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安金槐先生

謹以此片紀念安金槐先生

安金槐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考古學家。先生長我16歲，是我的前輩師長，又是我學業上的朋友。

安先生于1950年進入河南省文管會，開始從事文物考古工作，1952年曾參加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全國考古人員訓練班”進行深造。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學習考古，上學期間，鄒衡先生在講授《商周考古》時，多次提到安金槐先生的名字，課上指定的參考書很多，其中安先生主筆的《鄭州二裡崗》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參考書之一。那時節，學生的生活很清苦，全靠每月12元5角的助學金維持生活，但我還是咬牙用節省下來的錢買了一本《鄭州二裡崗》。這本考古發掘報告，常讀常新，一碰到有關早商的問題，我就要拿來讀一讀，還畫了不少圖，做了許多卡片，到現在也不知道翻過多少遍了。1961年7月我畢業留在考古教研室當老師，當時的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先生找我談話，要我側重搞東周考古，而我的興趣卻一直在夏商。記得暑假回家，我還跑到老家村後窯場的取土坑去調查，揀到過不少文化層中出土的早商陶片和石器，正是受了《鄭州二裡崗》的影響。以後我帶學生到河南參觀實習路過鄭州，又多次親耳聆聽過安金槐先生給學生講課，他那铿锵有力又帶有濃重鄉音的話語至今猶在耳邊回響；看過他主持的鄭州商城發掘工地，他在探方裡跳上跳下、又用小手鏟刮來刮去分辨地層的身影，仿佛就在昨天。我的親身感受是：安金槐先生和我在北大的老師一樣，也是一位名副其實地引領我一步一步走進考古學科大門的老師。

我對安先生敬重有加，神交已久，但真正認識安先生卻是1961年我畢業開始工作以後。1961年我畢業時，我的同班好友鄭傑祥、楊育彬都分到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後來郝本性（研究所學生）畢業也到了那裡。第一次去拜訪安先生，已不記得是楊育彬還是鄭傑祥領我進的安先生的辦公室。剛開始，我很局促，可安先生一開口，他那和和氣氣的态度，一下子就打消了我心中的不安，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大概是因為我和安先生都在考古這個圈子裡，同對夏商考古有興趣，再加上同是河南老鄉，又有師生情誼，自此之後，我每次回家探親或者出差路過鄭州，隻要有機會都會去看望安先生。安先生的文章一出來，隻要是夏商考古這一段的，我沒有不拿來先睹為快的。每次見到先生，他總要對我鼓勵一番，介紹河南考古有什麼新的發現。我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意趣盎然不厭其煩地向我講解，同我讨論。特别是1996年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我和安先生都是專家組成員，安先生任“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組長，我負責各考古課題、專題之間的協調，見面的機會更多了，在一起開會研究問題的時間更多了，共同的愛好，共同的目标把我和安先生連得更緊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安先生又是真正可以開誠布公讨論問題的朋友。

我不敢說我比長期在安先生身邊工作的人更了解安先生，但在我和安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到安先生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長期堅持田野考古工作，真正展現了現代考古學實踐性的學科特色。除“文革”被下放勞動外，其餘的時間，安先生大多在野外調查發掘，要不就是整理材料寫報告，幾乎沒有幹過考古這一行以外的事。50年來，河南省的許多遺址，無論地處豫東、豫西，還是豫北、豫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許多重要考古發現，上至舊石器時代，下至宋元明，都有他的參與。1996年秋，我到鄭州和安先生、楊育彬等人商量“夏商周斷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鄭州商城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如何開展工作，當時安先生已75歲高齡，拼勁依然不減當年，為了從地層上驗證商城的始建年代，毅然提出由他領頭再把以前發掘過的東城牆下壓着的一個灰坑挖開，隻是後來因為别的緣故，沒有實作。1997年、1999年安先生抱病主持和參加了分别在鄭州、偃師等地召開的“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讨會”和“商前期年代學課題考古成果交流研讨會”。2000年初在住院治療期間，他還在病榻上審定修改傾注着他大半生精力的《鄭州商城發掘報告》。我曾經說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考古學是一門發現者的學科。隻要邁開雙腳，走到田野，肯于動手，就會有所發現，有所收獲。安先生的絕大部分論文都來自他親自參加和主持的考古調查發掘，安先生的學術成就是以他長年累積的田野工作基礎作為堅實支撐的。

第二，敢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真正展現了考古學科發展的創新精神。安先生一輩子在野外奔波，勤于動手，田野技術過硬，善于判斷發掘中出現的複雜現象，（這一點）可以說是大家共同的認識。但安先生在勤于動手的同時，又勤于動腦，善于動腦，恐怕就是不認識都很深刻了。實際上，我們回顧一下安先生的考古生涯就會發現，從鄭州二裡崗商代遺址上、下層的劃分，早于二裡崗下層存在一個鄭州南關外期，鄭州商代遺址發現的“釉陶”（原始瓷）是在當地燒造，鄭州商城為仲丁隞都，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為禹都陽城，到豫東龍山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等一系列論斷的提出，無一不是在考古發掘當中，在資料整理的同時勤于動腦而迸發出來的火花，無一不帶有創新的色彩。當然，我在這裡羅列安先生在夏商考古研究中提出的一個個論點，并不表示這些論斷都無懈可擊，我都贊成，而是想強調說明作為一個長年堅持野外工作的考古工作者，安先生能在實際工作中開動腦筋，打開思路，不斷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想方設法解決問題，是多麼得難能可貴。其實，對個人是如此，對一個學科也是如此。考古學要發展要前進，靠的就是活躍在田野考古戰線上像安先生這樣敢于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創新精神，如果沒有不斷湧現的新的考古發現，沒有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提出的新的觀點，那麼還發展什麼？真到那時，考古學恐怕就隻能原地踏步、止步不前甚至萎縮下去了。

第三，正确對待不同觀點，獎掖後進，真正展現了學者風範。安先生在自己的考古生涯中提出過許多不同觀點和新的見解。和安先生接觸你就會知道，他對自己的觀點是非常堅持的，這些觀點，有些通過讨論逐漸得到了學術界多數學者的贊同，有些則引起了不少人的質疑，其中包括他的朋友，同僚和學生，我自己也有和他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兩人私下交談還是會上讨論，安先生一般都能靜聽别人的闡述，看有沒有值得自己吸收和借鑒之處，而從不以觀點的異同來分親疏。大家知道，鄭州商城“隞都說”是安先生最重要的一個學術觀點，對這個學術觀點堅決支援者有之，表示反對和持有疑義者有之。在持有疑義的人中就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小字輩宋國定。宋國定是安先生任組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的成員，承擔着“鄭州小雙橋遺址文化分期和年代測定”專題。他根據對小雙橋遺址發掘資料和鄭州商城發掘資料的研究，認為小雙橋遺址總體上要略晚于鄭州商城，同意鄒衡先生鄭州商城“亳都說”和陳旭教授小雙橋遺址“隞都說”，而不支援安先生的鄭州商城“隞都說”觀點。按說作為課題組組長，又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安先生完全可以要求宋國定按照他的意見寫結題報告，這樣處理，别人不會說什麼，宋國定也不會說什麼。但安先生卻完全尊重宋國定的意見，絲毫沒有表現出什麼不快。相反，安先生倒是親口對我說，宋國定這小青年不錯，很能幹，很能思考問題。青年人在學術上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很高興的，決不主張他們盲目地跟别人跑，他提出的觀點我可能不同意，但隻要是有理有據能自圓其說，我都鼓勵。都讓他們同意我的觀點，提不出自己的看法，那學術還怎麼發展？從安先生對宋國定如何寫“鄭州小雙橋遺址文化分期和年代測定”專題結題報告的處理，特别是說的這番話，我們可以看出，安先生不僅能正确對待學術研究和學術讨論中的不同意見，而且對年青人總是提攜鼓勵，即使是和自己觀點相左的人。這充分表現出了安先生學養深厚、寬容大度的學者風範。

安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安先生的高尚品格和留下的豐富學術遺産，将永遠激勵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沿着他的足迹繼續前進。

（原文刊于《華夏考古》2021年第3期）