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勝同濟人文學院
這個時代最大的差別,可能是你不僅需要付出更多,還需要得到更多。特别是後一個功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當你想在網上找到一幅梵高的畫作欣賞時,推薦給你的很可能是400多張大型高清圖檔,這幾乎是他的全套;當然,反過來,你正在"生産"更多,現在你每月拍攝的照片比你父母一生中拍攝的照片還要多。此外,你吃得更多,看得更多,聽得更多,走路更多,是以你有時可能會對這個世界感到厭倦,這個世界很快就會沒有你沒有去過的地方。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謎。
Podlia曾經将我們生活的社會定義為"富裕社會",其最大特征是"事物"的積累。這個"東西"就像熱帶植物一樣郁郁蔥蔥,它們互相纏繞,就像熱帶雨林一般令人窒息一樣。同時,這些"東西"也有一種粘稠的吸引力,似乎隻要看一眼就會讓你魂無措,難以自拔。而超市就是這樣一座"物"廟,那一堆堆貨架和琳琅滿目的商品是"富社會"的實物和象征。
當然,這是由于無所不在的資本的神奇力量,在資本不知疲倦的自我擴散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曆史"時刻"的"超級生産社會"。如果說熱帶植物般的"富饒社會"讓人感到肥胖和郁郁蔥蔥,那麼,"超生産力社會"就像上海漫長的黃梅日,雨滴從早到晚總是從陰沉的天空中無休止地灑落下來,日複一日,雖然雨滴早已超越了人們的需求和耐力極限,但仍然繼續無休止地落在人們的頭上和街道上, 人們有時憂郁而狂躁,但隻是"聽天"。而這個所謂的"超生産性社會",即社會生産的财富早已超越了社會的需要,但社會的再生産仍在不斷擴大,就像對藝術和藝術一樣,社會隻為生産而存在,在這個過程中,生産的目的早已喪失。這一方面使得無處不在的"物"的豐富,另一方面也使這個社會的一切事物"物化"或"物化"。與之相伴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為了保持"超級生産社會"的持久性和加速發展,不得不将自己作為超出其能力的生産個體進行"生産",每天疲憊不堪地從事無休止的生産過剩,這當然包括過度生産的需要。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天總是感到疲倦的原因?
是以,我的問題是,在這個超級生産社會中,"超級生産"的人的生存狀況如何?他們有什麼樣的情緒?他們,其實就是我們,最終的命運是什麼?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該何去何從?

一、超高産社會的到來:砍柴的囚徒
在這個超高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成為生産專家,一旦開始從事生産,就再也停不下來了。現在作家的作品,流向千百萬,而學者們付出的并不多,著作等體體也不是夢,商人的謀利也是以數十億美元為機關,而普通人也讨厭"一種多能",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生産能力。現在最常見的是兩個工作翻倍,線上線下齊頭并進,要"多線"運作,力求"生産過剩"。
1984年,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在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為畢業生發表了畢業演說,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俄羅斯北部的一所監獄裡,7點.m,獄警要求囚犯們和他們一起參加一場勞工競賽,以扯掉監獄機場的木頭山,以保護自己免受冬季大火的寒冷。顯然,這樣的"勞動競賽",隻是為囚犯強迫勞動提供了一個漂亮的幌子。但後來,一個年輕的囚犯突然問看守,如果他不參加"比賽"會發生什麼,看守的回答當然是冷淡和冷靜,他必須整天挨餓而沒有食物。于是,犯人沒有再說什麼,在看守的注視下,他拿起交給他的斧頭,把木頭砍了。然而,沒想到,犯人不僅沒有像看守那樣因為情緒激動和磨蹭蹭的外工而想到,反而像一個體面的認真砍柴,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午大家關門的時候,他還在揮舞着手中的斧頭。
囚犯和看守的動機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中午時分,他們都筋疲力盡,特别是那些長期營養不良的人。警衛宣布休息一下,人們坐下來吃晚飯:除了那個問這個問題的人。他繼續揮舞着斧頭。囚犯和看守把他當作一個笑話,大概是說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是精明的,而這個家夥......諸如此類。休息後,他們繼續工作,盡管速度有所放緩。到了下午四點鐘,警衛們已經停了下來,因為到了輪班的時候了。那家夥還揮舞着手中的斧頭。有幾次,他被要求在雙方都停下來,但他無視他們。看起來他好像有某種他不想打斷的節奏,還是控制了他?
(見《布羅茨基:不到一個》,黃燦然譯,浙江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336頁)
最後,當然,那個已經變成了砍柴"自動機器"的囚犯停了下來,他砍到了晚上七點多。但此時,他已經用斧頭工作了12個小時,他把自己變成"自動砍柴機"的瘋狂,讓看守和囚犯"迷茫恐懼",再也沒有與囚犯進行過這種所謂的勞動競賽。但是這個家夥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布羅茨基的解釋是,年輕的囚犯打算用他的行為來執行耶稣在馬太福音中的一條告誡:"有人打了你的右臉,甚至左臉都轉向他;布羅茨基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年輕的囚犯不僅打了他的左臉,還給了他外套,更令人驚訝的是,當警衛強迫他走一英裡時,他和警衛一起走了兩英裡,甚至在警衛停下來後,他繼續走了三英裡甚至四英裡。布羅茨基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人們"可以通過過度做它來使邪惡變得荒謬"。
更深刻的是,布羅茨基指出,"任何大規模生産"都是一樣的。現在,我想把這個看似荒謬的故事延伸到我們這個超級有生産力的社會:我會說,砍柴的囚犯是我們現在每個人的象征。因為一旦我們拿起一把"斧頭",仿佛在一個看不見的"守衛"的挑戰下,突然變成了那個砍柴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不得不"矯枉過正"的"俘虜",而無形的守衛就是"資本"。我們總是在别人打自己的右臉,急着轉身左臉也被他打中,當有人強迫我們走一英裡時,迫不及待地繼續走兩英裡甚至三英裡。簡而言之,我們總是比老闆工作更長的時間,我們加班的時間也越來越多。
是以,我認為這種"砍柴的囚犯"的形象也可以作為我們超高生産力社會的圖騰。有趣的是,犯人揮舞斧頭砍柴的形象與中國神話中吳剛的形象非常相似,他也是一個"犯人",在月亮上受到上帝不停地揮舞斧頭砍掉月桂樹的懲罰,但這隻月桂樹是一棵不死樹,用砍。你永遠不知道吳剛是在用斧頭砍月桂樹,還是在揮舞着手中的斧頭砍掉那棵永遠不會被砍倒的月桂樹。
而這個超級高産的社會,一方面使人變得非常富有,甚至像泉水一樣湧出,另一方面,也使一切事物"物化"或"物化"。其中,首先是人類的"物化",即去主觀化,人逐漸成為和"物",自我意識的喪失,進入事物的自我再現和超量生産的鍊條中的一個環節,就像砍柴的囚徒一樣,從"人"到"人-物"。而不知疲倦的資本是以犧牲人類的疲憊為代價的,人隻會變成"人與物",為了暫時忘記自己的疲勞,像"自動機器"讓自己麻木,像吳剛揮舞着自己的隐形斧頭,去砍那永不砍的"月桂樹"就不能被砍壞或砍傷。
第二,超高生産力社會的情緒:抑郁和躁狂
在過度挑釁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超載"才能運作。一旦負荷重重,就會出現各種"失敗",有的人直接"倒下",到内心的精神籠子裡,把自己封閉在社會機器的正常節奏中,但更多的人處于超負荷狀态的"病态"操作,繼續嗅着"機器"的舞蹈,難以堅持。在這種狀态下,你可以看到,人體内有兩種較為集中的現象和情緒間質性癫痫發作,前者大多是延遲和抑郁,後者多是追趕和躁狂。
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爾特穆特·羅莎(Haltmut Rosa)的說法,現代社會中抑郁症的高發病率實際上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減速"現象,人們無法跟上社會的速度。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目的不是讓自己成為哈姆雷特,思考生活中的終極問題,而是讓自己"慢下來"以獲得喘息的機會。這往往在時間上表現為"遲到",比如試圖拖延工作完成,以避免新任務的到來,還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即許多人通過頻繁更換工作和目标來逃避現有任務的完成,因為這使他們永遠不必做必須完成的任務, 但這也是一種憂郁的表現。而追趕的目的是讓自己"加速",在時間上表現為"前進",盡量讓自己"走在時間前面",努力"數"讓自己"領先",為了減少正常不能繞過操作程式完成自己必須完成的工作,而這種狂躁的情緒總是給人一種過于積極的感覺, 進行性,但實際上,抑郁症與病理表現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道家和儒家對社會發展的節奏是一種壓倒性的思想表現,道家主張"減速",儒家主張"加速",前者的"獨一無二"是消極的避世抑郁,後者的"兩個世界"是所謂的積極加入WTO狂熱,但本質上兩者都是情感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騙的幻覺。然而,事實上,在一個超級生産性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同時患有抑郁症和躁狂症,在自我減速和加速方面努力跟上社會的節奏。
這就像我們到達火車站趕上高速列車,每次都不會太早或太晚,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準時到達火車站。是以,我們必須永遠處于抑郁和躁狂之中。也像我們打車一樣,事情越多,越焦慮,我們越想趕上時間,就越容易在路上遇到紅燈,這也讓我們更加狂躁和憂郁,在悲傷和喜悅的混合中無法自拔。這也是我們生命的本質,因為我們總是在覺得自己要麼出生得太早,要麼出生得太晚的時候出生。但在過度刺激的時代,情緒變得更加強烈。
叔本華曾經說過,人生就像一個鐘擺,不得不在"痛苦"和"空虛無聊"之間來回擺動。是以人們既需要面包,也需要馬戲團。為了生存,為了生存,為了"面包",我們必須忍受勞動的"痛苦",但由于恐懼之後的渴望,在滿足了"無聊"之後的生存欲望,我們絕不能"娛樂",這需要"馬戲團"。更重要的是,叔本華尖銳地指出,正是因為"空虛的無聊",人們才如此喜歡"社交",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今天如此熱衷于"社交",以及為什麼我們有如此多的社交媒體:
但空虛的無聊并不是一場可以鄙視的災難,最終它将在人們面前描繪出真正的絕望。它使那些彼此不相愛的生物變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它成為社交的源泉。(叔本華:《作為意志和外表的世界》,石崇白譯,商業出版社,1982年,第429頁)
現在我們突然進入了超生産社會,絕大多數人,除了不斷經曆謀生的"痛苦",在健忘工作或過度生産的同時,因為忙于各種"社交",卻失去了"無聊"時間的感覺,而"無聊"的時刻正是我們才能體驗到自己生存的本質的時候。但是,社交媒體的出現,以看似不可或缺的人際關系生産的形式出現,巧妙地讓我們逃脫了這種"危險"的自我覺醒時刻,這種時刻直面我們自己存在的本質。在這些社交媒體的出現和繁榮背後,是資本的"無目的性"在自己運作,或者用黑格爾的話說,是超級生産社會或資本的"狡猾"。
三、超高産社會的未來:"多次"的"新租戶"
用更通俗的話來說,超高産社會是一個追求"多"的時代,或者說超高産社會的出現标志着"多元時代"的到來。而超高生産力社會的本質是"多"。"許多"是一個神奇的詞,也許在甲骨文中"日落"是"肉"的原始含義,由兩塊"肉"組成的"夜"意味着豐富和豐富,是以,在我們的語言中,與"許多"相關的單詞都是許多含義單詞,例如許多好,許多孩子,豐富多彩,人,等等,而我們對于"許多"崇拜, 但也充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GDP資料,到奧運會開幕式上的表演者數量,再到"名人"、朋友、粉絲的數量,朋友圈的贊美多少,到大家住的住宅區越多越好,可以說對"衆多"的追求是無止境的。是以,現在"更多"已經成為我們超高産的宗教社會,也是每個人的聖經,似乎一切都"更美好"。
但它們真的都"更好"嗎?其實,在這個超級生産的時代,我們不僅生産太多,消費太多,吃得太多,看得太多,得到太多,甚至學得太多。很多人認為,随着微信時代的到來,人們不再閱讀,也就是不再學習,但實際上,每個人不僅恢複了閱讀熱情,還習慣了閱讀。這是一次讀太多次,大家讀的東西都是過去的很多次,早已筋疲力盡,但各種聳人聽聞的社交新聞和各種奇怪的知識,依然像是無窮無盡的上海梅雨在大家的朋友圈裡被淹沒。
法國劇作家烏内斯庫(1912-1994)的"新房客"(Le Nouveau Locataire,1955)似乎給了我們一些謹慎和靈感。在劇中,主人公,一個新房客,搬進一個沒有任何家具的房間,并要求兩個搬運工提供他們預訂的家具來裝飾房間。令人驚訝的是,當行李員把他訂購的所有家具一個接一個地帶進來時,每個人突然意識到,他似乎準備好把世界上所有的家具都搬進他的房間。因為那些長凳、花瓶、各種圓桌、椅子、屏風、落地燈、書籍、油畫、櫥櫃、沙發、櫥櫃等,不僅迅速填滿了整個房間,還堆積在門外的樓梯上,院子裡,城市的道路和地鐵,甚至堵住了塞納河。最後,可以想象,整個國家都擠滿了各種各樣的家具。這當然有點誇張,但是這個看似荒謬的戲劇中描繪的場景,是我們這個超級生産社會每天都在經曆的情節,也是我們超級生産社會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生産和需要的東西遠遠超出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但我們必須繼續需要它。而我們每個人在當下的超生産社會,其實都像這個新房客一樣勤奮,我們不斷出貨各種家具,最後把自己淹沒在無數的家具裡,直到窒息止不前。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不再被匮乏所摧毀,而是被太多的"物"生産和積累所摧毀,而且被我們太多的"東西"所摧毀,這些"物"比我們所需要的還要多,這需要被接受,我們必須得到。這可能是Unescu相對于過去"老租戶"的"新租戶"的一個特征。
這可能預示着我們這個超級生産性社會的可怕未來,并提醒我們每個人可怕的未來。因為在這個由資本和資本控制驅動的奇怪的自我驅動的權力時代,每個人都必須生産超出自己的能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變成一台超越自己生産能力的"自動機器",即變成"人-物";可以達到的極限,最終每個人的結局都可能被無窮無盡的"家具"所窒息。也許有可能打破這種令人絕望和令人瞠目結舌的超級制作畫面,這取決于從現在開始每個人是否能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隻要你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超級生産的社會,就可以盡量不被它挾持,盡可能地擺脫抑郁和躁狂,進而從"舒适"走向"自由"的希望和可能性。
2020年7月13日在五角大樓。
2020年7月28日改為五角大樓。
負責編輯:朱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