhouse.com網站上寫了關于“現代醜陋”（modern ugliness）的文章，這很自然引起了很多共鳴。這是一種新興電影的宣言嗎？
AK：我從不自以為是地寫宣言，但我确實對電影制作目前瘋狂地将自己引向華而不實、技術官僚、把預算水準誤認為風格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很強烈的感受。當聽到電影制作人繼續談論他們對卡薩維茨和法斯賓德的熱愛，但又堅持認為他們不能以低于五百萬美元的價格完成一部電影，我覺得很尴尬。錢是制作的必要條件——我不是小孩子，我了解資本主義——但整個産業已經失控了。現在，那些不是以Netflix原創電影或企業廣告中的那種時尚、商業、最新風格拍攝的電影，都會被嗤之以鼻，被視為低預算或 “獨立電影”，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笑話。讓我感到震驚的是，多數人看不到這些作品中的陳詞濫調。我喜歡多莉·帕頓（Dolly Parton）的一句話：”看起來這麼廉價是要花很多錢的”。她可能也是在讨論好萊塢的陳詞濫調。
CYH：這些問題在整個食物鍊中根深蒂固，從電影學校到制作、發行和消費。你對此有什麼想法？
AK：我的想法是：去他媽的。這些是值得破除的神話。我們仍然在崇拜那些制作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Pi）、《橡皮頭》（Eraserhead）、《追随》（Following）和《殺手悲歌》（El Mariachi）的電影人，這些男性為我們共同認為是藝術上成功或經濟上成功的電影獲得了像是搶銀行一般的預算。但事實是，改變不能從藝術家本身開始——因為專注的藝術家不論任何限制下都會做出作品——改變必須從電影節和強大的演員開始。電影節的選片人需要更具遠見（是的，我知道他們都已經聲稱這樣做了），而不是把焦點放在 “明星 “或預算等級上。幾乎每個電影節都有任務聲明，其中包括 “打破邊界 “或 “突破極限 “這樣的短語，他們應該為這樣的說法負責并且真的這麼做。他們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媒體和行業裡有限的藝術管道。接下來，那些隻需要說一聲 “是 “就可以為電影制作大開綠燈的一線明星，需要拓展他們的審美。是時候承認，與其說他們冒險拍攝一部不知名但生動鮮活的自創電影可能造成太大的損失，不如說他們領頭拍攝毫無頭緒的好萊塢失敗之作必須承擔更大的損失。艾瑪·斯通（Emma Stone）正在與莎拉·溫莎（Sarah Winshall）合作，為簡·肖恩布倫（Jane Schoenbrun）制作下一部電影，肖恩布倫是個前衛、有思想的電影人，他的處女作《我們都要去參加世界博覽會》（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2021年）超越了怪異的境界，進入了深刻的人性。艾瑪-斯通的這一舉措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尊敬，非常酷，而且會帶來改變。
CYH：電影是否是藝術，以及電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藝術，一直是一個持續的讨論和辯論主題；《電影手冊》和法國新浪潮時代深刻辯論過，也是現今被大量視聽内容淹沒的時代裡讨論的話題，我覺得你在這方面采取了一個非常明确的立場。你如何看待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整合不同的藝術形式進行藝術表達？
AK：雇用藝術家為你的電影制作打光；雇用藝術家來構思和設計布景、準備服裝；雇用藝術家來拍攝你的鏡頭；雇用藝術家為你的電影配樂、設計音效和混音；雇用藝術家進行剪輯，因為他們是共同的編劇，是以必須是有遠見的人；雇用你認為可以提升作品高度的演員，不是因為他們有名，而是因為他們散發光芒、扣人心弦、充滿魅力，因為他們是為作品帶來生命的标志。如果你的項目中充滿了能夠帶來體制外影響力的合作者、不同的藝術靈感和獨特的想法，你的作品将會加倍地好，你自己的個人藝術表達将會被放大，你的電影不會與其他電影相似，而是深具獨特性和挑釁性的。
CYH：我特别想知道你如何看待電影與戲劇的交叉，以及戲劇性如何成為電影的一部分。
AK：有這樣一個笑話，嚴肅的演員在成名後會回到劇院做“真正的工作”，對嗎？這是個富有含義的概念——電影絕對可以避免廢話連篇，戲劇也可以是混亂的、無關緊要的——但我們在這裡得到了核心的意義。戲劇是沒有花招的，戲劇沒有剪輯，沒有通過後期處理，沒有潤色，沒有提示卡，沒有投射情感的樂譜，在你和觀衆之間沒有障礙。戲劇是有生命的，它有呼吸，它也會死亡——它不像電影那般不朽。戲劇表演裡沒有特寫鏡頭，也無法竊竊私語；它是豐滿的，是以具有 “戲劇性”。戲劇是假的，因為它像一幅畫一樣是平面的。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戲劇），還有一種比真實更真實的身臨其境的感覺（電影）。我兩者都想要，我全部都想要，所有創造超感官作品的潛力，包括鏡頭、音樂、效果和特定的攝影機運動，而且我還想要假象、表演性的演技、排練，任何可以保留的呼吸/生命。我不認為這有任何矯情之處。電影是一個巨大的媒介，應該有空間給我們這些想用兩個跳繩玩雙截棍的人。
CYH：是什麼促使你在帶領洛杉矶自己的地下舞蹈品牌多年之後，轉向電影制作？
AK：我想，圖像制作比聲音制作對我更具吸引力。另外，我想離開舞台，停止巡回演出，不再假裝我有任何類似于歌聲的東西。把其他音樂家的作品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我的電影制作有深刻的啟發，但我最适合的是寫作和提供想法。而且我知道，如果某種媒介可以挑戰或打擊，推動和定義我自己，那将是編劇和導演的工作，而不是音樂。
CYH：你的電影制作是大膽而且必須承擔一定風險的，但你還是得以持續制作電影，并在這種昂貴的藝術形式中保持生産力。你是怎麼辦到的？
AK：能辦到，也不能辦到。我不喜歡剝奪藝術和合作夥伴的權利，但多年來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我需要很多人的幫助，像是不計酬的工作、低薪的工作、追加的時間，有些不至于無禮，有些則是無禮的。每部電影都是一個奇迹，也是一種掙紮。我不是一個騙子，但我是一個拉客的人，而這種拉客是我的電影獲得資金和完成的方式。
CYH：你的舞蹈經驗可以從你的電影裡主要演員的肢體表演性中強烈感受到。你如何看待你的電影是一種“奇觀”（spectacle），而這種“奇觀“是對好萊塢“奇觀”的反叛？
AK：舞蹈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舞蹈和電影，或者歌曲和電影之間的差別更少，因為我不喜歡 “音樂劇 “的包袱。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中加入奇觀元素，因為我處理的是幻想和夢境/惡夢的現實，并沒有欲望去描繪現實世界。我對奇觀的迷戀讓我發現，我想做的，不僅僅想通過單純的對話來讓人物展露自己，而是透過能劇、吉蔔力、啞劇、現代舞、經典編舞、對嘴唱、卡拉OK。好萊塢一直在玩這些形式，但好萊塢需要标簽、流派和類别來定義，而我不需要。
CYH：在《拜托了寶貝》和《給我憐憫》中，你與安德裡亞·裡斯伯勒、索菲·馮·哈塞爾伯格和黛米·摩爾（Demi Moore）等讓人着迷的女性合作，并帶出了她們的獨特一面。你與她們的合作是怎麼樣的？
AK：我不是出于沮喪或懶惰，我是出于真實的粉絲心理和崇拜而選角的，也是出于好奇和尊重。我想執導這些女性，你可以在我的電影中看到為什麼。她們時髦優雅而且充滿驚喜，迷人而且讓人無法抗拒，俏皮而且具有諷刺意味。她們都敬業而執着，她們也都很善良。這三個人在片場都很出色，在我的鏡頭裡也都具有殺傷力，和她們合作是最讓人快樂的事，我在她們帶來的象征中看到的，也許是許多其他人沒有看到的東西，也許甚至于她們自己也沒有看到，而我隻是想突出和展示他們體内的新能量。
電影學者，影評人以及作者，以及播客節目Reel Chats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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